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雪紅與我在二、二八起義前後的經歷

楊克煌遺稿

楊翠華整理

( 導讀: 這一篇楊克煌回憶錄是在他中風恢復後，

右手不方便的狀態下，用左手一字一句寫出的，

有些字跡不易辨認，若非

楊的大女兒楊翠華用心整理，也許這份珍貴的回憶錄

並不容易面世。)

國民黨時期

第一章 人民協會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

    當時在台中我們沒有家，約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到底住在那裡，現在想不起來了。只記得去過謝真南家幾次，但我又沒有在那裡住過的記憶。而金山金物店我是沒有去過的，吳營旗家也沒有去過，……。現在我只能設想住在達音家——台中市場邊的刻印店；因為我們曾在那裡接見過一些人，以及開過一次會，這些記憶是清楚的。

(說明: 謝真南又名謝真男，謝雪紅之弟，謝雪紅原名謝氏阿女，或謝阿女或謝假女，故弟取名真男。)

楊翠華編註：對這件事我倒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跟著父親和謝雪紅從頭汴坑先出來後，住在靠近「市場附近」，面臨成功路（即日治時代的錦町）的一棟二層樓房的樓上。那裡很寬敞，不像一般住家屋室，倒像一個大旅社，內有許多用日式拉門隔著的，有別人住著的房間；這應該不是父親所說的達音的家。住在那兒的時候，父親還曾差遣我去附近騎樓地攤上買了一張孫逸仙先生的圖像；地攤還賣有一些其他人物的肖像圖片，如蔣介石、蔡鍔等。當年小生意人把一張張的圖片攤在地上賣，也算是剛剛戰後市面上的一種迎時應景的生意罷。

父親所說的台中市場，即是後來的第一市仔，連同三民路上的第二市仔及中華路上的竹管市仔，是戰後至五、六十年代台中市區的三大市場。

( 導讀: 謝真南為謝雪紅之弟，幫忙彼等在台中落腳。)

    我們出來台中後，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謝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

    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台灣青年書>的信，先油印十份，寄給各地朋友。信的主要內容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已告結束，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將在台灣施政。台灣人民將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如果今後我們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我們還要進行鬥爭。

(導讀: 謝富、林兌、李喬松等人皆為原台共黨員)

    當時的台灣社會，一般人民均盲目高興光復祖國，以為從此就能得到幸福了，而市面上也出現了無政府狀態。有些人即開始學國語、漢文了，以為這對將來有好處，能找到工作，為國家效勞；有些人即忙於賺錢，因這時是台灣社會空前的經濟分化、階級分化最激烈的動蕩時期，搶購物資，搶佔公有物（因日本人不管了）等盛行。

( 導讀: 台共黨員認為台灣光復一般人民只是盲目高興 )

    不久，人們就到處辦起國語講習所，漢文講習所和辦起了各種小報。起初市面上學習中文用的書籍什麼都沒有，家裡有一、兩本中文舊小說那就不得了了；會看中文的人，會說國語的人是大受歡迎的。當時的中，小學教員大都不懂國語和中文，許多中、小學教員都是在晚上去跟人家學一點中文，第二天就拿這些上去教學生。

    同時，各地中、上層人士——包括地主，資產階級分子——連同日寇時代的“御用紳士”、政客、野心家就在各地分別組織“歡迎新政府籌備會”，向群眾募捐，準備大建“彩樓”，多的是企圖勾搭國民黨官員，撈個一官半職或經濟上的利益。

    八月下旬，有一天，我正從錦町要到後龍仔的路上，碰到高倉滿之造（原日寇台中州特高課特高係長），他對我說：「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徹底失敗了，……。」他又說：「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強大了，它有一支很大、很強的軍隊，日本軍在中國都是同共產軍打仗的，……。」

    日帝投降後，有一部分台灣人起來痛打日寇警察、特務，但不久聽說蔣介石要對敵國人民寬大處理，這種現象就減少了。

( 導讀: 蔣介石主張以德報怨，使部分台灣人起來痛打日寇警察、特務之現象減少。)

    八月底或九月初，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阿忠（工人）(王忠賢)由台北來台中，陳壬癸（高雄人，原農組幹部）也來了，他們即和謝雪紅、我、謝富等人在後龍仔謝真南家開會，討論如何開展群眾運動的問題。當時，大家的意見是：中國共產黨還未到台灣來，我們不了解黨的群眾方針和建黨方針，但我們要把群眾組織起來，繼續爭取群眾，以便今後開展鬥爭。於是，我們就開始醞釀組織一個群眾團體。

    九月間，在全島各地都分別組織了群眾團體，大都屬於地方性的，都是由一些盲目愛國者或由少數政客、野心家發起的，但又都是傾向於對國民黨有好感的，他們在各地成立了什麼協會、什麼青團等。

    九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達音家的二樓召開會議，台中的群眾有二、三十人參加，我們提出要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構想，讓大家發表意見。當時參加會的謝富、林兌等是贊成我們的意見的，但楊貴(楊逵)即提出不同的意見。結果當天的會沒有得到一致的意見而散會了。原文化協會本部幹部鄭明祿也由台北來參加開會。

    會後，鄭明祿對謝雪紅建議，他說：「你們應該擴大組織，爭取全省各界人士都來參加。」當時，我們認為他這個意見是正確的，但我們估計由於我們過去有一段台共的歷史，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而在這群眾盲目愛國的思想情緒下，對國民黨反動本質還不了解，又在當時許多人士在各地已各自成立組織的情況下，要號召他們來參加是困難的。尤其要在這個組織爭取領導權更是困難，時間上也不允許的，因此，我們認為先把一個團體的招牌掛起來，然後才向各地方發展，以成為名符其實的全省性組織。

    謝雪紅、我、謝富、林兌、李喬松等同意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方針後，即分頭去向群眾進行宣傳，並招募會員。

( 導讀: 謝雪紅、楊克煌、謝富、林兌、李喬松等訂下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方針。)

    有一天，謝雪紅和我在路上碰到楊逵，他告訴我們說：「辜振甫（台灣頭號漢奸辜顯榮之子，鹿港人）、許丙（台北人，資本家）等，在留台日軍慫恿、支持下，陰謀搞“台灣獨立”，林獻堂也參加了密謀，但這個老狐狸沒有簽名。你們要組織團體，我建議你們抬林獻堂出來，因林有號召力量，又有錢。」楊逵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同意抬林獻堂出來組織團體，他就要參加。對他的建議我們拒絕了。

註：林獻堂是霧峰人，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當會長，1927年脫出组織台灣民眾黨；是一個最大的政客，1956年病死於東京。

楊貴（楊逵）是南部人，1927年前後參加台灣農民組合，常搞小派別活動，被稱為“Sect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後脫離農組，寫了幾篇小品文，如<郵便配達夫>，妻葉陶。

1946年底，楊逵在南台中搞一個什麼“民意測验”的機構，記得他帶我去過那兒一次，又聽說當時楊逵和地下黨有聯繫，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些小文人。

    1945年9月10日左右，謝真南向原トモエ（巴）酒家的老板買了該酒家的家具、設備，房子則是市役所（市政府）所有的，（巴酒家老板是日本人，他也是柳屋食堂的老板。）謝真南同意我們以巴酒家作為人民協會的辦公地址，即後來的大華酒家位置（參閱第220頁附圖）。於是，我們就搬進去住了。真南這時決定離開金山金物店，自己出來經營事業。

( 導讀: 楊克煌爆料:「辜振甫（台灣頭號漢奸辜顯榮之子，鹿港人）、許丙（台北人，資本家）等，在留台日軍慫恿、支持下，陰謀搞“台灣獨立”，林獻堂也參加了密謀」。)

    9月l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聽說機上的美國軍事人員是來台接回戰時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士兵的；同機還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參閱《我的半生記》第288頁）。

(導讀: 同機的還有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其實是中共黨員)

    後來聽說張士德是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的。不久，又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了。

（(導讀: “三青團”是蔣經國派李友邦來台組建，李友邦為主任，余揚（外省人）是總幹事。）

    9月20日下午，我們在台中女中召開一次台灣人民協會會員的集會，會中宣佈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成立。人民協會以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為宗旨；當天出席者有六、七十人。

    為了擴大宣傳以爭取更多的會員，我們於9月30日上午在「台中座」（台中戲院）舉行了一次演講會，控訴日寇時代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壓迫人民，使人民長期處於政治上毫無權利的狀態；之後，我們號召人民群眾起來爭取實現民主政治，參加台灣人民協會，為民主政治而奮鬥。上台講話的有謝雪紅、楊克煌（我）、林兌、李喬松、陳壬癸等，會中他們均被介紹是曾被日寇逮捕、關過的抗日分子，因此都受到群眾熱烈的歡迎。通過這天的演講會，人民協會的存在就公開出去了。

    當天，楊逵糾集一些人說要搞“新生活運動”，故意來台中座一帶的馬路打掃街道，進行搗亂。

( 導讀: 「台灣人民協會」號召人民群眾起來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人民協會在台中座開會的同時，林獻堂等人即在樂舞台召開另一個群眾會，會中林等人講他們到南京參加日寇的授降典禮後回來的報告。

    事情的經過是：林獻堂等一批台灣上層人士，於1945年8月底就到了上海，但在上海時和日本方面勾搭，以至耽誤了出席9月3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當天他們對群眾說他們只參觀了受降典禮的會場。這時群眾即大為不滿。群眾當場質問他們有無去拜謁中山陵，他們答因沒有時間沒去。群眾激怒，大罵他們。同時，又有幾個過去替日本人做事的御用紳士上台，即被群眾趕下台來了。

    1945年l0月5日下午，在台中公園對面原巴酒家——即謝真南租的房子——我們召開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大會，出席者有一、兩百人。會上謝雪紅、我、林兌、李喬松等幾個人起來講話，然後通過了<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宣言>和“台灣人民協會章程”，並選舉了該協會的中央委員。當選的中央委員有謝雪紅、楊克煌、林兌、謝富、李喬松，林××（謝富的朋友）、王天強、顧行（開五金行的）等十一、二人。

    人民協會宣言曾譯成英文後，油印寄到台灣、上海的英文刊物等機構。

( 導讀: 「台灣人民協會」注重宣傳，所以人民協會宣言曾譯成英文後，油印寄到台灣、上海的英文刊物等機構。)

    很巧10月5日也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宣佈成立之日，主任葛敬恩（後任長官公署秘書長）即向各地派出“接管委員”。前進指揮所派來台中州的接管委員會的委員有三人，劉存忠任主委，其中竟有個委員是彰化人陳幸西。

    10月6日上午，台灣人民協會召開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上推選林兌為委員長，謝富為組織部部長，楊克煌為教育部部長，李喬松為宣傳部部長等，並決定由教育部負責編印人民協會內容刊物《人民公報》和決定其他具體工作問題。

人民協會成立後，我們派李喬松、侯北海（原農組幹部）等到台北宣傳人民協會的宗旨，並了解台北地方政治活動的情況。三、四天後，李喬松等回來說台北的情況很複雜，中、上層人士大都傾向國民黨，拼命和國民黨人拉關係；又說他們在台北碰到王萬得，王對他們說：「中國青龍刀比日本武士刀厲害啊！被日本人抓去只是關，被國民黨抓去就是殺頭。」他以此對人民協會進行恐嚇。

    人民協會成立之後，各地的原農民組合和工會的幹部都來到台中，在人民協會的地址討論組織「農民協會」和「總工會」之事宜。這時的人民協會來客接踵而至，門庭若市；一些地方上的群眾竟誤以為人民協會是政府機關，台南某地的群眾還寄來訴訟案件，要求人民協會處理。

( 導讀:台北的情況很複雜，中、上層人士大都傾向國民黨，拼命和國民黨人拉關係，此後「台灣人民協會」碰到阻力。)

第二章 對岸漁民

    有一天，台灣人民協會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正在開會時，一個名叫池田的日本人來找謝雪紅。

    我們因台共事件入獄當時，池田在台北刑務所任教務主任（教誨師，日本和尚）。這時他在台中一個專門管理出獄犯人的機構當負責人；犯人出獄後，有些無家可歸的，或不能獨立生活的，該機構就加以輔導、管理。

    池田來時說，他管理著一批戰時被日軍抓來的福建沿海漁民。現在日本投降了，他本人是戰敗國國民，無法處理這批漁民問題。池田又說，他為此找過許多人，也找過林獻堂，但他們均表示無法處理此事，於是，最後他來找謝雪紅。

    謝雪紅把這個情況向人民協會中央委員會報告，會上決定先去了解一下，再作打算。於是謝雪紅、林兌、王天強、李喬松等立即跟著池田去會見這批漁民。

    據漁民說，他們是福建惠安、崇武等地的漁民，在戰爭中被日寇海軍從海上捕來的；被捕的漁民共有數百人，還有幾十條船。這些漁民被送來台灣後，日寇嫌疑他們是中國的情報人員，因而被嚴刑拷打，死了不少人，現在只剩下一百三十多人。他們要求遣送他們回福建和要求賠償他們的船隻及船上的物質損失。

    謝雪紅等即向他們講話，斥責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給他們鼓勵，答應協助他們遣送等事。

    在這批漁民中，只有一個情報人員，他是顧祝同的部下。他和我們見過面後，即來找我們。他說他們被抓來台灣後，在審訊中，有一個王瑞祺（？）的台灣人翻譯，協助日寇毒打他們。過幾天後，他又來找我們，說他用不著被遣送，因他要先去上海向顧祝同匯報。那年底聽說他再來台北，控告王瑞祺，於是王被捕了。

    王瑞祺是大甲方面的人，1932年在上海因反帝同盟事件被捕（和王天強同案），但後來他叛變了。有關上海反帝同盟事件是我由梧棲人陳老石處聽到的。

    我們答應協助遣送這批漁民後，於l0月10日左右，聽到接管委員已到台中，於是謝雪紅和我們幾個人即去原日寇台中州廳找劉存忠。這時劉存忠等正在忙於劫收台灣財產。當時因我們均不懂普通話，只由謝雪紅一人進去找劉存忠談話。謝向劉說明這批漁民的情況，並要求他處理遣送的問題。這時劉存忠竟說：「這批漁民是不是共產黨分子，要待調查後才能處理。」

( 導讀: 謝向劉說明這批漁民的情況，並要求他處理遣送的問題。這時劉存忠竟說：「這批漁民是不是共產黨分子，要待調查後才能處理。」

，可見國民黨已特別警覺共產黨問題。)

    10月l5日左右，謝雪紅和我為了了解台北的情況和處理漁民遣送的事到了台北。經由一個姓白的人介紹，我們到原《台灣時報》社找李純青。李純青原是華僑，其母住在台北，此時他剛由大陸來台，參加籌辦《新生報》的工作。

    李純青看到我們的名片後，即對我們說：「你們以後要訪問國民黨人時，就不要出示這個名片，因為國民黨人一看到這個“人民協會”就會認為是共產黨的組織（參看彩色相片第24張）。然後，李純青還向我們介紹了由大陸回台的台灣人士之政治傾向，給我們對這方面有了一點基本認識；然後說張錫祺此人比較民主，我們可以去看他。李又聽到我們是來找如何遣送漁民之事時，他說此事可以去找「救濟總署」駐台機構，負責人是嚴家淦。

    當天下午，謝雪紅和我到一家旅社（位在火車站到州廳之間的路上，原日本人經營的。）找嚴家淦，嚴聽了謝雪紅說明來意後，即說：「我們剛來到台灣，沒有銅鈿，沒有辦法。」於是我們又落了空。

( 導讀: 李純青還向我們介紹了由大陸回台的台灣人士之政治傾向，給我們對這方面有了一點基本認識；然後說張錫祺此人比較民主，我們可以去看他。身為地下黨李純青只能隱誨點出如何聯絡可能的同志。)

    隨後，謝雪紅和我又到原日寇台北市役所（後改為長官公署）去拜訪張錫祺（他是眼科醫生，在上海曾任某醫學院院長，當時任長官公署參事。）我們向他介紹了組織人民協會的情況，且張是了解謝雪紅的政治面目的。當天，他不大發表意見，最後，他對我們說：「你們相信是對的事，就堅持去做。」

    我們又到一家招待所，只碰到張杰，他後來也任長官公署參事。張杰是個“牛皮大王”，他對我們說：「不要三年，全省人民每五人就有一輛汽車。」

    在我們回來的路上，又去大稻埕找劉啟光（即侯朝宗）。當時有幾十個人去找他，劉對謝雪紅還表示客氣，但因只有一間房間，無法個別談話。坐了一會兒，我們就要告辭時，劉啟光對我們說：「明天我要去見民政廳長周一鍔，你們也來參加吧！」

    這一天，我們到的地方都是廖瑞發和楊克村帶我們去的，但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沒有進去。

    當時廖瑞發告訴我們，王萬得協助周井田開設「青年出版社」，大量發行蔣著的《中國之命運》、《三民主義》等書，大發其財。次日，廖瑞發又告訴我們，王萬得等幾個人跟劉啟光去見周一鍔了。

    次日，楊克村帶謝雪紅和我去城內的一家旅社造訪陳煥圭。陳煥圭在1936年間到廈門經營貿易生意的，這時他剛從大陸回台，另和一個外省婦女結婚。陳一見到我來就開玩笑說：「你發財了，你可以去找國民黨，請求一筆地下活動費。」我們聽了茫然不解，陳煥圭才說明原委：原來陳他們幾個台灣人於1942年3月8日在廣西桂林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成立時因沒有一個黨員身在台灣，因此，陳就給我化名為“楊達輝”去參加，又被推選為執行委員之一。之後，有一個姓翁的執行委員計劃回台來找楊達輝（我），但翁由廣東出發不久後，他乘坐的帆船被日寇海軍擊沉了。陳煥圭並取出當時蔣中正署名的委任書交給我。

    這次去台北，我們只呆了兩、三天，就趕回台中了。

    我們隨即叫池田來談，要他去向當時還留在台中的日軍交涉，要求他們支出錢來做這批漁民的返鄉旅費。池田去了，回來說日軍沒有現款，但說他們可以發給漁民每人兩套軍裝、兩包大米和兩包白糖，由漁民他們自己去變賣當路費。我們即請漁民代表來，說明我們處理事情的經過，以及日軍願意發給軍裝、米、糖之事，他們都同意了；至於船隻、和物資賠償之事，請他們回福建後，經由地方當局來向台灣方面請求處理。

    至此，遣送漁民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 導讀: 我們即請漁民代表來，說明我們處理事情的經過，以及日軍願意發給軍裝、米、糖之事，他們都同意了；至於船隻、和物資賠償之事，請他們回福建後，經由地方當局來向台灣方面請求處理。所以「台灣人民協會」是真正為民服務的。)

第三章 農民協會

   《人民公報》大約在1945年10月10日開始發行，每星期出版一期，每份印一，兩張，是用油印的：內容是介紹人民協會的活動情況和“農民協會”、“總工會”的籌備情況。

    當時人民協會會址的外面掛著兩塊招牌：一是“台灣人民協會”，一是“人民公報社”。

    這次謝雪紅和我去台北，大概是10月19日下午回到台中的，當時原農民組合的許多幹部和各地的農民代表已到台中來了。

    10月19日晚上，在台灣人民協會會址，舉行了以原台灣農民組合為中心的抗日烈士追悼會，會中有一百多人參加。陳結烈士的母親和妹妹也來了。會上許多人強烈地控訴日帝國主義者殘害抗日烈士的罪行，並介紹了這些烈士生前和敵人作英勇鬥爭的事蹟。像這樣大規模的追悼會在台灣是空前的，參加者無不熱淚盈眶，對日寇重燃起了極大的敵愾情緒。

    10月20日上午，在同一會場舉行了台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章程和選出了中央委員會會員。農民協會是繼承了農民組合的革命傳統，團結全省農民，為爭取農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的團體。被選為中央委員的大部分是過去台灣農民組合的幹部，張行被選為委員長，委員有顏石吉等人。當時農民協會的辦公地址還沒有決定。

    同時，10月20日左右，在人民協會地址，成立了「台灣總工會」的籌備會。因在日治時代未有過全省的工會組織的傳統，此時來參加的工會幹部不多，更沒有深入發動工人群眾，工會的群眾組織還未開展起來。

    10月30日下午，發行《共產黨宣言》等六本馬列的書。

( 導讀: “人民公報社”10月30日下午，發行《共產黨宣言》等六本馬列的書。積極宣傳共產主義。)

    10月25日上午，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了駐台日軍的投降典禮，侵台日寇頭目安藤利吉（原台灣總督）在投降書上簽字，遞交行政長官陳儀，正式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版圖。

    當天下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陳儀任行政長官，葛敬恩任秘書長。長官公署辦公地址設在原日帝的台北“市役所”大樓；台北市役所大樓和台北公會堂（後改為省參議會）是1935年間蓋成的。

    陳儀是國民黨政學系的一個頭目、親日分子，曾當任過福建省省主席，對福建省人民施行殘酷統治，為福建省人民所憎恨。

    不久，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稅收時，其金額竟達日治時代的五十幾倍。當時有一個老頭對稅務人員說：「你們是要討還台灣人欠五十年的稅金嗎？」因台灣被日本統治了五十一年。

( 導讀: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稅收時，其金額竟達日治時代的五十幾倍。當時有一個老頭對稅務人員說：「你們是要討還台灣人欠五十年的稅金嗎？」，難怪陳儀施政引起人民憤恨。)

    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謝雪紅、我、李喬松和農民協會的幾個幹部一起到員林、溪湖、竹山、霧峰、南投等地方參加演講會，宣傳人民協會，農民協會的宗旨和組織，並協助地方的積極分子組織支部。

    到員林鎮時，因三青團已接收了該鎮的戲院，起初他們不出借場地讓我們開會，後經一番交涉才答應。

    在溪湖鎮時，是晚上開會，農民來參加的很多。會剛開始時，主持者向群眾介紹我們說：「這幾位都是抗日勇士。」在開會中有一個農民出來說，他還保存著十多年前農民組合的招牌和桌椅等，願意獻出來辦農民協會。

    當時，一般群眾對於曾經參加抗日的人士都表示熱烈的歡迎，對他們都是尊敬的。有個在市場擺攤賣草藥的人，也自稱他是曾參加農民組合的抗日分子，以此來招攬生意。我們三美堂商店的房東吳鎮位（牙科醫生）對謝雪紅的政治歷史不了解，僅僅知道她是抗日的；在日本投降後不久，竟來託謝雪紅給他介紹要加入國民黨。

    記得我們到南投講演時，為著趕回台中，我們十幾個人深夜乘坐一輛卡車由草屯路回來。

註：我們到南投講演大概是1945年11月初，謝！25年後我們就永別了，含淚憶往事！

謝啊！當時你我的幹勁很足啊！25年前的事，而今你留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過五一節啊！

    1971年5月1日

( 導讀: 我們三美堂商店的房東吳鎮位（牙科醫生）對謝雪紅的政治歷史不了解，僅僅知道她是抗日的；在日本投降後不久，竟來託謝雪紅給他介紹要加入國民黨。後來謝雪紅其實也領了國民黨證。。)

十月下旬，聽說張士德來到台中。有一天上午，人民協會幹部正在開會討論工作問題時，張士德穿著一身國民黨軍官的制服來到人民協會，進到我們開會的房間。他一進來坐定後就說：「我看過你們的宣言，其中沒有提到國民黨領導八年抗戰的事，連“國民黨”三個字都找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此時，因為人民協會的宣言是我起草的，我就說：「我們在台灣不了解國內的情況，我們只知道一個國民黨在南京和日寇勾搭，幹出賣祖国的行径，另聽說還有一個國民黨在重慶，我們不了解它在那裡幹什麼？我們只知道中國人民進行了八年抗戰，宣言就是這樣寫的，……。」

    這時，謝雪紅拉張士德出去，我也跟著出去，謝把張帶到另一無人的大房間（農民協會成立大會的會場），謝又拉張坐在地板上，我覺得她是要先打下張的威風。然後，謝雪紅即質問張士德：「你現在是什麼政治身份？負有什麼任務回台灣？」張士德這時頭就垂下來，說：「我叛變了，1928年底我回到大陸，在蘇區再和黨發生組織關係，參加紅軍的工作，但後來因蘇區的生活太艱苦，我吃不消，於是我逃跑了。其後即去投靠國民黨……；但我沒有像劉啟光那樣幹過壞事，……。」謝雪紅即追問他：「劉啟光幹過什麼壞事？」張士德說：「劉啟光是1929年到福建後加入黨的，其後劉得知黨在某處開會，就把這個消息向敵人密告，敵人即把該地包圍起來，逮捕了十幾個人，都被槍斃死了。劉啟光就是這樣出賣了十幾個黨員，……。」

    謝雪紅又問張士德：「聽說你在台北放出空氣說要解散全省的人民團體，有沒有這回事？」張士德說：「我沒有說過這種話。」於是，謝把張士德放回去了。

    當晚，台中市人士為張士德在醉月樓舉行一回歡迎會，謝雪紅和我也去參加；只聽見張士德在會上大吹國民黨如何領導抗戰。他不大會講中國話，拿一雙筷子捅著酒席上的菜，連連講：「這個、這個……。」

註：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大甲人（或豐原「屯仔腳」人）。黃埔軍官學校（1924年5月開辦）畢業。當他回到台灣故鄉時，不了解國民黨反動本質的群眾歡迎他如在請妈祖。劉啟光當時聽說是“軍統”的一個小頭目。（參閱《我的半生記》第288頁）

