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報導，伍術根是在8點過一些的時候，被下鋪的吳仲勇用腳踹醒的。成都市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8點半開埠，上午輪他到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門口找活。

　　伍術根他們住的這家旅館，是上下兩層的大通鋪。每人只有一米多寬的空間，但價格便宜，每人每天只需要3元錢。伍術根已經在這裏住了40多天。

　　40天前，他是深圳一家制衣廠的工人。工廠沒有了活計，伍術根被迫返鄉，回到位於中江的家裏，但農時已經錯過了。在家裏呆了不到一個星期，又折身來到了成都，在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附近住下，每天到人力資源市場打短工。

　　在暖烘烘的異味中，伍術根摸到最破的那件外衣，窸窸窣窣地下床，出門。穿破衣服是他的經驗之一，他說，老闆會覺得這樣的工人能吃苦而且好欺負，往往提高找短工的成功率。

　　上午9點：工作都是“打”出來的

　　成都的清晨濕潤得幾乎可以擰出水來。9點，人力資源市場門口慢慢地變得熱鬧起來。

　　剛到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謀活計的時候，伍術根是一個人單幹。但他很快發現這樣做成功率很低。在伍術根他們來之前，這裏有一個相對固定的短工群體。伍術根他們將其稱之為“成都盲流”，將自己稱作“外來盲流”。這些“成都盲流”在人力資源市場擁有自己的固定攤位，他們每天蹲在自己攤位前，面前擺著一張4開的白紙做的“招牌”，上面寫著自己的特長以及所求工種。偶爾有老闆過來招工，往往會徑直走到這一溜溜招牌前尋找自己所需。

　　在多次找活失敗之後，“外來盲流”將自己組織了起來。伍術根他們這一夥，有二十多個人，牽頭人便是吳仲勇。

　　吳仲勇此前在南京一家建築工地打工。2008年11月下旬，老闆對他們說，銀行肯定不能貸款給我了，你們如果願意跟我一起賭一把，就等我把房子蓋好賣出去了，再給你們發工資，如果不願意賭，你們就早些回家吧。

　　吳仲勇不願意賭。他2008年11月25日回到了老家樂山夾江。2008年12月1日，他來到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因為他是高中畢業，見多識廣，便很快把伍術根他們組織了起來，每天排班，大家輪流去市場門口找活。

　　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的工作人員說，從2008年9月底開始，此處外來的農民工求職者增多。金融危機引起的中國長三角、珠三角一帶出口型製造企業破產，依賴出口的生產密集型企業活不下去了，員工也不得不面臨失業而被迫返鄉。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大量的農民被招進工廠，他們提供給中國蓬勃興起的工業以最廉價的的勞動力，借此形成的成本優勢構成了“中國製造”的最大競爭力，使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商品橫掃全球。

　　但在這個冬天的清晨，曾經深圳的服裝工人伍術根站在家鄉這個人力資源市場門口，只要看到有不似求職者的面孔走過來，就會大聲的喊“老闆招啥子工”。等了一個多小時，一無所獲。

　　10點，伍術根走進人力資源市場的大廳，想在大廳正面的巨大顯示幕上找到些許機會。但他發現那些滾動資訊中，大多是已經招滿的過時資訊。

　　穿過院內琳琅滿目的求職招牌，伍術根回到了院子外面，加入了一個“鬥地主”的牌局。“成都盲流和外地盲流，各有各的地盤。”他說。本地的大多在人力資源市場的院內或者大廳內擺攤，他們只帶著很簡單的隨身工具，衣著整潔；外來的則佔據了院子門口的兩側，他們大多帶著隨身的被褥，衣衫襤褸。

　　人力資源市場的工作人員說，這些返鄉民工，往往更具備競爭意識，頭腦也更靈活，他們的到來，給原來在這裏蹲點的民工，構成了衝擊。

　　在大多數時候，雙方並不會有衝突。本地求職者的所求活計，大多為服務業；而返川求職者中不少人在沿海從事的是技術性工作，他們所求的，也多以技術性工作為主。但活計少的時候，碰到誰都可以幹的零工，往往會發生爭執。

