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
   ——論國民黨為什麼敗走台灣——

作者: 胡志偉
   二十世紀全球頭號大輸家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國土已經五十六年，至今仍有人諉過於「貪汙腐敗」，然而今日大陸上共產黨的貪汙腐敗比諸昔日的國民黨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幹盜竊一萬四千四百億人民幣的公帑順利運往外國；有一萬七千名中小官員和六萬六千名暴發戶將九萬四千億人民幣非法套匯移至外國——足令國民黨的孔宋家族自嘆不如。那麼何以共產黨不垮臺？學術界至今乏人研究中共的間諜戰、心理戰成效及其嚴密組織對維護、鞏固共產政權所起的震懾作用。
   中共的御用理論家與史學家口若懸河地重覆以下讕言：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是人心所向，是歷史的必然；共產黨是推不倒的，迄今沒有一種政治力量能在中國大陸替代共產黨，推倒了共產黨必定天下大亂。

   這顯然是欺人之談。歷史實際上是由偶然性組成的，必然性存在於偶然性之中，從目前已經澄清的歷史事實可知，國民黨敗走台灣絕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許多偶發事件堆砌積累而成的。以下一百個偶發事件大致可分為十八種類型：

一、 襄公之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軍上海戒嚴司令白崇禧率廿六軍解除中共操控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其首腦汪壽華、羅亦農等九十人被捕。閘北駐軍師長斯烈邀中共中央軍委會書記周恩來前往談判，遂予扣押。斯烈之弟斯勵是周在黃埔軍校時的學生，他讓周寫了悔過書後開釋。四年後周恩來親率紅隊成員將顧順章一家老小八口以及他的恩人斯勵勒斃。
   一九三○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康生在一次秘密會議上被捕。由於一起被捕的丁濟世之叔父是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康生一夥很快獲釋。八年後，康生在王明扶植下擢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在延安棗園開辦訓練班，為各地各級黨委輸送了大量特工人才，諸如喬冠華、耿飆、李強、黃鎮、黃華等人，在外交、經濟、文化部門從事特務工作，對國民黨作出了致命打擊。
   一九三三年三月，紅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師長陳賡在上海治傷時被捕，經黃埔一期同學鄧文儀等多人簽呈請求赦免，蔣介石法外開恩將他釋放。縱虎歸山後，陳賡成為共軍一員驍將。抗戰勝利後，他率先叛亂，上黨戰役擊潰國軍十三個師，此後三年半轉戰晉豫陝鄂皖蘇贛閩湘粵桂雲貴川康等十五省，攻略城市二百零六座，殲國軍七十多萬，包括殲邱行湘部二○六師、黃維兵團卅三個團，在雲南箇舊、屏邊殲國軍第廿六軍，在元江殲第八軍，俘虜陸軍代總司令湯堯和第八軍軍長曹天戈，為共軍席捲大陸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澤東周恩來飛渝出席重慶會談，軍統局有人建議乘機逮捕毛、周、王若飛等八名匪首，以祭江西湖南千百萬枉死民眾。事為蔣介石知悉，下令繳了此人的槍，還命令特別警衛組和稽查處對中共人員嚴加保護。中共建政後，凡軍統人員，無論警衛組、稽查處一律槍斃，以怨報德。

   在三年戡亂戰爭中，共軍用「人海」對付「火海」，強迫無辜民眾打前鋒，用以消耗國軍的彈藥。國軍的機槍射手們面對波濤一樣洶湧而來的人潮，殺人殺得令自己害怕與惡心，因不忍傷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壓力下放棄陣地。無論國軍火網如何嚴密，都有著永遠死不完的「炮灰」來同槍彈相拼，結果是粵語所謂「好佬怕賴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黃伯韜兵團奉命西進跨越運河鐵橋時，數十萬百姓的騾車、馬匹跟著部隊的卡車、輜重逃難。黃伯韜愛民如子，讓百姓先過，以致於七萬大軍無法在規定時限內抵達目的地，當全兵團到達碾莊時，共軍主力已從魯南兼程趕至，形成對黃兵團的包圍圈。十二月初杜聿明部向永城轉進時，亦與難民混雜一途，窒礙鈍重，兩天行程僅七十公里，使共軍陳毅部獲得充裕之時間與機會，完成合圍。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懲治漢奸力度不夠，無論處死、判刑的漢奸都不及法國、荷蘭等國懲處叛國者的十份之一，以致於周佛海的兒子等漢奸成批投奔中共，對國府傷害極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國府釋放了判刑十年的汪偽軍委會調統部第二廳廳長胡均鶴與鎮江特工站負責人劉毅等人，他們聯絡一群漢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為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劉為專員，他們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國府潛伏人員的活動線索，從中破獲了四百多名潛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統局京滬地區潛伏首領蘇麟閣，還收繳電台八十多部。中共華東局審訊委員會在愚園路青白小學刑訊逼供害死了萬千國府地下工作人員，其刑訊頭目廖耀林曾在汪偽特工總部當過「撲格打殺」劊子手。汪偽政府財政部稅務署署長邵式軍投奔新四軍時，一次就捐獻了廿五萬美金，讓他們放手發動叛亂殘殺同胞。

二、 主帥優柔寡斷舉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在碭山奉命救援黃伯韜七兵團時，黃兵團已被圍三日，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顢頇無能、遲疑不為，貽誤了戎機，陳毅部利用這三日兩夜時間在崇山峻嶺構築陣地，而邱兵團十二萬人必須仰攻嚴陣以待的五十萬陳毅部，所以邱兵團血戰四晝夜才攻到鼓山，離碾莊圩三十公里時，黃伯韜兵團已崩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國軍徐州剿匪總部中將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優柔寡斷，未能果斷執行他在南京與總統所定的密案，而聽任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調兵救援被共軍包圍的兩個師，致使國軍卅萬精銳坐以待斃。設若杜聿明麾下三個兵團及時突圍南下與黃維兵團會合，將會對劉鄧的中原野戰軍造成致命的威脅，完全可以扭轉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下令制裁通敵有據的李宗仁，特別行動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於決策者優柔寡斷，這個行動組於蔣公下野前結束工作。設若行動成功，一系列桂系頭子伏誅，則不會發生李宗仁上臺後士氣一落千丈、江南不戰而潰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向麾下廿五萬官兵宣佈已簽約投共，時任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組組長的谷正文游說隨徐永昌來平規勸傅回心轉意的裝甲兵參謀長蔣緯國將傅逆綁架回南京，蔣緯國也提起戴笠智擒韓復渠促成台兒莊大捷的往事，但蔣緯國在最後一分鐘退縮了。倘若綁架成功，將傅押回南京以降敵罪名審理，對其他採取觀望態度的國軍將領是一項嚴重警告，進而提振士氣，則國軍在大西北、大江南仍大有可為。蔣緯國以其特殊身份，喪失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扭轉形勢之良機。

