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是普通的農家子弟

《張發奎口述自傳》得獎報導

胡志偉

   由新華網與中國圖書商報社跨媒聯合主辦的「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評選活動於一月十一日在北京揭曉。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國信辦、共青團中央有關負責人和卅馀位知名專家學者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圖書策劃公司主要負責人出席了頒獎典禮。
   這次評選活動是由資深的專家團在2012年出版的四十萬種書籍中，按媒體認可、市場表現、專家推薦、讀者認可等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雙重標準，選出三百本基本書目，進行打分和評選，然後由網友們在網站上投票，最後選出六類共六十本優秀書籍。在為期一個多月的網絡投票過程中，先後有725萬人次參加投票。在傳記類書籍中，本人譯註的《張發奎口述自傳》得票排名第三。
   張發奎是個普通的農家子弟，在亂世中經歷滿清、北洋、國府三個朝代，從粵軍的最低級別——列兵熬起，因戰功升到二級上將。在八年抗戰中，從淞滬到百色，從華東到西南，總共指揮過近五十萬軍隊，幾乎全國各個派系的部隊都有，例如東北軍萬福麟部、川軍楊森部、中央嫡系的胡宗南、湯恩伯、王耀武部。他當過孫中山的警衛營營長，也做過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廣州行轅主任，統轄兩廣黨政軍大權，位極人臣。
   張發奎十六歲從軍，至八十四歲離世。他那戎馬倥傯多姿多采的一生，經歷了廿世紀中國歷史的許多重大事件，諸如辛亥革命、反袁驅龍（濟光）、護法運動、朱執信遇刺、鄧鏗遇刺、廖仲愷遇刺、討伐陳炯明、敉平商團叛亂、驅逐滇桂軍閥、兩次東征、三次北伐、沙基慘案、省港大罷工、清剿鄧本殷、中山艦事件、血戰汀泗橋賀勝橋、武昌攻城、收回漢口九江租界、寧漢分裂、英美軍艦炮轟南京事件、寧漢合作、廣州事變、湖南農運、護黨救國、兩廣事變、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南會戰、桂柳會戰、支援越南獨立、制訂華軍入越計劃、反攻南寧、槍斃張德能陳牧農、接收廣州、槍決田中久一、槍決莫與碩、懲治漢奸、計劃開發海南等等。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他在香港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夏連瑛*女士訪問四百馀次，留下了一千零八十九頁英文記錄。這部英文原稿沉睡在哥大珍本與手稿圖書舘四十多年，沾滿灰塵。1985年哥大主管近代中國名人口述歷史工作的韋慕廷教授送了一套張發奎口述歷史的縮微膠片給中國大陸歷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此人譯了三份之一章就知難而退了——面對英文稿中上萬個人名、地名、機構名、事件名，猶如海底撈月。再者，張發奎在訪談中說話坦率，牽扯到個人恩怨政壇是非的字句甚多。故他在第廿章腳注中聲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內容不得公開」，其他章節涉及人物評價便吩咐記錄者用雙括孤圈起，暫不公開。
   如今，張將軍作古已卅二年，他所月旦的政壇人物全部都已魂歸天國。二○○二年，在哥大教書的張志宇、張志丙老師影印了張發奎口述自傳第二十章寄給我。由我譯成中文六萬多字，發表於中國社科院印行的《近代史資料》第107期（2003.12）。二○○五年七月，我赴美領取萬人傑新聞文化獎時，在張氏姐妹大力協助下，徵得哥大版本與手稿圖書舘館長Jean Ashton博士的同意，由哥大講座教授夏志清陪同，買下了張發奎口述歷史的中文版權，至此，發表這部力作已百無禁忌。