　　吳仲勇承認曾因為搶工作打過架。“工作都是打出來的。”他說。

中午12點：土地給徵用建工廠了

　　在過去的一個月裏，吳仲勇他們僅找到了4筆活，幹了不到10天。

　　但吳仲勇他們能夠“打出來的”工作崗位，隨著不斷膨脹的返鄉人群，日益稀缺。 根據成都市就業局11月初公佈的《2008年成都市第三季度勞動年齡內人力資源供求狀況統計分析報告》，成都市除了“農林牧漁水利”是供小於求外，其他各職業類別均處於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狀態。

　　而據成都當地媒體報導，現在每天至少有1000名在外打工者返鄉。這一人群中，絕大多數將彙聚在成都謀生。“我不打工，也沒有地種了。”吳仲勇說。家裏5口人的7畝多土地，早在2002年，就全部被政府徵用建工廠了，每畝地給補償了5000元。吳說，村裏人嫌補償的少，曾經鬧過，後來警方進行了說服教育，於是大家就接受了。

　　這7畝多地，吳仲勇一家只耕作了20多年。吳仲勇兩歲的時候，分產到戶，他們家有了自己的責任田。曾有學者將土地承包責任制解讀為改革帶給農民的最大紅利。但吳仲勇24歲的時候，家裏拿到35000元補償，永遠失去了自己的耕地。家裏所有人的生活收入，就是靠他和父親以及弟弟打工維持。

　　“我2002年開始出門打工，剛開始是想掙錢娶媳婦。但這筆錢始終沒有掙到。”吳仲勇回憶。過去的6年裏，他曾經在新疆、北京、南京三地打過工。建過大樓，當過騙子，幫人打過架，甚至還當過群眾演員。和演員王寶強曾經在一個劇組裏呆過，是他慣常的談資之一。

　　伍術根和吳仲勇一樣，也是希望通過打工，能娶上媳婦。但這筆錢同樣沒有掙到。比吳仲勇幸運的是，伍術根家裏有4畝多地，但伍術根說，家裏的地，只能解決吃飯問題，如果想靠它娶上媳婦，根本不可能。“結婚得修房子，再加上彩禮，沒有10萬塊錢下不來，種一畝地一年風調雨順也就落一百多塊錢。”

　　中午11點，好運終於降臨。一個中年人騎著摩托車過來了。伍術根扔下手裏的撲克，蹭地躥了過去拉住摩托車問，老闆招人嗎？對方點頭。伍術根趕緊打吳仲勇手機。他得儘快派人過來，不然，招工者會被其他民工搶走。

　　3分鐘後，吳仲勇就帶著二十多個人來了。當時摩托車已經被人群淹沒了。但人多勢眾的優勢在此時體現了出來，很快，二十多個人便將其他人推開。

　　這個老闆需要20個鋪線工，每人每天80元錢。因為吳仲勇自己手裏就有20個人，方便管理，雙方很快談妥。彼此留下聯繫號碼，約好下午4點帶他們去工地。

　　這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中午，吳仲勇他們聚集到人力資源市場右側小樹林後的一個小餐館下館子慶賀。每人甚至要了一瓶酒。幾杯酒下肚後，大家忘記找工作的艱難，哄內江的“藝術家”韓競“唱一個唱一個”。韓競曾在北京的地鐵裏賣過唱。

　　據吳仲勇介紹，沒活的時候，大家每天也是聚到一起吃午飯，每個人4元錢的標準，輪流埋單。吃完飯後，除了到人力資源市場值班的人，剩下的，便打麻將、擺龍門陣。

　下午2點：經濟危機和我的關係

　　韓競說，這是他半個月來，吃的最踏實的一頓飯。——半個月前，他曾到新都一個工地上打過3天的零工。但過去的半個月裏沒有活，已經把那三天的收入吃光了。“再沒有活，我就要餓死了。”韓競開玩笑說。在過去的六七年裏，韓競到過北京，去過上海，能找到活就幹活，找不到活就去賣唱。最艱難的一次，他曾經三個月沒有找到過活幹。“餓死”，已經成了這個人群經常用來彼此調侃的一個詞語。