（2020/04/14 发表）

三、 粗枝大葉，麻痹輕敵
    一九三六年夏，陝西省黨部調統室向中樞密告張學良、楊虎城私通中共；九月，東北軍總部政訓處處長曾擴情密報中樞：東北軍不穩，蔣公批示：「胡說，送(張)副司令閱」。同年十一月，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密報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齊世英：張學良已與紅軍達成局部停戰協議。齊馬上派專人密報在洛陽的蔣公，其他情治單位也密報西安不穩，然蔣公一直認為張學良慮事天真、未必會圖謀不軌，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滲透東北軍各階層。西安事變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發挽救了垂危的紅軍，使它從數千羸卒發展到百萬之眾，終顛覆了中華民國政府，導致大陸淪陷，江山變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國民黨遼寧省黨部書記長李光忱策劃在長白山麓戰略要地通化市發難，以三千八百義軍推翻中共政權，成立東邊地區軍政委員會與中央先遣軍，配合國軍收復東北。主事的國民黨通化市黨部書記長孫耕曉求功心切，策動共方東北人民自治軍通化支隊軍械股股長沈殿鎧提供八百支槍，被沈出賣。此時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書記吳溉之指揮廿多名省委幹部與兩挺機槍，擊斃孫耕曉以下持大刀鐵鍬十字鎬的義軍一千八百人，起義被撲滅。
    另一則因輕敵大意而釀成的悲劇是稷山暴動。閻錫山部下師長蕭蔭軒與親信團團長楊子乘在晉南八個縣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裝六個縱隊與三個支隊，相約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發難。由於閻錫山在山西民間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層影響力，所以義軍首領利用親朋、同鄉、師生關係滲透到十多個縣區政府、共軍宣傳部門以及鐵路警察，大有創建中條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發通知時誤將十一月十九日寫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屆時只有稷山一地舉義，孤掌難鳴，終於失敗。其他各縣聞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動，此後半年，全省義軍被捕殺逾千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國軍在上海最大的軍火庫——江灣軍火庫發生大爆炸，聲浪與烈燄持續了幾天，主庫儲藏的美製最新式軍火連同倉庫設施統統化為灰燼。該案是由中共上海局外縣工委副書記周克佈置周沙塵通過其外甥、軍械庫少尉趙聚能引爆的。趙父是中共老黨員，早年曾幫助周沙塵去延安，周沙塵是通緝要犯，竟能以上海糧食日報駐南京特派員身份為掩護，公開活動。趙聚能故意將優質彈藥報廢、將失效彈藥運往前線，居然從未被發現。他去科學儀器公司採買炸藥原料磷和鈉，引起店員懷疑，居然被他逃脫。軍火庫規定管庫、警衛、保養連各成體系互相制約，可趙犯居然能以幾杯酒買通管庫人員交出鑰匙自由運用。這一切都是國軍保防制度的重大缺失，大意失荊州。

   
    國防部保密局佈置三大潛伏武裝力量之一——東北技術縱隊在滿州里、哈爾濱、長春三地伏擊訪蘇歸來的毛澤東專列，全部計劃由國防部二廳全能情報員計兆祥指揮執行。一九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指揮軍警突然逮捕了東北技術縱隊司令馬耐等八人與剛空降的兩名高級殺手，廿六日收網抓捕計兆祥。此案破綻出在國防部保密局從香港公開匯鉅款給計兆祥的姐姐計采楠，引起了公安部一局偵察科長曹純之的懷疑。
    一九五○年九月廿八日清晨，中共公安部與北平市軍管會在燈市口甘雨胡同十七號院逮捕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李安東等七人，他們置備了迫擊炮，企圖在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大典時炮擊天安門觀禮台，刺殺中共要員。這個隸屬東京盟軍司令部情報機關的間諜組合，擁有教堂、消防倉庫、洋行、店舖等掩護，但是粗心大意到竟然用普通郵件傳遞情報。中共公安部駐郵局的檢查人員截獲了李安東寄往東京郵件中用鉛筆畫的天安門草圖，上面赫然標有箭頭直指天安門城樓的彈道拋物線。美國的情報機關竟然對中共的郵檢制度一無所知。
（2020/04/14 发表）

四、 專家判斷失誤
    一九四五年二月，羅斯福赴雅爾達前，讓駐華大使赫爾利詢問中國政府：日本還能支持戰爭多少時間？當時專辦對日情報的軍委會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作出錯誤判斷，認為日本至少還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項覆文，卻漠視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只剩下一個空殼。羅斯福深恐美軍傷亡激增，為謀求早日結束戰爭，遂要求蘇俄出兵東北對日作戰，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復帝俄時代在旅順、大連、中長鐵路攫取的利益，並允許外蒙脫離中國而獨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萬蘇軍進入東北，劫掠了東北價值卅億美元的工礦設備回國，還將繳獲的日製大炮三千七百門、坦克六百輛、飛機八百架、機槍一萬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倉庫和國防建築設備移交給中共。此外，又把堆積在海參崴與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的美製耐寒軍械移交給林彪部共軍，使其如虎添翼，從兩萬人的自治軍一舉擴張為席捲東北的四野。苟非東北盡墨、影響民心士氣，則通貨膨脹絕不可能陷國府於絕境。
（2020/04/14 发表）

五、 忽視情報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軍統局局長戴笠將軍死於空難，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揮的潛伏共區高級特工變成斷線風箏。他的繼承人毛人鳳、唐縱等盡皆庸庸碌碌之輩，不思進取，也不能守成，以致於總統府九名報務員中竟有七人是共諜，國防部作戰廳長期被共諜把持。戴笠殉難翌日，中共在延安舉行慶祝大會，周恩來講話說「戴笠之死，使我們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職四週年紀念會上，蔣公沉痛地說：「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不會撤退來台灣。」
（2020/04/14 发表）

六、 主管官員尸位素餐、能不稱官
    一九三七年紅九軍軍長何畏因憎惡中共當權者濫殺無辜而投奔國府，途中被僨事官員扣押六年，以致錯失了策反共軍高級將領李先念、許世友之良機。後何畏經張國燾營救出獄，萬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軍渡江前，全家投江自盡。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赴蘇與斯大林會談，斯堅持要把「外蒙獨立」列入中蘇友好條約，宋子文不願做歷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絕簽字，且辭去所兼外長職。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開談判，這位繼任外長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熟諳國際法，當時只須委婉表示一下這個條約簽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轉機，蓋既經內戚掛冠而去，復遭新任外長諫阻，相信再固執的人亦必會感到事態嚴重而對整個條約重作考慮。只要稍稍拖延幾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國就不必再求蘇俄出兵，自然亦無理由再逼迫國府追認那個私相授受的雅爾達協定。王世杰缺乏文人應具備的「有所不為」的骨氣，致使國府遭受無法挽回的災難。
    同一個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蘇俄欲離間中美」而阻止蔣公與斯大林會面，拒絕蘇方調停國共戰事，致使蘇方派到迪化接蔣公的飛機白跑。當時斯大林不欲毛澤東變成第二個鐵托，力主國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調停西安事變一樣，也確有能力阻止共軍渡江，但這國脈最後一線希望被王世杰斷送。
    鹽販出身的許鐵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任命為河北省保安第二縱隊少將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堅守永年縣年餘，還主動出擊。無奈十一戰區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補給，使圍城永年軍民吃水草樹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幾百部眾突圍出城，在成安縣呂莊中伏殉難。

   
    另一位民間義士王三祝，自發組織六個縣保安團，被顧祝同封為豫北剿匪中將總指揮，還當選立法委員。他比正規軍更勇敢善戰，且向華中剿總密告第四十軍有投共傾向。此舉被剿總泄露，四十軍軍長李希晨啣恨報復，停止分配空投物資，還堅拒王三祝部退入新鄉城，王三祝率軍轉戰太行山又殺回安陽，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圍死節。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綏靖區中將司令官董釗密電奉化蔣公，謂共軍進逼東南，主力已渡長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進國軍集結西北五十萬部隊宜向東猛進痛擊，彭德懷、徐向前所部決難抗拒，不惟挽回頹勢，且可使共軍南犯之主力陷進退維谷之境。可惜此絕妙建議轉國防部後被擱置不用。
    桂系逼宮，蔣公下野，然而李白執政後毫無作為，昏庸誤國。白崇禧駐節桂林月餘，坐擁數十萬大軍，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的整備，且在撤退上乏消極整備，對屬下部隊不聞不問，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華中長官公署向南寧撤退時，不通知下屬單位就撤除了電訊總機，倉猝出發，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以致兩千五百輛卡車在半個月內全部損失，不是滯後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們群龍無首，各自逃生，幾十萬大軍也很快就覆滅了。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前後，大陸形勢丕變，民眾自發揭竿而起：貴州省義軍控制了全省城鄉半數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區反共武裝已發展到七十五萬人，百人以上的隊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遊擊隊佔領了五份之三以上區、鄉，川北義軍焚燒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樓；西康義軍炮擊了共軍西康省軍區政委廖志高的辦公室；汪憲率領的人民自衛軍擴展成十四個支隊十萬鐵軍，控制了以金寨為中心的東西長三百多公里、南北寬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邊區；新疆義軍佔領了哈密地區與迪化地區；在甘肅臨夏一地，反共遊擊隊達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萬多馬家回軍官兵都先後參加了反共抗暴鬥爭；李森組建的中國人民自由軍，發展到十萬人，轉戰閩粵贛三省，重挫中共基層政權；撤至緬甸的孤軍反攻雲南連克九個縣，但他們都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加上後勤匱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內先後被中共集中重兵各個擊破。在台灣的軍政機構空喊反攻大陸卻不能及時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興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鑄密派黃埔四期同學蕭正儀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國軍補給區司令周遊，傾訴自己「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枯，詭變莫測，因思校長(蔣介石)愛護學生無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機……」函由周遊送交國防部特呈蔣經國。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願意棄暗投明，可惜台灣方面遲疑不決，錯失良機，然而機會是稍縱即逝，陶鑄與林彪相繼遭受老毛殘酷整肅。林彪死訊傳到臺北時，蔣公潸然落淚。
（2020/04/14 发表）