   張發奎口述自傳同那些高官秘書拼湊背景資料炮製的名人回憶錄截然不同，此書沒有套話、廢話、官腔、冗詞。訪談者以張發奎私人記錄——日記、電報、信函、公文為線索，按年代詢問張將軍在每個歷史事件中的親身感受與目擊真相，且與有關軍政人物的訪談記錄、歷史文獻核對考證，故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堪稱廿世紀中國歷史的縮影，也是一部具體而微的东征、北伐、抗日戰史。傳主對國軍在不同階段的組織、銓敘、後勤、作戰等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說明，諸如軍餉來源、軍官成份、徵兵方式、軍內組織架構、軍訓內容、官兵待遇、伙食標準、軍服質料與式樣、戰鬥裝備、槍炮型號、營房設置、軍眷住房、軍人撫卹、軍醫設施、軍人升遷、獎懲制度、老兵安置、俘虜政策、軍中政治組織、行軍日程、通訊設備、情報組織、督戰陣勢、收編土匪、軍隊包庇煙賭、禁煙與專賣、賭業與「保衛捐」、蘇俄顧問團、美軍聯絡組、後勤補給制度、軍內政工制度遞嬗、公積金制度、閩贛浙皖邊區與蘇浙邊區的編制與功能、軍統與中統在軍隊各級單位的活動、戰前與抗戰初期意大利、德國軍事顧問對中國的幫助、戰時地方保安團隊、自衛團隊及遊擊隊的狀況、戰區長官部編制、軍法制度、黃埔保定陸大之比較、戰後遣返日韓臺戰俘情況、戰後懲治漢奸情況、戰後接收弊端、馬歇爾調停中共東江縱隊北調細節以及國軍流亡軍人五十年代在香港組織第三勢力兩度反攻大陸之始末等等。由於張發奎與孫中山、胡漢民以及大多數粵籍高級軍官都是客家人，這本口述自傳對客家源流、風俗作了詳盡的描述，對於研究客家歷史的學者也提供了大量翔實可靠的資料。
   從張發奎死後卅二年留下的口碑可知，張發奎是個言而有信、心口如一的軍人。他對洋人口述的一千多頁自傳，深刻懺悔了自己一生的失誤與過錯，不像大多數軍政人物那樣自吹自擂、隱惡揚善。在對照有關當事人的傳記與官方檔案後，人們可以確認，張發奎口述的歷史秘辛、名人軼事是真實可靠的。
   撇開東征、北伐、剿共等內戰戰事不算，在抗日衛國戰爭中，僅淞滬會戰，張發奎就指揮過廿多個師，那麼多第一流的中央軍部隊，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都撥歸他指揮過，在三個月戰鬥中，他妥善運用了炮兵部隊，使敵軍不敢在其轄區浦東登陸﹔在武漢會戰中，他指揮了湯恩伯、李漢魂、楊森、甘麗初、李玉堂、盧漢等廿多個師﹔在四戰區，他最多時指揮過十四個師。作為一名武將，他確實做到了「不怕死，不愛錢」。一九二三年四月，任粵軍營長時，他奉孫中山大元帥命令清剿沈鴻英叛軍，由於太接近前線，一顆子彈穿過他的「銅鼓盔」，削掉一束頭髮，差一公分就會要了他的命。在北伐期間，他奉蔣總司令之命，乘坐蘇軍飛行員駕駛的容克式水上飛機，遇見大霧，差點撞上樂昌的山嶺，結果栽入河水中，救生圈破了，幸虧河水不深，修好飛機繼續北飛。還有一次，炸彈掉在他右前方，不知何故沒有爆炸，他幸運得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一天他去探望傷兵，因不忍聽聞他們的痛苦呻吟，便偕參謀與衛兵去了另一間屋子，在那瞬間，炸彈落到上一間房屋，他再次死裏逃生。
   張發奎對他熟識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的觀察十分細膩深刻，所以在口述這部回憶錄時，對這些歷史人物作出了一針見血的評價，諸如：李宗仁欠缺毅力、白崇禧非常陰險；閻錫山狡黠圓滑，馮玉祥貪生怕死；孫立人恃才傲物，杜聿明心高氣傲。他坦承八年抗戰衹不過以空間換取時間；軍內政工毫無價值，保甲制度徒有虛名，直斥「宋子文把中華民國當作他的私有財產。
