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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2/05 22:37:20瀏覽570｜回應0｜推薦14 | |
--2012年4月7日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舉行的春季中國文學演講會及書展上的講話 感謝張鳳女士的邀請與安排，讓我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同大家談談我在美國寫詩的經驗。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叫馬為義，英文名字叫 William Marr，非馬是我的筆名。1936年我在台中市出生，但童年是在我的故鄉廣東潮陽鄉下度過的。13歲的時候我又回到台灣念小學六年級，然後進入台中一中。初中畢業後我考進台北工專念機械工程，畢業後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然後在屏東糖廠待了兩年，就隨著時代潮流於1961年到美國留學，在Milwaukee的Marquette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後，便在当地一個公司參加核能發電廠的設計工作，四年後該部門因虧損過巨宣佈關門，我便趁機到威斯康辛大学去讀了兩年的核能工程，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到芝加哥的阿岡國家實驗室從事核能發電的安全以及能源的開發研究工作，一直到提早退休。這樣的經歷，相信對一個台灣理工留學生來說是相當典型的。所不同的是，我從小就對文學有興趣，在台北工專念書的時候就與同學創辦了一個叫《晨曦》的文藝刊物，由學校供給紙張，我們自寫自編自己油印自己發行，對枯燥的學校生活是一個很好的調劑。在美國的頭幾年只忙著讀書談戀愛結婚生小孩，直到取得學位開始工作，生活比較安定以後，才同在台灣時認識的詩人白萩取得了聯繫。那時候他正主編帶有濃厚鄉土味道的《笠詩刊》，希望我能利用地利，盡量多譯介一些剛出版上市的帶有泥巴味汗酸味人間味的詩集，每期留出了大量篇幅給我。就這樣，從美國詩開始，後來又擴大到加拿大、拉丁美洲以及英國詩人的作品，還有英譯的土耳其、希臘、波蘭和俄國等地的詩，幾年的功夫我一共翻譯了將近一千首，相信這些譯詩對台灣詩壇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 在這些詩人當中，對我影響較大的是美國詩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他是一個小鎮上的小兒科醫生，他的許多短詩便是在看病的空檔用打字機敲打出來的。他雖然從未參加任何派別，但他可能是美國詩人中讀者最多的一位。我最喜歡他的一首叫<場景>(The Act)的詩: 玫瑰花，在雨中。 我常引用這首詩來說明我對現代詩的一點看法。我認為一首成功的現代詩，應該留給讀者足夠的想像空間。詩人的任務只是提供一個場景，一座舞台，讓讀者憑著各自的背景與經驗，去想像，去補充，去完成。這樣的詩是活的，不斷成長的，因為我們的經驗每人不同，每天每時每刻都不同。作者沒告訴我們詩中的男女主角是什麼關係。是夫妻呢？或是情人？剪下玫瑰花的「她」，是年華己逝的女人，看不得別人美呢？還是抱著憐香惜玉的心情，想讓盛開的玫瑰，在我們心中保有最美好的形象與記憶？而「我」為雨中玫瑰求情，是純粹的愛美呢？還是另有隱情？比如想到了新交的情婦。如果是後者，那麼女主角絕情的一剪，還把剪下的帶刺的玫瑰花交到「我」手上，便大有殺雞儆猴的味道了。總之，短短幾行，可能性卻無窮。這便是詩，豐富耐讀的現代詩。 當時台灣與日本、韓國的詩界聯合組織了一個《亞洲現代詩集》編輯委員會，每年輪流編輯並以三國語言再加上英語，出版一本《亞洲現代詩集》，我也擔任了部分中文詩的英譯工作。 可能因為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把漢語譯成英語要比把英語譯成漢語辛苦得多。更使我驚異的是，一些在漢語裡像模像樣甚至外表華麗的詩，一經翻譯成英語，卻破綻百出，有如翻譯是一面照妖鏡，把躲藏在詩裡的毛病都顯露無遺。這當然有可能是由於兩種不同的文化與語言的差異所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原詩缺乏一種普世的價值與廣義的人性，用不同的文字翻譯後很難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感動。 一邊翻譯一邊吸收營養，漸漸地我自己也開始寫起詩來。在不是故國的地方寫詩，面臨的最大問題，除了文化的差異之外，便是：用什麼語言寫？為誰寫？寫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相互關連的。當時雄心勃勃的我，確有用英語寫詩，進軍美國詩壇的念頭，但很快便體悟到，如果思維仍習用母語，那麼最自然最有效的詩語言應該是自己的母語。用第二語言的英語寫詩，無異隔靴搔癢。語言確定以後，自然而然地，漢語讀者成了我寫作的對象。當時美國的漢語報刊不多，刊載現代詩的副刊更少，而大陸的門戶還沒開放，因此台灣的讀者成了我的主要對象，旁及香港及東南亞等地區。對這些讀者來說，美國的題材雖然也許可能產生一點異國情調或新奇感，但不可避免地會有隔閡；寫台灣的題材吧，對住在美國的我來說又缺乏現場感。在這種情況下，寫世界性的題材成了比較好的選擇。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我一直相信，任何事物，只要深入它的內部，總可以找到一些能同時感動許多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年齡，不同性別或不同職業的人的東西。作家的任務，便是挖掘出這些事物的本質以及廣義的人性，想辦法把它們完美地表達出來。下面這首短詩便是我的一個嘗試:
