今年以來，韓國持續對中國大陸呈現貿易逆差，韓元也持續大幅貶值。過去在景氣好的時候，韓國企業擴張的企圖心強，加上有品牌、韓流的助陣，經濟表現特別好。反之，當經濟衰退時，韓國面臨的壓力也大。韓國今年以來為何對中國大陸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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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10-11工商時報】今年以來，韓國持續對中國大陸呈現貿易逆差，韓元也持續大幅貶值。過去在景氣好的時候，韓國企業擴張的企圖心強，加上有品牌、韓流的助陣，經濟表現特別好。反之，當經濟衰退時，韓國面臨的壓力也大。韓國今年以來為何對中國大陸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呢？

首先，韓國雖然和台灣接近，都有相當高比率的中間零組件、原材料出口到大陸，但韓國仍有不少終端的消費品牌，尤其在汽車、家電、手機、面板等領域上。過去一、二十年來，韓國的品牌在中國大陸無往不利，也創造了不少貿易順差。

但最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產品已非吳下阿蒙，產業競爭力開始跟上來，如家電有海爾、美的；手機有中興、華為、OPPO；汽車有東風、比亞迪等。以手機為例，三星在中國的市占率，由過去超過20％的市占率，降低到只剩下0.6％，當然對韓國的貿易順差有所衝擊。

其次，韓國半導體開始比較大的比率在中國大陸在地化生產，如設立DRAM、NAND FLASH廠，在地化也會影響韓國對中國出口的比重。再者，韓國IC主力產品以DRAM、NAND FLASH為主，但這些記憶體多數是用在消費性電子、手機、電腦面板之上。

而隨著疫情的逐步結束，各國開始解封，對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也開始下滑，影響韓國記憶體對中國出口的比重，這也是韓國對中國貿易呈現逆差的關鍵。

對台灣而言，台灣對大陸的貿易結構跟韓國相當接近，主要以中間原材料、零組件為主要的貿易模式。而隨著疫情逐步結束，遠距工作、學習、娛樂、醫療的需求也會逐步下滑，當然也會影響及於電腦、筆電、面板、雲端、資安產品的需求，進口衝擊到中游的零組件、模組，以及上游成熟製程的IC產品，這些影響和韓國的衝擊大同小異。

慶幸的是，台灣半導體除了封裝測試以外，基本上以「在台灣生產」為主，產業鏈完整，對大陸的出口仍可以保持一定的熱度。

同時，在電子領域上如人工智慧、AIoT、高效能運算、量子電腦上深耕已久，而且需求仍相當殷切，因此，擁有先進製程70％的台灣IC產業，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競爭力。

雖然台灣在IC產業的產品比較多樣化，不像韓國集中在DRAM、NAND FLASH衝擊比較大，但不可諱言的，隨著疫情趨緩的解封，半導體的景氣循環開始下滑，除了少數高階製程之外，產業難免受到衝擊，尤其是台灣近年來製造業出口IC占了50％以上，一旦整個產業景氣衰退，對台灣的出口、投資的衝擊將是不言可喻。政府必須提早因應。

就短期而言，半導體景氣的下滑勢將衝擊台灣的出口以及廠商未來後續的投資。因此，政府公營事業的投資必須加速進行填補半導體投資、出口可能下滑的缺口。同時，隨著疫情的解封，政府應有一些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來鼓勵民間消費，透過內需的升溫緩解經濟下滑的速度。

在中長期上，台灣產業集中在電子資訊業、IC產業的M型化情況必須要有大幅度的改善，才能降低景氣大幅波動的風險。而欲降低太過依賴半導體的風險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其一，加強半導體的縱深，延伸至上游的原材料和下游的設備發展。同時，加強對第三代、第四代半導體的投資，因為第三、第四代半導體有利於汽車電子、風力發電等低耗能、高功率的領域擴展。如此可以降低台灣IC產業集中於傳統邏輯產品代工的風險。當然，這些分散風險的投資，政府必須肩負一定比例的投資，例如透過大基金的設置，降低廠商早期研發的外部性風險，台灣將更有勝算。

其二，在加強半導體科技對其他領域的擴散，才能全面提升台灣整體產業的競爭力，例如半導體科技應用於農業的無人機施肥；應用於醫療的精準醫療、達文西手臂；以及應用於傳統產業的智慧製造，都可以有效地提升上述產業的競爭力，減少台灣產業M型化的困境。

