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 預借現金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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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2017/01/14 21:37:13瀏覽8｜回應0｜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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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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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知道二二八事件是如何引起的??? 越詳細越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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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之發生固有遠因，但直接因素卻是偶然性的。首先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發生查緝私煙案件，民眾因不滿緝私人員打傷、打死人而包圍憲警單位。其次是次日民眾請願，卻遭長官公署衛兵開槍而傷害人命。原本是單純的治安事件，因處置失當而引發一連串、全島性、官民對立與省籍衝突的事件。查緝私煙案件經過，大致如下：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專賣局（即煙酒專賣局，事件後改稱公賣局）接到密報，謂淡水有走私火柴、捲煙情事，乃派傅○通等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警察前往查緝，但在淡水僅查穫私煙五箱。又據密報，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附近。下午七時三十分當查緝員抵達現場時，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一位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遂將其全部公私煙及現金悉數沒收。林江邁苦苦哀求說：「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造的香煙還給我吧……。」但查緝員不予理會，當時圍觀民眾很多，紛紛加入求情行列，林江邁情急，抱住查緝員不放，卻遭查緝員以槍管打破頭而鮮血直流。目睹此景的群眾轉趨悲憤，高喊「還給香煙」…等語。查緝員見狀欲速離開，群眾卻緊追不捨。查緝員傅○通為求脫身而開槍示警，不幸誤中當時在自宅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年約二十歲，次日身亡），查緝員輾轉躲至警察總局，激憤的民眾搗毀其卡車玻璃，並將卡車推倒於路旁，要求交出兇手槍斃。專賣局業務委員會李常務委員與業務會楊組長聞報，於九時許前往現場處裡，表示將會懲辦查緝員，惟民眾仍要求交出肇事者。李、楊兩人不得已乃將查緝員六人送往憲兵隊看管。公署衛兵開槍事件經過，大致如下：由於未獲憲警單位肯定的答覆，翌（二十八）日，台北市民罷工罷市，並示威請願，亂事益發不可收拾。民眾由單純的請願懲兇一變而為對抗公署，平日積怨一夕潰決，蔓延為全島性事件。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罷市，聚眾遊行，先至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搗毀所內玻璃、物品，圍打派出所主管，隨後衝入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之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四人，致死一人，並將局內物品財物拋至街上焚燒，十二時許，民眾擁向南門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未果，乃轉往長官公署，約下午一時許，遊行群眾約四、五百人，以鑼鼓為前陣，沿街呼口號，聲勢浩大。公署廣場前早已調派士兵駐守，衝突一觸即發，不久，槍聲響起，有士兵向群眾開槍射擊，造成傷亡，此即公署衛兵開槍事件，也是局勢惡化之關鍵所在。下午二時許，民眾齊聚中山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隨後進佔台灣廣播電台（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向全省廣播，次日，全台各地知悉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亂事乃逐漸蔓延全省，而懲兇要求也升高為政治抗爭行動。二二八事件為全島性歷史事件，波及社會各階層人員，各種抗爭與衝突範圍擴及全台各地。從台灣北端到南端，從東到西，乃至澎湖地區亦不能免，影響既深且廣，其中又以台北、基隆、台中、嘉義、高雄地區影響最大。茲以台北及高雄地區為例。武力鎮壓與清鄉綏靖工作，大致可分為武力掃蕩和清鄉兩大重點。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期迅速，除中部地區「二七部隊」之殘部尚有一些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惟各綏靖分區部隊在執行武力掃蕩之時，確有報復行為，致有民眾無辜傷亡、嫌犯未經審判即就地槍決等情事發生。就當時在台兵力觀之，事件前駐台之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與工兵營、三個要塞守備大隊之總兵力僅五、二五一人，不足擔任台北之防戍任務。武力鎮壓，尚無實力。三月八日以後，國民政府軍隊陸續開抵基隆，情勢丕變。三月十日，陳儀發佈戒嚴令，綏靖工作全面展開。十五日，國軍往埔里方面推進，縮小包圍圈。「二七部隊」因對外兩條交通要道均遭封鎖，聯絡不便，情勢甚為不利，乃決定派遣陳明忠擔任突襲隊長，兵分三路，夜襲日月潭方面的國軍。另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一小隊扼守烏牛湳橋，以防腹背受敵。突襲隊與國軍四三六團第二營第四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被迫向水裡坑撤退，但該部隊也傷亡慘重，且彈藥亦快告罄。