共用一把傘 但這樣我俯身吻妳 一位詩評家在談到這首詩時曾指出，雖然我們可把它看成純粹的情詩，一對年輕的情人撐著傘在雨中擁吻的甜美鏡頭，但更可把它推廣去涵蓋所有人際的關係。如果社會上的人與人、團體與團體、國家與國家、宗教與宗教之間，都有這種相互體諒、彼此調適愛護的精神，我們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祥和可愛。 由於用漢語寫作，我同美國詩壇幾乎沒什麼接觸與交往，直到199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伊利諾州詩人協會。伊利諾州詩人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協會每兩個月聚會一次，主要是批評討論會員所提出的作品，並組織各種活動如到養老院及醫院等場所去朗誦、舉辦成人及學生詩賽等。入會不久我便被推選為伊利諾州詩人協會的會長，任期兩年。這段時間我陸續把我的漢語詩翻譯成英語，並在1995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英文詩集《秋窗》。使我決定出版這本書的是阿岡國家實驗室的一位美國同事。他說很喜歡我的詩，尤其是那首叫〈鳥籠〉的詩，讓他想起了留在立陶宛的父母，因此一直鼓勵我出版，他甚至願意在費用上助我一臂之力。我當然不會接受他的錢，但他的鼓勵給了我不少的信心。下面是這首他特別喜歡的〈鳥籠〉詩：
走 把自由
open away give 這首詩曾被選進台灣及大陸的教科書。我在網絡上看到有許多人在不同的場合引用它來討論家庭與子女，學校與學生，公司與員工，政府與人民等等的關係。前幾天我還收到一封電郵，是一位女士寫的。她說接觸這首詩時還不到二十歲，是它讓失戀中的她豁然省悟解脫出來的，之後每當她遭遇到煩惱困擾時，“把自由還給鳥籠”這首詩總自然而然地在她腦海中浮現。 《秋窗》這本英文詩集出版後反應相當不錯，《芝加哥論壇報》用了兩頁的大版面刊登一篇圖文並茂的訪問報導，幾個當地的報紙也紛紛介紹。銷路相當不錯，第二年就再版。不久我加入了聲譽相當崇高、成立於1937年的芝加哥詩人俱樂部，成為唯一的非白人成員。 隨著網絡的興起與普及，我自己也制作了一個個人網站《非馬藝術世界》，展出漢英雙語詩選、別人對我的評論、翻譯、每月一詩、散文以及我近年來從事的繪畫雕塑等等，同時也在網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各種網上刊物及論壇上張貼作品，交流的範圍也隨之擴大，甚至有來自以色列的詩人要求授權翻譯我的幾首詩；日本著名詩人木島始也從網絡上同我取得了聯繫，用我的詩為引子，做漢、英、日三種語言的“四行連詩”，在日本結集出版；一些美國詩人團體及詩刊也來信邀請我擔任詩賽的評審或詩評小組委員等等。這些都是網絡帶來的方便與可能。幾年前，伊拉克戰爭引起了美國詩人們的反戰運動，在網絡上設立網站，讓詩人張貼反戰詩，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詩人的響應與支持，我曾義務擔任了一段時期的漢語編輯，我自己的一首叫〈越戰紀念碑〉的英語詩也被選入了一本《詩人反戰詩選》。下面是這首詩：
越戰紀念碑 一截大理石牆 萬人塚中 VIETNAM VETERAN MEMORIAL A block of marble
另一首叫〈國殤日〉的詩則被引用在一個戰爭紀錄片裡。 除了陸續將我的漢語作品翻譯成英語，並在前年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詩集〈在天地之間〉之外，最近幾年我也嘗試著從事雙語寫作。無論是由漢語或英語寫成的初稿，我都立即將它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發現在翻譯的過程中，一些文字上甚或文化上的異同，往往會自動浮現出來，使我對原作（不管是英語或漢語）能采取一種比較客觀的批評眼光。這種相互激盪反復翻譯修改，使詩的表現達到最佳平衡的過程，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一種非常奇妙有趣的經驗。 上個星期我接受舊金山一個華語電台「八方論談」節目的訪問，主持人提到雙語詩的讀者，必須同時懂得兩種語言，這就不免受到限制。我想這應該不成問題才是。懂漢語的讀者可讀我的漢語詩；懂英語的可讀我的英語詩。如果對翻譯有興趣，或想知道一首詩在兩個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文化下的可能面貌，則不妨讀讀我的雙語詩。各取所需，各讀所喜。 最後用一首小詩，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在冰箱裡 你到家的時候
They’ll be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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