　　儘管找到了一份活，午飯後，吳仲勇仍然讓何澤倫、胡明貴去人力資源市場門口值班。“找的活越多越好。你們倆也好在哪里等著人家老闆，顯得尊重。”

　　飯後的半個多小時裏，吳仲勇一直在看成都的一份當地報紙。他指著一條消息對韓競他們說，開年工作會更難找，地震災害中的失業者，畢業的大學生，還有過年從外地回來的農民工。加上經濟危機，真要沒飯吃了。

　　儘管自己是因為所在的企業倒閉，才折回成都的，但韓競仍然不認為經濟危機和自己有什麼關係。他說，活從來就沒有好找過。往年這陣子，也是活路最難找的時候。農民工都是靠體力吃飯。“不管啥時候，社會都需要出苦力的人。”他的話，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吳仲勇撩起褲腿，指著自己腳上的襪子說，我這襪子原來是專門賣到國外的，15塊錢一雙，現在廠家賣不出去了，我從南京走的時候，10塊錢買了20雙。經濟危機讓老闆的樓賣不出去，襪子賣不出去，他就不會蓋樓不會造襪子，你們到哪里去找苦力幹？

　　吳仲勇粗淺卻實用的理論顯然擊中了大家內心的擔憂，人群安靜了下來。

下午4點：一個已經談成的活泡湯了

　　在大多數時候，這些焦急的求職者的臉上，並看不出絲毫的焦慮。有四個“鬥地主”的牌局在運轉，撲克後面的臉都是安詳的；另外一些人則躺在包裹上睡覺，甚至可以從他們臉上看到很遙遠的夢。但只要有老闆模樣的人出現在視野裏，幾乎所有人都會站起來。

　　下午3點，又有一個老闆來招裝修泥瓦工的，就要一個人，但一百多號人圍了上去。老闆在人群裏喊，“已經招到了，已經招到了。”可外面的人仍然央求招工者在本子上記下他們的名字。儘管他們也知道，“記下名字”沒有太大意義。

　　胡明貴也擠到人群裏，讓招工者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他從人群裏擠出來後，何澤倫調侃道：“你會泥瓦工嗎？”胡明貴有些尷尬。

　　但胡明貴的確是他們這群人裏最會找活的。在南京的時候，有人招電焊工，不懂電焊的胡明貴也去報名，老闆問，你會嗎？胡明貴指著自己的酒糟鼻子說，幹了幾十年了，鼻子都被烤紅了。老闆居然相信，招了他。

　　下午3點半的時候，胡明貴也到人力資源市場的大廳內的顯示幕前瞧了一眼。他看到兩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正盯著顯示幕，便走過去問：你們也來這裏找工作？兩個人的表情有些尷尬，連忙回答，不是的，我們來這裏玩。

　　四川省職業介紹服務中心主任吳江說，今年的求職者比往年數量增長很多。其中應屆畢業生，再加上因災失業人員、返川勞動者，這三部分人員成為了這個時期的三大求職主流，這使得今年的就業形勢相比去年同期變得嚴峻。

　　吳仲勇說，當初下定決心從南京回四川，很大程度上，是相信四川的災後重建能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半個月前，他曾到都江堰的災後重建工地找過活。但是施工方說，他們並不缺人手。

　　這曾經是吳仲勇感覺最困難的時期。他說，他甚至已經打算在成都重操騙子的舊業。

　　市場經濟將中國改變以來，無數像吳仲勇和伍術根這樣的農民在沿海發達城市的加工企業或建築工地上找到了自己分得改革收益的位置。而如今，打工越來越難，回頭種地亦難有收益，當這些曾經洗腳進城的農民重新回到原點，卻發現擺在自己面前的選擇是那麼少。

　　下午4點。吳仲勇帶著他的二十多號人，來到人力資源市場門口。這裏是他們中午約好見面的地方。摩托車來了。吳仲勇他們圍了上去。但又很快帶著失望擠了出來，他明白他們只能繼續尋找，或者是等待。“老闆說，用不了我們20個，只用10個人。”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