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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3 05:33:10瀏覽101｜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蘇曉康的《晨曦碎語》之〈二十年又見台北〉 書中有一篇文章〈二十年又見台北〉，談到了蘇曉康對於台灣的一些觀察，特別是得「本土化」這個段落，個人覺得還蠻有意思，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8186 晨曦碎語 作者：蘇曉康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2/03/04 1989年蘇曉康出逃香港，回應「六四」近兩萬字專訪，首次完整揭露。 評析趙紫陽、胡耀邦、李鵬，悼方勵之、劉賓雁，解讀劉曉波、高行健、廖亦武、王丹、柴玲；追蹤「五四」胡適、梁實秋、知堂；描摹余英時與海外飄泊學人的身影。 【Excerpt】 〈二十年又見台北〉 ——我與一座島嶼的因緣 九十年代我曾去過台北三次，最後一次是一九九一年夏，二十年歲月洗刷，將這個熱帶雨林都會，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抹淡，只剩下忠孝東路雨夜裡流淌的霓虹燈碎片的溫馨，也只因大陸生涯的堅硬冷酷，便叫我將這點溫馨久藏於心。 …… 【悄悄耳語的情話般的寬慰】 「懵懵懂懂竟在台灣迎來了一九九〇年，孤懸海外之感油然而生……」這是《聯合報》上我的〈台灣印象〉：「夜宿南園，聽窗外流水涓涓，細雨呢喃，心底一樣朦朧，一樣空落落，『簾外雨潺潺……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九〇年元旦在台北，《聯副》出面，邀我們五位大陸流亡作家與台灣作家、詩人見面，那場景，讓我感到一股暖流撲面。 司馬中原說，四十年前他去蘇北平原，局勢陡變，抓了一把土就流亡出外，如今頭髮白了也沒回去；要說流亡，台灣的一批老作家早就開始「流亡文學」了，張曉風說得更透徹：中國第一個流亡作家大概要算屈原，蘇東坡也是流亡過的，流亡對於中國文人來說，或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這些話對於我們受到深深創痛的心，實在是極大的撫慰。 久已令我仰慕的無名氏，是七、八年前才從大陸流亡到台灣來的，他那在「鐵幕」裡三十年偷偷創作百萬字作品的傳奇故事，大概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孤例，見到他那副質樸、純靜的模樣，真 無法想像那是一顆如此堅韌而又充滿智慧的心靈。他說，如今人在台灣，魂靈卻依舊留在大陸，但過去在專制底下無法釋放自己的文學精靈，現在到了海外，應該可以做到了。 詩人洛夫也說得語重心長：當流亡作家就要耐得住寂寞，心境寧靜不下來就無法讓靈魂飄動起來。那位一望便知心底極織柔的張曉風，用她那近乎悄悄耳語的情話般的音調，款款向我們講了俳側動人的《還魂記》，說中原的杜麗娘生前就預感自己要在死後才能期待到南國的情人去喚醒她，她似乎用這個故事來象徵我們這些大陸流亡者的命運，聽得我差點當場哭出來。 瘂弦、朱西甯、鄭愁予、周腓力、張默、陳長房、陳信元、周玉山等等，無論前輩同輩，都是那樣娓娓地寬慰我們，有的話未出口，眼眶已經潮了；有的則設身處地，般般都為我們想到，我們這群落難者在這樣的胸襟裡，會像孩子或情人一樣，去體驗那深深的愛。 其實前幾日我已同瘂弦、南方朔、龔鵬程他們幾個座談過「流亡文學」這個話題：我向他們傾訴了我們在美麗的巴黎的那種痛苦，用遠志明的一句名言來形容「雖然得了頭上的天空，卻失去了腳下的大地」，我還更感覺到一個東方人孤伶伶地面對西方文化時的那種恐懼和排拒，我的心境無論怎樣都無法寧靜下來，常常在深夜裡醒來，我會對自己說：「完了」，共產黨把我們趕出來，實在是一種最可怕的刑罰，我忽然發現自己竟是那樣的軟弱和不中用！我承認自己沒有勇氣朝前走，卻在百般尋找逃路，倘若說沒有被抓去殺掉是一種幸運的話，那麼今後在巴黎的偷活實在只是一種不幸，怪誰呢？只怪我在那種制度下過了半輩子，作為人，已是殘廢的了，我時時都在期待安慰，沒有安慰便活不下去！ 誠然，台灣會無私地給我們莫大的寬慰，那是一種只有兄弟姐妹才會自然流露的情意；而我漸漸覺得在這種愛撫中我可能會死得更快，更加沒有再生的指望，我知道最終還得靠自己來救贖。