因此，政府未來的租稅優惠、經濟部科技專案計畫，應該鼓勵半導體、電子資訊科技和傳統產業、服務業的鏈結，才能有效紓解台灣產業M型化的瓶頸，並避免類似韓國貿易順差下滑的困境。

半導體產業應前瞻部署【摘要2022-10-11經濟日報】受到疫情與戰爭影響，全球經濟兩、三年來詭譎多變，疫情之初正逢5G時代來臨，全球晶片需求大增使半導體市場呈現一片榮景，各界樂觀預期將可維持多年盛況；然而不到兩年，半導體產業的榮景，隨著需求轉弱、供給面臨過剩隱憂，晶片製造商恐將面臨大規模破滅的風險。

今年下半年半導體需求開始明顯下降，主要是晶片終端需求的PC、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全球出貨量銳減，除了疫情趨緩、需求減少外，主要源自中國大陸因經濟走緩導致的需求疲弱。而市場需求下滑首當其衝的還是中國本土的半導體產業，因其中低階製程晶片是國際客戶主要砍單的對象；

其次則是以中國大陸作為主要市場、半導體輸出明顯衰退的南韓。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來說，需求走緩還不是最大威脅。

美中貿易戰以來，美國對中國持續而力道愈來愈強的「卡脖子」政策已使得半導體產業深陷泥淖。就近期而言，包含美國以《晶片與科學法案》的對中投資限制附加條款阻擋半導體業者赴中投資、籌組Chip 4四方晶片聯盟以威嚇中國晶片產業供應鏈、擬定更具殺傷力的新四大出口管制等，招招都是對中國半導體產業致命的鎖喉功。

儘管多年來中國大陸習以各種謀略攫取外國技術，事實上，中國政府似乎早認知會有今日美中科技脫鉤的情勢發展，因此必須及早改弦更張，才能擺脫仰賴外國技術。

不同於「中國製造2025」的「彎道超車」，「中國標準2035」被定位為「換道超車」。有了中國標準，不但可省去支付給技術先進國的巨額智慧財產權費用，更可藉高標準促進高品質發展，最終則希望成為國際標準的主導者。儘管有美好期待，但情勢發展總難如預期。

標準制定取決於國家實力、市場規模及科學技術。中國政府最重要的謀劃，是透過龐大的市場吸力，迫使跨國企業依循其規則和標準，進而改變全球市場，做大中國標準的影響力。只是當前中國大陸不但1.科學技術落差仍大，2.經濟也正明顯走緩，3.國家實力受到卡脖子政策影響而難以提升，因此想像中的美好路徑荊棘滿布。

美國意欲掌握全球半導體發展，在當前全球民主與威權聯盟兩極對抗氛圍下，台灣參與美國主導的Chip 4已成定局。對於總期望左右逢源的產業界而言，在Chip 4協議下，恐怕還不能選邊站，只能靠邊站。所幸一來台廠過去幾年在美國政策威逼與台灣政府誘因政策下，已漸減少與中國市場的連結，二來在中國經濟下行、需求大幅減緩下，靠邊站的衝擊得以降低，這些都比目前仍甚依賴中國大陸市場、對於加入Chip 4充滿懸念的南韓好得多。

「中國標準2035」原本規劃以數位經濟為槓桿，在5G網路與應用、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產業領域重訂標準，而這些領域也正是台灣產業政策「由硬轉軟」的重點發展項目，未來勢必在國際市場形成激烈競爭。如今「中國標準」充滿險阻，正是台灣可運用技術優勢來發展數位經濟智慧應用的契機。

因此，對於正要加入的Chip 4聯盟，台灣不能只是在美國「供應鏈安全」的指導原則下負責先進製程晶片的生產，更應該善用優勢，力爭主導全球數位經濟的產品與應用標準，謀取全球市場利益，才能真正打造更堅實的半導體「矽盾」。

美國科技不再養虎為患【摘要2022-10-11自由】美國上週五（七日）宣布限制向中國出售半導體技術的全面新措施，除非得到特別許可證，美國企業將不得向中國供應先進的計算機晶片、晶片製造設備和其他產品。