十六日，國軍四三六團第二、三營部分兵力，又與扼守烏牛湳橋的黃金島小隊發生激戰，戰鬥一開始，該小隊由於佔地利之便，曾重創國軍，造成重大傷亡。旋因火力遠不及國軍，作戰經驗也有所不足，乃漸處於劣勢，被國軍火網所包圍，不得已乃由黃金島率一名隊員突破國軍的火力封鎖線，奔回「二七部隊」本部求援。同日晚上，「二七部隊」以武器彈藥無法補給，又兩面受敵，無法與他處部眾聯絡，難以繼續支撐下去，乃決定化整為零，或往嘉義小梅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深夜十一時，隊員各自埋藏武器後，即宣告解散。十九日起，陳篡地為作持久游擊戰，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陳氏並號召各地響應者，潛藏深山，實施一年的作戰計畫。二十日，二十一師以該殘部潛伏山地為慮，再派四三六團第八連進攻小梅附近，激戰數小時，終使其不支逃逸。但直至五月十六日，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解除戒嚴，結束清鄉，警備總部亦將各綏靖區改為警備區時，陳篡地殘部仍在小梅、樟湖等地進行游擊戰。軍事鎮壓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各地隨即展開清鄉，其主要目的為：收繳散失之武器、肅清叛亂首要份子、清查戶口辦理切結、辦理盲從附合者自首自新等。清鄉原係政府為維持社會秩序、恢復治安必要的措施，但執行手段頗有可議之處。當時挨家挨戶搜捕嫌犯，使得許多事件參與者走投無路，已收懲治效果。但執行行為的偏激，或羅織入罪，或藉端報復，或勒索敲詐等不一而足，實已超過維護治安、防患犯罪之必要。「清鄉」使本省籍人士人人自危，其所造成的傷害使許多人在事件數十年之後仍無法忘懷。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同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負台灣接收及軍政全責。九月七日，政府任命陳儀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十月二十五日，陳儀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主持接受日軍受降典禮。是日起，台灣、澎湖重入中國版圖，台人同時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台灣光復之初，民眾欣喜若狂，表現出對政府熱烈的歡迎與支持。但由於二次大戰末期，台灣屢遭美軍轟炸，公共設施遭受相當破壞，加上戰後生產原料取得不易，技術人才難求，短期內要使台灣恢復戰前生產水準，自非易事。而政府決定台灣特殊行政體系----行政長官公署制，集行政、司法、立法、軍事大權於行政長官一身的一元化領導，非但未能有效復原，台政卻每況愈下，迭受抨擊。台灣光復不到三個月，已有不少台人批評陳儀在台的許多做法不當。民國三十五年初，台灣的情況惡化已相當嚴重，引起當時中外人士極度的關切。迨至三十六年初，敏銳的觀察者已感受事態的嚴重。可惜中央政府和陳儀都未能加予重視，以致釀成日後二二八事件的大禍。要言之，此一台灣歷史上的大事件，平時種因已深，計有政策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因素政策上的因素光復之初，台灣民心傾向政府，可惜陳儀及其部屬未善加運用此一情勢，相反的，陳儀過分信任其部屬，縱容部下，而且，當其部屬被抨擊時，不但未加懲罰，且查究不力，以致後來形成台人對外省人的失望與反感。光復初期制度設計的缺失，也是台人不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台人觀之，行政長官制度與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並沒有差別，因而懷疑「祖國」能否平等對待台人。陳儀雖曾聲明：「台灣人民自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一律為中華民國國民」，但在中央政府及長官公署處理台人及其財產上，卻發生言行不一的矛盾現象，使台人降低對祖國的向心力。經濟上的因素當時台灣經濟危機的發生，主要源於通貨膨脹。糧價居高不下，台灣原以產米著稱，卻因二次大戰，不少農田受損、肥料不繼、勞動力欠缺，生產銳減。光復後初期天災肆虐、人口遽增，糧荒現象無法解除。由於台灣行政的特殊化，長官公署相當排斥外來者，拒絕四行二局或任何私立銀行來台設立經營。台灣因而走上自我封鎖局面，造成貨運無法暢通。政府自營貿易，貨物卻無法順利流通，物價隨之飛漲。從三十四年十月底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漲了一百倍，糧食問題尤其嚴重。陳儀以為運輸必需由政府統制，結果卻造成奸商合作、居奇牟利，狡猾者趁機舞弊，造成百物騰貴之慘狀。以往陳儀在福建省實施的統制經濟最後是失敗的，到台後，卻帶來同樣的統制思想，不僅繼續日人建立的專賣制度，又設了控制省內外運輸的「貿易局」，幾乎壟斷民生貿易與工業各層面，一般私人企業無從發展，顯然與民爭利。因此，二二八事件期間，「專賣局」與「貿易局」便成為改革者要求廢除的目標。社會上的因素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北平各報報導「關於朝鮮及台灣人產業處置辦法」，在大陸的台人無不驚恐。蓋此令無異將在大陸的台人視同朝鮮人看待，即無異於外國人。台人必須證明自己清白始能發回沒收之私產，這對台人打擊甚大，也使台人在大陸備受屈辱，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及台灣革新同志會向各方奔走，此令後來雖經政府予以更正，但已造成傷害；加上在台日產處理不公，部分官員非法行為，此一現象使台人失望，反政府的力量乃逐漸形成。政治上缺乏效率，官僚作風又盛，部分公務員涉足酒家、不守紀律、貪污事件，報紙登載不絕。士兵不守法、乘車購物不給錢之事亦屢見不鮮，甚至有公然搶劫者。陳儀口頭雖說將嚴辦貪污，實際上卻未嚴格執行，以致貪污事件仍層出不窮。不少台人由是以偏概全，認為大陸來的公務員都是嗜利之徒，而政府則是腐敗無能。文化上的因素二二八事件之造成，固由於政府對台實況不夠了解，但台人對祖國的隔閡、不知政治現況因而期望過高，亦為原因之一。台人因在日本長期統治之下，對祖國情勢所知不多，且處處拿日治時期種種與行政長官公署相比，情緒上反而感到祖國不如日本，進而心生鄙夷之心理。此外，不同社會背景產生的價值觀、道德觀也有差異，加上語言不通，均加深了省籍鴻溝。適因緝煙事件發生，乃形成一股反政府勢力，藉以改革政治現狀。以實質言，此一不幸事件是久受壓抑人士對現實不滿與失望的一種反彈宣洩。其對現況不滿而要求改革，雖屬合情合理，然超越了法律限度之言論與行動，亦有可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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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面的網址看看吧 ??http://*****|||||參考下面的網址看看 http://phi008780508.pixnet.net/blog|||||傅○通<--這是什麼怪名? 