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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21 05:28:46瀏覽452｜回應0｜推薦5 | |
| Excerpt：吳魯芹的《師友‧文章》 續讀吳魯芹的《師友‧文章》。 從這本散文集挑選了一篇〈小說死也未？〉，雖然文章略長，段落似乎不夠明確，但觀察細微，論述有理，建議可考慮一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81709 師友‧文章 作者：吳魯芹 出版社：九歌 出版日期：2007/10/01 語言：繁體中文 本書收錄吳魯芹先生紀念恩師陳通伯先生、章淪清先生和好友夏濟安的文字，在感傷氛圍中流露對師友的真情。另有數篇文章探討小說的興衰，細膩分析美國的文市，分享個人閱讀的心得，更有吳魯芹先生最擅長的諧趣自嘲之作。 【Excerpt】 〈小說死也未？〉 中國的新小說，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前程似錦；但是在英美，竟然有人以爲小說已經進入衰境，甚至於宣告它的死亡。這種說法並非始於最近幾年；只不過近年來由於小說家自身的辯護，情形似乎更熱鬧了一點，說的人口吻似乎也更肯定了一點。 文學批評史上從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交手開始，對詩的攻擊與防禦，占的分量最重，詩人為防禦所作的戰鬥，真是有聲有色，與有些不朽的詩篇，幾乎可以同垂不朽。小說一向被認爲小道。歐洲人大約從十八世紀開始，才有所謂「正宗小說」，此後名家輩出，小說也盛極一時。唯其因爲「正宗小說」歷史之短，它的地位的探討，也只是最近的事。至於某幾部小說受人攻擊，文學史上的例子不少。哈代的《苔絲姑娘》曾受到許多抨擊，他只不過在日記上憤憤不平的寫著：「這怎麼受得了！誰再去寫小說，真是天大的傻瓜。」而《苔絲姑娘》也真的幾乎成為哈代小說創作中的絕響，至此而後，他只寫過一兩部小說。但是他並未寫「小說的防禦戰」一類文章。近年來的情形可不大一樣，也許因為事關某一種文學形式的存亡興廢，本身的藝術價值遭遇到否定的難堪，小說家們，尤其在美國，不免悻悻然，有的如海克司（Granville Hicks），甚至聯合同道，大聲疾呼，建起一道抵禦敵人迫害的陣線。他們脹紅了脖子，否認自己所抱住的形式是骸骨，他們說小說不僅未死，而且來日方長，大有可為。宣判小說已到彌留狀態的人，不是無知，就是蓄意謀殺。但是他們的論據，也許犯了賣瓜說瓜甜的毛病，似乎並未能卻敵，他們的成品又似乎並不足說服讀者。我們在一旁看熱鬧的人，無可如何，亦唯有同情他們的感嘆：小說向來就有敵人——只是於今更烈。 小說的確自來就有敵人，它的受尊敬也還是近一兩個世紀的事。承認它比歷史更眞實，說什麼歷史的記載只有名字是真的，其餘全是假的；而小說除去名字是假的，其餘是真的居多，畢竟是極少數別具慧眼的老實人。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紅色A字》的前言中，就想像到他的一位祖先向人發牢騷：「那小子是什麼玩意兒？寫小說的！這算哪一種行當！這沒出息的傢伙，做一個市井無賴，比這也壞不到哪裏去。」我國《漢書，藝文志》給「小說家者流」所下的定義，也是「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比起史官的威儀，顯然差遠了。東西方對於以此一形式為表現媒介的人，所採取的瞧不起的態度與程度，可以說是大致相同的。但是近二十年爲小說算命的人，判定小說已回生乏術的人，出發點並不完全由於對小說瞧不起；相反地，實出於對小說看得重，對某一時期的小說特別推崇，認爲某些人已把小說帶到了最高的藝術領域。他們認爲小說最絢爛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除非有奇蹟發生，「小說已毫無復生之望：科學救不了它，藝術救不了它，祈禱也救不了它，它算是死定了。」 二 一九二三年，艾略特（T. S. Eliot）在討論一部近二十年來大家公認最早運用所謂意識流技巧最成功的小說時，就曾慨乎言之：「小說到了福樓拜與詹姆士之後已無可為了。」