七、 人事傾軋，以私害公
    潛伏在國軍任四十六軍軍長的韓練成與共軍陳毅部密謀，導演了一齣古今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現代〈三岔口〉劇：一九四七年二月將李仙洲集團七個師送入虎口。韓遂隻身溜走，與共軍三野司令員陳毅秘密會面後返回四十六軍青島留守處，韓回南京述職時，把失敗責任推諉參謀總長陳誠，使陳被撤職，自己卻留蔣公辦公室任高參。他巧妙地幫助陳毅，把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七十四師三萬餘人送入共軍包圍圈，致使中將師長張靈甫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擊斃。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蔣公面告共軍三野一名被俘團政委招供韓練成與陳毅秘密來往，陸軍官校校長關麟徵在旁聽見，旋即驅車向韓泄露。關麟徵此舉是由於他同陳誠有隙，不欲陳誠官復原職。何應欽接國防部長後再接杜聿明密報，乃將被俘共軍團政委押到南京重審。於是中統局局長葉秀峰插手調查，還親自訊問萊蕪作戰實況。韓練成見形勢不利，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擺脫監視崗，離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見國軍保防系統千瘡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獲了中共地下黨劉仁、李政宣案，循線抓捕了幾百名中共地下黨員，其電訊網遠及瀋陽、察哈爾、張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當北平站士氣昂揚全面掃蕩共諜時，保密局內部因派系鬥爭導致北平站總務處長劉玉珠、北平行營督察室主任馬漢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員不是被捕、調職，就是逃亡，僅三人留任原職。這種大規模的換血，對保密局北平站的業務造成很大傷害：原有的線索皆因布線者入獄、亡故、離職而喪失殆盡。否則，在保密局全國區、站中業績領先的北京站，絕不至於盲塞到讓共諜滲透到傅作義身邊(按：傅作義的副總司令鄧寶珊、兩名保密局處長、傅的女兒傅冬菊都參與了投共活動)。
    大陸陷共後，原上海市警察總局局長毛森創立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下轄近百個縱隊數十萬遊擊戰士，且從美國方面直接掛鉤接受武器裝備的補給。不料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欲大權獨攬，乃宣佈撤銷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司令部的編制，還逼毛森交出南方十個省的潛伏人員名單、移交從美國直接接受後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這筆多年經營的人事資源，仍然來往於臺北與定海之間直接指揮敵後遊擊部隊。富春江縱隊司令王某，奮戰連年多次負傷，回台治療時，因係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後設法潛出，一見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見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蔣經國吩咐臺北最高法院檢察署頒布通緝令，稱毛森「抗命不法」。此後毛森在泰國、緬甸等地從事反共遊擊隊組織工作，因失去台灣基地，其東南反共救國軍數十萬人相繼 被共軍剿滅，毛森只能流亡美國，一代反共英雄山窮水盡。設若蔣經國豁達大度、深明大義，東南地區反共形勢定會是另一種局面。
（2020/04/14 发表）

八、 驕兵悍將陽奉陰違，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隱藏於地下的陸軍新編第廿七軍軍長姜鵬飛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約定裏應外合，配合國軍收復哈爾濱。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將孫立人藉口休整按兵不動，致使姜鵬飛既無服裝又無經費，彈藥也將用盡，只好孤注一擲單獨進攻哈爾濱，導致四萬地下軍與三千名九宮道道徒全軍覆沒。哈爾濱從此成為共軍四野叛亂基地，國軍再也沒有能力光復。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獲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密電——命令將圖謀叛變的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張軫及其同謀將領押解廣州審訊。白氏故意放縱張軫乘隙逃離武昌，讓他拉走三個師兩萬餘人投共。此舉打亂了華中剿總保衛武漢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黃維兵團被圍雙堆集時，中樞急調宋希濂部兩個軍從鄂西北開往武漢待船東下支援，白崇禧則下令運輸司令部不准運兵，結果黃維部十多萬人與杜聿明所率兩個兵團全部被殲。設若張淦、宋希濂兩個兵團東下解圍夾擊共軍，徐蚌會戰將是另一種結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參謀總長顧祝同擬定一項計劃：乘共軍兵力分散之機，讓湯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隴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戰，於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損兵折將，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馬山時只剩一萬人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邊境兵敗被俘。設若宋遵令反攻，絕不至於遭此慘痛下場。
（2020/04/15 发表）

九、 軍閥政客引狼入室與吃裏扒外
    一九二七年劉伯承組織瀘州暴動失敗後逃到西安，時任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的鄧寶珊立即資助劉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窩藏在秦中旅館。養虎遺患的惡果是：劉伯承日後成為中共一員驍將，僅一九四五九月上黨戰役——一九五○年四月西昌戰役，就殲滅國軍一百六十八個師一百四十五萬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軍閥李白與粵系軍閥陳濟棠張發奎背叛中央，另組廣州國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劉紀文、陳友仁赴日本見首相犬養毅，要求其出兵東北，以便逼迫坐鎮北平的張學良回師東北，使馮閻二、三集團軍直搗南京，同時兩廣一、四集團軍由衡陽進攻武漢，一舉推翻國民政府。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的起因，動搖國本的十四年抗日戰爭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主力西竄，身為南路剿匪總司令的陳濟棠，表面電令緝拿朱德，暗中卻派人與共軍和談，協議互不侵犯。共軍保證不入粵境，陳濟棠則保證不截擊，在湘粵間劃定通道讓紅軍通過，且贈以步槍子彈一千二百箱。陳濟棠為保存實力穩踞南天王寶座而促使禍水盡快西流。
    與此同時，紅軍主力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灌陽、三江等七縣邊界進入貴州，只用了十天時間。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命令廖磊率第七軍緊跟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白崇禧對部將說：「有匪有我，無匪無我……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有發展機會」，他令桂軍開放桂東通道，讓紅軍盡快過境，還將入桂剿共的中央軍萬耀煌師和周渾元師包圍繳械。以上兩廣軍閥之行徑，無異縱虎歸山，釀成日後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李陳同意兩廣出兵倒蔣，日方則出兵華北以牽制國府兵力，使蔣介石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於親日的兩廣軍閥之時，輕易佔據黃河以北。李宗仁默許了日寇此一陰謀，不啻引狼入室，於是便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的爆發。
（2020/04/21 发表）

十、 軍閥作亂的後遺症
    一九三○年北方軍閥閻錫山馮玉祥與中央開戰，雙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萬人，前後歷時八個月，連續決鬥，寸土必爭，從無間歇，戰區自平漢鐵路沿津浦、隴海二路直達魯西，戰線長達九千餘里，中央軍死傷九萬五千，閻馮軍死傷十五萬。僅河南一省因戰爭死亡人口即達十二萬，受傷近兩萬，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萬餘，被軍隊拉伕一百三十萬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萬餘。財產損失六億五千萬，間接損失不計其數，十年才能恢復。雙方軍費損耗逾兩億銀元，各地民間損失當數十倍於此，光是鐵路車輛車軌之破壞與營業損失在六、七千萬元之譜，農產品僅煙葉一項，豫魯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萬元。國軍全力北調，在南昌、廣州兩役慘敗之共軍乃死灰復燃乘機大肆擴張，滋擾贛湘鄂皖閩豫浙桂等省，長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軍人數突然擴充至六萬餘人，其中央、湘鄂贛、鄂豫皖、洪湖鄂西、閩浙贛、廣西左右江等六個主要根據地皆於一九三○年中原大戰期間陸續建立，作為擴大叛亂的基礎。之後政府動員全國之兵力從事圍剿，歷五年，始終未根除，乃成大陸沉淪之禍因。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動機只是為了維護軍閥割據、阻止中國統一。然事變將整個抗日計劃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而延緩或停頓。原擬由德國顧問協助訓練卅六個師充當抗日基本力量的計劃，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份未運回，甚至連預備囤積起來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只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西安事變使抗戰提前爆發，在準備不足時倉猝應戰，結果是損失公私財產一千多億美元(一九三七年幣值)、十億畝土地破壞了六億畝，沿海地區工業全部毀滅。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領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壽男等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兩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日本皇軍呀！」
（2020/04/21 发表）

