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2月13日台北地檢署以涉嫌貪污罪(詐領以領據列報的特別費)起訴我，到昨天剛好滿半年。回顧這半年來的日子，儘管悲憤莫名，我仍然堅信自己的清白，並期待司法的公正，經歷了十次開庭，我，以及無數堅信「清廉正直」價值觀的人民，終於聆聽到來自法院正義的聲音。

本案不僅攸關全國數萬政府首長的清白，且因為涉及特別費(尤其是以領據列報部份)制度設計、歷史沿革、行政慣例，以及使用者、承辦人主觀的認知等各個層面，本次法院的判決，除已釐清首長特別費的客觀性質外，對於司法權及行政權的核心、價值及分際，更有深遠的里程碑意義。

本案中個別檢察官一些有爭議的作為，引起各界關注，但我們更不應忽視的是任何其他的人，都可能受到與我相同的不當待遇，而必須在制度上有效予以防止。尤其在本案中所發生涉及人權保障問題，例如先以關係人傳喚再轉為被告、偵查中筆錄的製作與效力、起訴所需證據門檻、恣意解釋證據及辯論終結時方追加證據及法條等等，值得在法制上加以深思、檢討與修正。

我仍深信，法律為社會共同的良知，任何人均不得任意曲解或專擅；法律及制度的解釋與認定，不僅應基於事實與證據，更不應背離社會共同的認知與行為。這個案子，以及目前其他在偵查中之相類似案件，已經耗費無數社會、司法資源，相信身為社會良知執行者的檢察官，不會，也不應再繼續無謂地浪費這些資源。

我衷心地期盼，冤苦到我為止，虛耗至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