在中共二十大即將開鑼之際，拜登政府此舉顯示，美中兩國的競爭與對峙，已然進入科技脫鉤的具體階段，中國的經濟、武器發展和軍事應用將受明顯衝擊。

美國強力舉措是以川普政府打擊中國電信大咖華為的規定為基礎，禁止跨國企業把使用美國技術、機器或軟體的產品賣到中國。最終可能讓主要學術機構和阿里巴巴、騰訊等網路公司無法獲得所需零組件打造先進數據中心和超級電腦，進而阻撓中國開發強大數位計算技術能力，這是許多領域創新的基礎，包括生物科學、人工智慧和飛彈工程等。

經濟上，美國不希望中國晶片廠利用來自美國或盟國的技術製造晶片，也不願中國企業成為全球供應商。

政治上，美國關切並出手抑制中國利用先進網路系統，監控政治異議人士和少數族群。

軍事上，美國質疑中國故意模糊界限，把人工智慧、大數據、超級電腦技術、航太技術和量子計算軍民混合應用，推動軍事現代化，尤其超音速武器、核爆等發展。兩個月前，中國恐嚇台灣的軍事演習，烏俄戰爭中與俄國結盟的舉動，都提升了美國加強技術監管的必要性。

美國商務部工業暨安全事務次長艾斯特維茲（Alan Estevez）就此直接點明，「我們竭力保護國家安全，防範有軍事應用的敏感技術，被中國軍方、情報與安全單位取得」。

拜登政府此舉被視為1990年代以來，美國向中國輸出技術最大的政策逆轉，凸顯華府積極減緩北京在技術與軍事領域的擴張。事實上，美國商務部七日已劍及履及，把中國最大記憶體代工廠長江存儲、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等31家企業及研究機構列入「未經核實」（unverified）貿易清單，指其直接威脅美國晶片業，規定美國廠商須經查核許可才能對其出貨。

不僅商務部有所行動，國防部日前也把無人機製造大咖大疆創新、深圳華大基因等廠商列入黑名單，連同早先已入列的華為、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都凸顯美國決心以高科技及核心技術脫鉤，抑制中國軍民混用的手法。

美國嚴重關切的，不只是最精密、尖端技術的半導體，也關注製造中階晶片的中國廠商，因為中低階晶片仍是武器等軍事用途的關鍵部分。美國對科技技術輸出及移轉中國的政策轉向，加上九月間《晶片與科技法》已祭出先進技術企業禁赴中國設廠十年的規定，勢必衝擊中國晶片相關產業和應用。

各方估計，這將使中國晶片製造倒退數年，或如《金融時報》所說，「打回石器時代」。以「自主創芯」自任的中國，對美國新限制自不以為然，指其「違反國際經貿規則」、「科技霸權」。現實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若干領域雖不再明顯落後美國，但這些技術主要仍依賴跨國廠商設計製造的先進晶片。

科技產業界也關注，美國的禁令和制裁能有多大衝擊？同樣是《金融時報》的報導，遭美國制裁兩年後，華為業績驟降，失去網路設備及智慧型手機霸主地位，創辦人任正非證實，公司生存已受威脅。此外，拜登政府據報導可能加碼，封裝測試將列入下一波半導體產業管制目標。

從川普到拜登，對中國科技輸出和移轉的重大轉向，突出美國不再坐視科技的養虎為患。中國多年來以其經濟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市場商機，誘使跨國企業交換技術移轉，就廠商個別短期來看或屬合算，長期和整體而言卻得不償失，釀成安全和產業後患，危及產業自身和國家利益。

習近平的野心和專斷，讓世人見識共產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禍害，國際民主社會對其不再姑息，反映於民意及政府作為。我國在這方面沒有姑息養奸的奢侈。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指出，投資中國的台商已有25.7％把部份產線或採購移出中國，其中63.1％轉往東南亞，台商與中國關係正以十年前無法預測的方式減弱和重塑。

台商過去三十年大膽西進，也許讓部分業者獲利，但台灣把絕大數量投資雞蛋放在敵對中國這一籃，助長中國經濟、軍事崛起，以致國家安全如今飽受脅迫，是養虎為患的具體例子。美國已採取科技脫鉤的果斷行動，身為中國首要併吞目標的台灣，自應見賢思齊，加緊應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