   從全書看，他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員，表達了由衷的欽佩與讚譽。正是出於這種真誠的感情，他在北伐軍任第四軍（鐵軍）軍長時，刻意保護了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光是在南昌起義中故意縱放的屬下軍官有六人，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元帥（葉劍英、賀龍、林彪、陳毅、聶榮臻、朱德**）；成為大將、上將以及中央委員的有陳賡、粟裕、蕭克、許光達、張雲逸、周士第、惲代英、郭沫若等十多人；葉挺若非遭遇空難，也一定位在元帥之列。在四戰區、第二方面軍、廣州行轅時庇護的中共地下黨員，有許多人成為1949年後的黨與國家領導人或廣東省黨政負責人，諸如第四戰區政治部主任王崑崙（解放後官至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山大學教授梅龔彬（全國人大常委）、第四戰區軍法執行監李章達（全國人大常委）、四戰區戰地服務隊特別支部書記劉田夫（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第二方面軍上校機要秘書左洪濤（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四戰區作戰參謀楊應彬（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四戰區中尉附員鄭黎亞（廣州市委黨校校長）、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廣東省副省長）、第二方面軍軍法監吳仲禧（民革廣東省委副主委）、廣州行營上校秘書何家槐（全國文聯委員）。目前健在的九三老人孫慎，原係四戰區司令部秘書（中共地下黨特支書記），退休前是全國音協副主席。
   一九四六年五月，廣東省主席羅卓英下令軍警逮捕中山大學教授梅龔彬（李濟深部屬），他說：「梅龔彬是個平民，是個學者，又患了肺結核，省黨部宣稱梅是共產黨，我不信！」他出面將梅保釋後，叫麥朝樞用廣州行轅的汽車接往行轅主任官邸，旋即保護梅上船赴香港。新四軍事件中被捕的軍長葉挺，由軍委會交付張發奎管教，張出於人道關懷，特地給葉挺全家找了一幢房子，送他五千元和四百斤食米，還常去看望葉，允他行動出入自由。兩個月後，葉因違紀被憲兵逮捕，張以長官部名義給了葉挺家屬一萬元，又要求軍委會發一筆錢救濟葉挺家眷，還要求憲兵團劉團長好生照顧葉挺。廖承志在廣州被捕後，張發奎以其父廖仲愷係國民黨元老，仍幫助其母何香凝安排住房，還特地派人去香港護送她來穗看望兒子。
   勝利後，廣州行營副官處科長左洪濤是中共黨員，他未予清洗，只認為左是個人才，且擔任低職不必擔憂。一年後中央電令將左洪濤扣解重慶訊辦，張還是出於念舊心理，將左資送香港。
   竭誠支持越南人民的反帝鬥爭
   張發奎自幼目睹帝國主義者欺凌中國人民的暴行，故其反帝意志極為堅強，由堅決抗日衍伸到大力支援越南人民反對法國殖民者的鬥爭。抗戰期間，任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張發奎調派保定軍校畢業生、在南寧軍校任職的越南人張佩公來柳州組織專門對越的情報機關，國民黨中央黨部則派遣邢森洲到河內設立辦事處，負責策動越泰僑胞、聯絡越泰軍民，為國軍反攻作準備。
   為了加強對越工作、收容越南難民，四戰區在中央直接資助下先後設立了五個不同類別的訓練班，總計一千多人，其中西南戰地工作人員訓練班一百多人、特訓班三百多人、靖西第二邊區政工隊一百多人、第一邊區政工隊一百多人、電報通訊班二十多人。這批青年成為後來中國公開扶助的越南革命團體——「越南革命同盟會」的骨幹力量，在五、六十年代越南兩個反法政權中都擔任了要職。一九四○年，四戰區在邊境地區父老協助下，徵募了一百多名越南邊民，每月由中央撥款一五二○七元，組成越南特種部隊，翌年擴充為特種營。由張佩公等越籍國軍軍官於靖西集中訓練幾個月後，他們跨過邊界進入高平執行越南境內的情報工作與抗法、抗日活動。有些人被趕回中國領土後，經常有進出邊境的行動，故日軍不得不配備一部份兵力去對付他們，因此就減少了日軍對國軍的正面壓力。

