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與「二·二八事件」

作者 賀淵 (20170224)

1947年2月27日，在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陳儀，作為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 「二·二八」事件，經他之手處理，在他任內得以平息，以他下台作為交代，陳儀成為「二·二八事件」繞不開的話題。

一、特殊化的台灣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政府代表來台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陳儀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過後的投降書。

陳儀早年留學日本長達九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1934年起出任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八年，期間，曾經二次派員到台灣考察，其中一次由他親自帶隊。他是國民黨高官中了解日本關注台灣的第一人。1943年開羅會議明確台灣和澎湖列島戰後歸還中國後，蔣介石命陳儀為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籌備接收事宜。1945年8月29日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1945年10月24日，陳儀乘機飛前往台灣，接收被日本占領五十年之久的寶島。

按照台調會制定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和國民政府頒布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接收後的台灣與其他省份有著明顯的不同：一、可以制定不同於其他行省的單行法規；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與其他各省的行政制度相比「賦以較大的權力」，「對於在台灣省之中央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具體來說在台灣屬於中央管屬的司法、監察、國家銀行、海關、陸海空軍等均歸屬行政長官指揮、監督，形成了政治一元化的特殊局面。陳儀集行政大權於一身；三、凡敵國人民在台灣所有工礦、交通、農林牧、等公司之資產權益，一律由政府接收，日本占領時代的官有、公有土地及其應行歸公的土地，一律收歸國有。國有成為台灣經濟的主導。

接收台灣的初期，由於準備較為充分，一切進行平順。然而，經歷過戰爭的台灣，民窮財盡，復員的軍人、出獄的犯人以及其他失業人員，大約三十萬人，各種矛盾匯集。陳儀執行的嚴格的國有政策，特別是專賣制度危及到底層人們的生活；行政長官制度吏治的腐敗，又令台灣精英失望；內戰的爆發，國民黨統治下的經濟崩潰波及到台灣。陳儀坐在火山口上而不自知。他對於社會矛盾的激烈程度估計不足，對自己掌控社會的能力估計偏高，1946年底，陳儀同意將駐紮在台灣的大部分兵力調回福建等地，只剩下5200餘人的兵力，用以守備3個要塞，450多處軍需倉庫，64處飛機場，以及台灣全島。

二、「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林江邁案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接管台灣時，規定煙、酒等五種商品由政府專賣。2月27日，專買局專員葉德根率領隊員和警員到當時販煙者常聚集的萬里紅酒店附近查緝。賣私菸者哄然四散，中年婦女林江邁來不及逃走，她攜帶的五十餘條私菸以及所售餘款6000元被扣留。林江邁聲稱是用借來的錢買的貨苦苦哀求放還。周圍群眾紛紛圍攏過來，為林江邁說情，沒有奏效。圍觀人群騷動起來，有人怒罵緝私人員，也有人投擲石塊，混亂中，林江邁額角破裂出血，一度暈倒被送醫院。林江邁受傷，群情激憤，痛毆查緝員二名，並將一輛卡車焚毀。另一名查緝員傅學通逃至永樂町，見前有攔截後有追兵，據他自稱有人抱住他，慌亂之下鳴槍一發，不巧，子彈恰中路人陳文溪，造成陳死亡。人群湧至台北警察局要求將肇事員警交出懲辦。葉德根等六人被送到憲兵隊看管。

翌日上午，也就是2月28日，陳文溪的親友抬著陳文溪的屍體，敲鼓鳴鑼湧至派出所，再轉至專賣總局。下午，將目標對準了省長官公署。沿途不斷有人加入，有些人持著日本軍刀、木棍甚至是槍枝，示威人群到達長官公署門前後力圖衝入大樓，據說此時有人開槍。守衛的衛兵僅有五名，他們阻止無效後開槍還擊，當場擊斃一人傷數人，槍響之後，人群退去。

與此同時，一些市民聚集在中山公園開會，占領了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並不斷地對外廣播：指責自台灣光復以來，政治黑暗，軍警官吏勾結走私，糧食外溢，陳儀被貪官包圍，要求驅除貪官污吏等等。廣播的呼籲，給予全市的震動和鼓動超過以往，整個台北全市大亂，商肆罷市、工廠罷工、學校罷課。

另有一些流氓三五成群，手拿刀棍，一旦遇到外省人，不能說台灣方言與日語的人，進行無情的打殺，對婦女兒童十分殘忍。據陳儀後來報告，2月28日至3月1日兩天，客籍公教人員被毒打受傷的有866人，立即斃命者33人，失蹤者7人。這時的台北成了一個恐怖世界。