十一、軍閥餘孽叛變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馮玉祥西北軍舊部高樹勛在平漢線邯鄲戰役中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率國軍一個軍與一個縱隊共一萬三千餘人投共，導致四十軍與三十軍兩萬六千餘官兵被圍殲，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副軍長劉世英等被俘。高樹勛是戡亂戰爭中第一個投共的高級將領，他又寫信策動國軍將領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張嵐峰、黃樵松等投共，對國軍士氣打擊極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變中欠下二百多條血債的楊虎城愛將、國軍第卅八軍中將軍長孔從周在河南鞏縣率第五十五師投共，此舉使共軍炮兵改弦更張、精實壯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雲南軍閥龍雲被解除兵權後，念念不忘失權之痛，遂煽動舊部為他復仇。翌年五月卅日，滇軍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在遼寧海城率部投共，導致滇軍一八二師團長張秉昌兵敗被俘、暫廿一師團長徐濟民陣亡。此後產生骨牌效應，滇軍高級軍官相繼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國軍吉林守備司令(滇軍)曾澤生在長春率六十軍撤離堅守了十六個月的長春，投降共軍，致使共軍四個師在夜色中悄然進入長春市區東半部，新七軍見大勢已去，突圍又無力，被迫投降。四天後，踞守長春央銀大廈的東北剿匪總部司令鄭洞國不得不扯出白旗。長春失守，使東北國軍牽制共軍入關的戰略意圖失敗，也使四十七萬精銳國軍南撤或與華北國軍夾擊共軍的計劃破產。整個東北的淪喪，是大陸戡亂戰局急轉直下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保衛大西南時，原西北軍楊虎城的侍從副官、時任西南長官公署代參謀長的劉宗寬乘擬訂國軍防禦方案機會，故意虛設川黔邊區綏靖指揮部，卻不派一兵一卒。他將方案送交共方，共軍入川正是從他特意留下的這個空隙進入。共軍直插川湘鄂邊區綏署主任宋希濂的側後，打亂了宋部陣腳。八月廿四日劉在軍事會議上斷言共軍不會由川東進攻，故意安排羅廣文兩個軍開赴川西北佈防，川東吃緊又急調羅部回渝。就這樣把這支精銳部隊在連續急行軍中拖垮，未到重慶就遭伏擊潰散。蔣公調胡宗南部第一軍星夜回渝決戰，他又派人傳送情報，讓共軍在南川伏擊胡部，國軍乃倉卒退向成都，重慶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個月。
    割據川康廿多年的軍閥劉文輝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縣投共，並策反川鄂綏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孫元良；又策動羅廣文(十五兵團)、陳克非(廿兵團)、喻孟群 (川陝邊區綏署代主任)率部附逆。還制訂「節節破壞，段段抵抗」的戰術，在成都至邛崍二百公里的公路線上配備五支遊擊隊，破壞沿途公路橋樑機場，截擊國軍輜重與駐地。十二月十二日與共軍卅六師在岷江夾擊國軍，在樂西公路以天然險隘構築工事阻擋胡宗南部廿七軍、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年二月，與共軍圍殲胡部王伯華師五千將士，在鄉間堅壁清野斷絕國軍糧秣。總之，劉文輝在西康狙擊國軍歷四個月，釀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雲南軍閥盧漢在昆明通電投共，並扣押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第廿六軍軍長余程萬，還將剛抵昆明的上將魏益三，中將十餘人、少將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載運國防部、聯勤總部人員與物資的飛機十多架扣押。當時國防部、聯勤總部先後撤至昆明的各級軍官三千人全被一網打盡，保密局處長陳世賢、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所攜部屬與電台束手就擒。這一致命打擊把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使國府經營雲南為反攻基地的宏圖功虧一簣。
    盧漢發動昆明一二‧九叛亂前，中樞早已聞悉雲南不穩，欲解除盧漢的雲南綏署主任、省主席職，但被張群阻止，他自信能勸服盧漢服從中央，結果一到昆明就淪為人質。同年秋，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曾建議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派兩、三個軍到雲南去，胡部撤至川陝邊境時，毛人鳳又打電報建議胡抽調一部兵力兼程前往雲南，以確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暫無適當部隊可抽調。設若胡部進入雲南，盧漢的幾個保安團怎敢造反作亂？
    裴昌會早在抗戰期間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陽任第七兵團司令官時率部萬餘人投共。三週後，他向共軍賀龍部獻計包圍卅八軍，誘降軍長李振西。裴昌會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圖恢復的計劃徹底破產。
（2020/04/21 发表）

十二、啣私怨導致叛變
    吳化文原任軍閥韓復渠部手槍旅旅長，一九四三年投靠汪偽，任偽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抗戰勝利後反正，被編入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吳出身不正，心存歧視，種下了吳叛變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吳化文在整編九十六軍軍長任上，率三個旅兩萬餘官兵投共。此舉使十一萬重兵把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山城濟南，西部門戶大開，王耀武口稱「固若金湯」的防禦體系土崩瓦解，於是劉峙派三個兵團北上援濟的計劃徹底破產。吳降共後四天，濟南陷落，國軍一個綏靖區司令部、一個保安司令部、兩個師部、十一個整編旅、兩個總隊、五個獨立團共八萬四千餘官兵被斃傷俘，旅以上軍官廿三人被俘，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東省黨部主委龐鏡塘等統統被俘，還損失了大批武器裝備。濟南失陷後，山東全局糜爛，於是華北、華東共區連成一片，直接導致了徐蚌會戰的敗局。
（2020/04/21 发表）

十三、被俘乞活出賣黨國
    一九四八年十月，長春陷共，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督察長關夢齡被俘，當時自少將參謀長安震東至中尉參謀李中侯均被迅速處決，關夢齡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舉書，使國防部保密局在東北地區潛伏的人員被中共一網打盡，以後再也不能恢復元氣。
    在昆明被捕的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保密局經理處處長郭旭、總務處處長成希超，中統雲南調查處處長孫秉禮、國防部二廳副廳長沈蘊存、雲貴特派員公署參謀長溫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應變計劃、潛伏計劃、遊擊計劃、破壞計劃和還鄉計劃，致使軍統在大陸的一百四十個潛伏組織被破獲了一百零二個，潛伏人員被槍決數千人。
    外號「賽狸貓」的軍統上校段雲鵬具備飛簷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潛赴大陸刺殺毛澤東，他到了香港遲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運用一名販毒保釋的藥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邊建立內線，一方面及時掌握段的思想、行動，一方面將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寵。藥商在香港開設了藥店，實際上還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公安局又專門在廣州開設一家藥店，派偵察員張葆珍裝扮成店主韓葆章，由香港藥商介紹韓代領通行證讓段雲鵬從深圳合法入境。段雲鵬到廣州當晚，在韓葆章接風洗塵酒宴上被捕。段雲鵬在中共控制下，與保密局保持聯繫十幾年，長期騙領活動經費，到文革爆發才被處決。
（2020/04/21 发表）