( 導讀: 張士德說：「劉啟光是1929年到福建後加入黨的，其後劉得知黨在某處開會，就把這個消息向敵人密告，敵人即把該地包圍起來，逮捕了十幾個人，都被槍斃死了。劉啟光就是這樣出賣了十幾個黨員，……。」張士德就這樣揭了劉啟光的底。)

1925年，謝雪紅認識了嘉義人許守成（許乃鍋），當時他是台中商業的學生，他姐姐是台灣初期婦女運動的著名人士。許守成於1928年畢業後即到福建。1929年間曾回過台，到國際書局找謝雪紅，對謝說他在漳州計劃製造假銀幣，提供革命作經费，這次回台是來籌募资金的。後來聽說他於1930年間在廈門自殺了，解放後，我在北京聽王碧光說許守成是在廈門的一家旅社自殺的，許服毒自殺的翌晨，劉啟光去找他，才發現這個情況。

另外，和許守成台中商業同屆畢業的劉建業，是彰化市仔尾人，他家開餅店，其兄劉海波是台北工業畢業，劉建棠畢業後在高雄就職時，參加了農民組合的鬥爭運動。不久（1928年底？）不知為什麼也到廈門去了，也聽說自殺了。

這兩個人的自殺是否和劉啟光有什麼關係？

    1945年秋，我從頭汴坑取回父親的骨灰，在彰化山上把骨灰和父親的兩個前妻的遺骨（當時是去撿骨的）一起埋葬了。

    十月間，台中的一些青年到人民協會來找我們，其中有古瑞雲（即周明）、何集淮（即何健人）、蔡伯勳（大甲人）、蔡懋棠（鹿港人），他們都是台中商業畢業的，和我談起來，因我也是台中商業畢業的，他們都認我為老先輩，也就和我們親近起來。他們在日本投降前均有一點愛國精神，就用功學習中文和“普通話”，因此，在畢業後就留校教普 通話了。還有兩個任小報記者的賴鑾嬌（即許淑英）和賴枝山也來找我們，他們起初是來採訪人民協會的消息的。李喬松的兒子李舜雨（即李韶東）和一個師範學校姓吳的學生，還有黃玉鶯也來找我們了。

    這批青年和我們認識後，他們因對國民黨官員的種種作風——劫收、貪污舞弊、腐敗無能等等——逐漸懷疑、不滿起來，又聽我們講幾次抗日鬥爭的歷史情況，逐漸對階級鬥爭和革命有了認識。

    同年十二月間，有一天晚上蔡懋棠、古瑞雲、何集淮、蔡伯勳等人來找我們，懋棠說他把上海出版的一期英文雜誌中載有一篇罵陳儀的文章譯成中文，寫了大字報貼在街頭了。這是這幾位青年對國民黨從懷疑到不滿、憎恨的表現。

( 導讀: 有一天晚上蔡懋棠、古瑞雲、何集淮、蔡伯勳等人來找我們，懋棠說他把上海出版的一期英文雜誌中載有一篇罵陳儀的文章譯成中文，寫了大字報貼在街頭了。這是這幾位青年對國民黨從懷疑到不滿、憎恨的表現。從此國民黨形象跌落谷底。)

    十月下旬，有一天，「台中州接管委員會」的委員之一陳幸西突然來到人民協會找謝雪紅，陳一見到謝就說：「你是我的同鄉、同學、同志，所以特地來看你……。」謝問：「這是怎麼說？」他說：「我也是彰化人，也到過東方大學學習過，……。」陳說他曾加入中共黨，後被派到蘇聯學習．進東方大學，不久因犯罪，被抓去監獄關了四、五年。釋放後回國即投靠國民黨，……，在國民黨軍隊當了軍官，幾次被派去打共產黨軍隊，均失敗，因而被降級幾次，……。陳幸西又說有一回他抓到一個俘虜，即加以嚴刑拷打，用麻袋把俘虜裝起來，用刺刀刺他，……。陳接著又說：「我這次衣錦還鄉了，要大大提拔彰化人出來當官。」這時，我不在場。

    後來聽說，陳幸西是彰化南街人，原名程水源（？）。曾於日治時代偽造日本紙幣，因而逃跑到國內。陳說去過蘇聯，大概是l931年前後去的。——在謝雪紅離開東方大學之後。

    陳幸西於1946年初任彰化區長（原為郡），其妻丑××（外省人），當時任彰化女中校長（這是1969年外調來時我才知道的）；陳於同年秋因貪污被捕，在押送途中的火車上跳車自殺。

註：謝！我們參加“五一節”的歷史，是從1926年你在莫斯科紅色廣場時開始的啊！

    1971年5月2日

( 導讀: 陳幸西於1946年初任彰化區長（原為郡），其妻丑××（外省人），當時任彰化女中校長（這是1969年外調來時我才知道的）；陳於同年秋因貪污被捕，在押送途中的火車上跳車自殺。顯見貪污案判刑很重，寧願自殺。)

第四章 公開與秘密

    1945年l0月下旬，謝真南在原日本人巴酒家的舊址經營的「大華酒家」開張了。

    十一月初，李純青也到台中來，幾個地方人士請他到大華酒家歡宴，席間李純青出來二樓找謝雪紅和我，對我們說：「『中央通訊社』的台灣負責人葉明勳到台中來接管原日本人的通訊社。」又對我說：「你可以去爭取安插進去，……；但葉明勳這個人很反動，如知道你的歷史和政治面目，那就不可能進去了。」

    這時，我也到該社登記應募，果然沒有被錄取，他們都是採用了日寇時的原班人馬。

    十一月中旬，人民協會接到台北市的支部組織已籌備就緒的消息；於是11月15日，謝雪紅和我再赴台北。

    11月16日，「台灣人民協會台北支部」“籌備會”在「永樂座」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謝雪紅和我均出席，講了話。開會時，有一位原在瑞芳經營小煤礦的人要求發言，他上台說：1944年間，在台灣東北沿海某地，晚間來了一艘美國潛水艇，該艇士兵——情報人員——即登陸找當地的群眾訊問了一些情況。此事被日寇軍警探悉，於是日寇當局即大肆濫捕許多群眾，誣告他們通敵，有許多人因而被拷打致死，有許多人被捉去關．他控訴日寇的這一罪行，他說他自己也是被捕之一，被關至日本投降為止。

    會後這個人對我們說，謝娥也在當時被關過。

    台北支部的組織實際工作是由廖瑞發、楊來傳、林良才等負責的；但他們在群眾中均未曾出過名，特別在台北這樣大的地方，要開展像人民協會這種中下層市民的群眾組織工作是有許多困難的；況且，當時的一般群眾對國民黨還懷有很大的幻想的，因此，他們還未能爭取到廣大的群眾。

    11月16日下午，廖瑞發帶我和謝雪紅到台北大橋頭一個民家，說是要介紹徐征給我們認識。徐征是北京人，日本投降後才到台灣的，當時他是台北大學的教授、文學家，又在那裡組織一些青年學習；他生活很艱苦。我們到那民家時，上了二樓，但徐征不在，只看到李碩楷等幾個青年。

    11月17日上午，在台北第三女中（或蓬萊高女，即靠近台北大橋的地方）召開了台灣人民協會台北市支部成立大會。謝雪紅和我均在會上發表了談話，會上選出了支部委員會，出席者有一百多人。

    當天下午，廖瑞發，阿忠等帶我們到太平町五丁目一個工會幹部家，晚上又到一個住在雙連附近的工會幹部家。我們去時，這兩個地方均有許多人聚在那裡，討論組織工會的問題，我們也參加了一些意見。當時這些工會幹部討論的均是有關小企業的工會組織的問題。

( 導讀: 11月16日下午，廖瑞發帶我和謝雪紅到台北大橋頭一個民家，說是要介紹徐征給我們認識。徐征是北京人，日本投降後才到台灣的，當時他是台北大學的教授、文學家，又在那裡組織一些青年學習；他生活很艱苦。徐征是正牌中共黨員。)

    11月17日晚上，我們聽到李友邦回來了，謝雪紅和我到三青團的辦公處去找他。當時那兒人很混雜，李只是同我們站著談話，謝和李講了一些情況後，李說：「我和張士德，洪石柱（原文協幹部）在三青團只是當招牌，沒有實權，……你看張士德回來兩個月了，能做什麼？……。」李友邦指著一個個子小，三十來歲的人說：「那個人是余揚（外省人），三青團的實權就掌握在他的手裡。」我們看到人多無法談話，就辭別出來。當時，我們也見到洪石柱一面。

    李友邦，新莊和尚洲人：即1923年謝雪紅要赴上海時在船上認識的李朝枝（或朝基）。當年在上海分別後，謝就一直不了解李的情況，這次是二十二年後的再見面。

    台北支部本來是打算次日（11月18日）在萬華舉行另一次群眾大會的，但當天的報紙即出現長官公署於11月17日頒佈了一個“台灣省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命令全省人民團體即日起“停止活動”和按照國民黨的一套辦法進行“重新登記”。國民黨的辦法根本就不允許像人民協會這樣的群眾團體存在。

    當時因我們對國民黨政府鎮壓人民組織之情況還不大了解，對人民協會是否能夠繼續存在還有懷疑，還抱著一些幻想。11月18日上午，謝和我即再去長官公署找張錫祺，針對所謂“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打聽他的意見，張這次也和上次一樣不大發表意見，只說：「你們就去辦理重新登記的手續吧！」

    11月18日晚上（這個日期不甚確定，也記不清楚當天謝雪紅為什麼沒有同我去呢？），林良才叫我到他家（在台北「新集益商行」的後樓。）一會兒，徐征也來了，就和我及林良才談話，因我們當時還不會講普通話，故用筆談。徐征問我一些情況後，又講了一些話給我們聽，最後他在紙上寫“閒談誤國”四個字，勉勵我們多做些實際工作。

    後來在1948年我們在香港時，看到報紙報導說：徐征在台北被反動派殺害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為徐征舉行了追悼會，會中譴責反動派殺害徐征的罪行。

    11月19日，謝雪紅和我從台北趕回台中，向人民協會中央委員會匯報台北支部成立的情況以及人民團體被命令停止活動的問題。會上討論決定：人民協會也提出重新登記，不管批准不批准；同時人民協會成立一個“善後委員會”，繼續進行一些活動，應付敵人。人民公報只出了四、五期也就停刊了。

 十一月間，台南陳錦雲（即陳秋生）來台中找我們，大概他是侯北海介紹來的。他很贊成我們的工作，表示要支持我們；陳在台南自己開一家人參行。

    1945年冬，蕭來福來台中找我們，帶來一本《台灣警察沿革史》中卷（是反映台灣反日運動的歷史資料），蕭說這本書是古屋貞雄要回日本時給劉啟光的，他是由劉借來的。

註：謝！我還有多少事要問你啊！

    （重抄1970年11月25日寫的）

    1971年5月2日

( 導讀: 長官公署於11月17日頒佈了一個“台灣省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命令全省人民團體即日起“停止活動”和按照國民黨的一套辦法進行“重新登記”。國民黨的辦法根本就不允許像人民協會這樣的群眾團體存在。所以國民黨要硬幹了。)

    十一月間楊來傳由台北來台中找我們，帶著廖瑞發、林良才、阿忠等人的意見和我們討論；既然公開活動不可能了，就要改變方針，進入地下活動，醞釀組織地下黨的問題，互相的初步意見一致了，我們說和台中地方人士交換意見後另行通知，楊來傳就回台北了。

    十二月間，有一天晚上，兩個美國人來到人民協會找謝雪紅和我，出示的名片上印著“盟軍”的什麼情報部，通過翻譯說他們要和我們談話，請我們次日到一家旅社去。隔日上午，謝和我即到指定的旅社。他們個別同我和謝談話；和我談話的是昨天來找我們的兩個美國人中的一個（另外一個當天我沒看見）和一個據說是日裔的美國人。那個美國人即和我講話，當時我懂得一點英語，了解他只是形式上提問題，主要向我發問的是那個日裔美國人，而那個美國人即在印好的表格上做筆記。他們問我的簡歷及終戰後的活動情況，這時我從他們的問話中了解他們是事先即知道我曾加入過台共。他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答：「不是。問我台灣人對國民黨的看法怎樣，我答：「它來到台灣才幾個月，就幹了許多壞事，台灣人都反對它。」又問：「這樣下去，是否有可能發生暴動？」

    我回來後聽謝雪紅說，問她的內容也大體和我的一樣。

    當時，我們對美國的認識是模糊的，我們本身對政治上也太幼稚，太老實了，應該不必去和他們談話，更不需要回答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

    後來才知道那兩個美國人到過全省各地去找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向他們了解政治思想情況，以便獲得台灣各階層人民政治傾向的第一手資料，從這可證明美帝在當時對台灣就懷著極大的野心。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及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年抗日戰爭，終於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而結束，台灣重歸中國的版圖；但因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開始對台灣實施半殖民地的統治，台灣人民進入一個革命的新階段。中國人民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即將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雖然還要經歷一個時期的國內解放戰爭，而臺灣人民的革命鬥爭卻還要經歷長時間的更複雜、更殘酷、更艱苦的磨練，才能獲得勝利。

註：谢！今天天陰，两年前的今天你我在台盟再会了，而今你去世将近半年了，留我一個人。今早烧一鍋開水，到十點半才開啊！我的殘生怎麼過啊！

    柳絮紛飛疑是霜，望穿牆外盼歸來。

    1971年5月2日

( 導讀: 十二月間，有一天晚上，兩個美國人來到人民協會找謝雪紅和我，出示的名片上印著“盟軍”的什麼情報部，通過翻譯說他們要和我們談話，請我們次日到一家旅社去。隔日上午，謝和我即到指定的旅社。他們個別同我和謝談話；和我談話的是昨天來找我們的兩個美國人中的一個（另外一個當天我沒看見）和一個據說是日裔的美國人。那個美國人即和我講話，當時我懂得一點英語，了解他只是形式上提問題，主要向我發問的是那個日裔美國人，而那個美國人即在印好的表格上做筆記。他們問我的簡歷及終戰後的活動情況，這時我從他們的問話中了解他們是事先即知道我曾加入過台共。他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答：「不是。問我台灣人對國民黨的看法怎樣，我答：「它來到台灣才幾個月，就幹了許多壞事，台灣人都反對它。」又問：「這樣下去，是否有可能發生暴動？」

    我回來後聽謝雪紅說，問她的內容也大體和我的一樣。

可見美國人重視輿情。)

    謝雪紅、我和台中地方的謝富、王天強、林××交換意見後，因公開合法的鬥爭已不可能，決定開展秘密非合法的鬥爭。1946年元月初，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等接到我們的通知也來到台中。

    1946年1月5日，在原人民協會的地址正式開會，出席者有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謝富、王天強等。

    會上討論後決定：

    1．由於當時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建黨方針及組織形式均不了解，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

    2．全體出席者分別去吸收籌備會成員；

    3．籌備會的任務是：為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建黨打下一個基礎：

    4、不成立領導機構，指定謝雪紅作對中共方面和各成員的連繫；

    5．如有必要時，可加入國民黨以作掩護。

註：謝！你在52年前（1919年），在青島聽到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而取名“雪紅”，並刻了私章（參閱《我的半生記》第130頁）。

    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

    1971年5月4日

( 導讀: 被打壓後，謝雪紅決定開展秘密非合法的鬥爭。)

    1946年1月10日上午，台中縣政府送來台灣人民協會一張通知，對人民協會提出的重新登記批了個“礙難照准”，並命令解散；於是，台灣人民協會正式結束了。（參看彩色頁相片第24張）

    抱著極憤恨的心情，我出去外面拆下“台灣人民協會”和“人民公報社”的兩塊招牌。

    1946年元月間，大肚鄉溪仔兄來告訴我們說，他於去年11月間被通知去南部某地參加一次會議，會議的主持人是劉啟光，參加者有張行，王天強等。劉啟光在會上說：「你們不要搞農民協會，只要來組織“農會”，按照國民黨人民團體組織法做，就能夠掌握供應農民的化學肥料的銷售權。」與會者有些人就動搖了，跟劉啟光去了。

    同年二、三月間，劉啟光在新竹搞一個“抗日烈士的紀念活動”。劉當時是軍統的一個小頭目。

    這個時候，國民黨反動政府陸續派出各地方政府的縣市長：例如派劉存忠為台中縣長，黃克立為台中市長，劉啟光為新竹縣長等。彰化區長陳幸西推舉石錫勳（醫生）為彰化市長，但上任僅一個多禮拜，上面又派來了一個王××為彰化市長。

( 導讀: 1946年1月10日上午，台中縣政府送來台灣人民協會一張通知，對人民協會提出的重新登記批了個“礙難照准”，並命令解散；於是，台灣人民協會正式結束了。（參看彩色頁相片第24張）

    抱著極憤恨的心情，楊克煌出去外面拆下“台灣人民協會”和“人民公報社”的兩塊招牌。從此與國民黨誓不兩立。)

第五章 地下黨（台工委）

    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張說他是最近才由大陸回台灣的；他聽了謝雪紅談我們在終戰後的一些活動後，就回去了。

    當時，謝雪紅對那些來訪者的政治面目還不了解的人，即叫我迴避，不要參加談話；所以，第一次之後，張志忠再來過一、兩次，我也都沒有參加他和謝的談話。

    我們當時急著要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人接觸，當時對有幾個由大陸回來找謝雪紅的人，我們都反來復去地分析他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例如由上海回來的謝雪堂的哥哥。

    l946年元月間，張志忠約一星期來找謝雪紅一次，張來兩三次之後，他對我們的情況已基本了解了；於是，他才告訴謝雪紅，他是中國共產黨派回來的中共黨員，而謝也向他說明我們已成立了一個籌備會之事。這以後，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忠商量，聽取他的意見；且在互相了解政治身份後，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時，我大都在場參加談話了。

    這時，謝也把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楊克村等介紹給張志忠。後來，因克村是個小攤販商人，又無參加政治活動，張志忠即利用克村的住所做為連絡站，並在那兒存放秘密書刊和物質——這些物質是當時上海的組織為供给臺灣地下黨的經費，由當時「救濟總署」領來的，大部分是藥品。不久，張志忠說這些藥品放久了恐會變質，要求謝雪紅協助出售，謝即介紹張去找陳有傳，幫忙張處理那些藥品；陳有傳後來自己因此還經營了一家小藥店。

    台南的陳錦雲也是在這個時候被介紹給張志忠的。

    這個時候張志忠則向謝雪紅介紹了李友邦的情況，他說李在抗戰期間在浙江（或福建？）地方組織了一支「台灣抗日義勇少年軍」，該隊的幹部中有好幾個黨員，如林雲、張峰、洪××等，李的政治傾向是靠攏黨的。去年（1970年）謝還對我說，有一個最了解李友邦為人的幹部（他的名字謝忘了），曾對謝說，如有人要了解李友邦可介紹去找他。李友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終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總幹事。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

    張志忠又說：李友邦有意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政治活動，因此叫他妻子嚴秀峰（當時任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去動員謝娥寫信來請謝雪紅去台北。這可能就是去年（1945年）十二月問謝娥由台北寫信給謝雪紅，請她去玩的原因；其後又再來一、兩次催謝去，謝娥此時在台北太平町開一家門診所，相當富裕。

    張志忠說李友邦的作風正派，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尤其有愛台灣的鄉土觀念。

( 導讀: 張志忠則向謝雪紅介紹了李友邦的情況，他說李在抗戰期間在浙江地方組織了一支「台灣抗日義勇少年軍」，該隊的幹部中有好幾個黨員，如林雲、張峰、洪××等，李的政治傾向是靠攏黨的。去年（1970年）謝還對我說，有一個最了解李友邦為人的幹部（他的名字謝忘了），曾對謝說，如有人要了解李友邦可介紹去找他。李友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其實李友邦是國共兩黨的黨員。)

    又有一天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時，談到王天強的問題；這時，謝雪紅提到王天強曾去參加劉啟光召開的會，和劉有勾搭的情況，張吃了一驚，說：「糟了，你早一點說就好了，我已經去找過王天強了，……。」張志忠說他是在上海時和王天強一起因反帝國同盟事件被捕過的；出獄後，王即到大陸參加革命，在新四軍工作過，曾任新四軍的團長：終戰後在蘇北某地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成員中有蔡乾、張志忠、洪幼樵（汕頭人）。張說因這個關係，不久前他到永靖去找過王天強。他又說：「那不要緊，我們暫且不要一下子同他切斷關係，應慢慢地同他疏遠，……。」

    不久，張志忠來說基隆要塞司令部有一個蔡汝鑫，他是蔡懋棠的哥哥，近日中要來看謝，張說這個人和黨有工作上關係。

    過幾天，蔡汝鑫果然由基隆來台中找謝雪紅了，穿著一身西裝，他對謝說，他知道有一個特務將會來台中監視謝的行動，他為此特地來告訴謝。他還說他已佈置他弟弟蔡懋棠在台中“協助”那個特務監視她。

    過幾天後，蔡懋棠來找謝，對她說：「特務已到台中來了，叫我來監視你。」並問謝要如何回去向那特務匯報，謝告訴他說：「你就寫看到有各種各樣的人來看我，其中有醫生、商人、尼姑等。」蔡來過兩、三次後（每次來我都看到），對謝說那個特務已離開台中，他不需要再作匯報了。

    蔡懋棠從這個時候起，一年多期間不再來找我們，也很少聽到他們的消息了。直到二、二八起義後，古瑞雲找他幫助我們要從左營坐巡邏炮艇逃離台灣時，我們才又和他見面。

註：謝！今天是永別後第二十六個星期四，第182天；過了一個冬天又一個春天，立夏了！半年來昨夜第一次爐火滅了。今晨想起你四年來為我多麼勞累、辛苦、操心啊！我不了解你早已得了不治之症啊！我們對病的常識也太片面啊！你在永安里時，就幾次說過是不是長癌了，每次我聽到你這樣講，我就說不要這樣胡思亂想，覺得這種太不吉利的話不應該說的。可是事實卻被你猜中了，而你到死還不知自己就是得了這種病的。

謝！太可憐了！太不幸了！傷心啊！

今天發第七次生活费了。

    1971年5月6日

    星期四

( 導讀: 不久，張志忠來說基隆要塞司令部有一個蔡汝鑫，他是蔡懋棠的哥哥，近日中要來看謝，張說這個人和黨有工作上關係。蔡汝鑫也是國共兩黨的黨員。)

    1946年元月間，有一次張志忠來時，謝雪紅對他說：「為了參加一些政治活動的便利和為了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我想要利用1925年在杭州加入國民黨的歷史去申請重新登記。」張志忠說：「去試試看也好……，但估計他們知道你的政治歷史，是不會接受你的，……。」於是，謝就叫我替她寫信寄到台北國民黨黨部申請重新登記了。

大約在元月下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謝爽秋最近要由上海來台灣，張說：「謝爽秋是黨員，多年來在《掃蕩報》社工作，現在上海《新聞報》社工作。他來台北時，你先和他見一面，談談話。」

    不久，林良才來通知謝雪紅去台北，謝即時赴台北（這次我沒有同她去。）有一天晚上，謝雪紅在林良才永樂町的新集益商行和謝爽秋見面，互相談了一些情況後，謝爽秋說這次他帶來了一批書，主要的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但他對謝說：「因為你是做公開工作的，身邊帶這些書危險。」就沒有把書給謝。

    同一天晚上，謝雪紅和謝爽秋談話後，謝雪紅即由永樂町走到太平町去找謝娥，這是謝第一次和謝娥見面。

    這次在台北時，楊來傳、廖瑞發等也到克村家來找謝雪紅。有一天，廖瑞發帶謝去找徐征，和他談話，謝看到徐征很刻苦，家裡沒有什麼家具。

    這樣，謝雪紅就回台中了。

    張志忠來找我們時，有空他就翻看謝雪紅的《她的半生記》，後來謝告訴我，張志忠把“她的半生記”給帶走了。

( 導讀: 大約在元月下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謝爽秋最近要由上海來台灣，張說：「謝爽秋是黨員，多年來在《掃蕩報》社工作，現在上海《新聞報》社工作。他來台北時，你先和他見一面，談談話。」張志忠積極為兩岸共產黨的黨員拉線，走上合作。)

    這期間我瘧疾尚未完全好，聽人說打一支“六○六”的針就會斷根，於是，我就打了一支，沒有幾天反應發作為黃疸病。這時，母親由彰化來看我。去年，謝雪紅才對我說，當時母親已了解我同謝的關係，因此，母親告訴謝，應如何了解我的脾氣，怎樣對待我。

    國民黨反動派在台灣統治不久，由於急著準備在大陸打內戰，大肆從台灣搶運大米、食糖到內地，使台灣物價更加膨脹，糧米奇缺，可說是“糧倉鬧糧荒”。1946年元月間，蔣軍士兵由台運出大米，又來調戲台灣婦女。這時，群眾強烈要求政府配給糧食——這是和日治時代，人民反對糧食配給成對比現象——那是因群眾在市面上買不到糧食，所以才要求配給。

    有一天，群眾包圍台中市政府，並開始示威，反動派調來軍企圖鎮壓、開鎗，群眾毫不畏懼。我看到堂兄楊克均（泥匠）拉著匪軍士兵的步鎗，制止他們開鎗，這種現象也是日治時代未曾見過的。