三、陳儀的2月28日

2月28日上午，陳儀得到命案消息，可他並沒有視為一個嚴重的事件。他對各處處長說：「昨晚專賣局查緝私菸，發生誤傷人命的不幸事件，我已經要台北市政府妥善處理。這件事固然事後或許有不良分子，利用機會，從中煽動，希望擴大事態，但緝私的技術尚欠注意，查緝人員沒有遵照我屢次所說不准帶槍的命令，以及機關事前不能偵知不良分子之陰謀，防患未然，臨事不能斷然作應急之措施，確是值得大家反躬自省的。」他認為是查緝人員操作不當，突出強調不要帶槍，希望通過和平的方法解決事件。

下午，人群衝擊行政長官公署時，陳儀準備出面對群眾發表講話，正在尋找台語翻譯時，外面已經接上了火，人群被驅散後，下午3時左右，陳儀以台灣省警備兼總司令名義，宣布戒嚴。

隨後，陳儀給蔣介石的覆信中說：「惟廿七日……乘專賣局查禁私菸機會，聚眾暴動……特於二十八日宣布戒嚴。必要時，當遵令權宜處置。」

戒嚴同時，應陳儀的要求，台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台灣省參議員王添灯、國大代表謝娥、國民參政員林忠等召開會議，省秘書長葛敬恩列席會議。會議決定向省行政長官提出六項建議，包括取消戒嚴令、嚴懲兇手，撫恤死傷者，由本會及市、省參議、參政員、國民代表組織本案調查委員會辦理本案，公務員在市內取締專賣品時，不准帶槍，此案被捕之民應立即釋放等等。陳儀答應等秩序恢復，立即就解除戒嚴，並接受了其他全部的條件。傍晚，柯遠芬、黃朝琴、周延壽、謝娥向全市人民廣播，一方面對於這次行動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另一方面勸告市民不要參加集會遊行，以免貽笑於外人。

六時左右，從南京飛來一架專機，帶來蔣介石的一則手諭，是關於目前事件處理原則的規定，主要內容是：引發事件的查緝案應交由司法機關辦理，「不得寬縱」；台北市從即日起可以實施局部戒嚴，希望迅速平息暴亂；政治上可儘量退讓，以商談的方式解決糾紛；軍事不能介入此事件，但暴徒亦不得干涉軍事，如軍事遭受攻擊，得以軍力平息暴亂。蔣介石的規定與陳儀不謀而合，陳儀後來的所作所為，基本照此原則進行。

同一天，在軍隊的調動過程中，汐止公路運兵車被襲擊，死三人。另外，台北附近的台北縣，出現搶劫警察槍枝和軍事倉庫的事情，基隆要塞司令部被襲擊，這些地區的一些外省公務人員、外省人被毆打。陳儀所採取的對策，沒有滿足事變發生時人們提出的懲辦兇手這一最基本要求，民憤無法宣洩，新的更為廣泛而猛烈的鬥爭正在積蓄。

四、尋求和解無果

3月1日，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在中山堂召開成立大會。會上成立了「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3月2日更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該組織以政府和群眾間的調人自居，很快台北以外多地陸續建立分會。在此委員會的要求下，下午五時，陳儀發表第一次廣播講話，稱已經給予了誤傷和誤殺的人很厚的撫恤，做了很好地處理，答應當天晚上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不過，陳儀提出要求，在解除戒嚴以後，地方秩序、社會安寧必須要有保證，集會遊行暫時停止，罷工罷課罷市毆人及其他妨礙公安的舉動不准發生。陳儀答應釋放前一天參加暴動而被逮捕的人，但這些人須由鄰里長負責具保……陳儀同意參議員們派代表與政府共同組建委員會處理這次暴動。當晚十二時起，如約解除臨時戒嚴。

2日下午3點左右，陳儀發表第二次廣播講話。與上一次講話相比，口氣更為溫和。針對人們擔心秋後算帳的心理，他強調參加此次事件的人民，政府一律不加追究；釋放所有因此事而被捕之人；擴大撫恤面，承諾凡此次傷亡的人，不論公教人員與人民，不分本省與外省人，傷者給以治療，死者優予撫恤；答應擴大處委會成員的構成，在原有的基礎上，各界人民均可派代表參加，以容納多數人民的意見。

同一天下午，處委會治安組在台北市警察局召開「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會議，出席者有參議員、市長、警察局長、民眾代表、以及學生代表共二十餘人，決議組成「忠義服務隊」，取代憲警，以許德輝為隊長。但是，「忠義服務隊」的成員良莠不齊，有學生、青年，也有流氓和地痞。許德輝本人是軍統台灣站站長，於是，台北的治安權表面上由政府和群眾共同負責，實際上操縱於軍統。

