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儒士與西方的哲士有甚麼差異 ?

作者: 亓官先生

    柏楊先生把中國傳統文化比喻成一個醬缸，我們自小在醬缸中浸透了，自然就有中國文化的味道了。

如果我們不去西方，永遠不知道我們與西方有甚麼差異，但是大航海時代來了，西方人也來了，我們被逼迫去知道我們與西方是不同的，如果我們不去西方，很難知道我們與西方有何不同，因為能來中國的西方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只看樣本難知全體。

    先母在70歲時去美國，很快就發現美國店員不夠聰明，她說:

我買七塊半的麵包，給美國店員十塊，美國店員就開始用加法，十個零錢加到七塊半，剩下的找給我，我用減法早就告訴她要找兩塊半。

    我們現在知道這就是西方建構式數學的教育，目的是減少出錯，但是很慢。

中國文明發明算盤之後，很早就開始用減法，是有點小聰明，但是西方發明計算機之後，把計算工作就交給計算機，自己不傷腦筋了。

    由以下兩位歷史名人之死，我們可以具體察覺中國與西方的差異，也見識到哲人與文化的交感，型塑出截然不同的中國與西方世界。

子路之死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卞人也，年齡比孔子小九歲，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

    在孔門的弟子中，子路最擅長行政管理。當孔子在魯國失意，開始周遊列國時，子路被衛國任命為蒲邑宰，治蒲三年，孔子三稱其善。正是由於子路有治蒲三年的政績，他才被衛國的權臣孔悝重用為邑宰。

    當時的衛君則是衛出公蒯輒。蒯輒是衛靈公的孫子，他的父親蒯聵因得罪衛靈公的寵妃南子，而被驅逐出國，流亡在戚地。衛靈公死後，蒯輒繼位，而他的父親蒯聵卻要回國爭奪君位，便遭到他的兒子衛出公的拒絕。

    孔悝的母親正是蒯聵的姐姐，蒯輒則是孔悝的表弟，孔悝深受蒯輒的倚重，整個國家的大部分權力其實是掌握在孔悝的手裡。

    孔悝的母親也不是什麼本分之人，蒯聵尋機與之勾結。後來，她出謀讓其弟及手下之人昏夜潛入王宮，並逼著其子孔悝與蒯聵歃血為盟，擁立舅舅為國君。當晚，蒯聵手下之人挾孔悝召集家甲，突襲王宮，致使衛出公蒯輒“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

    逢此內亂之時，子路正在城外，聞訊孔悝被劫持，便要入城營救。在城門口，正好碰上師弟高柴大夫自城內出來，並且告訴他：“城門已經關閉了，局面已經被蒯聵給控制了，現在大勢已去，不要做無謂的抗爭了。”

    子路卻說：“食其食者不避其難。”於是，他便單槍匹馬的來到城門下。此時，城門果然已經關閉，恰巧有使者自裡面出來，子路便藉機入城，直接來到孔悝和蒯聵站立的高臺之下，欲焚火燒台。蒯聵見勢不妙，便命石乞和孟黶二人持戈下臺，一起來圍攻子路。激戰當中，子路身負重傷，連頭冠上的冠纓也被砍斷了。此時，子路卻置生死於不顧，將自己的冠纓重新整理好，說道：“君子死而冠不免。”在敵手劍戟紛如雨下時，子路泰然受死，最後被剁成肉泥，終年六十五歲。

    子路為主君“不避其難”，堪稱是儒道的殉道者，委實是忠君思想的典範。在家族政治的時代，其高貴品格、良好的教育、不屈的獻身精神以及尊嚴，難怪受到國主們高度的肯定。

蘇格拉底之死

    2000多年前，愛琴海邊的希臘半島上，每天聽著濤聲的古希臘城邦中居民，共同孕育了西方的文明及其一脈相傳的尊崇法律傳統。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蘇格拉底仍在悠閒地遊走於雅典城邦的廣場與街道之間，並以與路人暢談及辯論為樂，因而在他身邊總是聚集許多青年人和有識之士。他質疑雅典的城邦政制，並致力於傳播這種思想。於是，在西元前400年阿提卡法律修訂之後，梅勒托等人以下述兩項罪狀指控蘇格拉底，並要求判處其死刑：一是不敬神；二是腐蝕青年。