    约在一月下旬或者二月上旬，駐台中的軍某團團長謝懋權被调回大陸之前，本地中、上層人士為他在大華酒家舉行歡送，席間有人來請謝雪紅出去參加。謝出去後，看到謝旁邊坐著的人，好像私底下在給謝介紹此人就是謝雪紅。不一會兒謝站起來講話說：「我們這次回大陸，一定要把共匪全部消滅，……。」他講話時，瞪著眼睛直望謝雪紅。

    謝雪紅回來後，對我說：「受了一次很大的侮辱。」

    過幾天，張志忠來時，謝雪紅就把這個情形向張反映，並說她受到侮辱的感覺。張聽後對謝說：「那不要緊，我們得到了重要的情報，反動派開始從台灣抽調軍隊回大陸，準備打內戰了，……。你以後有這樣的機會，就爭取去參加。」

    後來我們到香港時，聽說謝懋權在1947年2月魯南某戰役中，被我軍俘虜了，這時，謝雪紅才消了一口怨氣。

    古瑞雲等一批青年在和我們認識後，聽我們幾次的談話和親自看到反動派腐敗無能的情形，逐漸提高覺悟，他們都要求我們幫助他們到解放區參加工作。謝雪紅也把這件事向張志忠反映，張說目前要去解放區的交通比較困難，而且，重要的是要留他們在台灣做工作，張叫謝對這批青年進行說服工作，告訴他們以後要到解放區的機會多得很。

    謝雪紅就照張志忠的意思，說服這批青年，結果多數人同意留台，只有幾個人還是要求要很快就去解放區。

( 導讀: 古瑞雲等一批青年在和我們認識後，聽我們幾次的談話和親自看到反動派腐敗無能的情形，逐漸提高覺悟，他們都要求我們幫助他們到解放區參加工作。謝雪紅也把這件事向張志忠反映，張說目前要去解放區的交通比較困難，而且，重要的是要留他們在台灣做工作，張叫謝對這批青年進行說服工作，告訴他們以後要到解放區的機會多得很。因為張志忠任務就是要在台灣搞革命，需要青年。)

    大概在二月初，李舜雨來對謝雪紅說，他和師範學校的吳××一定要馬上去解放區，謝就把這個情形反映給張志忠，張說：「那麼讓他們去碰一碰也好，叫他們到上海台灣同鄉會找李偉光就成了。」於是，李和吳不久就出發了，他們到台北時碰到廖瑞發時，廖獲悉王萬得也要到上海（去找共產黨？）廖就託李、吳兩人到上海後，監視王萬得的行動。

    李舜雨出發後約一個月就由上海回來，說是目前因敵人的封鎖沒有辦法去解放區；又說王萬得一到上海後，就對人說他要找周公館（當時周恩來總理的辦公地址），人家告訴他說：「你如果要幹革命就在台灣做，不需要出來領取“牌照”。 」於是王也回台了。其實早在年初，我們就聽說王萬得當了三青團的新竹縣負責人或幹事，和劉啟光勾結起來了。

    三月間，黃玉鶯告訴我們，賴鑾嬌和賴枝山（聽說要到大阪做生意）先後跑到日本去了。

    這個時候，正是在台日本人被遣送回國的時候。

    四月間，有一天下午，謝雪紅被通知去台中公園邊林連宗（彰化人，律師）住家開會。她去後不久就轉回來，說不是開什麼會，有五、六個人去，只是發給大家國民黨的“黨證”和一大堆鉛印的資料，全是些國民黨的宣傳品。我把她的“黨證”拿來看，該黨證上面寫著“特別黨員”，介紹人是陳果夫，當時我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意思。

    記得就在當天下午或隔天，張志忠又來找謝雪紅，謝就把黨證和那些資料取出來給張看，他看後說，這個“特別黨員”就是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陳果夫是中統的特務頭子之一。然後，張志忠又告訴謝說：「你今後不能去住台北了，如果你去了，他們會給你一些任務，你不去完成它就可能被暗殺。」張看了資料後，又說這些資料對他們有用，就把它全部帶回去了。

    現在我回想起來，當時國民黨把謝雪紅作為特別黨員，是敵人為她設下的陷阱，意圖使謝一輩子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

( 導讀: 「現在我回想起來，當時國民黨把謝雪紅作為特別黨員，是敵人為她設下的陷阱，意圖使謝一輩子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難怪出動組織部長陳果夫親自擔任介紹人。)

    五月初，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和我，說為了向我們證實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張本人的身份，要我們派一個人去上海正式取得介紹。張問我派誰去適當，謝雪紅和我商量後決定派楊來傳去，張即赴台北打發楊來傳出發去了。

    當時，張志忠又說，地下黨賣了藥品有一批錢，恐怕偽幣貶值，謝雪紅就建議他買白糖囤積起來，張也同意了，於是我們介紹謝富去辦這件事了。

    一天，謝雪紅和我到謝富家——在台中馬舍公廟邊的永豐商店——時，謝富告訴我們：日前嘉義李曉芳來找他（李和謝富是文協時代認識的），李說他剛由台北來，是王萬得通知他到台北參加一個會的。參加者還有幾個原工會的人。李曉芳說王萬得在會上講，劉啟光要他們組織一個特務組織。王萬得又說：「這個組織如讓別人去搞對我們不利，由我們來搞可以保護我們自己，……。」李是來打聽謝富是否有意參加這個組織。

註：謝！三十多年來你決意要活到看王萬得的最後結果，現在還不知道，你怎麼就死了呢？

( 導讀: 「五月初，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和我，說為了向我們證實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張本人的身份，要我們派一個人去上海正式取得介紹。張問我派誰去適當，謝雪紅和我商量後決定派楊來傳去，張即赴台北打發楊來傳出發去了。」此可證實共產黨的組織工作極為謹慎。)

    五月間，有個叫朱炎的人來找我們。談話中才了解他主要是來找我的；因他知道在1942年3月，陳煥圭曾私下把我提名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之事。朱炎告訴我說現在台灣的國民黨機構均是由客家人控制，福佬人（閩南人）沒有地位，……。朱勸我再去申請該黨黨員的登記，這樣我們閩南人可以團結更多人起來同客家人競爭。朱炎是台中人，當時在國民黨台南的機構工作。

    張志忠來時，我們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向他反映，張說朱炎在抗戰期間，在福建、廣東地方活動，有點愛國心，在國民黨內是比較民主的，未曾聽說朱幹過什麼大壞事。張又說朱炎現在是國民黨內的失意分子，他所說的情況也就是敵人內部的矛盾，……。張又說我們可以多多同他拉關係，以便了解一些國民黨的內幕情況。

    其後朱炎再來找過我們兩、三次，看我無意要去向國民黨重新登記，也就不再來找我們了。

    朱炎于l950年初來到香港，說要來找謝雪紅，我們當時請示台委會書記吳克堅，吳說這種人動員他再回去台灣作用大；於是我們即把朱炎的事交給吳克堅去處理了。當時在香港和朱炎接頭的可能是林良才。

    六月中旬，張志忠再到台中告訴我們說：楊來傳已由上海回來了，並通知我們最近要在台北召開一個“聯席會議”，因謝雪紅目標大不要去參加，叫我去參加。於是，我於6月16日就上台北去了。

( 導讀:「 五月間，有個叫朱炎的人來找我們。談話中才了解他主要是來找我的；因他知道在1942年3月，陳煥圭曾私下把我提名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之事。朱炎告訴我說現在台灣的國民黨機構均是由客家人控制，福佬人（閩南人）沒有地位，……。朱勸我再去申請該黨黨員的登記，這樣我們閩南人可以團結更多人起來同客家人競爭。朱炎是台中人，當時在國民黨台南的機構工作。」可見國民黨並不放棄拉攏楊克煌。)

    6月17日下午，在台北廖瑞發家（在城內，原是日本人的住家）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工委”）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者中代表台工委的僅張志忠一人，代表籌備會的有楊克煌（我）、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四人。

    會上楊來傳首先簡單報告他到上海的經過情形，證實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張志忠的身份。

    然後決定（均由台工委提出的）：

    1.“籌備會”即時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台工委的領導；

    2. 籌備會成員今後不再發生組織上的聯繫，但在移交期為了移交工作暫可以聯繫；

    3. 籌備會成員基本上均接受為中共黨員，由台工委分別接受之。

    會後我立即回台中向謝雪紅匯報。

    聯席會議後，張志忠再來台中時，我們就向他介紹謝富、林××，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勳等人，由張直接去同他們聯繫。不久，張來說已先吸收謝富和蔡伯勳為黨員了。

    這時，張志忠對我們說現在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因此要我們和做祕密地下工作的黨員切斷聯繫。他又說有可能安插黨員進去台灣的中、下層偽政權機關，說這工作很重要；他給我們介紹台南新豐區區長李義成就是黨員，另有一個區長（名字我忘了）也是黨員。

    七月間，張志忠又來對謝雪紅說：「黨有一批錢，擬買貨囤積起來或參加做什麼生意，以免偽幣貶值。謝即說最近有人家大做飛機的生意，能賺錢，又是現貨存起來也不怕貨幣貶值，張表示同意把錢交給謝去辦。謝即以自己的名義和林兌等合股去買飛機了。李喬松在這次的交易中做了一些跑腿的工作，後來謝也給了他一點“茶錢”當跑腿的酬金；李喬松和李韶東父子以為謝賺了一大筆錢，卻只給他那麼一點，很不滿意，殊不知這是替黨投資，非謝本人的。

    日帝投降當時，在台灣還約有一千架飛機，大部分還能使用，但各地接收日寇飛機的軍官，都上下串通，把飛機故意破壞，以便作為廢機報銷，他們就可以把它變賣，從中獲利，就這樣地把飛機一架架多少錢賤價拍賣給商人了。商人買到飛機後，即把它解體，從其中取出一些零件、電線等，有人竟用飛機的發動機裝在小木船上，製成“飛艇”載運糖到香港做走私去了；剩下大部份鋁製品（如機殼等），則賣給製鋁鍋等工廠，或鎔成鋁塊囤積起來。

楊翠華編註：記得終戰後，我們家由頭汴坑搬到台中梅枝町時，忽然間有一陣子街頭巷尾到處賣鋁製的廚具，如有各樣式大大小小的全鋁質鍋子。有人也挑一擔一擔鍋子和器皿到我家的巷子來賣，價格很便宜。至今我們還保存著當時買的一個用料很厚重的大鋁鍋。經過五十年間十來次的搬遷，雖然它的造型粗糙，且又笨重、又不實用，原有的木蓋子也沒有了，但就是因它那很有份量的鋁質，母親一直捨不得把它丟棄，還當傳家寶似地保存下來。——不知它是不是來自上述 當年那些被報銷的機殼。

( 導讀: 6月17日下午，在台北廖瑞發家（在城內，原是日本人的住家）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工委”）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者中代表台工委的僅張志忠一人，代表籌備會的有楊克煌（我）、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四人。會上楊來傳首先簡單報告他到上海的經過情形，證實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張志忠的身份。)

九月間，台南新豐區下發生大地震，報紙說地層斷裂很厲害，謝雪紅和我到當地勘查地震受災的情況。到台南時我們先去找陳錦雲，陳陪我們到新豐區去（記得侯北海、郭水煙也一道去。）到新豐區時，我們看到李義成，但我們只互相點點頭，不敢交談。這時，陳錦雲也知道李是黨員。自從我們給張志忠介紹了陳錦雲後，張即利用陳的住處當作聯絡站，許多黨員都曾到過陳家。他家位於台南鬧區一家大酒家的近鄰。

    不久，張志忠叫我們提出自傳。

    於是，我寫了不到兩張紙很簡單的自傳，由謝雪紅交給張志忠，因當時我已在「和平日報」工作，白天上班碰不到張志忠。

    當時謝雪紅遲遲沒有寫自傳的原因是：

    1．謝認為寫自傳很危險，她曾對張志忠說：「我寫自傳，你每天東奔西跑，萬一有什麼差錯，那豈不是完了。」

    2．謝以為自己的歷史寫起來很長，現在沒有這個環境（她只有一間房間，接待人均在此房間），也沒有時間寫（因經常有人來找她）。

    3．謝認為張志忠看過她寫的“她的半生記”，又把它帶走了，這比自傳更詳細了。

    4．謝不願意她的筆跡讓人家看到。

楊翠華編註：1994年12月31日，在台北民生西路我二叔楊克村家，二叔告訴我一些他所知道有關張志忠的事情：

張志忠可能是嘉義人，人很聰明能幹。1945年由大陸回台從事中共黨在台的秘密工作。其妻姓季，在建中教英文，他們生有一個男孩。當年張一家人住在新公園園口李進芳的房子（二樓），以經營進出口貿易作為掩護。

不久，在張住處樓下，來了一個保密局的人，他在骑樓擺攤子，假裝是賣香煙的。每天張出門時，這保密局的人就打信號給對街窗口那邊的人，再由他們聯繫叫人用吉普車跟蹤張。約經過三個月餘的時間，他們掌控張的行蹤後，才找機會把張抓起來。二叔說：「他們也知道張志忠來過我家，張被抓後，他們來我家搜到張志忠妻子和孩子的身份證，（身份證是張拿來託我替他辦理他妻子和孩子的戶籍轉入我家住處用的；因為他們當時在南部已感到待不下去的危險。）為此，我在1950年12月29日首次被抓去關在保密局。」他又說：「我被關在保密局時，看到張志忠也在那兒，聽說保密局的負責人捨不得殺他，希望他投降；張一直被關在保密局五年多才被殺害。在這之前，另有三個和張志忠同樣是共產黨在台的負責人蔡孝乾、陳澤民、劉××（汕頭人），都已投降當官了。」

二叔又說：「有一年的10月1日，我聽到張志忠在獄中高唱共產國際歌。當時，張妻和他們的小男孩也被關在保密局，小孩約四、五歲大，大夥兒都叫他“小楊”（小楊都用英文說話）。還有李宗仁的秘書和國父的秘書（留有長鬍子的老人，個子不大），也都被關在那裡。」二叔說張志忠原本姓楊。

( 導讀: 不久，張志忠叫我們提出自傳。

    於是，我寫了不到兩張紙很簡單的自傳，由謝雪紅交給張志忠，因當時我已在「和平日報」工作，白天上班碰不到張志忠。

    當時謝雪紅遲遲沒有寫自傳的原因是：

    1．謝認為寫自傳很危險，她曾對張志忠說：「我寫自傳，你每天東奔西跑，萬一有什麼差錯，那豈不是完了。」

    2．謝以為自己的歷史寫起來很長，現在沒有這個環境（她只有一間房間，接待人均在此房間），也沒有時間寫（因經常有人來找她）。)

第六章 和平日報

    1946年3月間，王思翔、周夢江（均是溫州人）第一次來找謝雪紅。王等說他們剛來台灣，一到台北就聽到謝雪紅的名字，因此到台中立即來訪問。他們說是要來台中籌辦《和平日報》——當時我們還不了解該報的性質。——又說了一些客氣話要求我們幫忙。其後，他們就常來看謝，尤其是王思翔隔一、兩天就來。我們和他們的談話中了解他們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他們還帶來《群眾》雜誌（章漢夫在香港辦的）等給我們看；一度我們猜想他們會不會是民盟分子。

    我們把這個情形告訴張志忠，張說和平日報就是《掃蕩報》，是終戰後才改名的;該報是國民黨軍隊系統的報紙。張又說：「他們來找你們可能是因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為了找幾個地方人士做靠山，以利於他們辦報；但他們想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例如安插一些我們的人進去該報。王思翔等人也可能在該報社是比較進步的分子。」

    至四月間，王思翔仍常來找謝雪紅，有一、兩次還帶樓賓來，王說和平日報快要出版了；這時，我們即同他談起安插人進去報社的事。首先提到我的問題，王思翔均答應回去同李上根社長商量；後來他說李上根均已同意了。

    關於我進去該報社的問題，我們最後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他也同意了；張說進去該報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

    除我以外，經我們介紹直接、間接先後被安插進去和平日報的還有下列其他人士：蔡瑞旺（大肚鄉人，原農民組合幹部，大肚支部產業部長）、呂炳森（彰化人）、黃玉鶯、林西陸的一個學生、洪××（洪新婦兒子）、施英梧、蔡鐵城、阿桃仔（謝姪女阿治仔女婿的妹妹，宿舍做飯）。

    5月l日，我和其他人都被和平日報社採用了，於是，我就到報社上班。該報社社址在榮町原日本人經營的「末廣餅店」店址的四層樓建物（參看第239頁圖四）。我被任為編譯科科長，其實沒有什麼編譯科，編譯只有我一個人。

    該報本來擬在四月間就要出版，後改為五月四日，據王思翔說，他們為了要紀念五四運動故意把出版日期拖延，因此，我們進去後搞了幾天試版工作。

    該報陣容：

    樓下：

    總經理：樓賓（兼副刊編輯）

    發行科：呂炳森

    廣告科：蔡瑞旺（科長）

    二樓：

    社長：李上根

    秘書：韋佩絃、韋的妻子

    總務：韋佩絃的弟弟

    三樓：

    編輯部

    總編輯：陳洗

    中文編輯：周夢江等三、四人。

    王思翔寫社論

    日文編輯：施英梧

    編譯科：楊克煌

    記者：蔡鐵城、陳修（八、九月時才來的）

    資料室：黃玉鶯

    校對：洪××

    四樓：

    收電員（林西陸的學生）

    其中陳洗和韋氏兄弟三人有手鎗，思想反動。

    1946年5月3日下午正式編輯，晚上排版、付印，5月4日和平日報創刊號出版了。

    當時日文版佔該報四版中的一版；通常第一版是社論及國內消息；第二版以台灣地方消息為主；第三版是日文版；第四版是副刊、廣告。創刊當天，日文版登了一則台中警察欺壓群眾的消息。當天下午我們上班時，才聽說中午的時候台中警察局的大批警察已來衝報社，“譴責”報社登了上述的消息，大鬧一場，該報社即打電話叫駐台中的軍隊來解圍。

( 導讀: 張說和平日報就是《掃蕩報》，是終戰後才改名的;該報是國民黨軍隊系統的報紙。張又說：「他們來找你們可能是因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為了找幾個地方人士做靠山，以利於他們辦報；但他們想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例如安插一些我們的人進去該報。王思翔等人也可能在該報社是比較進步的分子。」

    至四月間，王思翔仍常來找謝雪紅，有一、兩次還帶樓賓來，王說和平日報快要出版了；這時，我們即同他談起安插人進去報社的事。首先提到我的問題，王思翔均答應回去同李上根社長商量；後來他說李上根均已同意了。

    關於我進去該報社的問題，我們最後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他也同意了；張說進去該報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

    當時李上根給我們的工作方針是：只要有事實的都可以刊登。

    五、六月間，台灣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回台。事前張志忠告訴謝，說李是黨員，這次回台，為了提高他的威望，張叫謝在台中給李舉行一個歡迎會，並叫我在和平日報上盡量詳細給他做宣傳。李偉光到達台中時，我們就在台中圖書館——當時館長是台中中央書局的經理莊垂勝——召開了一個五、六十人參加的歡迎會。謝在會中致歡迎詞，李偉光也講了話。我即把這個情況寫一篇報導在和平日報登了。後來，李偉光回到他老家二林時，我們也派了一個記者跟他去，又寫了他在家鄉的群眾給他歡迎的報導。

    同一時期，彰化市發生派別鬥爭，是有關彰化區政府（縣政府）是否應留在彰化市的問題．大多數人主張彰化區政府應留在彰化市，這樣對市區地方的發展有利，並願意市政府降格；而以市長王××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把區政府趕到鹿港，市府要佔據區政府新建的樓房（位在原彰化郡役所舊址），市政府也不要降格（現為省轄市）。有一次，彰化市參議會為此事在彰化公園，靠近辜母墓的公會堂舉行討論會時，我也去參觀。當時，和平日報的記者是站在反市長派一邊的。

    國民黨當年規定區、市政府不能同設在一個城鎮。

    六、七月間，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來台中，地方人士在台中女中禮堂為他舉行一個“歡迎會”，我和謝雪紅也去參加了。會上林獻堂致歡迎詞，這是我惟一一次聽這個老狐狸講話；接著李講話，李是廣東梅縣人。

    同一時期，李友邦也到台中來。有一天上午，台中人也為他舉行一個歡迎會，謝雪紅去參加，我沒有去。當天下午，李友邦和台中市長黃克立等五、六人步行到大華酒家來找謝雪紅。坐了一會兒，大家說要去對面台中公園看一看（李友邦可能是第一次來台中），大家又在公園池畔樹蔭路道閒步。正是這個地方，二十三年前林木順、李友邦和鄭泰聰在杭州時，說要在此為謝雪紅立銅像碑的。

    當天，有個記者給李友邦等人合拍一張相。

    也是在這個夏天，有一天謝富來對我們說，王萬得帶著他的新婚老婆來到台中，住在三青團的青年服務社（原日本人的「千代酒家」或旅社）。王對人說他這次來台中是要來調查大華酒家的“政治背景”。（參閱《我的半生記》第280頁）。

註：謝！我能不能完成把你的骨灰帶回故鄉的任務呢？

離別台中二十四年了！

    1971年5月9日

( 導讀: 五、六月間，台灣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回台。事前張志忠告訴謝，說李是黨員，這次回台，為了提高他的威望，張叫謝在台中給李舉行一個歡迎會，並叫我在和平日報上盡量詳細給他做宣傳。李偉光到達台中時，我們就在台中圖書館——當時館長是台中中央書局的經理莊垂勝——召開了一個五、六十人參加的歡迎會。謝在會中致歡迎詞，李偉光也講了話。我即把這個情況寫一篇報導在和平日報登了。後來，李偉光回到他老家二林時，我們也派了一個記者跟他去，又寫了他在家鄉的群眾給他歡迎的報導。)

    七月間，有一天和平日報收電員來三樓日文編輯部，取出一份剛收到的電文給我們看；又說該則消息發播了後，又接到台灣當局通令全省不許登載這份消息，問我們要不要這份電文消息。我們接過電文來看，內容是宋慶齡在上海發表的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的聲明。我即說：「我們要這則電文，宋慶齡的聲明有什麼不可以登的。」就這樣，我取該電文來翻譯為日文，在第二天的報上登出來了；當時，台灣各報只有和平日報日文版刊登了這則消息。

    和平日報創刊後，同國內許多報紙進行交換訊息，當時我們能看到中國共產黨辦的報只有重慶的《新華日報》。當時在資料室工作的黃玉鶯接到新華日報時，還沒有人看到就偷偷交給我帶回家去看。當時該報是用土產的淡黃色薄紙印刷的，因紙質不好，又長途寄送，許多地方損壞看不清楚；有時社論光有標題，內容空著，叫做“開天窗”，這是因它的內容對反動派表示抗議，而被拿掉了。

    八月下旬，樓賓辭去和平日報總經理的職務上台北去，但於九月上旬又來台中找謝雪紅，說他被任為台中第二中學的校長了，要求謝給他一點幫助。台中二中原是日本人專為培養日人子弟的學校，進該校的台灣人只有極少數。這時，因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學校裡的教員和學生都沒有了，因此當時樓賓被任校長等於要他來重新辦一所學校。

    於是，謝雪紅就介紹一位姓楊的去二中當英文教員，又介紹謝姪女阿治仔的女婿陳德旺去該校賣教科書、學生用品等（資金是張志忠的？）。十月間，樓賓來向謝雪紅借錢，謝沒有借給他，以後他就不再來了。記得在九月未開學時，謝雪紅和我到過台中二中，看到樓賓老婆和他們剛會走路的女兒弋紅。

    樓賓離開和平日報後，我們介紹林西陸給李上根；李聽到林西陸有錢，又對台中的頭面人物熟悉，馬上同意林西陸當總經理；因該報經營很困難，常沒有錢買紙張，人家也不肯賒帳給它，林西陸進去該報後，如看到有罵共產黨的文章就故意刁難他們說：「你們都登這樣的文章，人家不愛看的。」如遇有缺紙張時，他就藉故不管。

( 導讀: 和平日報創刊後，同國內許多報紙進行交換訊息，當時我們能看到中國共產黨辦的報只有重慶的《新華日報》。當時在資料室工作的黃玉鶯接到新華日報時，還沒有人看到就偷偷交給我帶回家去看。當時該報是用土產的淡黃色薄紙印刷的，因紙質不好，又長途寄送，許多地方損壞看不清楚；有時社論光有標題，內容空著，叫做“開天窗”，這是因它的內容對反動派表示抗議，而被拿掉了。見到國民黨也重視新聞檢查。)

九月，周明進台北延平大學。張志忠介紹陳本江來台中找謝雪紅。

    九月間，有一天下午，我上班時聽到二樓有人大聲責罵的聲音。後來聽說是台灣警備總部司令柯遠芬來到和平日報，責備李上根，說他辦的報紙是共產黨的報紙，並指出和平日報社內有“共匪分子”。

    隔了幾日，李上根來編輯部，坐在一張籐靠背椅子，取出一份和平日報看，自言自語說：「人家說我們的報紙不是國民黨的報紙，的確是這樣，都沒有講國民黨的好話，……。」李上根說這些話是有意給日文編輯的我們聽的。

    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通令全省報刊，即日起不得再用日文刊登文章；於是和平日報的日文版也廢止了。我們日文編輯的工作是減少了，但有些記者，通訊員還不會寫中文，所以，我們還有工作可做。

    這時，該報中文編輯周夢江離開報社到台北去參加《中外日報》的工作，當時中外日報社社長是宋斐如。

( 導讀: 「九月，周明進台北延平大學。張志忠介紹陳本江來台中找謝雪紅。

    九月間，有一天下午，我上班時聽到二樓有人大聲責罵的聲音。後來聽說是台灣警備總部司令柯遠芬來到和平日報，責備李上根，說他辦的報紙是共產黨的報紙，並指出和平日報社內有“共匪分子”。」

張志忠在執行摻沙子的工作，國民黨對此也有警覺。)

    同年11月29日，我到嘉義找和平日報當地分社主任鐘逸人（台中人，家經營相當大的生意，他本人戰時曾被抓去當兵，他是楊逵的群眾。）11月30日早晨到鳳山二妹家。中午的時候，謝雪紅由台中趕來找我，對我說和平日報發生了什麼事要我趕快回去；於是，我立即同她出發，在車站前喝了一杯咖啡，當晚回到台中了。

    12月1日上午，我到和平日報社上班，看到牆上貼了一張開除我的通告。於是，我收拾自己的東西就離開該社了，當時，李上根到南京不在報社，我猜測是他的秘書韋佩絃等給我搞的。

    臨走時，我對林西陸、施英梧、蔡鐵城、蔡瑞旺、黃玉鶯等人說，你們不要為我的事操心，也不要有什麼表示，暫時還是留在這裡工作好。

( 導讀: 「12月1日上午，我到和平日報社上班，看到牆上貼了一張開除我的通告。於是，我收拾自己的東西就離開該社了。」

東窗事發了!)

