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因為中文版《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的出版，在美國致力推行公平貿易咖啡豆的狄恩‧賽康（Dean Cycon）來台，《破報》特別訪問了狄恩，也與在地推行公平貿易咖啡豆的生態綠    徐文彥對話，嘗試勾勒出共同的理念與在地實踐的差異。當我們走入星巴克、7-11、麥當勞或生態綠時，點了一杯咖啡時，到底勾連出什麼交易真相？

狄恩咖啡豆的透明模型櫃

現年58歲的狄恩，始終都是一位社會正義行動者，最早在越戰末期時，他與反戰抗議人潮走上街頭，接受當時組織運動的律師感召，因而投身律師一職，參與原住民運動與環境正義的行動。但隨後，狄恩發覺，作為一名律師，由於抗爭場域被侷限於體制內部，也幾乎預言了行動的失敗，回顧以律師身分參與社會行動的經驗，狄恩反省，使用體制內的規則去抗爭，幾乎就像是替正規體制掌權者合法化的過程。

此後，在一場關於巴西環境正義的演講過程，拉出了他與咖啡正義結合的契機，在一場關於巴西咖啡農生計慘況的對話後，狄恩創立了Coffee Kids社區非營利組織，主要目的在於改善咖啡產地的孩童與家庭的生存條件，而狄恩正是到咖啡產地做村落發展計畫的負責人。但狄恩說：「幾年後，我才了解這並非社會改變的行動，而僅是一種施捨，許多咖啡公司給了我們一些錢，然後對世界宣告他們做了什麼美好的事蹟，但卻啥也沒幹。我們再次面臨到替那些剝削咖啡農的公司體制合法化的處境。」因此，1993年，狄恩決定「讓那些人看見，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操作。」從推行到實踐，「狄恩咖啡豆」（Dean's Beans）於是誕生。

由此開始，美國這個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度，出現了第一個有機、第一個公平貿易，甚至第一個符合猶太食物潔淨教規（Kosher）的咖啡豆烘焙商，往後十八年內，狄恩證明了這種結合社會行動與企業獲利的可行模式，並大量影響美國咖啡產業。

這份商業獲利模式的可行性背後，最初狄恩所面對的困難，反倒不在商業獲利方面。他笑著說：「有趣的是，商業從來就不是我們遭遇的困難處，因為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變成另一個星巴克。」但實際的困難在於，小型的公司規模，讓其他企業正眼都不看一下，因此，前十年的營運過程中，沒有其他企業願意接受這種商業模式。「但我記得當我們第一次達到一百萬元的銷量時，所有大公司突然轉過頭來看我們，並且說：『噢！原來你們是認真的！』」然後，狄恩開始受邀到大公司裡演講，例如在星巴克總部跟員工台企業發展。同時，「狄恩咖啡豆」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小規模的進貨困境，「可能我只需要三十袋，但我得裝滿一個貨櫃的量，才能跟產地農民直接進口，因此我們開始結合烘焙商，以合作模式向農民購買豆子，因此，我們創立了美國第一個聯合小型咖啡烘焙世界－咖啡合作社（Cooperative Coffees），……2000年，我們第一次進貨有三個貨櫃，剛開始只有七個成員，現在有二十七個成員，包括美國跟加拿大兩地，直到去年，已經進了一百個貨櫃的量，這是我們克服小規模經營的方式。」

在這樣的「公平貿易行動」下，狄恩將獲益回到小農的醫療、教育以及水資源改善上，或者協助咖啡合作社的組織運作，或者多元化收入的發展。而總是在談論咖啡生產時被環保團體提及的雨林浩劫呢？狄恩笑著回答：「小農的土地通常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他們的環保意識比起其他企業化的農業生產者都來的清楚……有件很妙的事情，我曾經在一個由Sony公司策劃的友善鳥類計畫底下，對農民解釋鳥類的生態與益處，第一個農民就回答我：『我不需要Sony來跟我說這些鳥，我們在這裡生活了幾千年，不用他們來告訴我們。』」

總的來說，作為一個公平貿易運動者，狄恩在商業上，將一般企業的「目標」與「實現」倒反過來，首先維護咖啡農的基本收購價（minimun price），將中間層層加工、轉手的剝削環節縮減，再將公平回歸到每個消費環節中的人。他說：「倘若我們真能將這份工作運作得當，我們的公司就會成長；只要工作確實做好，我們就會獲利。」在實際走訪大量咖啡產地後，狄恩與四十個國家中的咖啡合作社小農合作，下一步，狄恩說，要將「狄恩咖啡豆」轉向社會網絡，直接連結消費者與咖啡農，讓消費者得以透過他們，直接接觸農民的生產端。

生態綠的在地咖啡經

與狄恩的採訪就在生態綠咖啡館中，隨後我們開啟了另一場與生態綠負責人徐文彥的在地經驗對話。

2008 年才正式開店的徐文彥，提起最初聽見「公平貿易」四個字，是2003年在英國唸書時。當時在研究環境社會學的他，回觀台灣農業運動，認為總脫不出故事行銷的個案操作，從《無米樂》到水蜜桃阿嬤，系統性的結構始終未能解決；同時，知識份子下鄉的運動，像是賴清松或馮小非等人，在「相對優勢」的位置上，將農業問題拉抬到可見之處，卻也無力改變農業市場機制的問題。