是傅學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緝菸血案兇手: 專賣局業務委員會科員傅學通,葉得根查緝股科員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個賤人 2005-07-02 01:01:24 補充：太平町,不是太平通|||||我找到一篇文章描寫的十分詳細希望對你有幫助畫說二二八?撰文 : 李筱峰?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及三月間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傷亡慘重﹑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做為台灣的子弟﹐有義務要了解﹐並記取歷史的教訓。憧憬新時代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開花。一週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實際上﹐那是一次暫時的軍事佔領﹐但是﹐當時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當時一般台灣人民對於「光復」大多抱持歡迎的態度﹐並以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沒有的熱烈心情﹐迎接來自大陸的國民政府。例如﹐曾經在日本時代從事抗日社會運動的人士﹐如陳炘﹑葉榮鐘等人﹐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張燈結彩﹐以迎接國民政府﹔全島各大市鎮都有當地青年自動自發組織地方團體﹐用來維持地方秩序﹐保護日本留下的敵產﹐以便讓國民政府能順利接收。「新總督府」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政府卻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齊集一體﹐好像日本時代的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了這種體制的出現之後﹐都失望地戲稱它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被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首先讓台灣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貪污腐敗﹐而且外行領導內行。唐山客寶島行大運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因此戰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來自大陸的人士所壟斷。例如﹐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暑的二十一名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台省籍人士(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殺害了)。再者﹐在長官公屬的三一六名中層人員中﹐台省籍人士只有十七人﹐其餘二九九名都是大陸人士。於此可見﹐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讓滿懷期待的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感到失望。大陸人士壟斷權位之後﹐緊接著是牽親引戚的群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的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花蓮法院也類似如此﹔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一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經驗的台省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局長的二房姨太太謝吟秋來補缺﹔高雄有一所學校﹐新任劉姓校長上任之後﹐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識字的老師﹐原來這位不識字的老師是校長的岳父大人。這種現象﹐在日治時代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令台灣人更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治時代也有這種差別待遇﹐但差別尚沒有這麼大。差別待遇還不要緊﹐外行領導內行才更叫人咄咄稱奇。在大陸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糖廠的主任﹑廠長﹔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五子登科」的「劫收」以上的不平與不公﹐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按中國在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員到光復區專接收金條﹑洋房﹑汽車﹑高位﹐和小妾﹐中飽私囊﹐民間譏稱他們「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來到台灣的接收人員﹐也有不少「五子登科」的人。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員﹐多係貪污之流…﹐或公財私用﹐或敵產擅賣﹐或浮報不實﹐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賭場﹐全無節用愛民﹐經國濟世之舉措﹐其腐敗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所以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劫收」後的政治﹐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這些叫人目不暇給的醜聞﹐令台灣人痛心疾首。「掠奪」式的經濟在經濟方面也同樣全面的壟斷。