第七章 建國工業學校

    1946年九月間，有一天下午，幾個自稱是「建國職業中學」的學生和教員來和平日報日文版編輯部，告訴我們他們在同校長鬥爭，因為校長正在變賣校內的家具、設備，準備解散學校。我問他們：「你們的校長是誰？」他們答：「是蘇天乞。」蘇天乞！我認識這個人，他在台中商業早我一年，家在台中錦町開一家布店；但我對他畢業後的情況不了解。我聽到校長是蘇天乞，就對報社的一個記者說：「咱們到學校去看看。」本來這事是外勤記者管的，但此時我也去了。

    到學校查訊後才知道，原來這所建國職業中學——位在台中圖書館邊——是一個日本人經營的私立學校，那個日本人是台中商業教美術、廣告畫的教員。不知在那一年他出來經營這所學校兼設一個小工廠，教學生加工一些漆器等小家具，可算是一種三年制的學徒式學校，每一學年只有一個班級。日本投降時，這個日本人把該校的設備、家具全送給蘇天乞。這時蘇天乞在沙鹿火車站任站長，他不願意把學校繼續辦下去，於是也就沒有再招生，目前只有剩兩個班（或學級），他把學校的設備陸續出賣，準備關閉學校。學生因擔心學業半途而廢，教員則擔心失業找不到王作，因而反對學校關閉。我們到該校時，蘇天乞仍以沒法經營下去為理由，決定關閉學校，使學校與師生雙方爭執不能解決。

    我們回報社後，先把該校的內幕在報上揭露出來，並譴責蘇天乞為私利變賣該校設備為私有，擁護學生、教員的主張。

    我把這個情況告訴謝雪紅，她立即感到有興趣（謝對事業，特別是這種賠錢的事業一向都是很有興趣的啊！），她說我們可以去說服幾個人各拿出一點錢來，向蘇天乞買下學校的設備，並成立經營基金，繼續把學校辦下去。於是，謝雪紅首先找林西陸，後來又找幾個台中的中層人士——醫生、律師——，得到了他們的擁護；這個消息傳到學校後，師生們都高興極了。

    這些出資人捐出一千多元（未貶值以前的金額），並成立「台中建國職業中學」董事會，選林西陸為董事長，推舉謝雪紅為該校校長，任我為該校教務主任，實際負責管理學校的教學工作，但無支領薪水。

    校董會成立後，即向蘇天乞交涉購買學校設備、家具等，一共化了約一千元。

    關於謝雪紅任該校校長的問題，曾向台中市政府提出備案，又經董事們幾次交涉，市長黃克立仍不批准。我們問全體師生的意見，他們說：「我們擁護她當校長就成了，不管他批准不批准。」於是，我們就不理睬它了。

    建國職業中學當時只有三、四個教員，大都是該校的畢業生，技術課勉強可以應付，他們說只缺一個英文教員。我考慮到再採用一個英語教員會加重經費，又覺得教這幾個小孩的英語，我這個代用品應沒有問題，就自告奮勇地承擔下來了。

    於是，我每天早晨先到該校上班，向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具體的問題。有時我對全校師生講話，我只能用閩南語講一些時事給他們聽，鼓勵他們好好學習，有英語課時，我就在前一天作些準備，又認為自己的英語詞彙有高中畢業的程度（在監獄裡自學的），只是自己本來講話笨，發音不正確；但認為這些職業學校的學生學英語也只是形式的，反正他們也不懂發音正確與否，因此也就給他們上課去了。上了幾次課以後，我叫幾個學生起來念，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學生的英語發音比我正確得多。我問他是那裡學的，他說是在教會學的。這使我稍為喪失了信心，於是，以後英語課時，我就叫那個學生幫我教，而我就多講一些時事和台灣歷史給他們聽，他們也很高興，到了後來，這個英語課的時間慢慢變成只學一點點英文，實際上是上“政治課”。

    自從黨要我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以後，我的心中非常苦惱，因為，第一我不是大學畢業，當時的台灣社會大學畢業的人就很吃香；第二，我不是名望家出身，沒有錢不能和上、中層人士交際、應酬，被人看不起。唯一的頭銜是一個破記者的身份，別人看起來都“敬而遠之”，很少能有接近上、中層社會的機會，更不要說向他們作統戰工作了。思想鬥爭的結果，我想先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作為往上爬的手段，然後撈一個什麼參議員、什麼委員的資格，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上、中層人士。我把我的想法告訴謝雪紅，她也同意，說要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不久謝雪紅告訴我說，張志忠同意了，於是，我即寫一封信給台北國民黨省黨部，說明1942年在桂林的一段“歷史”，要求重新登記入黨。這是1946年9月或l0月之間的事。

    到同年12月或1947年元月間，我接到了國民黨的黨證；介紹人是陳煥圭；但這時候整個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黨證”不起作用了。

( 導讀:「 我們回報社後，先把該校的內幕在報上揭露出來，並譴責蘇天乞為私利變賣該校設備為私有，擁護學生、教員的主張。

    我把這個情況告訴謝雪紅，她立即感到有興趣（謝對事業，特別是這種賠錢的事業一向都是很有興趣的啊！），她說我們可以去說服幾個人各拿出一點錢來，向蘇天乞買下學校的設備，並成立經營基金，繼續把學校辦下去。於是，謝雪紅首先找林西陸，後來又找幾個台中的中層人士——醫生、律師——，得到了他們的擁護；這個消息傳到學校後，師生們都高興極了。」

謝雪紅的群眾基礎就是如此一點一滴得來。)

    同時，在1946年10月30日，張志忠來台中，向我宣佈黨已批准我入黨，沒有預備期，我即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張志忠還要我過幾天到台南找他，於是，我在十一月上旬到台南找陳錦雲，張志忠也來了，又會見了幾個人。

    回台中的路上我到崙背找楊克明堂兄，當天正是崙背鄉成立消防隊的日子，許黑鰻（徐萌山之父）請我一起去參加慶祝宴會。在回來的路途上，楊克明指給我看，說那人是許夢雄（即徐萌山）。這是我最後一次到崙背鄉。

( 導讀: 「同時，在1946年10月30日，張志忠來台中，向我宣佈黨已批准我入黨，沒有預備期，我即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見到張志忠積極吸收黨員。)

第八章 國大競選

    現在我已忘了謝雪紅是怎樣當選為偽“台灣省婦女會”理事的，因這段期間她並沒有去過台北。台中婦女會成立那天，她確實沒有去參加，還是由黃玉鶯等人去，回來給謝雪紅匯報選舉情形的。黃說當天有些人提名謝雪紅為台中婦女會會長，但選舉結果，台中女中校長（外省人）當選了。當時，謝認為搞婦女會的都是那些“有閒婦女”，她不願意去接觸她們，她們也以謝住在大華酒家不便來找她。這是不是我們脫離了群眾呢？而這些人也算不了什麼群眾，同這些人來往真是無聊的。

    1946年l0月中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說黨（台工委）決定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國大代表”的競選。張說明國大代表的選舉辦法中規定，台灣只能選出一名國大的婦女代表；產生方式是先由省婦女會和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婦運會）聯合選出十名候選人，然後再由省參議會從這十名選出一名國大婦女代表。張志忠對謝說：「黨已佈置好了，有把握你可以當選的。你出面去參加競選，當選在十名候選人中是不成問題的；況且，李友邦的妻子嚴秀峰是國民黨婦運會委員，她可以在婦運會內及省婦女會的理事中替你爭取票數。你到台北後，廖瑞發、林良才等黨員可以協助你做一些具體的工作。當選為候選人之後，李友邦可以在省參議會內為你爭取票數，李本人也是省參議員，他已說過他有把握，保證你當選，……。」

    於是，謝雪紅於10月20日左右就到台北去了，和往常一樣住在楊克村家，謝認為在那裡和廖瑞發、林良才等聯繫較方便，不被人注意。後來，有個省婦女會理事向謝建議到大旅社開幾間房間，這樣大方一些，人家也會喜歡來看謝。謝啊！當時我們並不富裕，而且過慣了小氣的生活。

    謝雪紅到台北後，了解到謝娥家因富裕，對人闊氣，省婦女會理事都到她那裡進進出出，成了國大代表競選運動中心。但謝娥對謝雪紅很客氣，謝就到她家住了三個晚上。在謝娥家，謝看到陳炳基和一個青年婦女（阿緞？）經常守在謝娥的身邊。陳炳基當了謝娥的“軍師”，也看到一個姓郭的黨員，謝聽廖瑞發說，黨是要通過姓郭的去爭取陳炳基的協助的。

    有一天晚上，謝娥告訴謝雪紅，她本人已是國民黨的“特別黨員”了，謝立即把這個情況經過廖瑞發向張志忠報告，並說這樣一來恐怕當選的可能性沒有了。

    1946年10月25日上午，謝雪紅和省婦女會的理事們一起到體育場參加“慶祝台灣光復一週年典禮”，謝望見蔣介石夫妻出現在主席台上；當天，還舉行體育大會，謝說謝真南也代表台中體育界和台中的體育隊伍去參加大會。

    10月26日上午，謝雪紅和省婦女會的理事去面見宋美齡，看到陳儀像奴才一樣在房間門口站立著。理事們向宋介紹省婦運的一些情況後，宋問大家有什麼困難；當時因大部份婦女還不會講普通話，謝雪紅就當了一部份翻譯。

    當天下午，謝娥等說，我們台灣婦女沒有選舉的經驗，就先來一次（選舉）演習吧！（這完全是敵人摸底的策謀）。於是，大家一起到省婦女會辦的一家衣服加工工廠去進行預備選舉，預選結果謝雪紅得到最高票——第一名。這時，謝娥的臉色變了，很驚駭。

    10月27日上午，國大婦女代表候選人的正式選舉進行時，謝雪紅看到陳炳基在選舉場外面大肆活動，一看到有理事來就向她嘀咕些什麼。正式選舉開票結果，中選的十名候選人中竟沒有謝雪紅的名字；此時，有幾個當選者聲明要放棄，讓謝雪紅補上，會場亂了，謝娥即大聲喊：「不得棄權，即使有人棄權，也不得遞補。」謝娥正面表示反對謝雪紅了。

當天下午，謝雪紅回到楊克村家，向廖瑞發、林良才匯報選舉經過情況，這時廖瑞發說，陳炳基叛變了。

    晚上，謝雪紅和幾個由彰化、台中去的省婦女會的理事（其中有一個彰化李崇禮的女兒李香香）一起到圓山附近一個人的家去。那時，她們告訴謝雪紅說：26日下午預選後，謝娥很焦急，陳炳基像發瘋似地，對在謝娥家進出的人都進行威脅說：「謝雪紅是共匪，不要投票給她，投票給謝雪紅，就是投票給共產黨。」等等。

    謝雪紅於l0月28日上午就搭車回台中了，這也是謝最後一次到台北啊！記得當時是中秋節剛過後幾天。

註：謝啊！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 導讀: 1946年l0月中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說黨（台工委）決定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國大代表”的競選。張說明國大代表的選舉辦法中規定，台灣只能選出一名國大的婦女代表；產生方式是先由省婦女會和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婦運會）聯合選出十名候選人，然後再由省參議會從這十名選出一名國大婦女代表。張志忠對謝說：「黨已佈置好了，有把握你可以當選的。你出面去參加競選，當選在十名候選人中是不成問題的；況且，李友邦的妻子嚴秀峰是國民黨婦運會委員，她可以在婦運會內及省婦女會的理事中替你爭取票數。你到台北後，廖瑞發、林良才等黨員可以協助你做一些具體的工作。當選為候選人之後，李友邦可以在省參議會內為你爭取票數，李本人也是省參議員，他已說過他有把握，保證你當選，……。」可惜功虧一簣，李友邦沒有完成任務。)

    謝回來後，謝真南告訴她說，大華酒家有幾個侍應生被抽調到日月潭，不知道是去幹什麼的。一、兩天後，侍應生回來，才知道是蔣介石帶一批人到日月潭的涵碧樓，而侍應生她們是被調去當招待的。

    日後我們才知道，當時蔣介石假借參加 “台灣光復週一年紀念”的名義來台灣，而其真正目的是為了進行內戰。他和宋子文等一起來，在草山（即陽明山）極祕密地同美帝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大肆拍賣中國的領土、主權，台灣就在這時被出賣給美帝駐軍的。不久以後，就接連出現“中美商約”等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也成了二、二八起義的一個政治背景。

    在國大競選前後，全國的參政員也進行選舉，每天在各報上都有幾個競選人登的廣告，記得這時也是謝雪紅上台北的期間。有一天，陳煥圭來和平日報社找我，坐在日文編輯部和大家聊天，陳翻開報紙看到那些參政員的競選廣告，問我說：「老楊，你也來登一個廣告。」黃玉鶯在旁邊說：「報社的人登廣告只收半價。」陳煥圭就替我擬了一份廣告文，內容是對國民黨人的諷刺和對這次競選的搗亂，我也同意這個廣告文，就拿去登了兩天。

    當時傳說參政員的資格不但需要是國民黨員，還要有什麼特別資格，又要進行什麼宣誓的。

    十一月中旬，楊來傳到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我，告訴我們說最近台北地方很緊張，人心思變，許多地方的群眾都準備好乾糧，預料不久後會發生動亂。楊又說他老早就給張志忠反映了這個情況，並建議黨派人去山裡開小店鋪等等，建設基點，萬一時可作為武裝基地，失敗時也可以作掩護作用。楊說張志忠每次都回說現在還沒有那個需要，而不採納他的意見。說著時，楊來傳是很氣憤的。

( 導讀: 「十一月中旬，楊來傳到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我，告訴我們說最近台北地方很緊張，人心思變，許多地方的群眾都準備好乾糧，預料不久後會發生動亂。楊又說他老早就給張志忠反映了這個情況，並建議黨派人去山裡開小店鋪等等，建設基點，萬一時可作為武裝基地，失敗時也可以作掩護作用。楊說張志忠每次都回說現在還沒有那個需要，而不採納他的意見。說著時，楊來傳是很氣憤的。」楊克煌強調變亂起自基層。)

    這一年秋我去台中師範組織了一個學生的讀書會，是李韶東介紹的，有呂煥章等幾個人參加；我去參加了他們的幾次學習後，就把這個工作移交給蔡伯勳等地下黨人了。

    當時我想結識幾個“流氓”成份的分子，就去找李喬松介紹，結果果然交了幾個這樣的朋友。二、二八起義時，他們組織起來保護我們，又二七部隊開汽車的運輸隊就是由他們組織的。當中有一個人還送謝雪紅一件純白的毛線衣啊！

    十二月初旬，林良才由台北來找我們，對我們說是最近的將來會有大批美國人來駐在台北。我們問他是怎麼曉得這個情報，林說是由葉仁義聽來的。林良才還建議我們是不是到台北開一家酒吧間（Bar），可以搜集一些美國的情報。當時我們因對這種事業不感興趣，又同林良才沒有組織上的關係，因此，拒絕了他的建議。

    葉仁義當時在台北經營一家英文雜誌，但美國人要來台之事是和最近蔣介石同麥克阿瑟密談有關的，葉怎麼會知道這個情報呢？

    十二月間，東台灣發生了一件事：由花蓮港開回蘇澳的臨海長途公共汽車，滿載著乘客。在路上碰到一批蔣軍，他們攔住汽車，要乘客下車好讓他們坐，司機向他們解釋說這班車是末班車，乘客下去沒有住宿的地方過夜。蔣軍竟動武毒打司機，司機無奈地勸乘客下車，又對車掌（隨車服務員）說：「你好好照料乘客，我會回來接你們。」於是乘客就下車了，該司機就載著這一批軍人把車開走了。不一會兒，汽車走到懸崖斷壁的地方，司機把車子加足馬力衝進大海，收拾了這批軍人的性命，自己也英勇地犧牲了。

( 導讀: 「十二月間，東台灣發生了一件事：由花蓮港開回蘇澳的臨海長途公共汽車，滿載著乘客。在路上碰到一批蔣軍，他們攔住汽車，要乘客下車好讓他們坐，司機向他們解釋說這班車是末班車，乘客下去沒有住宿的地方過夜。蔣軍竟動武毒打司機，司機無奈地勸乘客下車，又對車掌（隨車服務員）說：「你好好照料乘客，我會回來接你們。」於是乘客就下車了，該司機就載著這一批軍人把車開走了。不一會兒，汽車走到懸崖斷壁的地方，司機把車子加足馬力衝進大海，收拾了這批軍人的性命，自己也英勇地犧牲了。」，數十人死亡的重大車禍，當時竟然沒有一家全省性或地方性報紙加以報導，其真實性啟人疑竇。)

    過了一會兒，那一批乘客由過路的人聽到該汽車衝進大海的情形，才了解那司機本就是決意要消滅那批蔣軍的。大家都為這個司機的自我犧牲精神所感動，於是，這個消息就由這些乘客口中傳開了，很快地傳到全省各地。司機的英勇行為給當時的台灣人民起了示範作用，學習他的辦法來消滅反動派。

    十二月下旬，有一個上午，我們突然接到一個電報說楊來傳死了。謝雪紅叫我馬上赴台北，到克村家，由他帶我到楊來傳家，只見到十七年的戰友躺在廳邊，我心裡很痛苦；楊來傳留下了妻子和幾個孩子。

    我、廖瑞發、林良才、李媽喜、楊克村等參加了楊來傳極簡樸的葬禮，又送他到山上埋葬。想起楊來傳幾次到台中來找我們，而我只有這一次到他家；一個月前他來台中時，還是那麼健康，那麼熱情想著革命的事啊！

    楊來傳是腦出血奪去他的生命的。

註：謝！1946年過去了，自從國際書局以來（至1946年），這十多年間，我們不知道什麼是過年、過節啊！也未曾一次和你去看戲，看電影啊！你去年還幾次談起這件事啊！

    1971年5月11日

( 導讀: 「十二月下旬，有一個上午，我們突然接到一個電報說楊來傳死了。謝雪紅叫我馬上赴台北，到克村家，由他帶我到楊來傳家，只見到十七年的戰友躺在廳邊，我心裡很痛苦」楊克煌顯出共產黨員的重情重義。)

二月革命時期

第一章 革命風暴

1947年農曆丁亥年，難忘的一年！而今是辛亥年（1971年）。謝！你留我一個人來回憶這一年發生的事啊！

    7l.5.12.

    1947年元月，我已被和平日報開除，沒有職業，只是每天到建國職業中學看一看之外，兩、三天才給上一次英語課，其他沒有事情可做；而謝雪紅和我對於接近中、上層人士的門路均很有局限，使得工作不能開展。

    台灣自從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以來，物價不斷飛漲，這時舊台幣已漲到戰前的一百倍左右，例如一兩黃金幾千元，戰前只約五十元。通貨膨脹使得一般群眾均為生活、生存而掙扎著、鬥爭著。當時，謝雪紅和我手裡均沒有多少錢了。

    正在這時候，謝真南告訴謝說，西屯有一個姓廖的有錢人，他要集股開一家貿易行，店址即在榮町原日本人經營的「高砂」（Beer Hole）地方。謝真南說我們可以集一些錢同他合股。謝雪紅即和我的大妹商量，湊了幾萬元，用我的名義出資，又招了在二中教英語的楊姓教員和蔡瑞旺也各出幾萬元，謝真南也去集了約二十萬元，幾個人合起來共三、四十萬元。廖××自己集了五、六十萬元，總共資金一百萬元。廖××出資多就選他為經理，他又提議店號為「鹿鳴行」。而我們這一方因出資少，又只有我能參加工作，就選我為副經理。

    2月1日鹿鳴行開業了，要做貿易的計畫一開始還不能做甚麼商品的生意，只好先有什麼賣什麼。起初買了一批水果罐頭，又因所買的高砂店底有一些設備、碗盤等，就決定在門市部經營西餐館。開業頭一個月因貿易貨物還找不到，所以，主要做西餐生意。我上班時，只是和他們聊聊天。

    二月初，張志忠來找謝雪紅，說我們以後要由林英杰（廣東揭楊縣人）來和我們聯繫。林英杰第一次來鹿鳴行找我，後又在鹿鳴行和謝雪紅談過一次話，再和我又單獨談過一次。

    林英杰和我們聯繫後，同張志忠一樣，他每一、兩個禮拜來找我們一次，但沒有規定日期；他也同張志忠一樣，沒有告訴我們他本人的住所及聯絡的地址。這對他們的安全是必要的，但後來證明這對工作的需要來說是不適當的。

    後來在1948年四、五月問，林英杰曾到香港來找過我們。不久，他又被派回台，1949年問，在台灣被捕犧牲。

( 導讀: 「林英杰和我們聯繫後，同張志忠一樣，他每一、兩個禮拜來找我們一次，但沒有規定日期；他也同張志忠一樣，沒有告訴我們他本人的住所及聯絡的地址。這對他們的安全是必要的，但後來證明這對工作的需要來說是不適當的。」，這是革命者必然面對的困境。)

    1946年，反動派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已遭慘敗。1947年2月中旬，上海發生搶購黃金的浪潮；終戰後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的支持和指使下，拒絕全國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並濫發鈔票、搜刮物質、破壞民族工商業，搶購黃金的浪潮即是這種罪惡統治的必然結果。至二月下旬，黃金價格衝擊一兩一萬元台幣的大關，台北市地方已買不到大米了。

    從此，台灣歷史進入計時變化的進展，我們跟著投入這股革命運動的潮流中。

    1947年2月28日下午，記得是在十三時許，我在鹿鳴行聽到有人說，剛才台北電台廣播說，台北市民已經起來反對國民黨政府了，…，並呼籲全省各地人民都起來支持台北市民的鬥爭啊！……。許多人都同時聽到這個廣播，但都聽不清楚，好像廣播處的現場在騷動著，一會兒廣播就停止了。

( 導讀: 2月28日下午，十三時，群眾已經搶佔台北電台。)

    這時，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等跑來找我，我邀他們一起到台中水源地的電台去了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大家就騎自行車出發了。來到台中公園邊時，我進去大華酒家樓上告訴謝雪紅，讓她有所準備。

( 導讀: 〈和平日報〉是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辦的〈掃蕩報〉勝利後改名〈和平日報〉。)

到電台時，我們進去問負責的人，剛才台北電台的廣播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台北電台的“播音室”是在台北新公園內，而電台則在板橋，剛才的廣播據他估計是播音室一時被民眾衝進去，民眾佔領了播音室，呼籲各地民眾起來支援台北市民的鬥爭；但不一會可能是被趕出去，廣播就停止了。他又估計台北一定發生了暴動，我們請他今後有什麼變化情況，就同我們〈和平日報〉連繫。

    我即回來告訴謝雪紅，她和我一樣感到一場暴風雨終於來到了。謝雪紅叫我即刻到永豐商店問謝富是否能同林英杰取得聯繫。謝富說他也不知道林英杰住在那裡，但他答應代我找。我又回來告訴謝雪紅，她說讓我們分頭出去了解台北發生的情況及台中群眾的反應。

( 導讀: 林英杰是中共黨（台工委）宣傳部長，〈光明報〉主編。)

    到深夜，謝和我回來後，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加上當天下午至晚上間由台北回台中的人之描述，我們得知：2月27日晚上，一批台北專賣局的查緝私煙人員（武裝警察）坐乘一輛卡車到太平町執行任務時，要沒收一個女攤販的私煙。女攤販不肯讓他們沒收，加以反抗。這時，過路群眾都為她抱不平，緝私人員竟開槍打死了一個群眾，於是群眾開始包圍警察局及憲兵隊，要求懲辦兇手。群眾越來越多，整夜間開始遊行示威，進行各種鬥爭，對國民黨反動派台所施行的暴行的仇恨一時都爆發出來了，清算的日子來了。一般人士都對台北發生的事變表示關心，革命群眾聽到這個消息都興奮極了。

( 導讀: 傳言紛紛，群眾都興奮極了。)

    謝雪紅告訴我，她也去找過謝富，和他交換了意見，並打聽林英杰的消息，謝富答應代我們找林英杰。

    所謂“私煙”是上海出品的，台灣因煙草專賣，所以進口上海煙要繳稅；而這些私煙大都是由國民黨官員偷運進來的，他們獲得暴利，而受害者都是這些小攤販，真是所謂：只許縣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 導讀: 私煙”由上海運來。)