1942年8月，越共領袖胡志明在廣西天保縣被地方保安隊以日諜嫌疑拘捕，轉輾押解到四戰區政治部羈押，張發奎見胡老成持重，知悉他已為反法革命而兩次入獄，遂呈報中樞，建議釋放胡志明，還全力扶持他進入越南革命同盟會籌委會。1944年8月9日張發奎發還護照，撥付工作經費七萬六千元以及醫藥器材，讓胡志明率領戰地工作總隊隊員楊文祿等十八人回越展開工作。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開國元勛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黃文歡以及越南共和國（南越）總統阮文紹、總統候選人武鴻卿等都曾在四戰區受過訓，受到過張發奎的資助。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歲月中，四戰區長期供養了數千名流亡中國的越南志士，還每月給予十萬法幣的活動經費，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撥付五百萬元，還由第二方面軍發放兩個團之武器用以裝備越南革命武裝﹔同年五月軍統中校楊清文率二百多名特訓班成員滲入越南，馬維岳帶卅六個越人經高平進入苗族領地。這些人迅速組織了八千人的革命軍，發展了廿五萬反法革命成員。
   直至中共攻佔華北二百多個縣城的一九四六年二月，胡志明還寫信給張發奎，邀請他訪問越南並繼續支援越南革命﹔同年十二月，國共內戰已全面爆發，胡志明猶致函張將軍，稱越南北方人民正在挨餓，越南革命處境艱難，他希望張將軍指導他怎樣取得革命成功。一九四七年秋，國府已經動員戡亂，胡志明還派遣越共政府工商部部長阮德臣等人來廣州尋求軍援，要求國府派一百多個軍官幫助他們訓練軍隊。胡志明要求張發奎搭橋，於是張介紹來人去見陳誠、吳鐵城、陳果夫，讓廣州行營後勤處少將處長蕭文帶了他們逐個拜訪。國府的中央大員們都認為胡志明是共產黨，不應該援助他。胡志明代表回到廣州時，張發奎又會見他們，派人帶他們購置通訊器材與醫療用品帶回越南，還送了一批藥品給他們。
   形勢變化了，張發奎的思想未變，他祗記得抗戰時國民黨的政策是同共產黨合作，尤其是外國共產黨。去南京述職時，他抽空拜訪了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委陳果夫，希望中央幫助越南建立聯合政府。「陳果夫問我是否知道胡志明是共產黨員，我說知道。他想知道為什麼我仍然想幫助他。我說，很簡單，他不是中共黨員，他是外國共產黨員，是印支共產黨的代表，他在反對帝國主義，而不是反對我們，他在為越南獨立而鬥爭，我們應該幫助他從法國統治下解放他的祖國。陳果夫斥責我左傾。我對這個問題看法不同，我堅持說，問題在於非共的越南人沒有能力同共產黨競爭。我向他解釋：非共的越南人鬥不過共產黨是因為他們工作不夠勤奮。有人告訴我，那批越南人從廣西返回越南後，越南人民對共產黨的同情多於對其他黨派的同情。所以不需要擔心援助胡志明會引起什麼不良後果，他的政府不會支持毛澤東，他正在尋求我們的援助。」
   直到一九六七年，張發奎在香港還對夏蓮瑛說：「有人批評我支持共產黨、接近像胡志明那樣的共產黨人﹔還有人說胡志明能攀上北越共產政權的元首寶座是由於我的扶植。但我堅信，我奉行的對越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至於越南人之間的衝突，我相信中國的古話：『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一定能取勝。」
   親自指揮收回漢口、九江租界