如果說，我們在巴黎沒有感到大地的踏實的話，那麼在這海島上，我終於感到了土地的承托…… 【本土化】 九一年夏天再去台北時，「人間」副刊季季要我這個大陸人環島旅行去找「島」的感覺，華視也攛掇我拍一部島的《河殤》。走了一趟下來，也去拜了媽祖廟，寫出提綱後才曉得難度很大。想在台灣的電視上搞《河殤》式的深沉和詠嘆，恐怕有些不合時宜了，再說，你在台灣哪裡去找類似龍、長城和黃河這樣的大象徵？台灣的文化現象已呈多元，多得散掉了原型原味，捕捉不到文化的象徵符號，對於拍電視來說，就很忌諱了。我看過小野的新作《尋找台灣的生命力》，那麼詩化的鏡頭和解說詞，卻彷彿並未「尋找」到什麼，這不怪小野，實在是從文化角度已經很難說清楚台灣究竟是什麼。因此，依我這僅僅來過台灣三次的過客，就想在此地五花八門的文化人跟前說長道短，那結局不是落個「海外怪談」，就是「中原沙文主義」。所以，要談也只能談點感覺，一個過客的感覺。 說來也有趣，我倒發現在台灣有很多人內心深處都有某種客居感，好像並沒有把這個島當作他們的根之所在，對許多外省第二代來說，彷彿是他們的父輩，被一場莫名其妙但又不可抗拒的風暴颳到這個島上來的，那好像完全是生命中的一個偶然。這樣的偶然又給大家都編織了差不多雷同的「創世紀」和童年故事，彷彿不是這樣的話，大家各自該有另一番色彩豐富一點的來歷。「眷村文化」作為一種對鄉土、山河、關帝廟、社戲乃至鄉音俚語的替代品，成為塑造一、兩代人的文化資源，這情形，其實同大陸生長在大城市裡的幹部軍人子弟一樣，是中國一代與傳統文化斷乳的「貧血兒」。在台灣，他們的代乳品是美、日商業文化，在大陸則是來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蘇聯的普羅文化和法國的大革命精神。在精神、價值層面，都不會有多少來自根的感覺。只不過，我們大陸人或許還能觸摸到黃河、長城（雖然只能讓你意識到那個半個世紀前的民族符號）、生出某種「祖國」的感覺來（這也只是一個四十年的祖國），而在台灣眷村長大的人連這種觸摸也被阻隔了。我想，我們這類人的感覺裡，常常只有一個政權和它的意識形態和它的領袖，不會覺得有土地爺、水神和菩薩，不會覺得那山上的樹林裡有野狐樹怪，失去對土地的感覺，便從根本上失去家國的概念。許多外省人至今把他們的家國概念寄託在已經「淪陷」的大陸，而在台灣只成為附著於一個失去土地的政權的「巴勒斯坦人」。這是一種孤島式的困境。 那麼，對於二百年前「避秦」（或謀生）渡海而來的閩南人，卻有另一種孤島式的困境。首先，台灣長期的殖民歷史，不斷的政權更迭，使他們無法產生對國家的認同，對這片土地多少有點「海盜」心理，所以乃是一種三百年的客居感。他們的祖廟在湄州那邊，落葉歸根要去那裡。大概國民黨帶了一批外省人過來，才激出了台灣閩南人的本土感覺，那卻只有四十年的歷史。就這四十年裡，不認同國民黨政權的閩南人，能找到的也只有「明朝中國」的認同歸宿，如果再加上割讓日本的「日治五十年」，這種形式的文化心理更形複雜，有一種土地和政權、家與國的雙重失落。台灣文化的那種哀怨悲情的基調，大概與此有關。 因此，除了本土化——不管是政治上的、文學上的和文化上的，我看不出台灣有什麼其他出路。而這種本土化，是不分外省人本省人的，無論從擺脫國際困境出發，還是從紓解文化心理的緊張出發，政治家和老百姓都需要本土化。事實上從七○年代始成氣候的台灣本土運動，乃是與美國斷交，台灣變成國際孤兒的大氣候催化出來的，並非僅僅源於當時孤獨的反體制力量或台獨勢力——歷史常常只是非預期的後果。 我在中南部遇見一些詩人、藝人、環保志願者和民意代表，他們用不同話語向我傾訴了對這土地的感情，這是我在大陸很少有體驗的。大陸官方意識形態充斥著空泛而粗糙的「愛國主義」，山岳大川都成了他們的政治符號，祖國就是黨，無論白樺式的苦戀還是劉賓雁式的第二種忠誠，都被視為異端，這使得年輕人不得不懷疑我們傳統裡的那種屈原精神的價值，從而會產生劉曉波式的激烈反傳統，和《河殤》式的詰問民族傳統。曾經風靡大陸的尋根派文學，從那文化的根上尋來的，也大多是所謂「劣根性」。我們曾在《河殤》裡面對祖先眷戀土地的「內陸心態」進行鞭笞，認為那是落後的淵藪，也證明了大陸那種壓迫性的「愛國主義」教育，由於化約和剝奪了人性，它使一代人失去了對土地的感覺。 就我所認識的台灣朋友，細察他們對土地的感覺，乃是一種源於人性、超越功利的價值——人道、民主、社會公平、綠色和平。把各種各樣的本土意識拆解開來看，無論是反體制的、反國際霸權的、反大一統的，反現代化的、反商業化的，都是基於人的某種覺醒。只有當人們對鄉土產生根性的超越功利、唯此為大的認同，才不會再僅僅停留在被養育的、必須回報鄉梓的感覺上，後者乃是某種可能被政治和社會功利化約掉，並進而也將人性化約掉的舊式鄉情。