十四、為保身家、發橫財而叛變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華中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張軫率三個師二萬餘人在武昌以南之賀勝橋、金口一帶投共。此舉打亂了白崇禧保衛武漢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主席、湘贛綏靖主任程潛通電投共，部署在長沙——廈門——汕頭——潮州這道防線上的華中軍政長官所部湖南軍隊紛紛跟著投共，防線左翼因而崩潰，並且使右翼宋希濂統率的中央嫡系部隊不可能再守住剩餘的防線，頓使百粵失去屏障，共軍得以長驅直下，對播遷廣州未久的國府打擊甚重，西南半壁江山頃刻淪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宣佈脫離國民政府，率一個兵團部、十六個師(旅)投共。中共兵不血刃取得綏遠，便徹底解除了後顧之憂，整個中國北部盡皆變色，藉此消除了國軍以綏遠為基地捲土重來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致電毛朱宣佈投共，使西南、西北地區仍在鏖戰的國軍士氣大傷，共軍一野、二野得以對成都合圍，迫使政府遷離大陸。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中國兩家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劉敬宜率十二架民航機自香港北飛，滿載汽油、器材、零件、輪胎等抵達天津機場。兩航叛變由周恩來、李克農策動，參叛員工四十人獲准每人攜帶免稅西藥等一皮箱。此舉使國府軍政人員再也不能用兩航飛機在台灣與重慶、昆明之間來往與運輸物資，大西南失陷時，許多軍政要員因飛機不足而束手被擒，既打擊了國府的軍心士氣，又提升了中共的空運能力，部份民航機改裝成轟炸機後，參加了攻佔一江山島的大規模轟炸。
（2020/04/21 发表）

十五、共諜與內奸偷竊情報、策動叛變
    一九三二年，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少將參議李明灝，以研究作戰業務為名，從機要室偷出大批軍用地圖迅速送到毛澤東、朱德手中，使紅軍如虎添翼，巧布神兵，出奇制勝，擊敗了國軍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九、十一等四個師，傷師長蕭乾，生俘師長陳時驥與李明，瓦解了五十萬大軍進攻井崗山地區的第四次大圍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蔣公在廬山牯嶺召集軍事會議，部署第五次圍剿的鐵桶計劃，擬在匪巢瑞金四週圍架起三十道鐵絲網和三十道火力封鎖線，還配備一千輛軍用十輪卡車，俾快速運送作戰部隊攔截，一舉圍殲中央蘇區的紅軍。混入贛北第四行政區任專員兼保安司令的共諜莫雄出席了這個二百名軍政官員的會議，且領取了兩斤重的絕密文件、地圖、表格，旋即交付他安插在保安司令部諜報科任參謀的共諜項與年，由其從德安送往瑞金。共方接報後，突然實施戰略大轉移，將紅軍主力八萬六千多人渡過雩都河西去，使國軍前鋒撲了個空，紅軍則搶在國軍鐵桶箍圍之前撤出了有全軍覆滅之虞的險區。
    一九三四年十月，潛伏在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張學良身邊任中校機要秘書的共諜潘文郁將國軍進攻紅軍的兵力佈置、戰役行動、團以上部隊番號、軍官姓名、防區分佈等機密情報偷回家中，轉交中共，導致紅軍多次不失時機地逃出危險境地，轉敗為勝。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率五個軍閃擊延安，由於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泄密，以致功虧一簣。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樞密令胡部圍殲中原共軍李先念部的作戰計劃以及翌年三月胡部攻略延安作戰計劃均被竊走，致使整編廿九軍中伏，旅長何奇陣亡、旅長李紀雲麥宗禹被俘，國軍精銳整編卅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被殲，而共軍主力順利撤出延安。