   越南人雖然擅於內鬥（中國人也同樣如此），但他們對張發奎是感恩知報的。直至張發奎去世，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杪，一直有越南人寫信給張，贈送他香檳酒、邀請他訪越。河內商會會長的函件指出：中國是唯一幫助越南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國家，這個中國自然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後者承繼了前者開創的援越大業。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張發奎對越南人民的鼎力相助是結出豐碩果實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推翻貝當政府後，法越當局在日本與越盟的雙重壓力下，對中國的態度由挾敵自重、傲慢無禮轉變為請求援助——越督德古曾多次向中國外交部與第四戰區長官部提出相當具體且對中國有利的建議，如：承認中國在越南擁有種種特權、華僑在越南有特殊地位﹔法國願以其人力技術修復滇越、桂越兩鐵路供中國自由使用，中國人民與貨物可以自由出入，由中國在海防設立海關自行徵稅等，這是中國屈辱外交首次揚眉吐氣的例子。
   張發奎的反帝精神並非停留在口頭抗議，而是付諸實際行動，北伐時他親自指揮了國民政府強行收回漢口、九江租界的軍事行動，在狡黠狠毒的帝國主義者面前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回溯上世紀初期的粵港關系，最令人矚目的大事便是：由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日籍職員慘殺工人請願代表顧正紅所激發的全國性反日風潮，在上海是英警在租界射殺十一名示威民眾的五卅慘案，廣州則是六月廿三日英兵槍炮擊斃廿三名示威中國軍民的沙基慘案。後者比前者慘烈得多，廣州市民五百餘人負傷。事後群情激昂，廣州國民政府對英實行經濟絕交，於是粵港之間交通斷絕，香港工人在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下全部退回廣州。省港大罷工延續了十七個月，香港變成臭港。於是，國民政府運用沸騰之民氣，循外交手段陸續收回了漢口、九江、鎮江、威海衛、廈門等地的英租界以及天津的比利時租界。
   當夏蓮瑛問及張發奎對沙基慘案的反應時，張答道：「我對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行徑極為憤慨！我為同胞被殺之事激怒。我認為我們應該打擊英國在華勢力，軍人會應召拿起武器，他們絕不會考慮由此造成的後果」「廣州市政府號召香港工人罷工回到廣州，但沒考慮到我們能不能供養他們，也不考慮港英將如何對待我們。我們只希望看到，中國工人離開後，那些英國惡魔凡事都要自己動手操勞了。當時不僅勞工離開香港，普通居民也大批地離開，那些日子的激情難以言狀。我感到發動罷工反抗英帝國主義者是正確的，它是我們的頭號敵人。 我們也反對買辦階級，反對買辦實際上就是反對英帝。罷工對帝國主義是沉重打擊，我認為國民黨領導省港大罷工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關於收回漢口租界，他說：「武昌收復了，不必客氣了，我們想去哪裏就應該去哪裏，為什麼我們不收回外國租界呢？我告訴陳友仁（國民政府代理外長）、鄧演達（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漢口行營主任）和鐵羅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俄籍顧問），我們應該利用民氣，不顧一切阻礙，收回租界。我感到不必再透過外交手續。列強以為我們會遵循外交程序，他們把我看得太簡單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國水兵打死漢口工人數名，激起民眾公憤，張發奎說：「工會領袖帶領民眾進入英租界，當時我正在武昌，特地去看望陳可鈺（第四軍軍長）與鄧演達，我們一致認為應該收回英租界。民眾怒不可遏，唐生智與我的部隊都同情民眾，唐生智派士兵進入英租界維持秩序。我告訴陳友仁，漢口公園前的辱華標誌應改為『英國佬與犬不得入內』。陳友仁說：『好，好主意』」。