陳儀以為事情會向著和平的方向發展，但事與願違。3月2日以後，台北、新竹、台中、高雄、花蓮、台南、台東、澎湖等八個縣也先後發生了暴動。普遍出現攻擊政府警局，搶奪武器庫的事件，台中、嘉義等地武裝暴動相繼發生，台中由共產黨人謝雪紅領導。局面大有失控之勢。在此情形下，3月4日晚上，陳儀發電報給蔣介石稱台北市面恢復常態，各縣市尚有暴動，請派步兵一旅或一團來台灣。3月5日蔣介石發電報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憲兵一營，限於本月七日由滬啟運。」

五、承諾台灣改制

3月4日處委會通知各縣市同時成立分會，5日正式宣布建立「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制定組織大綱，以「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為宗旨」 ，內設處理局、政務局和財務、糧食、治安、救護、調查、組織、宣傳、總務、聯絡、交通十組。處委會表現出了強烈的參政掌權意向，儼然要全面接收政府行政大權。

與此同時，處委會內部意見有分歧，以蔣渭川為首的力量，主張在國民黨的體制內改行政長官制度為省政府制度，要求落實地方自治。雖然，陳儀自來到台灣以後，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但他認為真正實現憲政，在台灣至少需要三年。國民黨提前召開國大，陳儀也就將1946年稱為「制憲年」，1947年定為「行憲年」。但是，台灣憲政的步伐明顯落後於大陸，引起台灣人民對於現行政制的極大不滿。

3月6日下午八時三十分，陳儀發表第三次廣播，做出回應。他說：「第一、省級行政機關，我已考慮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向中央請示。一經中央核准，即可實行改組，改組時，省政府的委員各廳長或各處長要儘量任用本省人士……，第二縣市級行政機關，我已預定在預備手續能完成的條件之下，縣市長於七月一日民選……」，在國民黨中央政府對此還沒有表態之時，陳儀接受了改革行政長官制的要求。

六、不能觸碰的底線

對於事變的讓步，陳儀內心有明確的底線。3月5日中央社駐台北記者深夜造訪陳儀，陳儀表示事件的處理必守兩大原則：「確保領土主權完整及避免共產主義化」，其他任何要求，他都將滿足。

陳儀發現台灣的知識階層，與美國使館關係密切，有脫離中央政府的跡象。早在3月3日，由於當時台灣與外省的交通、通訊均已中斷，為了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並讓世界知曉此事，處委會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五人到美國使館，請求幫助公布真相。另外，遞交有141人簽名代表807名人士給馬歇爾將軍的陳情書，陳情書的結論是：「改組台灣省政府的最迅速方法，端賴聯合國接管台灣，切斷與中國之政治經濟連帶關係，以俟完全獨立。」他們的舉動在陳儀看來是不可原諒的叛國行為。3月6日陳儀給蔣介石的電文中，連用了三個「竟」字：「竟有懷獨立國際共管之謬想者」；「傳單中竟有『台灣獨立，打死中國人』荒謬絕倫之語」；「竟派代表到美國領事館要求將此事報告世界」。他表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而「希望獨立等叛國運動，必予消滅。」

3月7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十五個代表前來與陳儀談判。提出了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陳儀看後勃然大怒，隨手把信扔出三尺遠，大罵著離開座位拂袖而去。陳儀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處理委員會「欲提出政府各地武裝同志應交出武器，警備司令部須撤銷，陸海空軍人員一律用本省人，由處理委員會接收長官公署等四項要求。職不與討論，即嚴詞訓斥。」處委會遞交的處理大綱觸及軍事，將矛頭指向國民黨的統治，不但要推翻現政權，甚至衝擊到陳儀的底線，陳儀不能允許。

3月7日，3月8日，陳儀接連給蔣介石發去電報要求增派兵力，他稱：「職意一團兵力不敷戡亂之用，擬請除21D全部開來外，再加開一師，至少一旅，並派湯恩伯來台指揮，在最短期間，予以徹底肅清……」

七、黯然離開台灣

3月8日晚，憲兵二十一團和四團各一營，在基隆登陸，清算開始了。3月10日，陳儀第四次對台灣同胞廣播，他將3月1日以來的事變定性為「不法的叛亂行為」。陳儀下令撤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組織，宣布再度臨時戒嚴。3月17日，白崇禧代表中央政府來到台北，進行宣慰。至此，二·二八事件被鎮壓。

陳儀清醒地知道自己該離開台灣了。3月17日，陳儀正式向蔣介石提出辭呈，稱：「職智慮短淺，不能防患於未然。深用負疚。現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省政府之際，謹乞鈞座念職衰老不堪再膺繁劇，准予辭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本兼各職……」蔣介石接到電報後回覆說：「收復台灣，勞苦功高。不幸變故突起，致告倦勤，殊為遺憾，現擬勉從尊意……」此一電文，蔣介石沒有任何責怪陳儀的意思。1947年 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正式建立，由魏道明出任省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同時撤銷。陳儀完成了自己在台灣的歷史使命，黯然返回大陸。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