   
    一九四五年，共諜閻寶航打入國防部拍攝複製了關東軍在東北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備圖，為共軍搶先接收東北作了充份準備。
    一九四六年，共諜余心清混入北平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擔任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委，刻意安插共諜謝士炎充任北平綏署主管人事的少將處長。當陳毅部在山東萊蕪大敗時，謝向共方密獻軍事計劃，致使共軍反敗為勝。他安插在上官雲相的天津前進指揮所任參謀的共諜朱建國，偷出天津城防軍事地圖密獻共軍，導致陳長捷部防守天津損失慘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出賣軍事機密，導致美械裝備的七十七師在和莊被圍，師長田君健殉國。第二綏區司令官王耀武下令突圍時，韓故意推遲行動，讓共軍佔先圍困萊蕪城，副司令官李仙洲部六萬人被分割成數段，指揮系統癱瘓，被逐段殲滅。萊蕪戰役是共軍在戡亂戰爭中的第一次大勝，全殲國軍在膠濟線上的機動兵力，共瓦解國軍一個綏靖區指揮所、兩個軍部、七個師共五萬六千人，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中將軍長韓濬、少將副軍長李琰、少將師長楊明、蕭重光等十九名高級將領被俘，還損失了大量輕重武器。
    一九四八年九月，有十九年中共黨齡的國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利用職務之便自由出入剿匪總部參謀處翻閱軍事情報與圖表，將徐州國軍佈防及工事圖表複製後派員送達共軍華東野戰軍，致使徐蚌會戰國軍處處被動挨打。十一月十日，張克俠與另一名副司令官何基灃率五十九軍兩個師、七十七軍一個師以及第一一一團共計兩萬三千人讓開台兒莊至微山湖的運河防線，控制所有橋樑，確保共軍三個縱隊從第三綏靖區正面渡河南下，迫使掩護黃伯韜兵團西撤的李彌兵團回防徐州，從而又讓開了運河防線，使華野另兩個師主力順利南下，插到徐州以東，截斷了黃伯韜的退路。廿二日，共軍在徐州以東碾莊圩地區全殲國軍第七兵團，司令官黃伯韜兵敗自殺。徐蚌會戰本是相持之局，共軍幾度陷於危境，張何投共使整個黃淮平原戰地的國軍陷入絕境。
    廖運周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他潛伏國軍陞到一一○師師長。在豫北山東戰場上，故意給共軍報信，使國軍奔襲計劃撲了個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給劉鄧密送國軍突圍計劃，致使共軍提前出擊，黃維兵團轉移部署失利。廿六日黃維擬以四個主力師並進突圍，廖主請命打頭陣，旋即派人報告共方。廿七日清晨，一一○師從雙堆集到西張莊急行軍三十里脫離戰場，跟著突圍的十八軍另一個師遭到共軍密集火力襲擊，傷亡慘重。十三天後，廿三師師長黃子華又率部投共，第八十五軍即告瓦解，再五日，十二兵團四個軍十幾萬人悉數被殲。
    一九四六年動員戡亂後，潛伏共諜劉斐以國防部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議，存心作出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叫王澤濬四十四軍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黃伯韜帶一個兵團去援救王澤濬的一個軍，叫黃維兵團奔馳千里趕到雙堆集袋形陣地挨打，叫劉峙輕易放棄工事做得極好、糧彈儲藏極豐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個兵團在公路上排成無法作戰的難民式長龍，像一個龐大的軟體動物，暗中又將所有軍事配置部署與作戰計劃和盤、及時地托向中共，致令國軍雖擁有現代化武器與陸海空三軍配合，然共軍卻能避實就虛，按圖索驥，瓦解了一個個強大的兵團，國民黨的江山竟然斷送在這個內奸手裏。
    另一個高級共諜郭汝瑰在軍務署副署長任內向共軍提供了國軍作戰序列及編制裝備人馬數目表，還提供了對東北戰局十分重要的最高統帥派軍隊接收張家口、北平、塘沽地區，阻止共軍出關的計劃。在任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和軍調部張治中談判助手期間，提供了國軍整編情況和三人小組會議政府方面的機密情報。在第三廳廳長任內，提供了重點進攻山東的計劃及調歸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個軍和炮兵、工兵的情報。在擔任徐州司令部參謀長期間，提供了國軍進攻大別山後徐州司令部所轄兵力配置情況、徐州司令部解圍兗州的計劃。回任第三廳廳長後，提供了國軍解圍長春的方案、解圍雙堆集計劃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國軍的江防計劃、十二月初國軍京滬地區江防要圖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戰場糧盡彈絕，羅掘俱窮，在此千鈞一髮危局下，京滬鐵路管理局局長陳伯莊與退役的前美國十四航空隊隊長陳納德密商重建飛虎隊，並租用美國駐滬海軍飛機到徐蚌前線支援被圍的四十萬國軍。倘此舉成功，徐州被圍國軍可以順利突圍，邱清泉、李彌等精銳部隊全可保存，戡亂戰事將會開創新局，非但江南國土不至淪陷，徐州剿匪總部還可揮戈北伐收復華北失地。可惜事機不密，半途而廢：陳伯莊的私人秘書霍實子探悉此事立即向高級共諜陳銘樞匯報，陳趕赴南京找司徒雷登大使，威脅美國大使「不要插手中國的事」，並以「留有餘地」作為利誘、許諾今後充當美國與中共建交之「搭橋人」，硬使司徒出面制止了陳納德將軍的援華壯舉。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以廿五萬國軍統帥身份派鄧寶珊簽署「北平和平解放協議」，使共軍不發一槍一彈開入北平。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竟登出共軍平津前線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近兩千字的致傅作義最後通牒，先是聲討傅的「罪行」，然後限五日內投降，否則城破後必予嚴懲云云。傅作義看到這封一月十六日簽署的信件，感到震驚與憤怒，他內心飽受屈辱，不禁捶胸頓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澤東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簽署協議的鄧寶珊轉遞，鄧見此函出言不遜，深怕功虧一簣，便拖延了多日，最後由傅冬菊塞在傅作義書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終未看到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後通牒。據傅作義堂弟作信推測，設若鄧寶珊一月中旬將通牒呈交傅作義，以他「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脾氣，是絕對不會接受那個和平解決協議的。倘若傅作義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樣堅守北平，憑藉兵精彈足，再堅持一年多韓戰就爆發了，大陸何至淪陷？
    李宗仁派桂系立委黃啟漢在北京設立電台與南京聯繫，不料黃啟漢經李濟深策反投共，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電報密碼本全部出賣給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由李指定專人為黃啟漢收發翻譯李黃之間來往電報，然而黃向李宗仁謊稱電台設於傅作義總部。所以和談期間，中央代表與南京的電訊來往全為中共掌握，故中共在談判桌上態度十分強硬，終於導致和談破裂，而張治中、邵力子等五名談判代表與顧問團顧問竟全部變節投共，此係古今中外歷史所鮮見者。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策反了首都警衛師——九十七師師長王晏清，還聯絡了駐揚中的四十一師師長劉衛和駐滬青年軍二○九師師長方懋鍇。共軍渡江時，上述部隊未經抵抗就自行瓦解。
    張執一派王錫珍策反國軍海軍最大的重慶號巡洋艦，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五日該艦艦長鄧兆祥上校率艦由吳淞口開往共區煙台。由此引起鏈鎖反應，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艦在南京嘩變、長治號在長江江面叛逃，不到一年共有大小艦艇九十七艘相繼嘩變，投共海軍官兵達三萬八千人，這些官兵與艦艇成了共軍海軍的骨幹。
    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吳克堅透過海軍總司令部新聞處上校專員郭壽生策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承諾邀林組建共軍華東海軍。接著，林重新部署，將所屬艦隊集中在幾個港口，為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五百公里的江防敞開缺口。林遵為阻擋長江上游國軍艦艇下駛，決定在鎮江發難。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七綏靖區司令張世希要求林率艦沿江巡邏，防止共軍過江。林遵陽奉陰違，只通知各艦艇在共軍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帶作短程巡邏。廿三日，林率九艦、十六炮艇叛變，導致共軍順利渡江未遇狙擊。
    中共地下黨以卅兩黃金幫助陸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戴戎光賄賂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讓戴當上了江陰要塞司令，又利用戴氏貪財的弱點，陸續安插地下黨員唐秉煜出任要塞工兵營營長、唐秉琳出任要塞炮兵總台台長、王德容任遊動炮兵團團長、吳廣文任守備總隊總隊長。四月廿一日凌晨共軍專揀江陰渡江，唐秉琳王德容立即叛變，對儲備糧彈三個月的黃山守軍形成包抄，還破壞了黃山通訊網，使戴戎光與其親信失掉聯係，要塞炮臺則由叛軍掉轉炮口向八圩港的國軍廿一軍射擊，又封鎖江面迫降江防艦隊。戴戎光被叛軍生擒，共軍遂以江陰要塞為據點，在東西兩側陸續登岸，使國軍苦心經營三個月的長江防線完全崩潰。
    潛伏在江防警備司令部任中校作戰參謀的共諜沈世猷憑藉人事關係滲入湯恩伯總部第三處，以工作便利，竊取了國軍淞滬地區的工事構築防禦配備及作戰計劃要點、江南主陣地兵力配備、江北橋頭堡陣地兵力配備、國軍總預備隊兵力控制地點、荻港兵力配備詳圖等，通過地下聯絡網送到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手中，所以共軍首先突破荻港，千里江防潰於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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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九月國軍海軍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奉命從舟山北上封鎖吳淞口。張執一策動該艦槍炮長陳仁珊於九月十九日嘩變，他率四十一名叛兵打死十一名軍官，將艦隻由吳淞口開往已陷共的上海，此舉對國軍海軍實力打擊甚為沉重。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共軍攻入上海市中心，國軍仍死守蘇州河以北地區。張執一派王中民冒著炮火過蘇州河尋找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鉞，恰好王軍長負傷離開，已由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劉昌義代理軍長。王向劉勸降，劉昌義本係西北軍馮玉祥部下，歷史上曾多次追隨馮玉祥反叛中央，其軍閥本性難移，故一拍即合，乃過河與共軍三野廿七軍軍長聶鳳智見面，同意放下武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吳奇偉在香港通電投共，指示粵東、閩西舊部放下武器。此舉加快了廣東全省的陷落。吳奇偉叛變係由黃琪翔策動，黃曾有三次反抗中央的記錄，抗戰時官至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此乃國民政府姑息養奸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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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共方心理戰、情報戰奏效
    一九四六年張執一透過美軍心理作戰部上海組顧問吳大琨，安插熟諳英語的中共黨員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人打入美軍這個機要部門擔任反間工作，中共遂透過董王沈等人偽造情報迷惑美方與國府。在國共和談的緊要關頭，張執一經佛教名人趙樸初之手送了一份情報給美籍組長科格斯，內容是新四軍政治部秘密訓令，強調中共對和平建國的誠意。這份文件麻痹了美國政府，於是便有杜魯門總統派特使來華調停國共衝突。半年後，杜魯門才發現上當受騙，乃下令將科格斯撤職，永不錄用，並解散了心理作戰部上海組，吳大琨亦被解僱。但這一反間計的後果並未及時糾正，美方暫停對國府的軍援與經援，使共軍贏得了半年的整訓時間。馬歇爾禍華的癥結是：他下車伊始就以停止軍援逼迫國軍實施整編方案。按照此整編方案，國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底之前裁撤了五十一萬官兵，而共軍不但未依協議整編，反而在美國放縱與蘇俄支援之下日益擴充，此事對國軍士氣之斲喪甚鉅。上述五十一萬官兵，加上敵後遊擊隊編餘四十五萬人、特種兵團編餘十萬人、汪偽和平軍遣散四十七萬人，共計一百五十三萬人。這批編餘官兵生活無著，或心懷不滿，遂多投靠共軍，使共軍於數月之間突增百萬以上有作戰經驗之官兵，不啻如虎添翼，編成五個野戰軍一百萬新軍，致令赤禍迅成燎原之勢。
    中共上海局組織部長錢瑛與華北局配合炮製了一宗沈崇案，聲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看電影散場後被美軍軍士皮爾遜挾持到東單兵營溝渠內強姦三小時傷痕纍纍。中共控制的亞光通訊社發出這條假新聞，唯成舍吾主持的世界日報予以刊載。廿七日早晨北大有人貼出這張剪報，於是北大女生緊急集會抗議，提出「美軍立即撤出中國」的口號。以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生為主體，在左傾教授與社會名流同情支持下，十二月卅日北京舉行了萬人大遊行。錢瑛抓住時機要求各地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於是各大城市學生紛紛罷課、遊行示威抗議美軍暴行。反美風潮席捲全國，參加人數逾五十萬，超過了一二‧九運動的規模。此舉迫使美國陸續撤出了駐天津、青島的軍隊，並停止對國府的軍事援助。中共建政後，曾一九五○年在南京舉行表彰沈崇大會，披露她早就是中共黨員。沈崇改名後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任職，文革初調往外文出版社。紅衛兵造反時懷疑一切，沈崇才露出馬腳。據一九三五年入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聶紺弩回憶，紅衛兵審問沈崇時，她坦承自己扯下彌天大謊，當年地下黨指示她色誘美軍士兵，實際上她並未失身。她承認製造這一假案是為了「積極打擊美軍，孤立國民黨」。五十四年後，中共官方的國防出版社推出《第二條戰線》一書，仍認為「以沈崇事件為導火線的全國反美抗暴運動，是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形成的重要標誌」。沈崇經文革風浪後移居美國，與右派丈夫、漫畫家丁聰相依為命，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對友人表示，因為自己年輕時誤入歧途，釀成全國性反美風暴，致使國民政府喪失大陸，她與丈夫也遭逢無窮無盡的屈辱，她感到無比懺悔、對不起受苦受難的億萬同胞。這些內幕秘辛都是蔣公生前所未知悉的，然而沈崇假案導致人心士氣崩潰，卻是不爭的事實。
（2020/04/21 发表）