    3月1日上午（這一天是星期六啊！）謝雪紅叫我再去永豐問謝富找到林英杰了沒有？我說我要先到建國職業中學向學生們講話。於是，我先到該校向全校師生說明台北市民奮起向國民黨反動派展開鬥爭的情況，並鼓勵學生們準備起來鬥爭。講話時，我很激動，師生們也很興奮，大家表示要起來參加鬥爭。

( 導讀: 楊克煌 鼓動青年參加鬥爭。)

隨後，我去永豐找謝富，他還是找不到林英杰。——此時，黨的領導在那兒？黨的方針如何？黨的指示是什麼？

( 導讀: 楊克煌尚未取得黨證 ，但已認定中共黨的領導。)

    中午我回來時，謝雪紅告訴我說，今天早上她去參加一個會，台中市的各方面上、中層人士都參加了。會上有人出來匯報台北的一些情況說：台北市民27日夜晚一直繼續展開鬥爭，28日上午焚燒專賣局市內的一所辦事機構，並提出要求嚴懲殺人兇手、撤銷專賣局等口號。28日下午，幾萬群眾到長官公署請願，這時，陳儀竟下令匪軍開機關槍掃射，當場打死、打傷群眾多人。群眾一時被打散，激怒的群眾隨即到新公園的電台廣播，要求全省人民起來支援他們。

( 導讀: 陳儀電台 廣播承諾改革，要求人民冷靜，但群眾不相信。)

    會上最後決定派林連宗等幾個人赴台北，去向台北市民表示台中市民支持他們的那幾項要求，並去了解事變發展的近況。林連宗（彰化小西人，律師）當時是所謂「台中自由保障委員會」的委員。林去了台北後，在國民黨鎮壓時被殺害。

    當天下午，我又去鹿鳴行繼續了解情況，這時來鹿鳴行出入的人士多了，一些記者也常到這裡來。謝雪紅叫我下午再去找謝富一次，告訴他在這個緊要的時候找不到林英杰，叫我們怎麼辦呢？

( 導讀: 謝雪紅積極尋求中共黨的指示。)

    我又從鹿鳴行去永豐，謝富還是說找不到林英杰。我再回到鹿鳴行時，看到市面上已很緊張了，大家都無心工作，來鹿鳴行吃西餐的人也很少了。

    16時許，鐘逸人到鹿鳴行來找我，給了我幾張小傳單——約二寸寬、三寸長——內容是：3月2日上午九時，在台中座舉行市民大會，但傳單上沒有註明主辦團體。

    解放後，我們在上海時，始得知這些傳單是林英杰在楊逵家領導搞出來的。當時林英杰藏在楊逵家，謝富也同他們有聯繫。這是地下黨做的事，不給我們知道是可以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林英杰不同我們聯繫，又不給我們指示，讓我們自己去亂撞，到後來武裝鬥爭時也不給我們協助，……等等，這是為什麼？

( 導讀: 林英杰已吸收楊逵為中共黨員。)

    當晚，謝雪紅和我均感到一場革命風暴終於來到了，她最後再叫我說：「你是不是再去永豐跑一趟。」我說：「我已和謝富講好了，他如找到林英杰，就會來告訴我們。」

    革命前夜，謝雪紅告訴我：「我們和黨得不到聯繫，不了解黨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總是臨機應變吧！但要慎重一些，……。」

    當晚大華酒家沒有開門營業，也即永久關門了。

市民大會

    3月2日（星期日），本來這一天上午九時「台灣重建協會」預定在台中座舉行講演會，因台北事變發生，講演會取消了。

    1947年3月2日，早晨謝雪紅和我約定以鹿鳴行作為聯繫。七時許我就先出門，到鹿鳴行的沿路，我看到當天市內商店不約而同地全部關門了，罷市了。八點的時候，我來到台中座對面的人行道前面看情況。八點過後，在台中座前馬路徘徊的群眾已經很多了。八點半左右，我看到有人在台中座大門貼了一張壁單。這時，鐘逸人跑來告訴我說，那張壁單寫著停止舉行市民大會的通告。我即對鐘說：「不管是誰寫的，把壁單撕掉，把大門打開，讓群眾進去。」鐘逸人跑過去照辦了。

    於是，群眾紛紛湧進會場——台中座（參看第239頁圖四)，開會的時間快到了，我還不知道該做什麼好，……。將近九點的時候，我也進到會場，這時會場已座無虛席，有許多人站在席位周圍的走道上；但整個會場內卻異常肅靜，很少有人談話、咳嗽，好像大家都屏息靜氣在等待著什麼事將發生。時間已到九時了，講台上還沒有人上去，只見坐在前面的一些群眾頻頻回過頭來望些什麼似的，大概他們是要找尋大會的主持人來到了沒有。不久，有一些群眾鼓掌起來了，催著要開會。大家也不知道召開今天市民大會的主持人是誰？爲什麼没看到人來？那些散發傳單的人到那裡去了？

    我進去會場後，碰到楊逵，謝富等人；當群眾催促著要開會的情況下，他們居然要我上台去。我對謝富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啊！（事實上，楊逵等人是參與策劃召開今天的市民大會啊！為何他們自己不上去？）我沒有答應。有幾個“流氓”朋友拉我到旁邊去，對我說：「我們已組織了二十多個人支持你，暗中給你保護，……。」

    這時，我心裡想著今天上台去的問題可是很大的，我不了解黨的方針，黨也沒有給我任何指示，我知道這一個行動的後果是無法收拾的。萬一做錯了怎麼辦？我猶豫不決；但看到群眾那麼熱烈等待著要開會，大家的心裡是要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來一次總清算的，難道就沒有人敢出頭露面嗎？楊逵、謝富又來催我上去，說我上去後會有人接著再上去的。開會時間已過了幾分鐘了。這時我思想上的一切顧慮都忘了，就一個人跑上講台去，當時場內絕大部份的群眾是不認識我是什麼人的，大家看我上去就更肅靜了，一千多人的雙眼只望著我一個人。

    我突然上台，毫無準備，幾分鐘前我只是在考慮應不應該上去，完全未想過上去後要講些什麼話，且我本來講話就笨的，但已上來了，不允許我再考慮了。

    我發言的第一句就問：「大家是不是同意今天的會做為代表全台中市民的“市民大會”？ 」大家鼓掌答：「同意。」我又問：「今天大家是不是自動來的？」大家答：「是」。我再問：「大家是不是受共產黨或誰的煽動而來的？」大家答：「不是啊！」我這時不知道為什麼提出這樣奇怪的問題。

    之後，我就開始講台北事變發生的經過情形，當時我對事變的整個情況之了解並不比在座的聽眾多，只是，我為了鼓勵大家，就作了些“添枝加葉”的描述；但儘管我如此的誇張，後來才知道事實情況比我所講的還激烈多少倍。接著，我又說明了台北市民對陳儀政府提出的幾項要求等等。這時我看還沒有人上台來，我就接著對國民黨反動派一年多期間在台灣的貪污腐化、劫收搶奪，以及對台灣人的欺壓凌辱、敲詐勒索等等例舉出來加以譴責、痛罵，啊！這一天是我最痛快的日子！

( 導讀: 楊克煌竟已知道台北市民對陳儀政府提出的幾項要求，可見互相已有聯繫管道。)

    我在台上看到坐在前排的一個人，他原是三美堂時代（日治時期）曾和我吵過幾次架的查帳稅務人員。我看到他聽我講話好像是非常滿意地連連點頭，有時還鼓掌著。

    在我演講當中，楊逵等幾個人竟在會場內散發什麼傳單，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在做“民意測驗”的，啊！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民意測驗呢？真是要搗亂？

    當時因沒有擴音器，我演講時就離開講桌，站到講台前緣來講，以便更接近聽眾。

    我繼續講了一個多鐘頭，台上還是沒有人上來。十時許，我聽到後面座上有人鼓掌起來，仔細一看是謝雪紅來了。原來她到鹿鳴行等我，看我沒有去很著急，這時她才聽人說我在台中座演講，於是她立即趕來了。

    我看到謝雪紅來，就向大會宣佈：「現在我們正式來開市民大會，我建議選謝雪紅先生為大會主席。」這時滿場鼓掌贊成；於是謝雪紅就上台來講話，並討論台中方面的鬥爭方針。民眾之中，有人提議遊行示威，發表宣言等議案。會場甚為緊張，不愧稱為一個革命的市民大會。

( 導讀: 選謝雪紅先生為大會主席其實早有計畫要主持革命的市民大會。)

    謝雪紅講話後不久，就有其他幾個人上台去了。這時，我想出去會場外面看一看情況。一出來，看到會場外聚集了不少人，在那裡議論著什麼。我又想到要去叫人來拍幾張相片，於是我向火車站方向走，這時，朱炎跑來找我，對我說：「現在起來幹是最好的時機，目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最空虛，……。」當時，我沒有準備做什麼，對他的話只是聽聽而已，也沒有問他甚麼話。其後也沒有機會再碰見他了。

    我一直走到火車站前「聯華行」（汽車零件商）找陳紹恒，對他說：「今天你出來多拍幾張相做紀念啊！」隨後我又跑回台中座，這時，我看到果然有幾個流氓朋友跟著我，給我保護。

    我回到台中座，又上去台上。

    這時謝雪紅和群眾正在討論台中市民提出的幾項要求，例如廢除專賣局等。

    隨後，有幾個人接著講話，記得高兩貴說：「我們不僅要反對阿山，同時，也要反對半山。……。」高兩貴是台北人，原文化協會積極分子，曾信奉過無政府主義；1928年以後脫離政治活動，在台中經營一家“米糧行情”的小報，為糧食商服務。“阿山”是終戰後台灣始用它來稱呼外省人的；本來台灣人稱大陸人為長山人（唐山人）。國民黨反動派帶到台灣去的貪官污吏、匪軍士兵、特務惡棍、奸商暴徒無一不欺壓台灣人民；當時來台的外省人十之八、九都是這樣的壞人，台灣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所以，事變剛發生時，有見到阿山就打的情形。“半山”指跟國民黨回台的台灣本地出身者，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為虎作倀，幫助反動派來欺壓台灣人。

    會中另有一青年人要求上台講話，他因長期受日本教育，戰時又被抓去當兵，此時他的家鄉話（台語）講不出來，最後講一句話：，「看他們怎麼對待我們，我們就怎麼對待他們，……。」暗示要打了。他的話說得對啊！反其道而攻之嘛！

( 導讀: 高兩貴說：「我們不僅要反對阿山，同時，也要反對半山。……。」國民黨反動派帶到台灣去的貪官污吏、匪軍士兵、特務惡棍、奸商暴徒無一不欺壓台灣人民；當時來台的外省人十之八、九都是這樣的壞人，台灣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所以，事變剛發生時，有見到阿山就打的情形。所以打殺外省人也早在計畫之中。)

    這時已將近中午了，謝雪紅宣佈散會後要整隊進行示威遊行。有人提議叫消防隊派消防車來作隊伍的前鋒，……；當時的消防隊長是林連城。

    正在這時，坐在後面的人聽到會場外的騷擾聲，就都衝出去了，跟著全會場的群眾也跑出去了。原來，在會場外的群眾發現有一個特務來偵察情況，就把他揪起來打了。這時湧出外面的群眾顧不得要整隊遊行，如脫韁之野馬分兩路跑了。完全沒有人領導，也沒有人示意他們要往那裡去，而是群眾自己正確地找到了主要的打擊對象。這時我也沒有想到去和謝雪紅聯繫，就跟著一批群眾跑了。這批群眾首先衝入三青團（位在原日寇1923年為裕仁皇太子來台而蓋建的所謂紀念館），把裡面的家具、設備全部搗毀了。我進去時，即看到掛在牆上的一幅蔣介石的大畫像已被人拉下來，撕得粉碎了，痛快！這表示台灣人民還是清楚地認識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

    隨後群眾就跑到警察局，把它團團圍住。此時警察局的大門關著，一些警察有的帶著槍站在陽台上，有的爬到屋頂上與群眾對峙著。後來警察局洪局長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該局全體警察的武裝，封閉該局的一切武器。

( 導讀: 群眾首先衝入三青團（位在原日寇1923年為裕仁皇太子來台而蓋建的所謂紀念館），把裡面的家具、設備全部搗毀了。我進去時，即看到掛在牆上的一幅蔣介石的大畫像已被人拉下來，撕得粉碎了。當時還未發生鎮壓行動，台灣人民恨蔣介石竟超過恨陳儀，實在令人驚訝，是誰在引導? )

    這時有人叫我說，在圖書館開會要我趕快去參加。我就來到圖書館，看到裡面的房間擠滿了人，都是台中上、中層的人士，有一部份即是那些所謂的“御用紳士”，聽說林獻堂也來在那裡。我進到一個房間，大家都不認識我，而他們可能也沒有去參加今天早上的市民大會，只聽他們在談論著怎樣來收拾局勢的問題，這些人根本不想如何來開展爭鬥。一會兒，竟有人提議要找出今天肇事的人出來追究責任，這明明是要整我們啊！我看到情況不對頭，即要離開時，走到圖書館大門，碰到蔡惠郎（內科醫生），他和兩、三個人也正要離開。蔡醫生對我說：「還要議論甚麼，就把國民黨的軍、政、黨團的機關都加以佔領起來嘛！」那是表明摧毀反動派的全部國家機構，建立人民的政權！蔡醫生的這句話是革命的。當時，雖然國民黨的所有機關的招牌都已被群眾拆拉下來扔掉了，但我對此形勢還沒有明確的認識，對下一步該做些什麼也還不了解。

這時正是下午一時許了。

    後來聽說那天下午這批御用紳士竟與匪方取得聯繫，接受警察局長的建議，按照台北市御用紳士們的組織形式，在市議會會址成立了「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簡稱「台中處委會」)。

( 導讀: 我看到情況不對頭，即要離開時，走到圖書館大門，碰到蔡惠郎（內科醫生），他和兩、三個人也正要離開。蔡醫生對我說：「還要議論甚麼，就把國民黨的軍、政、黨團的機關都加以佔領起來嘛！」那是表明摧毀反動派的全部國家機構，建立人民的政權！蔡醫生的這句話是革命的。當時，雖然國民黨的所有機關的招牌都已被群眾拆拉下來扔掉了 。可以見得台灣菁英階層的革命性是很強烈的，反國民黨的種子早已種下! )

武裝起義

    我從圖書館出來後，又轉回警察局，這時包圍該局的群眾更多了，只見陽台上站著謝雪紅，像在那裡開會的樣子。

    原來謝雪紅從台中座出來後，跟著另一路群眾走到在南台中的專竇局台中分局，群眾闖進該局找負責人，而負責人早已逃跑了。群眾就找代理負責人，並向該局高級職員宣佈立即廢除專賣制度，該局由群眾來管理；在群眾還未接管以前要由該局職員負責維護該局的一切財產，並要他們寫下保證書。起初，他們以負責人（分局長）不在為理由，推諉不肯，群眾卻要他們全體負責，立即寫出來。在群眾壓力下，他們終於寫了即時廢除專賣制度，該局財產移交給台中市民管理，在市民未正式接管之前，負責保護該局財產等項之保證書，遞交給謝雪紅。

    事畢，謝雪紅和群眾回來的途中，望見一群人，走近一看才知道群眾包圍了劉存忠的宿舍。這時劉家有五、六個人竟開槍打死或打傷了一個群眾，極憤怒的群眾因手上沒有武器，就商量要放火燒劉的住宅。運來了一大桶汽油，後又擔心火會延燒到鄰近的住家，正在考慮如何處置時，謝雪紅等剛好趕到了。於是謝雪紅一個人單獨進入劉宅，去和劉存忠談話，又使劉繳出六支手槍，然後把劉等押上了消防車來到警察局，在該局的陽台上舉行鬥爭會。鬥爭會上，那個開槍打死了一個群眾的劉警衛員，他自己從陽台跳下負傷。當時有一個何鑾祺的人，打了劉他們，在蔣援軍開到台中時，他被抓去槍斃了。

    此時，我剛好來到，即撥開人群上陽台找謝雪紅，謝見到我即說：「你趕快回去找謝富連繫，馬上把我們的人組織起來。」於是，我即刻回建國職業中學，叫人去找謝富，要他們派人來。另外，我叫蔡鐵城去收繳和平日報報社的手槍。蔡一會兒就回來，共繳了三支手槍，把一支交給我。同時，去找謝富的人也回來了，但沒有看到謝富來。

    下午五時左右，我回鹿鳴行吃飯，這時謝雪紅也回來了。她告訴我說，在警察局鬥爭劉存忠時，群眾中有人提議要拉劉下去當場打死。她和陽台上的人商量，大家的意見是把劉暫時關押起來，待日後處理，要徹查他過去的貪污罪行。謝雪紅又說，她當時考慮到台灣未有過當場打死人的例子；且如果把劉打死，會有人以為目的達到了，不再進行鬥爭，另外，有人可能會因出了人命案以後不敢出來，為考慮繼續進行鬥爭，她也反對把劉當場打死。劉等即被押到台中監獄關起來了。

    劉存忠當時已卸任偽台中縣長，任省警備司令部高級參謀。

    謝雪紅又說，在鬥爭大會後，把該分局的武器——幾十支步槍、日本刀一一都集中封鎖起來了，這時分局的外省人警察都逃跑了。

( 導讀: 我叫蔡鐵城去收繳〈和平日報〉報社的手槍。蔡一會兒就回來，共繳了三支手槍，把一支交給我。〈和平日報〉報社藏手槍，是誰的預謀?

令人不能無疑。)

    謝又問我謝富怎樣？我答叫人去聯繫了兩次，都沒有看到派人來。

    吃過飯後，謝雪紅對我說：「聽說要在市參議會開會，我們去看一看。」市參議會會址即原日寇的「市協議會」會址，也稱為「市民館」。我們到達後，看到每個房間都有很多人，都是本市上、中層人士，也就是中午在圖書館開會的那些人。聽說他們已組織了“事變處理委員會”，即按照台北市的辦法搞的。他們有些人在討論什麼“處理辦法”，擬訂提出什麼政治主張，另外一些人在討論組織機構、人事配備的問題，夢想可以撈到一官半職。我們這邊看、那邊聽，感到無從插嘴的地方。

    21時許，有人來電話報告說國民黨軍隊從南部地方開到台中來了。一會兒又有電話來說滿載國民黨的軍隊開到台中來了。隨後又再打來幾次同樣的電話，反映情況緊急，蔣軍越來越逼近台中了。

    這時，謝雪紅說我們到火車站去了解一下。於是我們即離開市民館到火車站去，向車站裡的職員打聽消息，他們又打電話訊問了幾個車站，各車站均回答沒有看到軍開來台中的情形。謝雪紅請他們多和各車站聯繫，如發現有什麼情況隨時和我們（處委會）聯繫，他們馬上答應了，謝雪紅還問他們如有軍隊要開來台中，有什麼辦法把它阻止沒有？他們說可以和各車站聯絡，想想辦法。最下策的辦法就是用一輛火車頭去和它相撞。於是對付由鐵路來的軍隊已沒有問題了，我們就再回到市民館。

    我們回到市民館已將近午夜十二點了，在遠處就望見市民館的電燈全熄滅了，我們覺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市民館外面還有許多青年在那裡，這兒一群、那兒一群在談什麼，謝雪紅問他們：「處理委員會怎麼啦！」他們答：「他們一聽到軍隊要來攻台中的消息，都逃跑了，電燈也關掉啦！」謝又問他們：「那你們為什麼還不走？」他們說：「我們正在商量要和軍隊幹。」謝雪紅說：「那麼我們到裡面去。」

    我們進去市民館後，打開電燈。燈光亮了，在附近徘徊的群眾也都來了。

    謝雪紅首先對那些青年說，剛才有軍隊要來進攻台中的消息，我們應先武裝起來，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衛；偽台中警察局有幾十多把步槍和日本刀，先去搬來武裝起來。

    青年們去拿了武器，武裝起來後，就分頭去各交通要道站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說他們要去攻打派出所、軍隊的小單位，也都出發去了。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軍要來進攻台中，台中市民已準備好要抗戰，並已在市內開始主動向蔣軍進攻了。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佔領市、區、鎮，鄉的國民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那個記者就去電台徹夜繼續廣播了。

    這時，軍隊將要來台中的電話又響了，我們就把消息通知電台叫他們向外廣播，又有一則消息說蔣軍已到烏日（台中以南約五、六公里的小鎮）和烏日地方的人民打起來了。這則消息播出後，烏日車站來電話說，烏日並沒有發生戰事。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知道這些軍隊打來的消息全是敵人用來恫嚇人民的陰謀。但敵人的這種詭計並沒有嚇倒人民，反而促使人民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經過3月2日一整夜——正確地說是3月3日凌晨到天亮——的戰鬥，台中市內的蔣軍小基點（如倉庫等等）和警察的派出所均被人民攻佔了。

( 導讀: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軍要來進攻台中，台中市民已準備好要抗戰，並已在市內開始主動向蔣軍進攻了。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佔領市、區、鎮，鄉的國民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那個記者就去電台徹夜繼續廣播了。《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忠實執行謝雪紅的命令，這又是誰的預謀安排?)

作戰本部

    3月3日早晨，謝雪紅和我商量決定成立一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簡稱「作戰本部」），並即時去刻兩枚圖章。所謂委員會實際上並未成立，而“中部地區”是指日治時代的台中州管轄區，當時約有一百多萬人口，現在我已記不清楚當時為什麼用“治安”兩字。其他市內群眾組織——武裝的和非武裝的——也均有稱為××治安隊。記得蘇聯有個「治安人民委員會」，是國家的保衛組織。

    上午，作戰本部宣佈讓各群眾組織前來進行登記。那時青年自動組織起來的均稱××治安隊，各隊人數有二十多人至四、五十人，均有武器。這些青年大部份是被日寇抓去當兵的，所以會打仗。他們都以被日寇派去各地方的隊友為基礎自動結合起來的；因此，各隊內的人互相認識，各自選出隊長，有「菲律賓治安隊」、「馬來亞治安隊」、「新加坡治安隊」等等；另有的是混合的，如獨立治安隊。另有一些是學生或“流氓”份子組織起來的。各大企業、工廠也有治安隊，但它們還沒有武裝，是以保衛各自單位為目的的，如製糖公司、專賣局等，他們各自選出隊長，寫名單到作戰本部進行登記，等候命令。

    當天十時許，聽說蔣軍出來了，青年們即刻組織去迎擊。當時作戰本部只有一支機關槍，青年們把那機關槍架在一輛卡車的司機座位上出去迎擊了。卡車開到公園附近時，突然發現兩、三輛卡車的軍隊從後面追來了，青年們倉皇間不能回擊，跳下車就跑了。這個辦法失敗後，青年們即提議大家帶手榴彈爬在屋頂上等軍隊來就扔。後來我們才了解當時蔣軍並不是要進行反攻，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安全，正在進行集中隊伍的轉移調動。

    中午以後，有許多地方來支援的武裝隊伍都陸續開到台中了，市內各單位和一些地方上的團體即自動送來糖、酒、糕點、大米及生豬肉。為了供應隊伍的伙食，我們在「台中醫院」利用該院的蒸汽鍋做飯，由市婦女會組織婦女來做“團飯”，分配給各隊。

    下午，由軍隊軍火庫搬來幾輛卡車的手榴彈（日本製的，無木柄的），就存放到建國職業中學校內。那時步槍很少，均由繳獲單位作為武裝自己的隊伍用。我的一支手槍也被人要去了。

    不久，蔡鐵城來叫我到鹿鳴行開會，我即刻去了。市內的台灣人記者正在那裡商量要發行各報的聯合版，我馬上表示贊成，並建議由王思翔出來協助寫文章；蔡瑞旺當場自動捐出一萬元買紙張。

    那時，謝雪紅和我分開工作，她負責指揮隊伍的作戰以及對外的交涉；我負責隊伍的登記和簽署彈藥、汽油、飯食等物品的供應。

    下午四時，探知在日寇「教化會館」（參看第239頁圖四）集中了不少軍人，他們竟抓了幾個行人進去裡面、訊問人民武裝的活動情形。

    後來我們才知道：因有一些青年武裝隊伍在三日凌晨起義，攻佔蔣軍需品倉庫後，從裡面找出原日寇空軍的軍裝出來穿了，又穿上長統皮鞋，帶日本刀等：因此蔣軍誤以為他們是日軍，大為震驚，又不知他們打從那裡跑出來的，使得軍人都跑到教化會館來了。

    蔣的黨、政人員（官員）即各自躲藏起來，或找反動人物為他們做掩護。市長黃克立在三日晚上，化裝為乞食（乞丐），在企圖逃跑到霧峰林獻堂家尋求掩護的路上，被起義的人民發現，而抓起來了。

( 導讀: 中午以後，有許多地方來支援的武裝隊伍都陸續開到台中了，市內各單位和一些地方上的團體即自動送來糖、酒、糕點、大米及生豬肉。為了供應隊伍的伙食，我們的在「台中醫院」利用該院的蒸汽鍋做飯，由市婦女會組織婦女來做“團飯”，分配給各隊。團結一心的抗爭市民， 見證謝雪紅民意基礎強大。)

探知蔣軍集中在教化會館，當天黃昏的時候，謝雪紅即組織武裝隊伍，命令他們去圍攻。戰鬥開始後，不久天就黑了，電線又被打斷，全市電燈熄滅，陷入一片漆黑。步槍聲、手榴彈爆炸聲，響徹全市，這是台中市有史以來第一次巷戰。

    因敵人居高臨下，周圍又隔著一道圍牆，進行頑抗，使得起義隊伍無法接近教化會館大樓。到晚上九時左右，作戰人員回到作戰本部，建議使用汽油瓶和手榴彈一起扔去放火燒，我們也同意了。馬上運來一大桶汽油，再一瓶一瓶分裝在小空瓶；因當時電燈熄滅，用蠟燭火照光，又不敢太接近汽油，使得裝瓶的工作花了很多時間。

    這時，起義隊伍喊著軍隊投降了，只見軍隊舉出白旗，但卻又一邊開槍，傷了幾個起義隊的人，於是雙方又繼續交戰著，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軍隊內部意見分歧，有些單位主張投降，但有些單位不肯投降，而繼續開槍。

    汽油罐裝好後，即運去投擲，結果卻不起火，回到作戰本部報告情況。一查驗才得知鐵桶裡裝的全是水，原來軍隊早就把汽油變賣掉，在鐵桶裡裝了水的。

    大家又協議決定，運幾桶汽油用消防車來加以噴射，放火燒之；消防車開到時，敵人聽到要用汽油燒了，他們就全部投降了。這時是23時許了。

    敵人投降後，我們才知道集結在教化會館的有憲兵隊、後勤部隊等六個單位，共三百多人，內有軍官三、四十人。武裝隊伍把俘虜的蔣軍軍官及一部份士兵押到作戰本部，關在二樓，其中有一部份受傷的。

    3月4日清晨，有兩個嘉義來的高山族青年到作戰本部要求支援武器，當時我們的步槍還不夠分配，只能給他們幾箱手榴彈，他們很高興地帶回去了。

    早上下著小雨，各治安隊伍在小雨中列隊在作戰本部前待命。

( 導讀: 汽油罐裝好後，即運去投擲，結果卻不起火，回到作戰本部報告情況。一查驗才得知鐵桶裡裝的全是水，原來軍隊早就把汽油變賣掉，在鐵桶裡裝了水的。不知是軍隊有遠見? 還是軍隊貪汙太嚴重 ?)