代表著當時統制經濟的兩個機構﹐一為專賣局﹐一為貿易局。行政長官公署繼承日治時代的專賣制度﹐對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納入專賣制度﹔另設貿易局﹐壟斷了全台的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公營事業又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代的獨占企業。「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亂發﹐一漲再漲﹐甚致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結果民生塗炭﹐民不聊生…。」總之﹐「光復」後的台灣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誠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F.H.Michael和G.E.Taylor在其合著的”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所說的:「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Looted)﹐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官兵變強盜由於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因而社會上盜賊四起。尤其是「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見1946.10.28[民報]設論<要預防年底的危機>)而更令台灣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駐在台灣的軍隊﹐紀律敗壞﹐經常欺擾人民﹐當時的軍紀到底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當時軍紀的一段回憶：「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裏，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廿五期，1987。)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且聽張拓蕪對這群所謂「賊仔兵」的一段敘述：「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張拓蕪，<我走過那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載《大成報》，1990.11.21副刊。)這些魚肉人民的軍隊﹐正是一年前台灣民眾熱烈迎接的「祖國」的部隊﹐怎不叫台灣人民從原來陶醉在「光復」的氣氛中﹐猛然驚醒呢?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經常發生軍警與民眾衝突事件﹐這些事件﹐隨時都有可能引爆成大規模的騷動。分道揚鑣的歷史軌跡台灣人原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是心目中可以託付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其實﹐台灣與中國在近代的發展上﹐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台灣的歷史上充滿著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島貿易的商業根性很強﹐尤其自清末劉銘傳推行新政以來歷經日本五十年的發展﹐台灣在近代化的腳步上﹐超前中國大陸很多﹐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試舉數例說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僅是中國人口的1.2%﹐卻使用其23%的電量容量裝置。一九四三年一個台灣人平均使用的電量﹐是一個中國人平均使用電量的233倍﹔若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比較﹐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是71.3%(山地更高達86.4%)﹐同年的中國只有43%左右(這個數字還可能比實際偏高)。從這些比較﹐可知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至於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之差異﹐更不再話下。因此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硬將他們「統一」在一起﹐便很容易產生摩擦﹐引起衝突。所以﹐二二八事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絕非偶然。事件由香煙引爆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全台蜂起廿八日上午﹐群眾赴專賣局抗議﹐衝入台北分局﹐將許多文卷﹑器具擲出到馬路上焚燒﹐並且打傷三名職員(一說死一人)。下午﹐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不料公署陽台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至此﹐勢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動﹐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警備總司令部宣佈戒嚴。由於青年民眾進入廣播電台(位置即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向全省廣播事情發生的原委﹐並呼籲各地民眾起來響應﹐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擴及全台﹐全島各大市鎮皆發生騷動﹐憤怒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的怨懣﹐陳儀宣佈戒嚴﹐軍憲則開槍鎮壓民眾﹐雙方傷亡頻頻傳出。各大城鎮的青年﹑學生﹐及退伍軍人組成的臨時隊伍﹐試圖控制軍警單位的武器彈藥﹐但他們大都是臨時起事的烏合之眾。較具規模的是活躍於台中一帶的「二七部隊」(以事件係二月廿七日發生而得名)﹔而較激烈的衝突﹐則是發生在嘉義水上機場包括阿里山鄒族原住民及平地漢人組成的民兵與駐守機場的國府軍的的攻防戰﹔高雄市內火車站附近也有青年學生與國府軍隊之間的對抗。