有誰不自量力想在這一行當中出人頭地，無異於選擇了一條死胡同。當代文學史家和批評家考萊（Malcolm Cowley）雖不是「小說的敵人」，但也曾十分婉轉地說，二十世紀的幾位大手筆如喬也思，如海明威，如福克奈（William Faulkner），如湯瑪司‧曼（Thomas Mann）已把小說的藝術帶到了某種極限，要想超越固然不可能，想找出別的路子，也未見得容易，若拿花來做譬喻，小說此一文學形式盛開的時間已過，毋待批評家的「掃帚」，它已到了自行凋落的類境了。 說小說此一形式已經「報廢」（Obsolete），已經「完結」（Finished），艾略特之外，梵樂希（Paul Amdroise Valéry）說過，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也說過。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發展到登峰造極，開始走下坡路，乃是常情。文學形式當令與否，亦有其客觀條件與時代背景。史詩的形式，不會重現於今日；伊利莎白時代的戲劇，儘管是寶貴的遺產，在十九世紀初葉，也沒有辦法與浪漫運動初期的抒情短詩爭寵。正如我們不也有過一個時期，知道「舊瓶」之終將不可為，要用「新酒」這一劑強心劑來挽回頹局嗎？一種藝術形式之「過時」，是並不足爲怪的事，問題是小說是不是已經「過時」？究竟是些什麼客觀條件促成小說的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什麼？ 說小說是先天不足的一種文學形式。，一如未足月的嬰兒，能活了這多年，已是幸事，不免是一種偏激之言。至於如考萊所說，某幾位二十世紀的大手筆已把小說藝術帶到某種極限，前途已無甚可爲，也頗有置疑的餘地。在一九○○以前，我們難道不照樣可以說，就小說寫作的技巧而言，狄更司、福樓拜、左拉、杜斯陀也夫思基，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極限，要想超越他們，已不可能。小說創作的可能性，不同於奥林匹克的競技紀錄，並不受人身生理限制的要求。小說藝術某種程度的極限，是小說家去創造的，不是批評家預先制定的。 小說的危機，似乎並不完全由於前輩們所說此一藝術已被帶到了某程度的極限。小說家在十九世紀是受到普遍的尊重與喜愛的，到了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很多人對於小說的觀感卻是不滿和不耐煩。這二十年照批評家賈瑞爾（Randall Jarrell）的說法，是「批評的時代」（The Age of Criticism）。他說現在的年輕人，寫詩的比較少，分析詩、解釋詩、批評詩，反而成為一種風尙。究竟創造能力與批評能力應該怎樣去品第高低，下斷語是難免偏頗的。至於說寫詩的年輕人少，評詩的年輕人多，亦不足懼，如果其中有人血液中有著作詩人的成分，諒也不會被這時代潮流淹沒，少產生一些壞詩，未始不是件好事。不過他說這是一個批評的時代，是甚有見地的。在此一時代，小說的大權旁落，並不足奇。還有一點情形是：別種文章，有把小說取而代之的跡象。 當代批評家屈林（Lionel Trilling）在評雷斯曼（David Riesman）的名著《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一文中，會提到文學有目動向社會學投降的模樣。他指出小說的特性之一，是對道德、倫理、社會風尙的探究與批評，如今這份任務大有拱手讓人之意，社會學也就老實不客氣以優先購買權（Pre-emption）的恣態，收歸己有了。其實取得這份產業的，還不止是社會學。今日刊載於雜誌上一些不屬於小說，也不能歸入學術性的文章，對道德、倫理、社會風尚所做的探究與批評，往往更透徹，其表現的手法，也是無瑕可擊的。有人說詹姆士等人把小說帶進了藝術的堂奥，但是今日一些高手所作的雜誌文章，雖不敢說已入了藝術的領域，但至少可以說「亦不遠矣」。。此類文章，實在是威脅小說生存的力量之一。具體說來，「批評的時代」，遠不如「非小說時代」（The Age of Non-fiction）來得更切實際，更能包羅萬象。 