    早晨，由嘉義來的消息說，嘉義地方的武裝人民在虎尾飛機場，同軍隊正發生激戰，作戰本部即決定派遣隊伍前去支援他們，於是前後派出三批去了。第一批是由顧大郎指揮的。

    顧大郎，台中市人，是顧行的兒子，那時已經由日本學醫回來；他在1925年曾誤飲了庚仔油，被謝雪紅給救了的。（參閱《我的半生記》第161頁）。顧大郎率領隊伍到虎尾參戰後，即犧牲了；五日遺體運回台中開追悼會。

    當天上午，又聽到在大肚跑馬場有一股蔣軍流竄到那裡，本部又派一支隊伍去追擊了。

    上午，當時蔣軍在中部地方的最大一個基點——第三飛機場——還未攻克，該廠是蔣軍為了裝配美帝的飛機而建設的；機場位於台中市西郊，原日寇飛機場鄰近。當時有幾支治安隊主動要求去攻擊該機廠，我們也答應了，他們分乘幾輛卡車出發了；但不久又折回來，報告說該機廠周圍有一道高磚牆圍著，正門的門樓上配備著幾挺機關槍，無法接近。

    有一個隊員說，他們找來一個平日在該機場進出的承辦貨物商人，由這個商人口中得知該廠有官兵約五百人，大部分是非戰鬥人員，其中有一半是台灣青年，這些台灣青年是主張起義的。於是，我們請那個商人設法再混進去該廠，去通知裡面那些台灣青年，說中部地區的蔣軍已全部被人民武裝解決了，叫他們進行起義，逼迫該廠軍投降。

    中午時候，第三飛機廠來了三個士官，說他們是該廠廠長雲××（中將頭銜）派來的，問我們投降的條件為何？謝雪紅答：「 1．該廠武器集中起來，由我們保管；2．該廠士兵如不抵抗者，一律保證其生命安全；3．該廠士兵的生活，暫自行管理。」他們再問了幾個具體問題後，就寫了投降書遞交謝雪紅了。

    至此，中部地區的蔣軍基本上全部解決了。

( 導讀: 有一個隊員說，他們找來一個平日在該機場進出的承辦貨物商人，由這個商人口中得知該廠有官兵約五百人，大部分是非戰鬥人員，其中有一半是台灣青年，這些台灣青年是主張起義的。國民黨機場竟接納一半的台灣青年，而這些台灣青年是反國民黨的? )

    四日當天，台中還發生了下列幾件事：

    上午，鐘逸人的叔父鐘××（在台北法子公廟邊開醬菜工廠）送一萬元來捐獻；在起義期間，我們沒有用過錢，是不缺錢的。

    有幾個台北青年到作戰本部來聯繫，說他們可以在台北搞到幾架飛機，飛到台中來。在飛來的一路上要散發傳單，到台中後要協助我們作戰，請我們在台中西郊（？）機場佈置三塊白布，排成三角形，指示他們降落的地點。我們也照辦了，可是後來不知何故，沒有飛機飛來。這是四日或六日的事。

    台中市內醫生自動組織救護隊，三日來作戰本部免費替治安隊員療傷，四日又有幾個醫生來給謝雪紅打了強心針。

    晚上，有一批強盜去搶劫醉月樓，有人來作戰本部報告，請求派人去取締。

( 導讀: 有幾個台北青年到作戰本部來聯繫，說他們可以在台北搞到幾架飛機。

讓人想到光復才兩年，是否已有詐騙集團 ? )

黨令如山

    3月4日13時許，李喬松到作戰本部來找謝雪紅，說黨（台工委）要我們把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處理委員會。他說：「台工委的意見認為武裝鬥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鬥爭的階段，如我們再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對於團結各階層人士、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開的政治鬥爭除了你們兩人可以出面以外，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做，……。」謝雪紅表示不同意。她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怎麼成！」過一會兒，謝富也來傳達同樣的命令，記得林兌也來說服我們。

    至15時許，李喬松又來找謝雪紅，我看到李喬松講話時，幾乎流出眼淚來，這時他對謝說：「這是蔡乾的命令啊！不服從就要犯錯誤，……。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老同志犯錯誤啊！」謝雪紅在我身邊低聲對我說：「這是蔡乾的命令！」我說：「服從就服從吧！」謝這時也只好同意了。

    自從2月28日聽到台北事變起，我們幾次努力想辦法要取得黨的領導和聯繫，均得不到回應；蔡乾他人早就在台中，但卻不同我們聯絡，也不給我們協助，而第一次來聯繫就是提出要我們把武裝領導權移交出去。

    當時聚集到台中來“觀戰”的中部各地方的上、中層人士和台中市的人士，在了解第三飛機廠的蔣軍已來投降，中部地區的武裝鬥爭已獲勝利後，他們就開會要重新組織 “中部地方事變處理委員會”，記得地點是在當時的國民黨台中市黨部——原日寇時代的台中市役所。

    謝雪紅和我服從了蔡乾的指示，把武裝隊伍的指揮權移交給“處委會”以後，當天16時即到處委處參加開會，會上參加的人約有兩、三百人。到會後，謝雪紅被邀請出去作這次武裝鬥爭經過情況的報告。

    她講完話後，莊垂勝——當時的台中圖書館館長——上台講了一句話，他說：「我們要以武裝力量為背景，爭取實現政治上的要求。」莊是上、中層人士的代表人物、知識分子。

    隨後，大家討論武裝組織的問題，決定設司令部於台中師範學校（該校校長是日帝投降後，由北京回台的漢奸洪炎秋。），推舉吳振武為司令，謝雪紅為參謀。吳振武曾任日帝海軍大尉。這個消息傳出後，武裝隊伍就到司令部報到了。

    謝雪紅和我回到作戰本部後，她又告訴我，她要再到處委會去應付他們，叫我暫時留在作戰本部。

( 導讀: 李喬松到作戰本部來找謝雪紅，說黨（台工委）要我們把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處理委員會。他說：「台工委的意見認為武裝鬥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鬥爭的階段，如我們再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對於團結各階層人士、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開的政治鬥爭除了你們兩人可以出面以外，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做，……。」謝雪紅表示不同意。她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怎麼成！」過一會兒，謝富也來傳達同樣的命令，記得林兌也來說服我們。他對謝說：「這是蔡乾的命令啊！不服從就要犯錯誤，……。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老同志犯錯誤啊！」謝雪紅在我身邊低聲對我說：「這是蔡乾的命令！」我說：「服從就服從吧！」謝這時也只好同意了。可見謝雪紅黨性堅強，蔡孝乾則居領導優勢，能主導大局。)

    當晚，左營來了二個青年，到作戰本部要找謝雪紅，據他們說，他們是左營海軍要塞的士兵，又說他們於台北事變後即被蔣軍官禁閉起來，不許他們和外界接觸。他們在裡面商量如何爭取出去和外面聯繫，就決定假裝著很順服。到四日上午，他們分別以探親為理由，取得批准外出，而得出來了。事先蔡懋棠叫他們出來後找謝雪紅，要求台中派一支武裝隊伍到左營圍攻要塞，屆時他們台籍士兵會由內部響應起來，即可佔領該要塞，打開該要塞的軍械庫，那裡的武器可以裝備幾百個人；這樣一來就可以聯合高雄的武裝人民進攻壽山軍事要塞。但此時我們的武裝指揮權已交出去了，後來，謝雪紅曾就此事到處委會打聽意見，他們說現在武裝隊伍要整編，拒絕支援外地，沒有辦法了。

    同時在當天晚上，謝雪紅在處委會聽到一個醫生反映說，在南台中某處有一批特務在那裡開會，陰謀反攻。謝得到這個消息後，即找埔里隊（隊員有四、五十人，大部份是高山族），由隊長黃勝卿率領該隊到特務開會的地址，把它包圍起來。然後衝了進去，一舉逮捕了二十多個特務，繳獲了一批反動證件——國民黨證、臂章等，然後把這一批特務送進台中監獄關起來。

    四日深夜，謝雪紅到教化會館，發現埔里隊的高山族戰士抱著槍伏在地上看守，見她進來即站起來立正敬禮。謝對高山族戰士的戰鬥精神和嚴格規律很感動。教化會館當時存有大批軍軍需物質。

    當夜，謝雪紅沒有回到作戰本部。

( 導讀: 事先蔡懋棠叫他們出來後找謝雪紅，要求台中派一支武裝隊伍到左營圍攻要塞，屆時他們台籍士兵會由內部響應起來，即可佔領該要塞，打開該要塞的軍械庫，那裡的武器可以裝備幾百個人；這樣一來就可以聯合高雄的武裝人民進攻壽山軍事要塞。但此時我們的武裝指揮權已交出去了，後來，謝雪紅曾就此事到處委會打聽意見，他們說現在武裝隊伍要整編，拒絕支援外地，沒有辦法了。可見蔡孝乾是瓦解革命形勢的罪人。)

            二七部隊

    3月5日，只有我一個人在作戰本部坐鎮應付。十點左右張志忠來找我，因屋裡人多，我出去外面同他談話。首先，我以埋怨的口氣對他說：「你們要我們交出指揮權，看以後怎麼辦？」張說：「不要灰心，我們以後還要組織，……」我說：「現成的東西都不要了，以後怎麼組織？」張又叫我快把所有手頭上的武器盡量疏散到農村去，我心想我一個人有什麼辦法疏散呢？

    在和張志忠談話回到房間時，即有人問我：「他是誰？」我覺察到有人在監視我了。

    當天下午，鐘逸人來告訴我，他要把原來的獨立治安隊隊伍擴大組織“二七部隊”，繼續接受我們的領導，地址設在原日軍「八部隊」營舍（參看第239頁圖四）。我對他說：「你要找謝富，他那裡有一批青年學生很好。」鐘逸人說他已和謝雪紅聯繫好了，我就叫他到建國職業中學搬手榴彈，我們再也沒有其他武器了。

    同一天下午，有一批流氓分子也來到作戰本部，要求我把軍需物質分給他們，他們要的就是在教化會館的軍毯、被服等。我不答應。我想如果一答應，局勢就更混亂了，因我如答應幾個人，那我就無法應付其他人了。他們就繼續在作戰本部搗亂。

    當晚七時許，謝雪紅回到本部。一會兒，台中消防隊隊隊長林連城等五、六人來找謝。他們談話的意思是要求謝給他們職權，並帶有威脅的口氣，謝對他們說：「現在嘛！還沒有勝利，等勝利了大家都有事做，……。」謝只得又向他們暗示，日後警察局方面的工作可以由他們來管，於是他們就回去了。事實上，這時謝雪紅本人又有什麼權力呢？

    消防隊（日寇時代稱為“消防組”）在日寇時代有不少隊員就是流氓分子；林連城因是老隊員，日帝投降後被推舉為隊長，可說是地方上的一個惡勢力。該隊在武裝鬥爭中很少直接參加，可是這時的野心可不小。

    過一會兒，有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帶五、六個男的進來本部，一進來就問：「你們在這裡幹什麼？」來勢汹汹，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這時謝雪紅把那個女的拉出去，不知同她講些什麼。一會兒那個女的進來，就把她帶來的人叫走了。事後，謝雪紅告訴我，那女的是特務，是朱炎的妹妹。她本是帶人來打算破壞作戰本部的，謝拉她出去後，告訴她：「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是你哥哥叫我們做的。」她問謝：．「我的哥哥是誰？」謝答：「朱炎。」

我一生前前後後直接或間接了解謝雪紅臨機應變的事很多，但這次她的機靈使我最震驚。

( 導讀: 當晚七時許，謝雪紅回到本部。一會兒，台中消防隊隊隊長林連城等五、六人來找謝。他們談話的意思是要求謝給他們職權，並帶有威脅的口氣，謝對他們說：「現在嘛！還沒有勝利，等勝利了大家都有事做，……。」謝只得又向他們暗示，日後警察局方面的工作可以由他們來管，於是他們就回去了。事實上，這時謝雪紅本人又有什麼權力呢？ 原來蔡孝乾已經完勝謝雪紅 。)

    晚上約十點時，謝雪紅說要出去，即離開作戰本部。

    這時，那些要軍毯的流氓還在同我找麻煩。有一個喝醉酒的流氓，拿一個像是迫擊砲彈的傢伙來在我的桌子上敲，脅迫我要東西。我口頭上仍堅決拒絕，心裡上卻很害怕，想這個傢伙萬一爆炸，豈不同歸於盡嗎？

    謝雪紅和我就這樣從3月2日起，四天四夜沒有睡過覺地忙。

    3月6日上午，聽說有許多青年學生從台北來到台中，他們是在台北得知台中武裝鬥爭勝利了，大家商量結果，打算來台中武裝自己，然後編隊回去攻打台北。

    林良才等人也是這個時候來本部的，他要求我支援他們武器。我說我們只剩下手榴彈，就給他一大皮箱的手榴彈。後來據林良才說，他在台北和阿忠去接收了幾十支步槍，也曾運到蔡懋棠的哥哥家，後來又運到林良才家，砌了一道磚牆把它們全部藏起來了。“囤積居奇”啊！

    十一時許，謝雪紅乘坐一輛小汽車倉惶地回到本部，對我說：「收拾東西，我們離開這裡。」於是，我同她出去，汽車一直開到二七部隊，謝在車上告訴我形勢很緊張，我們在作戰本部危險了。

    到二七部隊時，看到周明已由台北來了，在那裡查看那一批特務的反動文件。

   「二七部隊」於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舉鐘逸人為隊長，黃勝卿為參謀。黃文輝率領的嘉義隊員也來參加。地下黨謝富介紹何集淮、蔡伯勳等都來參加了。

( 導讀: 十一時許，謝雪紅乘坐一輛小汽車倉惶地回到本部，對我說：「收拾東西，我們離開這裡。」於是，我同她出去，汽車一直開到二七部隊，謝在車上告訴我形勢很緊張，我們在作戰本部危險了。可能謝雪紅認為大勢已去。)

    當天（或七日）下午，有一個日本人突然跑來二七部隊，向謝雪紅說，有日本的坦克車可以修理起來使用。謝問他坦克車在什麼地方，他說在台中女中校內有兩輛，只要用一些汽車零件修配起來即可以用。於是，謝交給他五千元去買零件了。到十二日上午，果然有一輛坦克車開到公園邊來，但那時我們已決定要退入山裡，坦克車沒有用了。

( 導讀: 當天（或七日）下午，有一個日本人突然跑來二七部隊，向謝雪紅說，有日本的坦克車可以修理起來使用。可見日本人積極介入二二八事件 ! )

    六日晚上，我在二七部隊時，因幾天來太疲倦了，就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3月7日上午，謝雪紅約吳振武來到二七部隊，我們一起和他坐汽車到第三飛機廠，正式接受該廠的投降。雲廠長寫了投降書交給謝雪紅。該廠的武器已集中起來了，就由廠內的台籍士兵和「台南高工」的學生隊共同保管；後來運了一部分武器去給二七部隊。

    事畢，回台中市區的路上，在小汽車裡，吳振武默默無言，抓頭搔耳，許久才對謝雪紅說：「我在人家的面前要表示反對你，請你原諒，……。」當時謝雪紅和我均不了解他講這句話的意思。

    下午，謝雪紅聽到在台中監獄關押的特務分子都被釋放出去了，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謝雪紅帶周明等幾個人到監獄去。到後，謝雪紅問賴遠輝獄長為什麼把那一批特務放了，賴答：「我們是反阿山啊！怎麼把本省人也抓來關？」原來這是那些反動分子去向賴獄長抗議的結果。謝說：「你錯了，我們是反對壞人，壞人不管是那一省人都要抓起來關。」

    後謝雪紅進去看在押的人，當打開劉存忠的監門時，劉即跪行出來向謝哀求饒命，謝對劉說：「等待市民的審判吧！」

( 導讀: 3月7日上午，謝雪紅約吳振武來到二七部隊，我們一起和他坐汽車到第三飛機廠，正式接受該廠的投降。雲廠長寫了投降書交給謝雪紅。該廠的武器已集中起來了，就由廠內的台籍士兵和「台南高工」的學生隊共同保管；後來運了一部分武器去給二七部隊。原來二七部隊武力強大是有原因的。)

    七日傍晚，台中師範學生呂煥章跑到二七部隊告訴謝雪紅，他在司令部時被命令參加一個小組。這個小組成員有吳振武、一個特務和呂本人。他們的任務是要暗殺謝雪紅。呂說他可以暗中保護謝，但要求謝自己行動要小心。聽了呂煥章的這個消息，我們對吳振武今天上午的表現，就有些了解了。

    這一天，二七部隊忙於編隊，補充武器、彈藥和糧食，又到第三飛機廠運回一批步槍。

    3月8日早晨，謝雪紅和我才回到大華酒家，剛好柯秀英由台北來，我們要去處委會時，就順便帶她去參加工作。

    到處委會時，有幾個台中高等農業學校的學生向我們說，市面有張貼“打倒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傳單，向謝雪紅提出抗議。當時這些學生的想法是只要反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並不反對整個國民黨政府。謝雪紅向他們解釋說：「現在台灣人民是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時候，其中政治主張不同總是會有的；不過，現在我們先盡量團結，政治意見不一致的問题留待以後討論。」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傳單是地下黨貼的。

( 導讀: 到處委會時，有幾個台中高等農業學校的學生向我們說，市面有張貼“打倒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傳單，向謝雪紅提出抗議。當時這些學生的想法是只要反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並不反對整個國民黨政府。謝雪紅向他們解釋說：「現在台灣人民是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時候，其中政治主張不同總是會有的；不過，現在我們先盡量團結，政治意見不一致的問题留待以後討論。」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傳單是地下黨貼的。互相之間沒有溝通，地下黨似乎未完全掌控輿論。)

    記得當天謝雪紅和我為什麼事，曾到過梅枝町謝真南家附近去和某人見面（謝！你不在，我想不起來了）。又聽到謝富說今晚蔡乾要來大華酒家看謝。

    隨後，謝雪紅再去處委會，我回二七部隊的路上轉進去和平日報社，見到黃玉鶯，又看到在四樓的收電員。收電員告訴我說在台中起義以後，他即專心研究台北和南京之間的電報密碼，終於弄清楚了他們來往的密碼；其中顯露出台灣反動當局表面上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暗地裡極力向南京政府請求派兵來台。

    事實確是如此，八日上午國民黨軍已開到基隆，一登陸就開始大鎮壓、大屠殺了。

    謝雪紅上午由處委會回來時曾對我說：「沒看到吳振武出來，聽說他在擦拭手槍時誤打中了自己的腳，住院了；但處委會說不要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下午，呂煥章又來找謝雪紅，他說：「吳振武是故意打傷自己的腳的，……。大概吳是不願意執行暗殺謝雪紅的任務才自己打傷自己，……。」呂煥章又說他不願意再回司令部，於是就留下來參加二七部隊了。

    吳振武自己打傷自己的苦肉計，正符合他和我們去第三飛機廠回來途中表情苦悶的情況，以及他當時對謝雪紅說的話。

    我想吳振武接受暗殺謝雪紅的任務時，他對謝還不認識、不了解；後來，同謝接觸以後，知道謝並不是壞人，而且做事有魄力，使他手軟了，拒絕執行任務了。

    二、二八起義被鎮壓後，吳振武竟向反動政府表示他是被謝雪紅打中受傷的；因此立了功，後被任海軍大佐。1948年我們在香港看到報紙消息，言吳振武被調到南京任海軍陸戰隊教官了。

( 導讀: 收電員告訴我說在台中起義以後，他即專心研究台北和南京之間的電報密碼，終於弄清楚了他們來往的密碼；其中顯露出台灣反動當局表面上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暗地裡極力向南京政府請求派兵來台。譯電員太優秀，早已偵知陳儀兩面手法。)

    當晚，謝雪紅和我都回到大華酒家。八時左右蔡乾果然來大華酒家，這是他回台第一次來會見謝雪紅的。當時我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蔡乾回去後，謝才告訴我她見到蔡時，即提出他要我們移交領導權之事來質問蔡。蔡說此事已經過去了，現在不要再提起了。蔡接著說：「我們決定最近要召開一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一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你們也要準備參加，……。」

    謝又同蔡乾談起二七部隊的問題，蔡說：「局勢變化時，二七部隊就轉移到埔里山裡去。

    3月9、10日，匪軍援兵開到台灣，開始血腥鎮壓的消息由北部傳來，市民人心惶惶，特務分子又活躍起來了。

    十日晚，謝雪紅接到通知說處委會要開會，地點在原日帝台中州廳。我和十幾個二七部隊隊員保護謝去參加。謝進去參加開會，不一會就出來，對我們說：「會上大家主張要再請黃克立出來當市長，問我意見如何，我說這個問題要徵求台中市民的意見，我就離開會場了。」我們再保護她回二七部隊。

    聽說3月9日處委會就開始不給大米飯吃了，代之以白薯，這表示要趕走人的；在10日，他們就開始燒毀文件了。

    後來我們得知從3月4日至6日，圍攻虎尾飛機場的武裝隊伍，曾在嘉義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派部隊前去救援。可惜當時我們沒有聽到這個廣播。

( 導讀: 謝又同蔡乾談起二七部隊的問題，蔡說：「局勢變化時，二七部隊就轉移到埔里山裡去。所以蔡孝乾並不想與軍隊決戰 ? )

           移師埔里

    1947年3月12日上午，謝雪紅和我最後一次由二七部隊回到大華酒家，聽到謝真南說蔣軍隊即要開到台中了。謝對我說我們要馬上回到二七部隊，叫我把東西收拾一下。我說現在有什麼辦法收拾呢？謝下樓去向她三嫂借了一對金手鐲，我把“中部地方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的兩枚圖章的橡皮部分剝開，塞進地板下面。這時謝又回樓上來了，我說我們走吧！於是，兩人就離開了大華酒家。我望著留下來的一些衣服、書籍（其中有一本我1934年在獄中時買的英和大辭典、幾雙皮鞋、一個裝茶葉的桐木箱、一輛24吋自行車等等，永別了！連替換的衣服，日用品都沒有帶。

    中午時候，我們回到二七部隊，即向該隊幹部宣佈下午15時二七部隊轉移到埔里，大家馬上開始行動，由運輸隊去準備車輛。

    15時正，一百多人二七部隊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了。正要離開台中時，我們看到李韶東這個“進步分子”，他在起義中沒有出來參加鬥爭。

    車隊行到草屯的時候，坐在卡車內的隊員何集淮等說，要到該地的軍用倉庫搬一些日用品（毛毯）和糧食。黃昏時候，二七部隊抵達埔里鎮，即到埔里小學駐下來，準備做飯。當晚，謝雪紅和我又出去訪問一個原農組的幹部（阿分兄的親戚？）

    3月13日早晨，二七部隊由埔里小學搬到原日寇的「武德殿」。當時，我們知道該鎮鎮民對二七部隊的進駐存有懷疑的傾向，即決定派一部分隊員到街上宣傳二七部隊的進駐該鎮是為了抗擊蔣軍，並鼓勵該鎮青年來參加二七部隊；另派一部分隊員去佔領該鎮警察分局。後他們發現隊員中有一個姓石的人有通敵嫌疑，就順便把他扣押在該分局的拘留所。