我想，正是台灣這樣一個孤島的獨特歷史與環境，它被「祖國」拋棄的痛史、它的受盡世態炎涼的經驗，它四十年處於高壓冷眼下的驚悸等等，雖使台灣人民內心充滿隱痛和暗傷，但許多人總算在這塊土地上找到了慰安和踏實，轉而愈加不能忍受對這塊土地的糟蹋。 從台灣的本土特性、地域、方言、文化，也令我想到廣東人、上海人、東北人等又何嘗不是這樣？他們都常常情不自禁地顯現他們的地方性和方言，只是，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越露骨，而落後的地區則是被壓抑。地方性的張揚，才是生命力的一種甦醒。我一直覺得，中國的「大一統」格局淹沒了無數地方性、民族性文化的源頭活水，中國在整體上怎會不僵化呢？至今，大陸還談不上任何地方性的本土化，廣東人充其量也只是有一點經濟上的優越感，嶺南文化彷彿還被冷凍在明清時代。那麼湘湖文化、閩南文化、中原文化、關西文化、吳越文化、蜀文化、苗文化、北方遊牧文化等等呢？基本還都被壓在岩層下面，只能看到出土文物、民謠和古裝戲而已，這樣一個中國，豈非孔子、秦始皇、黃河長城或共產黨的代名詞？ 【「雅言」顏擇雅之雅】 我第二次升騰台北一〇一景觀餐廳，是去赴顏擇雅的宴請，季季作陪，在另一邊的「隨意鳥地方」吃西餐。我們的結識，是顏擇雅當年任職時報出版公司版權室主任時，把我的書推薦給美國著名的Knopf出版社出了英譯本。更欣慰者，乃是她最欣賞我的書，而她是一個品味極高的讀書人。這一點後來更由她辦一人出版社「雅言文化」的傳奇業績，再次證實。良好的知識訓練，使她可以邀遊英文書海而準確捕撈精品到中文出版市場，那準確也涵蓋了中文讀者的胃口和興趣。 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成為「金石堂二○○二年度十本最具影響力的書」，顯然她是看準了「中國崛起」對台灣社會和民眾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心理威脅，那便是市場；接下來一本《優秀是教出來》，五個月售出十二萬冊，全憑她在中小學校的有效推銷所致，因為她具備闡明「教育」這件事的充分知識，而一般出版人士則只懂市場。 以顏擇雅的鑒賞力只做出版，其實有點屈才，她談起文學，見解高於許多文評家。她常向美國書商介紹中文地區的小說、散文，有一次她寫電郵給我： 由於「文化屏障」（culture barrier），我並不認為非常優秀的散文，比如楊絳的《幹校六記》，現在可以介紹給非中文的讀者，現代「中國經驗」還沒有被西方讀者所了解。很多非猶太的讀者已經可以大量閱讀關於「大屠殺」書籍、非法文的讀者可以閱讀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即大屠殺與法國革命的經驗已經跨越國界。但是「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世界共同的記憶。 ——這在中文世界乃是罕見的睿識，亦從某個側面鞭笞了中國文壇的低水準。 【「殷海光故居」庭院深深】 那天離開「明星咖啡館」時，季季特意又買了一盒俄羅斯軟糕，吩咐我帶給傅莉。她約我臨走前再談一次，又問我最想看什麼，我說「殷海光故居」。我們約在捷運民權西路站碰頭，然後一路去公館站台大附近，繞著台大院牆漫步，季季說「殷海光故居」禮拜一正好休館，她事先找到「殷海光基金會」董事王汎森——余時教授的博士弟子，我跟他在普林斯頓有緣結識——如今已是中研院副院長，他請基金會董事長潘光哲特別通融，請人來給我們開門。「人家兩點鐘等我們，先去吃碗牛肉麵吧。」 我們順溫州街十八巷一路找到最深處的一個院落，一位女士應門，並引領我們順客廳、書房、臥室，一一講解、參觀，還看了殷海光生平的一段視頻，然後來到後面的庭院裡。花木茂盛令人驚羨，而殷先生掘河堆山的悲憤，又令人斷腸。我之仰慕他，不止因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第一人，也不止因他高中時代即「先知式」地窺破所謂「列寧黨」之邪惡，而在於林毓生教授詮釋他「以一個讀書人扮演了近似反對黨的角色」，無疑沒有他便沒有台灣之今日。所以，殷海光雖憂憤成疾，得年僅四十九，他卻以這異常短促的生命，將正面的個體價值最大化至極致，那恰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於德拉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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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