近一二十年「非小說」的發展，方面既廣，而且才多勢眾，就連一些規規矩矩畢生致力小說創」作的人，也費去不少時間去寫書評，寫隨筆，寫「報導文學」，寫林語堂博士所謂的「西洋雜誌文」。這些非小說的表現形式，其價値，他們向來認爲是遠在小說之下的。此一古怪的現象，稍微留意二次大戰以後英美文壇情況的人，就會注意到。更古怪的是這些人用了小說以外的形式，有時比他們寫的小說更臻化境，更栩栩如生，更深入，更動人，更具新意。美國銷路最佳的雜誌《讀者文摘》與《生活畫報》一向很少登載小說。《星期六晚郵》和《婦女家庭雜誌》本來是以小說爲號召的，現在據說改爲注重歷史傳記思想探討等類的文章了。 小說的形式已經只有被憑弔的份兒，似乎言之過早。但不景氣卻是事實。促成這種不景氣的客觀環境，有一部分應該歸咎於工業文明之登峰造極。此話看來似甚矛盾，工業文明發達的結果，帶給中產階級空前未有的多餘的空閒時間，而中產階級是小說的最大的主顧。但是工業文明，也帶給人們空前未有的忙亂，今日的中產階級，也許還不止是中產階級，有一通病，就是慌慌張張，恍恍惚惚，英國作曲家屠偉爵士（Sir Donald Francis Tovey）曾說這是時代病。他說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心不在焉的時代」（The Age of Inattention）。心不在焉，雖然不至於糟糕到聽若罔聞，視若無睹；但注意力不夠集中，使人們對藝術的欣賞，最多只能做到淺嘗即止的程度。然而一支名曲，一幅名畫，一部小說，是需要從容去咀嚼，需要思考，才能食髓知味，理解個中的底蘊。處在此種心不在焉的時代，大家都是匆匆行路之人，誰能從容爲絕藝而停步呢？ 工業文明的發達，也為我們創造了不少散散心的新玩藝，電影、廣播、電視，以及無數的畫刊，無一不在爭取人們的空閒，換句話說，也無一不是為了塡補人們的空閒應運而生的。這些所謂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藝術，不論在內容與技巧，與正宗小說有一根本不同之處，它們對讀者聽眾不但不苛求，而且盡量投其所好。小說則不然。小說家要求讀者去努力，依他們的觀點，是要求讀者去上進，因此他們說小說景氣與不景氣的問題，其咎全在讀者，與作者無關。馬克‧海力斯（Mark Harris）就說，「我只懂得寫。讓讀者努力學著去讀吧。」但是讀者偏不努力，周遭的環境，也協助他培養此種習氣，因為自有人替他先讀了，製成摘要，攝成電視，或者用十分悅耳的聲音，爲他播講大意，另外書評欄裏不著邊際的品第，更有助於海闊天空，東拉西扯時略帶一點書卷氣。久而久之，人們也就漸漸自以為看過「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的電影，就是看過海明威的那本名著。看過書評，並且拾人牙慧，不止有一兩回略抒所見，也就以為看過某書。聽過廣播大意，也以爲就是看過某書。無論這些傳達，透過哪種藝術形式，或者用的是哪種工具，當然亦自有其功用與價値，但都不能說那足以代替對小說藝術的欣賞。要了解一部小說，必得面對白紙黑字，一字不苟，研究其措詞鍊字，運思脈絡，聚精會神的讀下去，此一藝術形式，對讀者的要求，就是如此。奈何今日是個心不在焉的時代，好像這種正常的要求就嫌苛刻。 然而，在另一方面，社會對小說作者，亦未嘗不苛刻。就連在英、美，能靠寫小說豐衣足食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小說作者，誠如約翰·勃魯克所說，一面爲尋找題材，一面還要尋找謀生之道，而社會對他總不滿，嫌他未做到這樣，嫌他未做到那樣，嫌他未能為國家講話作民族的代言人回，嫌他未能「載道」。但是小說家，壓根兒是說故事的人，透過一種藝術形式說故事的人，他並不負有什麼時代使命，也未打算代替別的行當去挑別人的擔子。馬克·海力斯在為小說家辯護時就說：「我的本領就是說故事，我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語言學家，也不是心理學家，我並未打算去教育別人，或者去改造別人。」 但是，說故事，在今天也就並不容易。大約就小說創作的技巧而言，今天的小說作者可以說是難關重重。