( 導讀: 當時，我們知道該鎮鎮民對二七部隊的進駐存有懷疑的傾向，即決定派一部分隊員到街上宣傳二七部隊的進駐該鎮是為了抗擊蔣軍，並鼓勵該鎮青年來參加二七部隊；另派一部分隊員去佔領該鎮警察分局。後他們發現隊員中有一個姓石的人有通敵嫌疑，就順便把他扣押在該分局的拘留所。原來二七部隊也有內奸。)

    後來，我們得知軍隊整編的第二十一師於13日開到台中，佔領大華酒家、作戰本部及林連宗家宅，並設師部於大華酒家。

    3月14日清早，謝雪紅帶領幾個隊員，坐一輛汽車進霧社，去和高山族人民聯繫。

    當天大部分隊員留在駐地整修武器。

    八時許，鐘逸人通知我到一家旅社開會，參加者有：鍾逸人、周明、蔡伯勳、呂煥章、何集淮等八、九個人，會上鍾逸人說：「蔣軍已開到台中，我們的隊伍太小，不能抵抗，我建議解散二七部隊。」當時，我表示反對，與會者大多數也不同意他的意見。鐘逸人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他出去後，大家推選周明繼任二七部隊隊長。

    參謀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

   十時許，有人來報告說，蔣軍已進佔草屯，快要來進攻埔里了。二七部隊即時集合，決定派大部分隊員出去迎擊。在整隊出發時，黃文輝朝天開了一槍，表示決意。隊伍出去一兩個鐘頭又返回來，說沒有遇到軍隊，但確定蔣軍已到台中，即決定派出崗哨到鎮外的要道防守。

( 導讀: 會上鍾逸人說：「蔣軍已開到台中，我們的隊伍太小，不能抵抗，我建議解散二七部隊。」當時，我表示反對，與會者大多數也不同意他的意見。鐘逸人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他出去後，大家推選周明繼任二七部隊隊長。 參謀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二七部隊陣前換將為兵家大忌。)

   謝雪紅在過午時由霧社回來，說該地高山族人民答應她，如果蔣軍來進攻埔里，他們就組織起來協同作戰。

    當天下午，謝富由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我，傳達台工委蔡乾給我們的命令。他說：情況急遽變化，蔣軍已開到台中。黨本來打算爭取埔里鎮長廖××（黨員廖得意的哥哥）協助我們，但廖××不肯，他已跑到台中去；這個計劃失敗了。說我們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叫我們立即隱藏起來。又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我們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並告訴隊員解散後，可以自願到小梅地方參加在該地的「台灣民主聯軍」。這時李韶東也跟著謝富來到埔里，但李無意參加二七部隊。

謝富回去後，謝雪紅和我立即由武德殿轉移到一家民宅，由一個姓陳的工人（梅枝町人，屬運輸隊的工人）來作我們與二七部隊的聯繫。同時，我們把謝富來傳達的事告訴周明，謝並分給他們一部分錢。

    台灣民主聯軍是台工委張志忠組織的。聽說3月6日該隊曾分乘幾輛卡車在嘉義市遊行過，卡車兩旁貼著“台灣民主聯軍”。此時該聯軍隊也退入小梅地方的山區。

    下午，佔領著埔里鎮警察分局的何集淮等，接到蔣軍由台中打來的電話，說要二七部隊投降或放下武器，不然就要進攻埔里。當時接到電話的何集淮即答：「那好啊！你們有膽量就來試試看。」其他詳細對話，我記不清楚了。

( 導讀: 當天下午，謝富由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我，傳達台工委蔡乾給我們的命令。他說：情況急遽變化，蔣軍已開到台中。黨本來打算爭取埔里鎮長廖××（黨員廖得意的哥哥）協助我們，但廖××不肯，他已跑到台中去；這個計劃失敗了。說我們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叫我們立即隱藏起來。又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我們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並告訴隊員解散後，可以自願到小梅地方參加在該地的「台灣民主聯軍」。蔡孝乾對二七部隊缺乏信心 。)

    3月15日早晨，二七部隊獲悉蔣軍來圍攻埔里，周明即率領全體隊員出去迎擊。

    當時進驻在台中的蔣軍派出近千人的軍隊，分幾路漫山遍野來圍攻埔里，顯然是有反動分子給他們帶路；因剛從大陸來的軍隊是不了解山裡的地理環境的。軍隊另派一支小分隊進駐日月潭，企圖堵住埔里鎮通往外界的兩路要地。

    二七部隊的武器配備只有兩挺機關槍，六、七十支步槍和手榴彈，均是日本製的。

    當時的台灣青年——包括二七部隊的隊員——上過中學的均受過日帝的軍事訓練，對作戰有起碼的常識，而被日寇抓去當兵、做軍伕的更有實際的作戰經驗，因此，對小部隊的作戰是有把握的。又聽說當時派遣來台的蔣援兵，還是不久前才在江蘇地方拉兵來的，僅僅受過短時間訓練的新兵，士氣和技術都是很差。這次從大陸上海被調來鎮壓起義的兩個整編師軍隊，本來是要開赴山東打內戰的。整編的第二十一師到台中就把大華酒家抄封，並在那裡設師部了。

    上午十時左右，敵我兩軍交戰了，二七部隊的兵力雖然遠不及敵軍，但因佔據地勢好，居高臨下，士氣高昂，激戰到下午近三時，敵軍被迫潰退。後來聽說敵軍把傷亡的人用幾輛卡車運回台中。二七部隊有六位戰士在此次戰役中犧牲了。3月16日埔里鎮群眾對二七部隊的人說：「我們把犧牲者的遺體收埋了，你們日後來憑弔了！」

( 導讀: 上午十時左右，敵我兩軍交戰了，二七部隊的兵力雖然遠不及敵軍，但因佔據地勢好，居高臨下，士氣高昂，激戰到下午近三時，敵軍被迫潰退。後來聽說敵軍把傷亡的人用幾輛卡車運回台中。二七部隊有六位戰士在此次戰役中犧牲了。激烈交戰只犧牲六人，可見作戰規模不大。)

    當時是蔣幫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內戰後不久，在所謂全面進攻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之後，正在進行重點進攻的階段，集中兵力一方面向陝北，一方面向膠東（煙台）進攻的時候。由於台灣人民舉行起義，蔣幫在後方空虛之時，被迫抽調兩個整編師到台灣，削弱蔣軍內戰中的進攻力量，對造成蔣軍的重點進攻失敗起了一定的作用。台灣人民起義中，雖然被屠殺了幾千人，但對於牽制敵人的兵力，破壞敵人後方的物質、打擊敵人的統治和鼓舞敵佔區人民的革命意志，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重大意義；因此二、二八起義的烈士們的血不是白流的，而二、二八起義可稱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台灣人民民主革命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 導讀: 由於台灣人民舉行起義，蔣幫在後方空虛之時，被迫抽調兩個整編師到台灣，削弱蔣軍內戰中的進攻力量，對造成蔣軍的重點進攻失敗起了一定的作用。可見此次事件戰略目標是達成的。)

竹山避難

    15日傍晚，謝雪紅和我決定離開埔里。晚飯後，謝、我和工人陳一起要出發前，謝又向周明說：「解散二七部隊到小梅去。」當時，一部分隊員正組織好要去襲擊日月潭的軍隊，我們就乘他們的汽車到魚池（參看第316頁插圖）。首先呂煥章去攻擊魚池派出所，到23時許，便組織隊伍赴日月潭。這時，進駐日月潭的蔣軍在涵碧樓睡覺，並無防備。起義隊員摸到軍住房，扔下手榴彈，殺傷蔣軍多人，隨後退回埔里。

    當晚，我們三人在魚池的一家小客館過夜。

    3月16日早晨，我們三人離開魚池。出發前，我們聽到在前面的吊橋上有軍人站崗，謝雪紅即進入一民家，說是借用廁所。於是，她進入後迅速把帶在身邊的一支手槍和專賣局的保證書及第三飛機廠的投降書藏在民家房間裡的衣櫃上。我們就雇一輛輕便車，準備走時，碰到一個埔里隊員。謝即告訴他那些東西藏在那一民家的什麼地方，叫他日後去取；他說那一民家是他的親戚，就答應了。

    輕便車開到「門牌潭發電廠」附近的吊橋下，過吊橋的地方果然有兩個軍人在那兒站崗，我們經過吊橋便受檢查，因已有準備了，就無事通過。

    隨後我們步行到外車埕，從這裡有火車通二水。到外車埕時，工人陳說當地有一個他的親戚，便帶我們去。在他親戚家，謝雪紅換了衣服，打扮成一個農村婦女的模樣。我們又吃了一頓飯，就出發了。

    工人陳帶我們涉水過一條溪後，就走山路了。大約在下午二時左右，我們來到山裡的一家小飯館，進去吃了一碗麵。這時，聽到店主人同幾個人在談話，說嘉義電台廣播要求“謝雪紅部隊”前去後援的事，又說：「聽說是一個女人，怎麼有那麼大的本領，會打槍，聽說剪去頭髮，女扮男裝的，……。」他們在談論謝雪紅。

    3月16日中午的時候，周明即宣佈二七部隊解散，所有武器都埋藏起來了。下午，蔣軍進駐埔里，撲了空，一些隊員還在鎮上碰到軍人，但敵人以為起義隊伍已開進山裡去了。

( 導讀: 3月16日中午的時候，周明即宣佈二七部隊解散，所有武器都埋藏起來了。下午，蔣軍進駐埔里，撲了空，一些隊員還在鎮上碰到軍人，但敵人以為起義隊伍已開進山裡去了。化整為零，誤導國軍目的已達。)

    我們三人走到竹山鎮已經天黑了。我們叫工人陳去打聽張茂良的老家。大概八時，我們到張家，一進門看到正面擺著一個靈位，壁上掛了一張青年人的相片。張茂良的妻子告訴我們：在虎尾機場的圍攻戰時，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的名字，她兒子張昭南聽到謝雪紅是爸爸的同志，不去參加這場戰鬥不成，而且想這是為爸爸報仇的機會來了。於是，馬上和竹山的一批青年到虎尾機場參加戰鬥（時間大約在3月5日），但即戰死了。竹山的青年犧牲了四人或五人，遺體運回竹山埋藏，……。

    我們聽了這個情況，極端難過，尤其是謝雪紅想起1928年在上海認識張茂良，張就很尊敬謝（參閱《我的半生記》第三篇第二章）。張在參加革命後，大部分時間都是坐牢的，他在獄中患了肺結核病，1939年出獄後不久就病死了。想到這些，謝就叫張茂良的第二孩子張庚申來，把張茂良的歷史講給他聽，要他長大後為爸爸、哥哥報仇。

    張妻和張庚申商量安置我們的事，我們就在張家住了一夜。

    3月17日農，張妻帶我們到鎮郊一個原農民組合的積極分子阿水伯（姓林？）家，阿水伯留我們吃了一頓飯，他說在他家較危險，要帶我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於是，過了午後，阿水伯就叫一個人帶我們走了幾里路，到靠山處的一個農民陳××家，農民陳就熱情地招待我們住下來。

    到這裡後，我們就打發工人陳到小梅和張志忠聯繫。

   ( 導讀: 張茂良的妻子告訴我們：在虎尾機場的圍攻戰時，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的名字，她兒子張昭南聽到謝雪紅是爸爸的同志，不去參加這場戰鬥不成，而且想這是為爸爸報仇的機會來了。於是，馬上和竹山的一批青年到虎尾機場參加戰鬥（時間大約在3月5日），但即戰死了。竹山的青年犧牲了四人或五人，遺體運回竹山埋藏，……。竹山的青年熱情可感，但犧牲慘重。)

    竹山地方的農民因依靠竹子的生產維持生活，歷來生活很困苦。在清朝時代和日寇統治時代，竹山人民均曾多次起義反抗統治者。尤其在日帝統治時代，因日本財閥「三菱」為霸佔竹林的山地，曾使用日警以蠻橫手段強迫農民出賣土地，因而掀起了農民的頑強鬥爭——即所謂「竹山事件」。由於有著這種歷史背景和生活條件，所以竹山地方上的農民比較團結而富有革命精神，在台灣的每次革命運動中，竹山地方的人民都很積極參加——竹山是個有革命歷史傳統的地方。

    3月19日或20日，張志忠由小梅來到竹山找謝雪紅和我，告訴我們周明已到小梅了。張說：民主聯軍有一批二十多人的骨幹分子，其中有幾個黨員，因在轉移中遇到軍，他們乘坐的卡車被敵人包圍時，他們即舉行抵抗，但當場盡被殺害了。因此，現在民主聯軍失去了這批骨幹分子，成份變為比較複雜、不太可靠，……。他叫我們暫時在此地待機而行，不要到小梅去。張志忠這時又說民主聯軍最近可能要解散。

    在張志忠說的被殺害的黨員中，有一個福建青年是李友邦在抗戰期間組織的“台灣抗日義勇少年隊”出身的。他的妻子是上海張月華的姪女，於l 949年在上海參加“九兵團台訓團”，之後被分配到福建工作去了。她還在上海時，給謝雪紅織了一雙毛線襪子。張月華的伯父和父親是1905年左右，在一次抗日武裝鬥爭中被日寇殺害，之後張的一家人被日帝驅逐出境（打地架），遷徙到福建。

註：謝雪紅曾說當年張志忠曾到竹山找過我們兩次，這點我記不清楚了。

    張志忠回去一、兩天後，我們即聽到小梅方面的槍炮聲，是軍去圍攻民主聯軍的炮聲。

( 導讀: 尤其在日帝統治時代，因日本財閥「三菱」為霸佔竹林的山地，曾使用日警以蠻橫手段強迫農民出賣土地，因而掀起了農民的頑強鬥爭——即所謂「竹山事件」。由於有著這種歷史背景和生活條件，所以竹山地方上的農民比較團結而富有革命精神，在台灣的每次革命運動中，竹山地方的人民都很積極參加——竹山是個有革命歷史傳統的地方。中共也善用此革命傳統。)

    又過了一，兩天，周明由小梅來找我們，他說：「民主聯軍已經解散了。」周在竹山住了一夜。謝雪紅叫他出去聯繫，物色一個以後我們可以躲避的地方。

    大概是3月25日，謝富由台中來傳達台工委（張志忠、蔡乾）的意見。他說平地現在很緊張，軍、警時常進行突擊檢查，許多黨員均無處躲避，又說：「你們下山的消息千萬不要洩露出去，一旦走露風聲，會引起更加厲害的戒嚴，……。」

    當時，當局通過電台，用五種語言——閩南語、客家語、普通話、日語和高山族語——廣播：「活捉謝雪紅者賞金三十萬元，打死她者賞金二十五萬元。」

    於是謝雪紅和謝富商量欺騙敵人的對策，決定由謝雪紅寫一封信給台中市長黃克立，告訴他謝本人仍在山裡。

    謝富又說，蔣經國到台灣來了（根據報紙的消息），謝雪紅說：「那我也寫一封信給他。」謝雪紅立即叫我寫了這兩封信。

    給黃克立的信內容是：台中市民起來進行鬥爭的事，完全是我（謝雪紅）的責任，與一般市民無關，你們可以來找我，我在山裡。

    給蔣經國的信，內容是：我（謝雪紅）於1927年間在莫斯科時認識你。那時我在東方大學，你在孫逸仙大學……。這次台灣人民起義之事，完全是因陳儀政府一年多來在台所施行的酷政造成的；它貪污舞弊，腐敗無能，對人民橫征暴斂，歧視欺壓，造成人民生活極其痛苦，政治上毫無自由，不得不起來反抗，……。因此，責任是在陳儀政府，你不得追究台灣人民，不得鎮壓人民，……。

    這兩封信寫好後，即由謝富帶出去投遞，或託農民陳拿一出去投遞，現已記不清楚了，總之，不是在竹山地方投遞的。

( 導讀: 又過了一，兩天，周明由小梅來找我們，他說：「民主聯軍已經解散了。」周在竹山住了一夜。謝雪紅叫他出去聯繫，物色一個以後我們可以躲避的地方。張志忠也化整為零了。)

    給黃克立的信，聽說他向一些人講了，因此，消息傳開了，都說謝雪紅跑到山裡去了。

    四月間，當時軍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來“監察”，並鎮壓起義的情況時，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謝雪紅率領一批暴徒跑進中央山脈了。」當時的報上均有刊登這條“消息”。

    整編第二十一師開進台中後，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進行大規模的屠殺（雖然也槍殺了幾個人和逮捕了不少人），其原因我想是：一、由於台中地方的武裝鬥爭勝利，敵人以為人民武裝力量還很大，又不知藏到那裡去了，不敢太大意；二、敵人的武器被起義的人民收繳了，敵人不知道這些武器現在掌握在那裡，草木皆兵；三、因二七部隊退入埔里起了牽制作用，等等，所以，敵人在台中不敢輕舉妄動。

當年武裝組織有多少，後來怎樣處置，武器的分配情況等等，僅僅謝雪紅和我二人掌握著，一般人都不了解，敵人更不了解；參加武裝鬥爭的人均只了解局部，不知道全盤情況。

( 導讀: 整編第二十一師開進台中後，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

楊克煌也算講出事實。)

解放日報

    1947年3月19日——這個難忘的日子！

    當時國民反動派在發動全面進攻解放區的軍事行動被打敗後，即搞所謂重點進攻。一支由胡宗南指揮的五、六十萬軍轉入陝北，妄圖佔領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壯大反革命聲勢；這時毛澤東主席直接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為誘敵深入，殲敵於陝北高原，決定3月19日黨中央暫撤出延安。

    蔣軍“攻佔”延安的消息，在台灣的報上也大吹大擂地報導出來，這對於當時不能了解真相的台灣人民是何等傷心的事情啊！

    1947年3月20日——這一天是台灣人民革命歷史上應該紀念的日子！

    當天延安《解放日報》，即當時中共黨中央機關報，刊載了題為<台灣自治運動>的社論。

    這篇社論表示了當時黨中央非常關懷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給台灣人民的起義作出了原則性的，而且具體性的重大指示，也表示了黨中央對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作出了第一次公開的直接領導，對台灣人民的革命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台灣人民永遠要銘記的事情。

    社論首先明確地肯定：台灣人民這次二、二八起義——自治運動是被迫的、正義的、正確的。這就給台灣人以極大的鼓舞和勉勵。歷史上，人民群眾起來和反動統治者進行各種各樣的鬥爭都是正義的，這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真正動力。

    社論接著列舉六條對台灣人民的起義作了具體的指示。這些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是由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幾十年的政治鬥爭、武裝鬥爭所得的經驗、教訓而作出來的指示，因此，它也是極寶貴的。

    指示中最重要的是：武裝鬥爭已開始，就要堅持下去，堅持到底，就能勝利；又指出決不能同敵人妥協，妥協就會遭到“血洗”。台灣人民在這次二、二八起義中遭到敵人空前殘忍的血洗，完全證實了黨中央指出的對敵鬥爭的規律，台灣人民從實踐中得到了血的教訓。

    這篇社論在時間上遲了一些，因為在3月20日台灣絕大部份地方起義已被敵人鎮壓下去了；而在空間上，當時這篇社論雖然經過．「新華通訊社」的電訊播出了，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台灣人民是無法獲得這訊息的。雖是如此，這篇社論的重大歷史意義，並不因為這樣而減少。它對於後人檢討這次起義的經驗、教訓以及探討台灣人民在幾百年的歷史中舉行過幾十次武裝鬥爭失敗的原因，仍是唯一正確的準則。

    我每次想到當時黨中央在防禦蔣軍的“重點進攻”之緊張情況下，仍撥出時間來關懷台灣人民的起義，並作了指示時極為感動；而很欽佩當時剛從延安撒出，在緊張行軍的路上，解放日報是怎樣發行的呢？新華通訊社是怎樣播出消息的呢？

    1956年我在安徽圖書館工作時，找到了這一天的解放日報，這篇社論即登在第一版的左上角（豎排版），我把它拍相起來，保存了底片，作為台灣歷史資料蒐集工作，可算做到了應盡的義務。（參看彩色頁照片第23張）

註：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報社論原稿內容：

    《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曰夏曆丁亥年二月二十八日

    ——————————————————————————————————

【社論】

台灣自治運動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佈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收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佔企業。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者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之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不少訪問過台灣的中外記者，老早就指出了這一點。蔣宋孔陳四大家屬以劫收和專竇的方法完全壟斷了台灣的經濟，這批中國封建法西斯對於台灣人民的掠奪，如此殘酷，簡直連一線生機也不留給他們。最近由於蔣介石拼命打內戰，在台灣徵兵徵糧，使台灣人民更加求生無路。台灣人民的要求是極其平凡的，不過是要自治，要廢止專賣制度，要台灣人民能在台灣當行政官吏等而已。蔣介石既然說「還政於民」，台灣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採取和平的、合法的手法以求其實現，有何理由不答應他們？然而蔣介石竟不但不答應，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殘忍的手段來加以鎮壓，二月二十八日的慘案中，台胞死傷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殘暴程度真是曠古未有。蔣介石的所謂「還政於民」，所謂「民主憲法」，在這裡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純粹欺騙的性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在其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是一定不會停止的，欺騙與鎮壓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憤怒而已。

    僅僅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裝鬥爭不可，這不僅台灣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中共二十餘年的鬥爭，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這二十餘年的鬥爭中，我們已經有很充分的爭取自治的經驗，來貢獻給全國人民和台灣同胞，作為借鑑。

    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我們要貢獻給台灣同胞以下幾點經驗，以便台胞的自治運動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第一，武裝鬥爭即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須知對法西斯蔣介石的妥協投降，將使台灣同胞受到蔣介石最殘暴的血洗。任何上層領袖如果主張妥協，那就是叛賣台胞，就應該堅決把它清洗出去，驅逐出去。只要堅決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下去，台胞的自治運動就一定會得到勝利。

    第二，處理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二條綱領是好的，應當堅決為其實現而鬥爭。接收蔣政府財產，供作自治運動的經費，和建立民主的政務局，作為自治機關的初步，這些都是對的。除此以外，應該立即成立軍務局，把武裝的人民，組成台灣人民自治的武裝隊伍，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並指揮這些武裝，為自衛和爭取自治而奮鬥。由於蔣介石決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裝進攻，因而武裝鬥爭成為極其重要的鬥爭形式，應當很快的把軍務局成立起來，並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決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裡。

    第三，應當立即設法滿足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蔣家財產分配給工人貧民，組織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城市貧民團體及其武裝，在鄉村要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如減租減稅，耕者有其田，和把農民組織起來。滿足勞苦大眾的要求，並把他們組織起來，自治運動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綱領也才會實現，這就是真正切實的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如果不這樣做，以照顧各階層利益為憑藉。來阻礙勞苦大眾的發動，則運動就沒有力量，就會有失敗的可能，因而就無法去照顧各階層利益，實際上乃是叛賣了全體台胞的利益。

    第四，為了使自治運動取得勝利，必須有堅固（？）的政治團體来做領導，這個團體對自治運動的敵人能堅強不屈的鬥爭，對於敵人派在自治運動中的內奸能夠加防識別和肃清。參加自治運動的台灣各黨派各團體和個人，應當團結在為自治而堅決（？）奮鬥的陣線中，這個陣線中所有的黨派都應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並且大家得到自己的發展，使這個共同的陣線成為自治運動的中堅強的核心。這個陣線應該公開出來指導自治運動，以免自治運動的領導機關被動搖份子所賣，或被反動派的內奸所篡奪（？）。必須時時警惕，自治運動內部的叛賣，是比外面的敵人更兇惡的敵人。

    第五，必須立即訓練大批的幹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農村中去，領導武裝，領導政務工作，領導群眾運動，領導經濟工作。訓練得愈多愈快愈好，派出的愈普遍愈好。台灣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較高的，這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可以一開始就從勞苦人民中多訓練出幹部來。

    第六，蔣介石對於台灣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加以猛烈的鎮壓，在不久的將來，這個運動的中心由大城市轉到小城市和鄉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蔣軍鞭長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領導人員和大批幹部，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把接收的资材運到這些地方去並適當的分散開來，建設起長期支持自治運動的財政經濟基礎，把這裡的人民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堅決的採取步驟滿足這裡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圍，將來蔣軍來後不可免的將成為戰場，該處的工作應當以此為著眼點。

    中國解放區有無數經驗可以供獻給台灣同胞。上述的幾點是當前對於台胞最重要的。台灣的自治運動，無疑的還會經過許多曲折，但是它一定勝利，而且時間是不會很久的。

    蔣介石決心以武裝進攻來反對台胞的自治運動，但是他的兵力已經非常枯竭。現在調往台灣的兩個師，是原來駐在台灣而後來調去參加內戰的，其二十師是在徐州戰場，那裡蔣軍從十二月下旬以來，一連被殲五個整師（或軍）十六個整旅（或師），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師戰鬥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殲滅。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這些兵力決無辦法鎮壓燃燒全台灣的自治運動。蔣介石再要加派兵力到台灣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蔣管區各地都有自治運動和民主運動，解放區戰場再有幾次（？）勝仗，蔣介石的兵力將更感不足，對於台胞的壓力就會減輕。因此，台灣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且不久就會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雄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

( 導讀: 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這些兵力決無辦法鎮壓燃燒全台灣的自治運動。可見中共對蔣的實力很清楚。)