    根據古希臘時期雅典城邦的法律，受到死罪指控的公民可以選擇自我流放以逃避審判或者替代死刑，當時所有人都認為他會選擇自我流放。但蘇格拉底並沒有選擇自我流放，而是在雅典靜候審判，這場審判終於在西元前399年登場。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其〝崇高的聲音〞發表了辯護演說，表示希望能光榮的被宣告無罪，只要那個宣告無罪的判決不包含任何對真理的危害。在他的辯護詞中，蘇格拉底雄辯地指出，對於〝新的宗教實踐〞與〝不崇拜本城邦之神〞，梅勒托本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解釋其本意是什麼；至於〝腐蝕青年人的思想〞，蘇格拉底堅持認為，勸導人們去探尋如何正確生活與盡可能地完善自己的靈魂，是阿波羅神通過神諭託付給他的使命，他必須忠實地履行，甚至不惜以死為證明。

    當面對基於上述罪名的死刑指控時，蘇格拉底可以自己提出一項處分意見以作為死刑指控的替代方案。然而，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蘇格拉底堅持認為，他的使命是神賦予雅典的禮物，而且他應當獲得更多的權利以參與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因此他不能提出以流放替代死刑的方案或者承擔其他任何真正的罪名。此時，最富戲劇性情節的一幕出現了：根據雅典城邦的法律，繳納罰款不屬於承認有罪，因而蘇格拉底提出繳納1邁納的罰款，而且又補充說，克里東、柏拉圖和其他朋友曾勸其交納30邁納的罰款，並願意為其提供擔保。結果，陪審法院中的有些陪審員被蘇格拉底這個毫不妥協的、充滿挑戰的演講激怒了，最終以280票對220票判定蘇格拉底有罪，並經過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對140票判處其死刑。

    為了拯救老師，柏拉圖和朋友們想方設法收買了守門人，並準備好逃跑後所需的資金。然而，戲劇性情節再次上演：蘇格拉底再次拒絕逃生的機會，並對他的學生和朋友耐心地解釋其拒絕的理由：逃跑有悖於他畢生堅守的原則；對他的死刑判決是由城邦法庭作出的，儘管該判決因指控者不實的錯誤描述而事實上是錯誤的，但它畢竟是由一個合法組成的法庭作出的合法判決，並且城邦依法有權強制執行該判決；如果他選擇逃跑，這本身便構成一項違反城邦及其法律的罪行，並且屬於一種背離公民資格精神的反叛行為。上述解釋從此成為西方〝法治〞精神最為古老的經典闡釋。

    蘇格拉底說：任何一個有一點價值的人不應該總是計較生死，他做一件事的時候應該考慮的是他自己做得對還是錯，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人還是邪惡的人。……因為不管一個人的崗位在哪裏，他選擇了甚麼，或者神聖的命令把他放在了甚麼地方，他都應該在任何危險來臨的時候留在那裏，他只應該懼怕屈辱，而不應該是死亡或者其它任何東西。雅典人啊，這才是至理名言。

    按照雅典城邦的法律規定，一個人被判決有罪，便交由〝十一人委員會〞執行判決。據柏拉圖《斐多篇》中的記載，在2400多年前的某個日落時分，〝十一人委員會〞的官員為蘇格拉底舉行了正式的告別儀式。隨後，執行死刑的人端來一杯毒酒，蘇格拉底安靜地接過酒杯，並且想通過〝祭酒〞來完成辭世前的禱告。在遭到拒絕之後，蘇格拉底作了簡短的禱告，便舉杯一飲而盡。此時，周圍的人都禁不住潸然淚下。

    當毒酒讓他身體漸漸癱瘓冰冷之際， 這位哲學與法律的殉道者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克里東，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你能記著替我還清這筆債嗎？〞正是這位臨死之時還記著欠債的老人，卻成為西方所公認〝道德哲學的奠基人〞。蘇格拉底之死是悲劇，卻從此確立西式道德與法律的尊嚴。

    晉國俠客畢陽的孫子豫讓最初給范氏、中行氏做大臣，但並未受到重用，於是他就轉而投效知伯，得到重用。後來韓、趙、魏三國瓜分了知伯的土地。其中趙襄子最痛恨知伯，把知伯的頭蓋骨拿來作飲器。這時豫讓逃到山裏說：「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所以我一定要替知伯復仇。」

    子路為主君“不避其難”， 豫讓為知伯復仇，中國的儒士為報答知遇之恩，以生命寫歷史，臨難以死報君王，留下眾多可歌可泣的紀錄。這是家天下時代，君臣之義的最高表現。

    蘇格拉底為作一個正直的人，為維護道德與法律的尊嚴，而從容就義，使法治觀念深植人心，數千年後，依然是無法撼動的行為準繩，也是西方公義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