在協商桌上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謁見行政長官陳儀﹐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應允﹐於當日十七時在電台廣播稱: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民眾﹔三﹑禁止軍警開槍﹔四﹑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員參加。會中並決定變更該會組織﹐增加陣容﹐容納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各方代表。會議進行時﹐場外仍頻聞槍聲﹐於是有人提出非難﹐認為開槍均由警察大隊所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隊﹐但沒有結果。三月三日﹐改組擴充後的處理委員會再開會﹐商定軍隊於十八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和青年學生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決議再擴大組織﹐在各地組織分會。推派代表往見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要求禁止部隊再出現街頭。並向省內外廣播事件經過﹐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政治改革﹐並無其他任何目的。三月五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正式通過組織大綱﹐明白揭示「改革台灣省政」的宗旨。而全省各縣市以各縣市的參議會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分會﹐也已紛紛成立﹐爭相開會討論﹐並提出改革政治的要求。行政長官陳儀﹐對於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請兵來台。由於有處理委員會的居間協商﹐呼籲各地民眾不可胡亂毆打外省人﹐所以到了三月五日﹐各地騷動(除嘉義一帶)已逐漸平息。但是﹐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的一面之詞﹐完全不理會台灣民間團體代表的上電請願與建議﹐在勢態已逐漸平息的三月五日﹐卻貿然決定派兵來台。由劉雨卿所率領的第廿一師﹐已在此日接獲蔣介石的命令﹐準備出發開往台灣。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被整肅前的純真要求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在紊亂的會議中﹐通過宣傳部長王添燈所提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提出具體的善後處理方案及政治改革方案。除三十二條要求外﹐會中又追加十條要求﹐獲一併通過﹐其中包括取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等。這三十二條(外加十條)的要求﹐經向陳儀提出﹐陳儀再未及詳細讀完其內容﹐就將將之擲地﹐震怒拒絕。陳儀為何此時開始翻臉不認帳?因為他知道南京派來的軍隊已經出發﹐即將抵達台灣。因此他有恃無恐﹐不再理會他原先所認可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大軍壓境?腥風血雨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四十二條要求的隔日(三月八日)的傍晚﹐國府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當時正在碼頭工作的工人﹐莫名其妙遭到突如其來的軍隊的掃射。三月九日廿一師進入台北﹐繼而向南挺進﹐在各地展開鎮壓與屠殺﹐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隨即被陳儀宣佈為非法組織而被命解散。參與開會的許多社會領導菁英﹐也開始被列為清算整肅的對象。在軍隊抵台進行的鎮壓與屠殺中﹐當局雖然捕殺了許多直接參與暴動與反抗的份子﹐但是許多未曾參與任何暴動的社會領導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師﹑作家﹑醫師﹑記者﹐也幾乎在同一個時段裏被捕遇害。而許多平日敢於直言不諱的民間報刊﹐如 <民報>﹑<人民導報>等﹐也遭陳儀當局查封。三月廿日﹐長官公署開始在全島各地展開所謂「清鄉」的行動﹐以連坐法的威脅﹐要求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在「清鄉」的過程中﹐各地不斷有人被捕槍斃﹐且多未經公開審判。台灣到處充斥著冷冽的肅殺之氣。總計二二八事件期間﹐總共死傷多少人﹐至今仍無精確的定論﹐不過﹐最常聽到的講法﹐死亡人數約在一萬至兩萬人。受傷的亞細亞孤兒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黑暗與光明的時代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而且﹐在工商發展﹐社會變遷﹐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時的族群對立已不復存在﹐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的命運共同感應更加凝聚成形。歷史還會重演嗎？?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也已相當的民主化﹐內部要發生類似二二八的衝突﹐幾乎不可能﹐然而﹐面對中共霸權的對台統戰，二二八的歷史，仍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体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成果﹑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五十年前的台灣「光復」(「統一」)，帶給台灣什麼樣的苦果？今後台灣要是再被「統一」了，又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嗎？且讓我們拋開「統一」的政治神話﹐對內，我們族群要和睦互重﹔對外，攜手團結，走入國際社會﹐建立獨立國家﹐避免類似二二八悲劇重演。E6D32E74429D0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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