編註：內文中，（？）記號表示原出處此字體不甚清楚。

潛返老家

    在農民陳家住了十來天，因到處風聲鶴唳，陳也聽到風聲，於是他就有辭走我們的意思；我們也覺得在這裡不能久住，決定離開了。

3月31日早上，農民陳給我們帶路，走出山區，又走過一段很長的亂石河灘，中午時分抵達林內鄉。我們在那裡停了幾個鐘頭，因擔心白天坐車危險。黃昏時候，我們在林內車站搭火車直達彰化了。

註：謝！從這天起，我們的行動實在太冒險了，若不是反動統治者嚴重脫離群眾和其组織鬆懈無能，我們早就被捉到了！說也奇怪，我們回到自己家的路上，怎麼沒有碰到熟人呢？

    下車後，謝和我一起到我家。謝又說要去找周明的女朋友，後她又改變主意，叫人去告訴愛仔（謝大兄養女，吳錦清之妻），由愛仔去找；但愛仔表示不敢管這檔子事。

    翌晨——4月1日——我們決定到頂蕃婆庄舅父家。大妹帶我和謝雪紅一起出彰化西門口，一直走到蕃婆庄。這一條是我少年時走過多少次的路啊！我們到了舅父家後，住在（三舅）表兄鐘石、鐘竹的家。

    住了一夜，表兄們有辭走謝雪紅的意思。

    4月2日上午，大妹陪謝雪紅去和美投親。去年我再和謝談起此事時，謝說是周明跟她去的。可是周明此時怎麼會來到頂蕃婆庄？唉！在蕃婆庄庄口送她離開時，多麼心酸啊！可憐的謝啊！

    謝到和美後，去找她的親戚（參閱《我的半生記》第18頁），親戚也親切款待她，但對她說在那裡危險，因此，謝就決定到大肚鄉。當天下午，那個親戚就給謝帶路，過了大肚溪往對岸的地方去。

    過了大肚溪後，謝去藏在溪畔的草叢中，讓大妹（或周明）去找大肚的溪仔兄。聯繫到了以後，溪仔兄等就到溪邊接謝雪紅到他家。當時溪仔兄的長子剛結婚，他們就把新娘子的床讓謝睡了一夜；謝在大肚時，碰巧有人把一輛汽車扔在那裡，敵人因此緊張起來調查情況。

    我在鐘石表兄家的幾天中，都沒有人來聯繫。

    六日左右，我想到鹿港鎮去了解一些情況，但到了鹿港時，只去理一次髮，不敢去找熟人，就又回頂蕃婆庄了。表兄也有一點害怕的樣子，我心想這裡也不能呆久，於是4月8日我一個人回彰化了。

    在彰化家時我和大妹商量，打算到鳳山二妹楊麥家避一避，她也贊成我的想法，這是我在自己家的最後一晚上。

( 導讀: 潛逃過程在老家雖有家人與親友接濟，

但眾人都感覺風險太大，不宜久留。)

    隔晨——1947年4月9日——我最後離開家，和孩子們辭別了，這已過去24年了！臨走時，二女碧華（剛滿八歲不久）說：「爸爸如給抓到會被槍斃！」當時，孩子們的情緒也是很恐怖的；因在台中和彰化沒有人肯給我們“聯保”（五戶聯保），不能報戶口，也不能上學。

    這次我不敢在彰化搭車，清早我步行離開彰化，走到花壇車站方坐火車，車票買到台南；當時已十時許。

    當天13時許到達台南，下車後，我在車站前看到有張貼的報紙，走近去看，是當天的《中華日報》台南版。報上有一則小新聞登著：「台中『鹿鳴行』被封，理由是該行係暴徒首要楊克煌的經濟機關」。我看後覺得如《水滸傳》中李逵看到通緝捉拿他的告示一樣，馬上溜掉了。

    走到市內鬧區陳錦雲的參行前，因不了解情況和陳的態度，我不敢貿然進去；於是，我走到他家斜對面的商場（或市場）前徘徊著。一會兒，陳妻剛好出來，她往商場方向走來，我就走近她，和她談話，問她陳在家沒有。她答在，叫我在那兒等，她進屋去。我感覺過了很長的一、二十分鐘，心想出了什麼事了，後來我看到陳錦雲出來了，我走過去迎他。他即對我說：「我想走路的，最需要的就是錢，……恰巧店裡沒有什麼錢，拖延了一點時間，湊了一點錢，……。」陳就拿給我錢（記得是三千元），又和我談了一些話。他告訴我侯北海二、二八起義時人在上海，最近剛回台。我想找侯了解一些上海的情況，即告訴陳我要去找侯。陳說你穿這樣的服裝在城市危險，說要叫他的妻子帶我去找侯，隨後他再帶衣裳去侯家給我換。於是陳妻帶我到侯家，她進去後，侯北海出來，他沒讓我進去他家，只在馬路旁邊和我講了一些話後，他說：「台南經常進行突擊檢查，你在這兒危險，趕快到別地方去吧！」我不得不離開他。

    我走到火車站前坐公共汽車，車到高雄，我下車換乘開往鳳山的公共汽車。這時天已黑了，在上車時，又碰到軍士兵的檢查。

    啊！一關過了又一關，真是危險啊！

( 導讀: 當天13時許到達台南，下車後，我在車站前看到有張貼的報紙，走近去看，是當天的《中華日報》台南版。報上有一則小新聞登著：「台中『鹿鳴行』被封，理由是該行係暴徒首要楊克煌的經濟機關」。楊自己感覺已成欽命要犯，雖然一關過了又一關，但真是危險啊！。)

山窮水盡逃無計

    我到二妹家時，僅妹婿林恆基在家，他告訴我二妹剛生產的女孩患肺炎，住院去了。林恆基以前對我感情不大好，但這時他沒有因我的造訪而害怕，對我態度很好，他說：「麥仔（二妹）在高雄醫院，你裝作是陪病人，也去那兒躲幾天吧！」結果，我在鳳山和高雄總共住了四十天，好不容易啊！

    次日——4月10日——我就到高雄醫院找麥，她在內科病房，病房內有十多張病床，小甥女的病沒有大危險。當時，二妹以沈重的心情接待我，我便住下來，聽說該院裡也住著不少軍隊的傷兵，而高雄市是被屠殺最厲害的地方之一，因此，群眾情緒仍是恐怖的。

( 導讀: 妹婿林恆基在家，他告訴我二妹剛生產的女孩患肺炎，住院去了。林恆基以前對我感情不大好，但這時他沒有因我的造訪而害怕，對我態度很好，他說：「麥仔（二妹）在高雄醫院，你裝作是陪病人，也去那兒躲幾天吧！」

妹婿在患難時，卻顯真情。)

註：唉！我一生為幹革命，不知給弟妹留下了多少麻煩！弟妹啊！你們為我吃了多少苦！而我未曾給你們做過一件好事啊！我這個大兄真對不起你們了！

    兩、三天後，二妹女兒的病有了好轉，而事實上我在醫院也沒有什麼事做，且兩個大人整天照顧一個嬰孩也會惹起人家懷疑的。我就想白天溜出去走走，但又想萬一出去亂跑，遇到突擊檢查更危險。左思右想，有一天下午我想出去看電影，到了電影院買了票後，突然由電影院的大門走出盧新發來。這時，我才知道這家電影院是三青團經營的，因盧新發是三青團高雄地區的幹部；這時我想，跑不了啦，只好故作鎮靜，上前去和盧談話，他告訴我：「這裡危險啦，趕快到別的地方去，……。」當時我理解為他勸我離開台灣，也看他對我沒有什麼壞意。盧新發是過去日共事件在獄裡認識我，出獄後互相並無通消息。在獄裡，我知道他性格耿直，不是陰險奸詐的人。我心想他如果要害我，那我是無論如何也跑不了的，在高雄佈置來捉我，是很容易的；離開高雄，我要再找一個地方躲避也沒有把握了。因此，我估計盧新發不會害我，就進去電影院看電影；但在電影放映一、二十分鐘後，突然院內電燈亮起來，由大門進來了約十個軍士兵，由一個軍官領頭往前面走。到戲台跟前，那個軍向我後面指著，大聲講話。這時我坐在電影院後面倒數第二、三排的位上，聽他大聲講話，我覺得完了；但又聽不懂他說什麼，也無人靠近來抓我。我偷偷轉頭看後面，那裡另有幾個軍坐在那裡，他們聽到那軍官的喊聲就站起來，走到進門的地方去了。大概他們是來電影院做戒備工作的，故被叫去站崗。之後，那一批中途進來的軍就離去，電影又繼續放映。我再坐了一會兒，覺得來這種地方實在是太冒險了，就離開電影院了。

    那時，雖然還未立夏，高雄天氣已很熱了，在馬路邊的擺攤上我吃了一盆蕃茄（又叫臭柿仔）滲白糖。

    二、二八起義後，由上海飛到台灣的第一架飛機，就把黨命我們撤離台灣的通知帶來了。

( 導讀: 二、二八起義後，由上海飛到台灣的第一架飛機，就把黨命我們撤離台灣的通知帶來了。可見中共對此事件的安排是有始有終。)

    大概是4月l 5日，謝富由台中到高雄醫院來找我，給我們傳達黨的指示，他說：「黨中央命令謝雪紅、你和李喬松三人立刻離開台灣，……，到解放區。」謝富說他已通知過謝雪紅了，要我們一起走；又說李喬松他另外去聯繫。謝富這時給我四萬塊台幣，說是黨給我做路費的。——這是黨第一次給我的錢。

    接到謝富的通知後，當天或次日我就由高雄回鳳山，對林恆基說我決定要離開台灣，請他替我想辦法。他答應了，說高雄有幾個做貿易的朋友，他會去代我打聽。

    謝雪紅到大肚後，次日溪仔兄就給她找一處比較偏僻的農民家（有兩個老夫妻），讓她住下來；但這農家的厝兩邊都是馬路，極淺現暴露，白天謝經常要跑到溪邊去躲藏。不久，周明來找她，謝就叫周明到獅頭山和她二兄民安聯繫，民安也到大肚來看過她幾次。當謝接到黨的通知以後，周明、謝二兄即為她去找船去了。

    這期間，大妹也到大肚去看過謝幾次，她的二兒子柯炳賢（當時是小學生）曾幾次由彰化送信和東西來給謝。

    到五月初旬，謝雪紅在大肚也站不住了，於是由大妹陪她到彰化，去躲在以前我七伯父的房子。——當時是克鐘堂兄老婆的房間——真是莫大的冒險！但是除此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註：謝！你幾次講過一定要回去看看那些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冒險照顧過我們的人們啊！

    1971年5月28日端午

( 導讀: 謝富說他已通知過謝雪紅了，要我們一起走；又說李喬松他另外去聯繫。謝富這時給我四萬塊台幣，說是黨給我做路費的。——這是黨第一次給我的錢。

看出共產黨也是有情有義的黨。)

    4月20日左右，弟克村由台北來到鳳山，專門來為我們要離開台灣找船。他來到後，林恆基即帶他去高雄，介紹幾個做大陸貿易的商人。此後，克村每天到高雄去，由一個商人再找另一個商人。直到四月底，他才找到一個姓林的，是專做與大陸密渡走私生意的人。克村和他交涉結果，那姓林的說他們的船不載人，要搭船就要和他們合股買貨——糖。克村回來告訴我，因須要很多錢，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告訴克村說，我身邊只有四萬多元，他說他要回彰化商量。

    克村回彰化後，兩、三天就回到鳳山來，說他回彰化同謝雪紅和我母親、大妹商量，傾家蕩產集了十多萬元，連謝雪紅和我的錢共二十多萬元。於是，克村就到高雄找那個姓林的，交給他二十多萬元，託他代為買糖，姓林的也答應了。這樣只待林通知我們船出發的日期了。

    但事情並不那麼順利，克村每天去找林打聽消息，林總是說這幾天沿海的軍警戒嚴很厲害（這個情況也是實在的），就這樣一天給拖一天，我感到不耐煩，也覺得沒有希望了。

   註：克村是黨的忠實同情者，一生為革命做了不少的工作；雖然他還沒有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但他認為共產黨的工作是為正義的，因而就默默地為黨工作，未曾計較個人的名義，是個無名的戰士啊！他在1950年1月30日被蔣幫逮捕後，我無法知道他的下落。

克村，謝雪紅在世時，也常惦記著你啊！

( 導讀: 克村和他交涉結果，那姓林的說他們的船不載人，要搭船就要和他們合股買貨——糖。克村回來告訴我，因須要很多錢，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告訴克村說，我身邊只有四萬多元，他說他要回彰化商量。意外暴露當時走私活動之猖獗。)

    母親知道我將要離開台灣了，於5月10日左右由彰化來鳳山看我。

    到5月16日，我決意回彰化，黃昏時候抵達，在原七伯父住的房間找到謝雪紅，她在那兒躲著，只有克鐘的妻子照顧她。除了大妹於晚間來同她聯繫以外，我們一家人都不敢來這裡。我向謝說明找船的情況，說不知何時才能離開。謝告訴我她也託二兄到大甲、梧棲方面去找了；她二兄到大甲找過蔡不治（彰化小西人，吳營旗的親戚，在台中醫院當過護士。）謝又說周明兩、三天前去台南，謝吩咐他再去找陳錦雲、侯北海等想辦法。

    這時，謝雪紅告訴我：「我們要爭取離開台灣，但也要作最後的覺悟，如萬一被抓到就準備死，不要有其他幻想，……。」

    5月17日早晨，天還沒有亮時，我由彰化車站搭車南下去鳳山，這是又一次最大的冒險。上車後，我看到克樹堂兄（五房的）的第二孩子楊紹階（住在北斗），在車上賣自家生產的羊奶。他見到我大吃一驚，就不敢離開我坐的車廂，意思是要保護我，待火車過二水後，他才離開了。

    這次回到彰化沒有看到孩子們。

    故鄉！

( 導讀: 謝雪紅告訴我：「我們要爭取離開台灣，但也要作最後的覺悟，如萬一被抓到就準備死，不要有其他幻想，……。」此可見出謝雪紅作為革命者，其意志之堅決。)

柳暗花明敵炮艇

    5月19日近中午的時候，周明突然來到鳳山找我，告訴我說船找到了，是蔡懋棠給我們找到的，一、兩天就要啟航了；周明叫我立即同他一起到左營去等。於是，我就向母親、恆基、麥、克耀弟等告別，帶一個小包袱，內有幾件衣裳、一件父親穿過的毛料衣、恆基的一本《コンサイス英漢辭典》，又從二妹相簿中取了一張1929年拍的全家照片和幾包針等，就同周明一起走了。

    臨走時，母親站在外面問我：「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我一時答不出來，其實也沒有辦法答，我當時怎能回答這個問題呢？二十四年後的今天，我仍然無法回答——我什麼時候能回去？我只回頭看母親一眼，我怎麼那麼笨的呢？我就不能給母親講兩、三句話安慰安慰她嗎？不過當時我自以為三、五年就能回來的，沒有料到到今天還不知何時能回去啊！

    鳳山！是父親死別的地方，又是我和母親生離的地方。

    我就和周明去搭火車，他一路上告訴我他找船的經過情形：他說謝在大肚時，叫他到台南找陳錦雲，陳很親切地招待他，也很關心謝雪紅；但陳說現在找船很困難。於是，周明就去找侯北海，侯見到他來就把他趕走，不理睬他。

    周明又繼續說，這時他忽然想起在左營要塞司令部工作的蔡懋棠。蔡是經由他在基隆空軍要塞司令部的哥哥蔡汝鑫少將介紹進去海軍的，時任海軍大尉，專門訓練技術員兵。於是，周明就到左營找蔡懋棠，蔡見到周來，又聽說謝雪紅和我要搭船，他馬上就答應要幫忙。他即刻進去要塞打聽有沒有近期要開往大陸的船隻，結果他打聽到有一艘炮艇兩、三天內要開往廈門。蔡就和那個艇長交涉，說他有幾個親戚要搭便船（便乘），該艇長同意了。

    於是周明就趕來鳳山帶我去，而蔡本人即去彰化接謝雪紅了。

    當天下午，我和周明抵達左營，到蔡懋棠的宿舍，看到只有蔡妻在家；以前在台中時，我見過她。

    蔡懋棠也於5月19日上午坐火車赴彰化，穿了一身海軍大尉的白色軍裝去找謝雪紅。謝見到一個軍官來找她，一時很吃驚。蔡即把周明找他幫忙的經過情形說明了，也和謝談起二、二八起義發生時，他派了兩個士兵去台中向我們求援之事情。於是，蔡和謝商定，由蔡先北上台中搭火車，物色一個安全的座位，謝再於當晚1 l時左右，由彰化乘上同列火車一起南下，謝準備打扮成蔡母的模樣；約定好之後，蔡就先去台中了。

    當晚，大妹即幫忙謝“打扮”，和準備行李。

    謝雪紅當時用一個小皮箱裝了她的衣服，那隻皮箱是1928年初謝在東京向德田球一同志借的，到這時也已二十年的歷史了。後來1954年在上海時，這隻皮箱可能給周明拿去用了。

    5月19日當晚，謝雪紅就由彰化火車站上車，蔡懋棠來來回回掩護她。謝後來說她在車上都假裝睡著了。

    我記得大妹是跟謝雪紅到左營來的，因我記得大妹在左營時對我們開玩笑說：「一個人三十萬元，兩個人六十萬元（敵人通緝我們的獎金），回來時可要還啊！」但去年謝說當時大妹沒有跟她南下左營。

    5月20日凌晨，謝雪紅和蔡懋棠一路平安無事到達左營。這時，謝雪紅向大家說：「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請大家保重，……。」

    蔡懋棠的妻子給我們做了一頓飯，臨別聚餐！

( 導讀: 周明就到左營找蔡懋棠，蔡見到周來，又聽說謝雪紅和我要搭船，他馬上就答應要幫忙。他即刻進去要塞打聽有沒有近期要開往大陸的船隻，結果他打聽到有一艘炮艇兩、三天內要開往廈門。蔡就和那個艇長交涉，說他有幾個親戚要搭便船（便乘），該艇長同意了。謝雪紅深諳「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這個道理，大膽反向操作，竟然成功 。)

    5月20日近八時，蔡懋棠帶謝雪紅、我、周明三人步行進入海軍要塞，來到碼頭，蔡把我們介紹給那個艇長。這時，我看到蔡拿什麼東西給他，大概是給他報酬吧！我們就登上炮艇，蔡即回去了。

    該艇本來是預定當天上午就要啟航的，但在我們登上艇之後，才聽說緩期了，明天才要開。這時我們覺得在艇上較安全，決定不再回去了。不一會兒，聽到艇長向士兵說，上面來了通知，大家要注意“奸匪”、“暴徒”偷渡。

    該艇軍官、士兵約有五、六十名，艇前後各裝備機關炮兩梃。這次赴廈門的任務是被調到該地參加海上搜捕廣東、福建方面的海盜船和走私船的。——這是一艘國民黨的巡邏炮艇。

    謝雪紅在出發之前向我們交代過萬一被問及時，就說日前接到電報，她在廈門開茶行的“丈夫”因病過世，他有個姨太太，因為死後分財產的問題急要赴廈門。假定周明為謝的“兒子”；我是謝的“小叔”。謝當做是姓陳（因謝的母親本姓陳），我姓黃（到香港後，我化名黃清標，就是從這裡來的）；記得在左營時，蔡懋棠曾給我們介紹廈門有一家茶行，叫我們抵達時可以去找那茶行，也就是這次杜撰身份的原由。

( 導讀: 謝當做是姓陳（因謝的母親本姓陳），我姓黃（到香港後，我化名黃清標，就是從這裡來的）；記得在左營時，蔡懋棠曾給我們介紹廈門有一家茶行，叫我們抵達時可以去找那茶行，也就是這次杜撰身份的原由。雖 然是編故事，但也有所本。)

    那次“便乘”的人除了我們三人之外，另有四、五個人，還有一個要回廈門的海軍士兵。

    1947年5月21日上午十時，船啟航了，我們脫離台灣，離別鄉土了。那天天氣很好，風浪不大。

    開船後，我一直在甲板上，遠望故鄉的山河，我認出了玉山、濁水溪，回憶兩個多月以來的前事和三十多年過來的往事，想起親人、朋友，萬感交集，幾次在心裡發誓，一定要回來報仇！

    謝因頭暈，進船艙休息。

    等到台灣島的影子快要消失時，下午四時船就到了澎湖，進入馬公要塞了。有一些乘客上陸去，這裡也是戒備森嚴的地方，我們也無心登陸去遊覽。

    晚上十時，船再啟航，翌晨1947年5月22日八時，船抵達廈門在碼頭靠岸，我們登陸，脫離虎口了。登陸後我們先去「台灣旅廈同鄉會」會館借宿，告訴他們我們是由南洋回來的“難民”，要求借住幾天。在同鄉會辦事的那個書記答應了。不一會兒，同鄉會的理事就來看我們，我們的打扮不像是南洋來的，看起來也不像是難民的樣子；但理事們知道我們是台灣人就不管了。我們了解其中有一個理事陳×方，是台中陳朔方和彰化陳英方的兄弟（即陳新造的叔父），也是在廈門行醫的。

    中午時，我們三人出去，先到一個經營餅店的同鄉會理事家拜訪，後去拍相，準備買船票赴上海；因買船票要防疫注射證明，而證明則要相片。然後去兌換鈔票，謝又賣了一些金子去買一條被子，但沒有被單。

    在廈門那幾天，我們到什麼地方吃飯，吃了些什麼？現在已回憶不起了，但不是在同鄉會自己做飯，這點倒是確定的。

    在同鄉會館，謝住在一間小房間，內有一張小床。我同周明睡在外面，我記不得我們睡在什麼樣的床了。

    5月23日我們去取相片，即去辦理防疫注射手續，然後去買船票，船期是5月30日，直接由廈門開往上海的。

    在廈門等船期的那幾天沒有什麼事了，本來我們可以出去參觀一下廈門的，但因怕出事，錢也不多了，就躲在同鄉會館不敢出去，只是有一天，我們三人一起到鼓浪嶼遊玩，此時也無心玩，現也記不得看了什麼東西。當時我親堂妹楊金環（她於l 928年和林季商的兒子林正乾結婚，婚後就來廈門）可能就住在彭浪嶼，可是我也不敢去找她。

    在廈門時，我去買了一個皮箱型的籐木箱。1948年夏，林英杰用他的皮箱同我交換，他把籐箱帶回台灣去了。他給我的皮箱後來年久失修破了，現扔在人民路3號台盟汽車庫。

( 導讀: 船抵達廈門在碼頭靠岸，我們登陸，脫離虎口了。登陸後我們先去「台灣旅廈同鄉會」會館借宿，告訴他們我們是由南洋回來的“難民”，要求借住幾天。在同鄉會辦事的那個書記答應了。不一會兒，同鄉會的理事就來看我們，我們的打扮不像是南洋來的，看起來也不像是難民的樣子；但理事們知道我們是台灣人就不管了。我們了解其中有一個理事陳×方，是台中陳朔方和彰化陳英方的兄弟（即陳新造的叔父），也是在廈門行醫的。此次成功逃離的過程，一路碰到無數貴人助其脫險。)

    船是5月30日中午開的，我們上午九時許就去坐船（「民生輪」）了。船停在港中，旅客還須要自搭小船過去。我們要僱一條小船時，那撐船的硬要二十萬塊錢的船費才肯駛。他們看出我們是外地人，一百米不到的距離就要索價比一個人到上海的船票價還貴的船錢。其他的船也結伙起來敲竹槓，非要二十萬不可。當時我們又沒有那麼多的錢，出價四萬塊錢他們都不肯。最後有一條船說可以，就駛我們過去坐大船，但到達大船時，又要我們付二十萬，真是欺負出外人呵？我們即同他理論，聲言叫憲兵來，……。啊！我們那裡敢叫憲兵呢？這時謝只好另給他一些錢才算過關。在這裡，我們留下一個很不愉快的印象。

( 導讀: 他們看出我們是外地人，一百米不到的距離就要索價比一個人到上海的船票價還貴的船錢。其他的船也結伙起來敲竹槓，非要二十萬不可。當時我們又沒有那麼多的錢，出價四萬塊錢他們都不肯。最後有一條船說可以，就駛我們過去坐大船，但到達大船時，又要我們付二十萬，真是欺負出外人呵？

乘人之危的地頭蛇 真是隨處都有，只不知新政權成立後，有無得到整治?)

    船啟航後不久，在海洋的水平線上，故鄉的山河再顯現出來了，我向它再做一次道別了！

( 導讀: 此次驚險萬分的成功偷渡，使兩位主角成了歷史名人，但他們不知道的是:

全力幫忙偷渡的蔡懋棠與炮艇艇長，在案發後遭到逮捕，雙雙被判死刑槍決 !

隱合古語所說: 一將功成萬骨枯 ! )

註：謝！二十四年前的事了。整整過去二十四年了！

謝！我們離開台灣時，是我們的十八週年紀念日啊！可是你在獄裡就被關了快八年，十八年加二十四年了。

如果你現在能和找一起來回憶當時的情景，那該多好啊！現在我無心寫了，你不回來我寫這些有什麼用呢？

今天是5月20日，四十六年前的這個時候，你在杭州參加反帝爱國運動，曾提出“收回台灣”的口號，而今你看不到台灣解放了，你的死真是天大的遺憾、天大的不幸，對我是天大的悲傷、天大的痛苦啊！——“天大”是謝的慣用語。

《法蘭西內戰》發表一百週年！讀<共產黨宣言> 。

1971年5月30日星期日

辛亥五月初七，206天

(導讀: 代表「謝雪紅」離世20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