這些問題在徐文彥眼底，問題仍舊在於「農民生產風險由誰來承擔？」「消費市場必須將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係緊密結合，才能夠有一定的信賴關係，去分攤農民生產風險的問題。」因此，公平貿易就成了徐文彥參與社會改變的首選。

2006 年，徐文彥決心開始在台灣倡議公平貿易的體制，卻在走訪了三間咖啡商之後，頹然挫敗，咖啡商要則是沒興趣，要則是根本不曉得自己的進貨產品中有公平貿易咖啡豆，最後，一間咖啡工廠直接跟徐文彥表示，相較於咖啡代工廠，從事公平貿易咖啡豆的進口，獲益實在微不足道，直接叫徐文彥自己搞，至於機器設備或技術，工廠則贊助他。由此，徐文彥從一個倡議者的角色，進入實際操作的階段，他開始與FLO（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聯繫，申請認證，成立公司，並在2008年開了生態綠咖啡。

生態綠由於規模的限制，無法像狄恩一樣直接從產地輸入，而是轉手進口公平貿易豆，從第一年的三噸、第二年五噸，直到現在總量約七、八噸，他比了比，不過半間小小生態綠店面的佔量。兩倍以上的成長，銷售對象多為教育單位或公司行號，但真正回觀台灣咖啡總進口量，根據農委會的農產品量值統計，去年台灣整年咖啡豆進口量共超過兩千五百噸，光是生豆進口也有將近一千六百噸。徐文彥語帶不滿地說，公館或師大的文青咖啡店們，光是裝潢少說都幾百萬，如果改用公平貿易豆，一個月最多不過多負擔兩千元。消費者跟咖啡館的支出、收益衡量，究竟如何判斷，可能正是台灣消費習慣與系統的問題點。徐文彥以為，真正做了「公平貿易」的認證，才是不欺騙消費者的公平貿易，否則，就不應取「公平貿易」之名，搭公平貿易的便車。

公平貿易小眾市場的危機

當我向徐文彥提到銷售透明化的環節，徐文彥回應，末端定價有太多因素交叉影響，成交價主要是「你情我願」，而小規模的經濟又受到運費、關稅與烘焙成本的影響，再加上他並不以為公平貿易是一種「消費者權益運動」，因此，消費者是否感覺被剝削，或者進貨成本的透明化，並非他考量的重點，「公平貿易主要是確認生產者的權益，並維持消費者的情感……最主要的訴求還是在於替代消費。」

相對地，前幾日，狄恩還對著我拍胸脯保證，「狄恩咖啡豆」不僅會監控下游零售商的末端售價，他們自己也會在網路上公開價格，提供消費者比價，甚至會拒絕不以「公平貿易」為價值觀的零售商進貨。「像是美國第二大的超商Trader Joe's，就被我們拒絕合作，原因是他們售價太高，又強迫供貨商降低價錢……如果零售商獲益過高，就是欺騙消費者……像是英國超商，總是獲益過高，問題在於，許多零售商想參與公平貿易，卻強迫消費者為公平貿易付費……」向下，狄恩語重心長的說，我希望公平貿易商能夠理解，公平貿易並非是另一種獲利中心，而是一個道德承諾。

同樣的面對自身的定價，狄恩表示，在衡量所有公司管理的支出以及所需之後，他們尋找出真正「公平」的價格，「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農民的益處，還有公司員工的福利，像是我們是全美唯一付給員工百分百醫療支出的公司，每年為此大約得付出十萬美元……以及像退休計畫、健康管理……這是個承諾，因為健康權是必要的，每個人都該擁有。……但即使這樣，我們發現我們的售價還比所有的公平貿易商更低，甚至低於一般商業通路……」狄恩繼續說道，公平貿易的詭異現象在於，體制期待農民的所得透明化，但卻未要求自身透明化，他抨擊地重：「這只是另一種自己的支配優勢……對我來說，公平貿易必須是對所有人都公平，只有對農民公平，就變成僅在意識形態上對弱者施捨。」

我相信，狄恩這樣說，是在這條運動路徑上，克服了大量困難後，得以長期維持的操作。就如同他說，公平貿易有兩種，其一是種社會運動，另一種則是公平貿易地認證系統。倘若一個地方的公平貿易消費，淪為如同台灣公平貿易手工藝產品的中產階級道德消費，則不足以稱為「公平貿易運動」，而只是將公平貿易置入縫細市場（niche market，亦稱小眾市場），成為一個短暫的消費現象，而非長久的現象，「重點是，必須讓公平貿易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

文至最末，可能可以告訴讀者的是，被許多人大力抨擊的「狄恩進入星巴克座談」以及「星巴克總經理幫狄恩寫推薦序」，則是狄恩莫可奈何的情況。前者，狄恩苦笑說，出版社認為，進入星巴克行銷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的說法，「我個人是根本不信」；後者，狄恩表示他根本毫不知情。倘若讀者們想「淨化」《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可以幫忙衝到二版印刷，因為狄恩說，屆時他將把星巴克總經理的推薦序言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