讀者眞清楚小說藝術所留下的偉大遺產，進而至於有能力作一番比較工夫的人，畢竟不會多，但今日兢兢業業致力於小說創作的人，無不知道走在他前面的是些什麼人。他們沒有摩西祖母（Grandma Moses）那種福氣。摩西祖母的清新，得力於她的茫然於前有古人。她的原始畫風，可以任她隨興之所至，如有神助，我們覺得她的風格可愛，一如我們聽到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突然蹦出一兩句逗人歡喜的短句，所感覺得到的一種清新之感。但是今日的小說作者，就不能像摩西祖母那樣作畫，也不可能像中國過去馮夢龍、凌濛初那樣的「講故事」，他無法不記得走在他前面的自然主義大師、寫實主義大師，以及今日猶健在的福克奈、海明威等等，今日的小說，就不可能有一種原始畫風。作家們動筆的時候，也不可能目中無人，忘記有過福樓拜，忘記有過詹姆士。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面，中庸者縛手縛腳的窘相是難免的。 我前面所提到的「活小說論叢」中，有好幾個人不止在一處在幻象（vision）、強度（intensity）、想像（imagination）等等名詞上兜圈子。似乎想像只有小說家才具備，只有透過小說形式才能傳達。這無疑是受了十九世紀美學理論的影響，以為想像與創造，是藝術製作的前提，在文學的形式中，只有詩歌、戲劇與小說，才會具備。此種見解，在今日聽來，未免有點抱殘守缺了。寫《釋夢》（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作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不是小說家；寫《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的杜癸越（Alexis Charles 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也不是詩人，但他們豐富的想像似亦不稍遜於詹姆士或者艾略特。果眞唯有詩歌、戲劇、小說，才算是創造，才有真正的藝術價値，那麼約翰生博士，多寫幾齣像《愛玲》（Irene）之類的悲劇，無暇計及《詩人生平》（Lives of the Poets），英國文學的遺產，會比現在更豐富嗎？ 四 問題似乎仍在小說家的本身，自悲身世，是大可不必的，馬克吐溫的《頑童流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y Finn）當年會遭禁止；《白鯨記》（Moby Dick）也經過不少沒沒無聞的歲月；當年懂得詹姆士的，又有幾個人呢？小說的未來，固然要看小說家在技巧上與前賢較量之後的結果，也還要看小說家和客觀環境的搏鬥，在兩面戰場上，他唯一的攻擊與防禦武器，就是寫小說，寫出好的小說。 我們前面引用過艾略特論喬也思的小說時說，小說到了福樓拜與詹姆士，技巧已高到不能再高，此後小說已無甚可爲了，但是兩年之後，他寫信給費士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道賀他《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問世，並且說，「看來美國小說自詹姆士之後，現在又邁進了一大步。」可見消滅敵人並不難。儘管人們說，小說已經死定了，一部好的小說的問世，就可以挽回頹局，起死回生。至於「迫害」，也不一定全無好處，心理分析家貝格婁（Edward Bergler）就說過小說家多半有點被虐狂。迫害也許是一種較重的鞭策，使小說家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利用小說的獨有藝術形式（這個形式當然還有改進的可能），對於宇宙和人生有更進一步的發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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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