十七、僥倖與幸運
    一九二七年八月，參加南昌暴動被遣散的羅瑞卿在武漢染上斑疹傷寒，經四川同鄉解囊相助，送仁濟醫院急救，昏迷十幾個晝夜才脫離險境；一九三一年五月他擔任紅十一師政委，在觀音崖反擊國軍第二次圍剿時臉部中彈，傷口化膿，臉腫得不能說話，吞嚥也十分困難，又併發了肺炎，經山中一名老中醫以中草藥五副治癒。中共建政後，羅瑞卿執掌大陸政法、公安大權，他主持起草、經毛澤東簽署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中，所列應判死刑的條款多達十條十七款，比明末流寇張獻忠的「七殺碑」更為煩瑣。在一九五一年鎮反期間，他在人民日報撰文，要求各級公安部門「堅決處死」「限期完成」，毫無法治觀念可言，以致殘殺了兩千六百萬無辜同胞。設若羅在兩次大病中亡故，鎮反運動未必執行得如此兇殘。
    一九二九年中共黨員錢壯飛以美人計收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獲委為該科機要秘書，直接打入了國民黨的心臟。國軍第一次圍剿江西蘇區時，錢壯飛及時竊取了圍剿計劃，致使國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中伏被捕慘死；第二次圍剿也因軍機被盜而失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五日錢壯飛值夜班，夜十時許忽然按武漢發來之六封給陳立夫、徐恩曾的加急電報，註明須由徐主任親譯。錢壯飛心知有異，乃用偷攝的密碼影本將電文迅速譯出，電報由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拍發，第一封云「黎明(顧順章化名)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第二封云「明早派軍艦將顧順章解送南京」。錢估計這艘軍艦廿七日上午抵達南京，調兵遣將最快廿八日才能在上海舉行大搜捕，乃即透過特科二科科長陳賡急告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周緊急召集中央特委舉行擴大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江南省委、共產國際遠東局等幾十處中共中央駐滬機關與各方負責人、機要人員五百餘人立刻疏散，顧順章熟悉的幹部盡快撤離上海。廿五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帶情婦赴滬度週末，錢壯飛恰巧截獲密電挽救了中共，也改寫了中國近代史。設若周恩來、康生等中共智囊在一九三一年春落入法網，廿世紀的中國又是一番光景，抗戰、韓戰、越戰都未必會爆發。
    一九三四年七月，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棄暗投明。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讓他為國軍轟炸機領航，飛赴紅都瑞金沙洲壩轟炸中華蘇維埃大會會場。毛澤東等匪酋因大會休會而倖免。

   
    一九三五年，中共內部張國燾與毛澤東派系鬥爭白熱化，前者兵力多過後者十倍，張欲揮師南下，毛則計劃北上。九月九日張國燾發密電給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當時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燾部隊的一枚「釘子」，截獲此密電後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大驚失色，當夜即率紅三軍秘密北上，迅速逃離險境。設若葉劍英未截此電，張國燾早已處決老毛，憑張國燾的本事，絕無席捲天下之可能，八千萬人慘死之悲劇怎會發生？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澤東派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部長楊帆赴南京，與日寇華北佔領軍副統帥今井武夫會談。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失利，在中國戰場又苦於戰線過長補給困難；為阻止國軍反攻，日方希望與新四軍在南方達成局部和平協議，並願意讓出蘇北八個地區給中共；若一切順利，這一模式將推廣到華北與東北，形成日本與中共在中國戰場全面合作。日軍只提出一點要求：一旦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共軍須與日軍配合狙擊美軍。兩個月後，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方的要求便自告吹。設若裕仁下不了投降決心，共軍與美軍在連雲港接戰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共軍怎能奪佔大陸國土？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國軍B25轟炸機根據情報轟炸毛澤東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的住所，擲下五顆炸彈，其中一顆落在毛澤東住所院子裏，門窗玻璃均被炸碎，屋內暖水瓶被彈片炸爛。幸虧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及時把老毛用擔架擡進防空洞，否則老毛已死於炸彈，此後的中國歷史定是另一番模樣。
    一九四七年國軍胡宗南部十五個旅十四萬人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分三路撤退。六月七日第廿九軍軍長劉戡率清剿部隊直撲毛澤東駐地——陝北安塞縣王家灣，毛澤東西撤前安排中共中央直屬支隊司令部副參謀長汪東興帶領一個加強排斷後。汪在楊嶺嶗灣制高點設伏狙擊劉戡前衛部隊一個團，又在王家灣後面山頂上設防狙擊繞道進剿的國軍。正巧下了暴雨，山洪暴發，狙擊加上大雨，使國軍清剿計劃推遲了十二小時，為毛周撤離王家灣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若無山洪暴發，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如釜底游魚，必死無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杜聿明集團南下被困於青龍集，因補給匱乏、糧彈俱絕，不幸連天雨雪直至廿八日，連續十日無晴天，機械化兵團寸步難行，空投亦被迫停頓，數十萬大軍在飢寒交迫、慘絕人寰情況下，瓦解冰消。設若天晴氣爽，杜聿明未待共軍合圍，早已突出重圍。則戰事仍有可為，至少江南可保。
    一九四一年楊帆在新四軍軍部擔任軍法處副處長兼鹽埠行政公署保安處長時，曾向中共中央報告藍蘋在上海的劣跡。電報落在藍蘋的同鄉康生手裏，康為取悅毛澤東，便積壓了這封密電。延安整風時，康生電示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收押楊帆，以圖殺人滅口。當時饒同新四軍軍長陳毅鬧磨擦，楊帆則親近陳毅，饒即逮捕楊帆，而且上了鐐銬。當時審查小組成員、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愛才，見事有蹊蹺便將關押了十個月的楊帆開釋，讓他重回保衛部門。一九五○年楊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在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指導下，主宰了鎮反運動的全過程，上海的殺戮是全國各大城市中最殘忍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至廿八日，他出動警備部隊、公安部隊等三萬六千人組成四千四百個小組在全市三十多個行政區逮捕了國特八千四百九十九名，其中有些跟蹤追捕五六十里。四月廿九日他在逸園召開公審大會，親自作了〈必須嚴厲鎮壓反革命〉的報告，翌日上海市軍管會處決二百八十五名國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僅全市工廠企業就逮捕國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槍決。楊帆主持的華東局審訊委員會，裝置了各種機械化、現代化的刑具，千千萬萬無辜民眾在此被打斷骨頭、(電刑)擊傷臟腑，嘔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腿腳腫成海綿狀，有的被吊得七孔流血昏厥百幾次；對女性政治犯施行花針刺乳、火燒陰毛、燒紅鐵棍插進陰道等酷刑，還使用曠古未聞的輪姦刑——派十名壯漢輪流施暴不歇，比起日本鬼子還有過之無不及。設若饒漱石當年硬下心腸殺了楊帆，至少上海的鎮反運動不會由楊帆這樣的禽獸蛇蠍來主持。楊帆的下場並不妙，他的下半生是在紅色監獄中度過的，出獄時六十六歲，已神志不清；潘漢年坐牢二十二年，死於湖南茶陵縣勞改茶場。冥冥之中，似有天譴。
（2020/04/21 发表）