   作為統治兩廣廿年之久的軍政大員，張發奎對英國殖民者的態度是不亢不卑的，他歡迎英國人支持中國抗戰，也對勝利後英國抗拒中國政府接收香港以及包庇日酋、漢奸，作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把香港變成抗戰八年的物資轉運站與情報來源地
   在八年抗戰中，由於日軍南侵危害了英國在遠東的切身利益，英國政府基本上是同情中國抗戰的，所以中英關係與粵港關係突破了國際關係準則的規限。在淞滬會戰中，「我們炮兵的主要目標是敵人的出雲號旗艦。起初我們打不中它，因為它不斷地移動。一天，上海海關有個華籍職員找我說，有一位上海海關的高階英籍官員願意幫助我。他建議我派一名炮兵觀察員穿便衣去海關大樓。我猜忖這個英國人對日軍暴行義憤填膺，也許他眼看我們打不中出雲號，因租界阻擋了國軍進攻而感到內心疚愧。因此，我們在黃浦江江底鋪設了連接海關大廈與浦東我軍炮兵陣地之間的電話線。我們的觀察員把出雲艦的動向，隨時向炮兵營營長報告。此後，我們就能在天黑以後極其準確地擊中出雲艦了。老百姓稱讚我的炮兵是『神炮』」。
   第二件事是一九三九年張發奎在韶關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時，派遣香港巨紳何東的兒子、英國皇家軍事學院畢業生何世禮任駐港辦事處主任。「我要求何世禮同英國官方與情報部門聯絡，特別是瞭解英國對我們抗戰所持的態度，並負責搜集日軍海運情報。當然，我不是公開派遣他去的。他是香港的世家子弟，完全勝任這項工作。」
   第三件事是以四戰區為後盾，支持港大教授賴廉士組織龐大的英軍服務團，從設在香港的戰俘營裏救出許多英軍被俘官兵。該團成員有醫生與技術人員，多數是華人，還有一批從香港撤退的醫生，在張發奎四弟勇斌率領下加入了四戰區長官部醫務處。
   對於英國政府爭著到香港受降以及邱吉爾拒絕交回香港，張發奎是忿忿不平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卅日我到昆明，何應欽告訴我，蔣先生同意英國人在香港受降，海軍上將布魯斯‧福拉塞擔任受降主官。香港是一個重要城市，英國人反對由我接受駐港日軍的投降，並要求美國人向蔣先生遊說，想要我們給他們一點面子，讓他們在香港受降，但同意將日軍所有裝備移交給我們，由中央派人去接收那些裝備。蔣先生同意了，我感到我們不該同意這一更改，不應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對於香港受降任務，我特別感到興奮。香港在國人心目之中，是個國恥的創傷。在過去，它是罪犯的避風港，資本家官僚們的樂園。廣東風氣的敗壞以及廣東政治的商業買辦化，直接間接受到香港的影響。盟軍最高統帥部首先劃定香港地區歸中國接收，根據戰後領土主權完整及民族願望，是有充份理由的。英國政府若藉此時機將香港歸還中國，未始不是外交上的明智之舉。但唐寧街的紳士們卻見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戰後僅保留著一種黯淡的友誼。在德黑蘭會議後，羅斯福總統本來想使香港歸還中國，並使之成為一個自由港，波茨坦會議對香港戰後的地位有同樣的建議，但均受英政府的反對。中國接收香港的規定，遂因之而中變。」
   「尋求機會，制造藉口，縱容部屬，擴大事態」的十六字對港方針
   然而作為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張發奎是不甘心的：「我想收回澳門。勝利後我首次回重慶報告廣東接收工作時，我向蔣先生、張群等人建議收回澳門。我一貫痛恨煙賭。我告訴蔣先生，只要切斷大陸對澳門的供水，我就能和平收回澳門，只要一個營的部隊就可以維持當地治安，我將為我的行動負全部責任。張群反對我的提議，蔣先生說：『你想得太簡單了：收回澳門是任何時間都可辦到的，可是香港——你能拿回香港嗎？如果你決定同葡萄牙人打仗，你必須考慮英國人的反應，你也得準備同英國人打仗。再者，美國人會反對你，這一切都會導致嚴重後果』。我後來思忖，蔣先生是對的，我考慮並不周全，我的腦筋實在太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