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報特派記者謝爽秋

《楊克煌回憶錄》中的謝爽秋:

大約在1946年元月下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謝爽秋最近要由上海來台灣，張說：「謝爽秋是黨員，多年來在《掃蕩報》社工作，現在上海《新聞報》社工作。他來台北時，你先和他見一面，談談話。」

(說明: 謝爽秋是中共黨員，多年來在《掃蕩報》社工作，也派來聯絡台共)

    不久，林良才來通知謝雪紅去台北，謝即時赴台北。有一天晚上，謝雪紅在林良才永樂町的新集益商行和謝爽秋見面，互相談了一些情況後，謝爽秋說這次他帶來了一批書，主要的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但他對謝說：「因為你是做公開工作的，身邊帶這些書危險。」就沒有把書給謝。

    同一天晚上，謝雪紅和謝爽秋談話後，謝雪紅即由永樂町走到太平町去找謝娥，這是謝第一次和謝娥見面。

    這次在台北時，楊來傳、廖瑞發等也到楊克村家來找謝雪紅。有一天，廖瑞發帶謝去找徐征，和他談話，謝看到徐征很刻苦，家裡沒有什麼家具。

    這樣，謝雪紅就回台中了。

(說明: 此為二二八事件之前的聯繫。)

鄭士鎔（陳儀秘書）《細說陳儀》提到的謝爽秋:

原先在長官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只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致民間永有難忘的傷痛，這對國族的傷害實在太大了。
在此期間，我就親歷下列兩事。
一是新聞報特派記者謝爽秋的被捕，謝是台灣人，光復 時曾以掃蕩報記者身份與葉明勳、李純青等同來台灣採訪新聞。這次他又以新聞報駐東京特派員的身分前來採訪。抵台時曾到公署看我，我即約他次日中午餐敘，翌日我打電話到勵志社旅館邀他，旅館女侍告我：「謝先生被捕了。」我大吃一驚，因為我以前在省黨部所列的黑名單中，見有謝爽秋及丁文治的名字，他倆都是新聞記者，所以印象特深。此時謝竟被捕，一經張揚，在輿論界會造成何等影響，不問可知，我非向長官報告不可。
我率直地對長官說：「謝爽秋來台北採訪被捕了，您知不知道？」長官說：「不知道。你去向林秀鑾查問一下，如已被捕，立刻把他保釋出來。」我即去見警總林處長，轉述長官之意，就把謝爽秋保釋出來。隔日仍請他吃飯壓驚，問他被捕時有否吃苦，他說沒有，只是被捕時經蒙上眼睛，車子開了好久才到達被囚地點，偵訊前就被你保釋出來了。謝爽秋隨後在台灣與其他駐台記者一道，自由採訪新聞，未受任何騷擾，平安返回上海。

(說明: 此為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插曲。)

二是上海「大公報」駐台辦事處被封。大軍開到以後不久，「大公報」辦事處主任何添福與新聞報駐台記者王康聯袂來訪，告訴我說「警總要封『大公報』辦事處了。」我聽了不禁笑了回答：「要封『大公報』，到上海去封，封台灣辦事處，有什麼意思，你們莫開玩笑了。」他們也是如此想，不多說什麼就回去了。隔了不久，他倆又來了，說：「辦事處被封了。」我真又被嚇壞了。忙對未曾到過上海報館，只在台北辦事處主持營業的台籍何主任說，「你別把這個消息告訴上海報館，讓我查問個究竟，再告訴你怎樣處理，好不好？」他說：「好。」兩人又回去了。我只好又向長官報告，並問他知不知情，他答：「不知。」不待我多說，他即交代我：「你去向柯參謀長查問，如果已查封，就請他立即啟封。」我依命行事，柯參謀長亦未多言，應允照辦。我向何添福電話通知時，他已跑到基隆去打電報告訴上海館，辦事處被封了。等他回台北看到封條已被拆除，深悔打了那通電報，但傷害已經造成。原對長官相當友善的「大公報」，自然也開始大張撻伐了。
這類長官並不知情，從而無法制止的案件，外界怎能了解，這種帳又都算在長官身上。民政處長周一鶚曾向我透露，長官對於特務機構瞞著他濫捕濫殺，事後還要求補辦手續，像林茂生、宋斐如、陳炘等案，都非常悲痛，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其奈傷害都難補救，他又被推向廣受責難的另一高峰。
隨後我發現長官所有的敵對勢力，齊向蔣主席發出同樣的要求：一是撤職查辦陳儀；二是不要派兵赴台鎮壓。

((說明: 鄭士鎔完全不知李純青、周一鶚、謝爽秋、丁名楠、白克、倪師壇及周一凱全是地下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