十八、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為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鄧克明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遂連續發動上黨、邯鄲戰役，為席捲全國奠定了基礎，國軍馬法五上將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美國軍用飛機幫助中共叛亂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葉劍英利用美方提供軍調部執行處使用的專機，每隔兩三天就從各地運送二、三十袋法幣舊鈔到北平，大量搶購民生物資，造成嚴重通貨膨脹，且以此鼓動大城市的「反飢餓反內戰」群眾運動。運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幣由火車、汽車裝載，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發動經濟戰、開闢第二條戰線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來坐馬歇爾的專機從延安回南京。在機上，他因疲憊而睡著。回到梅園新村，他才發覺裝在襯衣口袋裏的一個小本子不見了，想必是睡著時因飛機顛簸而掉落在馬歇爾專機的機艙了。那個小本子上記錄了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在南京的住址，並在住址旁寫有一個熊字。九日下午，馬歇爾派他的侍從副官給周恩來送來了一個用厚紙包裝、火漆密封的小盒子，裏面裝的正是他丟失的小本子。設若馬歇爾將這個本子交給國府的調查單位，不出半個月，共諜熊向暉就會落網，中共潛伏在國軍內部的諜報系統必定一網打盡，此後戡亂戰爭的四大戰役絕不致於毀在間諜戰。美國人馬歇爾向中共示好，使國府失去了一條絕妙的情報線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潛伏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共產國際間諜、美國人李敦白以記者身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白魯德手中竊取了極密情報——國軍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將於七月一日調動三十萬大軍清剿共軍李先念部。李先念遂於六月廿六日率中原軍區五萬餘人離開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搶先突圍，突破十萬多人包圍圈，先後創建了鄂豫陝、鄂西北共區。這支部隊兩年後攻佔襄陽，生俘國軍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康澤。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魯門在國會壓力下解凍對華援助，指定四億美元中一億兩千五百萬元係軍援專款。然而經手撥款、購買、輸運軍火的若干美國人從中竭盡刁難之能事，遲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並指定直接運送給傅作義華北剿總的軍火到達天津。經後勤部門拆開一看，箱子裏的槍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義灰心喪氣，遂決心投共。從傅作義之例，足證美國國務院白皮書所曰「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應該歸咎於美國本身！

   白皮書題為〈美國與中國之關係〉是八月五日發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頁，分為八章，收錄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為美國政府已往的對華政策辯解，對蔣公的抨擊相當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件的三段話，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詆毀自己的領袖。時值共軍大舉進犯華南、國府正醞釀在西北、華南與共軍展開決戰之際，誠為危急存亡之關頭，這份重點誹謗國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無異落井下石，予國府以致命之打擊。其所產生之惡果，使面臨生死存亡的中國，民心士氣頹喪，更加速了大陸之淪陷，連美國外交家藍欽大使也坦承：「白皮書在中華民國最危急的時候發表，是對國府致命的一擊！」具體例證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廈門之戰：近十六萬國軍坐在四平方里的沙灘上，眼巴巴地等待共軍接收，十多架戰鬥機安靜地停在機場枯候共軍光臨。結果，兩個營千多名共軍大模大樣由公路上長驅直入，對公路兩旁睡在田間與沙灘上的十六萬國軍視若無睹。廈門就是這般失守的！整個過程未見任何一個將官或校官組織抵抗，正合了後蜀主孟昶寵妃花蕊夫人的詩句：「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箇是男兒」，連人數都差不多！
   白皮書說：「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這段話表明美國不願捲入中國政府抵抗共產國際侵略的戰事，但它不能否認它確實幫助共軍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把幾個司令部的高級指揮官空運到了叛亂的前線。與此同時，蘇軍、東歐共軍、北韓共軍都傾其全力參加了這場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爭：在錦瀋、平津、徐蚌三大戰役中都有蘇聯、東歐、北韓官兵，尤其是技術兵種——炮兵、工兵、通訊兵。在天津陷落時，城牆下的蘇聯、東歐士兵屍體堆積如山，國軍戰俘是踩著那些屍體被押上城牆頂的。根據雅爾達協定，蘇俄出動三個方面軍一百五十八萬官兵，循外蒙、黑龍江、烏蘇里江湧入東北，駐守旅順、大連二港，阻止國軍循水路趕往東北受降，國軍不得已將所有的卅個精銳美械師由陸路推進到東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國宣佈對華軍火禁運，這三十師國軍憑藉抗日剩餘的陳舊武器同美械(麥克阿瑟承認：蘇俄把美國運抵海參崴的耐寒武器裝備全部交給了中共)、俄械、日械(據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共軍中的原日本官兵總數約六萬人。翌年共軍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時，動用了日俘炮兵六千餘人)武裝的林彪部共軍拼博，兩年後彈械消耗殆盡，難免全軍覆沒噩運。
   一九五八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台時發表聯合公報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即逼蔣公開宣佈放棄反攻大陸。此後，一九六二年大陸飢荒蔓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軍淪為「語錄兵」毫無戰力；一九八九年大陸暴發民主運動，北京二百萬民眾上街示威，中共動用正規軍屠殺民眾，億萬民眾切盼變天，但因美方約束，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機會，這便是武器裝備燃油全部仰仗美國所結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種類型的偶發事件，前十四種屬於主觀因素，須歸咎於國府人謀不臧、疏於防諜等失誤*，否則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預先防堵的；次三類是客觀因素——敵人的殘忍、奸詐、狠惡以及幸運(包括天時、地利)；最後一類是列強干涉中國內政，共產國際武裝入侵中國以及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對中國民心士氣的致命打擊，倘若我們制度健全、應對得體，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於那麼多偶然事件的積累，量變導致質變，才顛覆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結論是：歷史的偶然性導致了世界的改變。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無不夢想傳承千秋萬代，但焚書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續了九十年；然而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中共為何能維持其暴政半個多世紀呢？
   一則由於中共對反抗勢力趕盡殺絕，其嚴密的社會組織與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殺在搖籃之中；二則是中國大陸的廣袤市場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圖的商賈，如今跨國公司、國際財團、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權階層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共同壓榨、欺淩苦難的中國人民。在此情狀下，中國人民的反共抗暴鬥爭不可能得到任何國家的實質援助；三則中國大陸民間維權鬥爭與民主運動，每年都數以萬計，但都缺乏橫向的串連，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四則當代中國的知識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們身上見不到祖輩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與父輩邱清泉「常揮涕淚泣孤臣」的英雄氣概，他們汲汲於謀求當官，統治者丟下一根肉骨頭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顏無恥與助紂為虐，無異延長了暴政的壽命，所以偶發事件只能是曇花一現，不能積累成整個中國的變天。
   
   *一味渲染共產黨得天下是歷史的必然者，故意隱瞞下述事實：在戡亂戰場上關鍵時刻拉隊伍投共的高級將領中，有許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國軍從事兵運的臥底或曰鼴鼠，例如張克俠譁變時已有十九年中共黨齡，郭汝瑰二十年，廖運周廿一年，劉斐廿五年，何基灃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後周恩來對何基灃說過一句話：「基灃同志，過去的事，就讓它作為黨的一個秘密吧！」何基灃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張克俠在文革中被打成癱瘓，直到臨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黨的老黨員，是奉命打入國軍伺機拉隊伍譁變的，絕非什麼「起義」。至於程潛、董其武、陶峙岳、鄧寶珊、裴昌會、張軫等人，根本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機份子，腳踏兩條船，見風使舵，誰勢力大就投靠誰，祗求個人升官發財。戡亂初期國軍捷報頻傳、勢如破竹時，中共南方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投誠；然而戡亂後期國軍損兵折將一敗塗地時，貪生怕死、眷戀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紛紛尋找門路意圖攀附，張軫、程潛、董其武、陶峙岳、鄧寶珊、裴昌會就是典型。促使他們變節投共的轉折點是衛立煌在東北葬送國軍精銳三十萬人，這是民心士氣瓦解的開始，此後形勢急轉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應。到盧漢發動昆明事變，將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陸上最後一塊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