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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21 05:47:32瀏覽100｜回應0｜推薦6 | |
Excerpt：《香港文學大系：文學史料卷》 一切都從頭開始，從設計信箋信封，編輯部的單據，一直到招攷記者和校對，佈置安排在閣樓的編輯部，以及其他無數繁雜和瑣碎的問題和工作。新的人材進來參加，工作煩忙而平靜地進行，到了七月初，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然而有一個問題却使我不安着，那便是我們當時的總編輯，是已聘定了樊仲雲。那個時候，他是在蔚藍書局當編輯，而這書局的敗北主義和投降傾向，是一天天地更明顯起來。一張抗戰的報怎樣能容一個有這樣傾向的總編輯呢？再説，他在工作上所表現的又是那樣庸弱無能。我不安着，但是我們大家都不便説出來，然而，有一天，胡好先生却笑嘻嘻地走進編輯部來，突然對我們宣説：樊仲雲已被我開除了。胡好先生是有先見的，第二年，他便跟汪逆到南京去作所謂「和平救國運動」了。 那個副刊定名為「星座」，取義無非是希望牠如一系列燦爛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着，或是說像星島日報的一間茶座，可以讓各位作者發表一點意見而已。稿子方面一點也沒有困難，文友們從四方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説，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裡寫過文章的。在編排方面，我們第一個採用了文題上的裝飾插圖和名家的木刻，漫畫等（這個傳統至今保持着）。 這個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的報紙，無疑地獲得了意外的成功。當然，胡文虎先生的號召力以及報館各部份的緊密的合作，便是這成功的主因。我不能忘記，在八月二日胡好先生走進編輯部來時的那一片得意的微笑或熱烈的握手。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是專對着「星座」副刊了。 然而「星座」也並不是如所預期那樣順利進行的。給與我最大最多的麻煩的，是當時的檢查制度。現在，我們是不會有這種麻煩了，這是可慶賀的事！可是在當時總總你想像不到的嚕蘇，都會隨時發生。似乎「星座」是當時檢查的唯一的目標。在當時，報紙上是不准用「敵」字的，「日寇」更不用説了。在「星座」上，我雖則竭力避免，但總不能躲過檢查官的筆削。有時是幾個字，有時是一兩節，有時甚至全篇。而他們的「違禁」的範圍又越來越廣。在這個制度之下，「星座」不得不犧牲了不少很出色的稿子。我有時不得不索興在「星座」上「開天窗」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可是這種空言抗議，後來也辦不到了，因為檢查官不容我們「開天窗」了。這種麻煩，一直維持到我編「星座」的最後一天。三年的日常工作便是和檢查官的「冷戰」。 這樣，三年不知不覺的過去了。接着，有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清晨，太平洋戰爭爆發起來了。雖則我的工作是在下午開始的，這天我却例外在早晨到了報館。戰爭的消息是證實了，報館裡是亂烘烘的。敵人開始轟炸了。當天的決定，「星座」改變成戰時特刑，雖則祇〔出〕了一天，但是我却慶幸着，從此可以對敵人直呼其名，而且可以加以種種我們可以形容他的形容詞了。一第二天夜間，我背着棉被從薄扶林道步行到報館來。我的任務已不再是副刊的編輯，而是譯電了。因為想火的關係，有的同事已不能到館，在人手少的時候，不能不什麼都做了。從此以後，我便白天冒着炮火到中環去探聽消息，夜間在館中譯電。在緊張的生活中，我忘記了家，有時竟忘記了飢餓。接着炮火越來越緊，接着電也沒有了。報紙縮到不能再小的大小，而新聞的來源也差不多斷絕了。然而大家都還不斷地工作着，沒有絕望。 接着，我記得是香港投降前三天吧，報館的四週已被炮火所包圍，報紙實在不能出下去了。消息越來越壞，館方已準備把報紙停刊了。同事們都充滿了悲壯的情緒，互相望着，眼睛裏含着眼淚，然後靜靜地走開去，然而，這時候却傳來了一個欺人的好消息，那便是中國軍隊已打到新界了。 消息到來的時候，在報館的只有我和周新兄。我們想這消息是不可靠的，但是我們總得將牠發表出去。然而，排字房的工友散了，我們沒有將牠發表出去的方法。可是我們應該盡我們最後一天的責任。于是，找到了一張白報紙，我們用紅墨水儘量大的寫着：「確息：我軍已開到新界，日寇望風披靡，本港可保無虞」，把牠張貼到報館門口去。然後兩人沈默地離開了這報館。 我永遠記憶着這離開報館時的那種悲慘的景像，牠和現在的興隆的景像是呈着一個明顯的對比。 選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香港《星島日報‧星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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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