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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2 05:26:23瀏覽714｜回應0｜推薦8 | |
| Excerpt：《狐狸讀書：董啟章隨筆集一》 續讀董啟章的隨筆集《狐狸讀書》。 以個人的閱讀經驗，挑選其中兩篇較有興趣的文章，分別是永井荷風和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印象中，林皎碧翻譯的《荷風的東京散策記》是自己最早接觸永井荷風的第一本書，接著《地獄之花》、《法蘭西物語》、《美利堅物語》、《江戶藝術論》都有可觀之處。 至於朱利安‧巴恩斯，如同董啟章在文中介紹的，《福樓拜的鸚鵡》以及《回憶的餘燼》都是相當精彩的作品。特別是《福樓拜的鸚鵡》，就傳記文學或混合的創新文體來說，這部作品在我心中占有一個不可撼動的地位。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22274 狐狸讀書：董啟章隨筆集一 Ghost on the Shelf 1: The Fox 作者：董啟章 出版社：聯合文學 出版日期：2022/04/21 語言：繁體中文 專注於長篇小說創作的董啟章，寫作生涯達三十年，從龐大的「自然史三部曲」到內在性的「精神史三部曲」，以及近年逐漸形成的「靈魂三部曲」，總能不斷帶給讀者感受風格多變的小說世界。身為一個寫小說的人，他同時也是重度閱讀者，若想了解小說家的文學源頭與風格養成，或可從其讀書的興趣與偏好裡一窺堂奧。 董啟章讀書隨筆集，即是他浸淫書本世界的啟發和感想記錄，收錄一百四十六篇，分作《狐狸讀書》與《刺蝟讀書》。此作亦是睽違十年後難得一次，作者發表大量非虛構文字，博聞多識、嚴肅通俗兼有的書話隨筆兩冊。 狐狸和刺蝟，被西方哲人用來比喻具有相反特質的兩類作家和思想家。上下冊的編選，大體上按照動物的不同性格，略作區分：狐狸跳脫不定，心思甚多，又和神仙鬼怪有關，於是作者把輕鬆漫談東西洋文學，和有關奇幻題材的文章放在第一冊；刺蝟一心一意，固執專注，沉潛內斂，第二冊則收錄思辨性較強、理論較多的文章。 【Excerpt】 〈東京散策〉 在東京散步最好有本地人帶路。之前遊東京，在作家友人中島京子的帶領下，逛過谷中和日本橋人形町，去過一些本地人才知道的老舊小店。這次京子帶我遊駒場，從澀谷松濤博物館開始，經東京大學駒場分校，步行到日本近代文學館。在文學館的特色咖啡店小坐一會，再參觀駒場公園內的舊前田侯爵邸，最後看了位於公園另一端的日本民藝館。 雖然常常說日本人十分重視傳統文化的保育，但今天的東京跟一個半世紀前的江戶，事實上已完全變貌。讀明治時期的小說，甚至是去到大正和昭和前期，都會看到東京市內處處都是田野、小山和樹林的描繪。比如說，現在很難想像上野原本是一片森林，或者河邊低窪地區堆滿了貧民窟。這些舊觀在城市擴張和現代化的進程中，以及在二戰末期盟軍大轟炸的破壞下，早就已經面目全非。在今天要遙想前代的江戶風情，除了看浮世繪之外，最生動的就是讀文學作品了。 在書寫舊東京方面，永井荷風的貢獻無出其右。長久以來，荷風被包裝成東京散策達人般被閱讀。他的著名散策文集《日和下駄》成為了追懷或想像種種往事前塵的導遊書。在日語中，「散策」指邊走邊欣賞風景的散步。查「散策」這個詞，在唐宋詩中已有，但現代漢語已很少用。「日和下駄」的意思是短齒的「晴天木屐」。永井荷風在這系列始作於一九一四年的散文中，為自己創造出腳踏日和下駄，手持蝙蝠傘（西洋傘）和小布包，於東京各區散步玩賞的形象。他抱著「宛如隱居者」的心態，「日復一日，不在世間露臉，不花費錢財，也毋需朋友，獨自隨心所欲，慢活過日子，種種思慮後的結果之一，即為漫步市內遊蕩。」 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生於東京小石川區的永井荷風，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父親先是政府官僚，後轉為實業家，堪稱時代的同步者。家境優裕的荷風自小卻喜歡漢詩、俳句和歌舞伎等傳統藝術形式。後來受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影響，寫過批判社會的小說《地獄之花》。父親不忍見其不務正業，安排他去美國留學。留美三年後，轉往他嚮往的法國，假工作之名，其實主要是遊歷。回國後在森鷗外的推薦下，任職慶應大學文學教授，創辦《三田文學》雜誌，算是幹上體面的工作。三年後父親去世，不再受家長拘束的荷風隨即離婚，更辭去教職和編務，靠著遺產度其餘生，直至一九五九年死於獨居的房子裡。在大部分的人生中，永井荷風除了寫寫小說和文章，就是無所事事地過日子。他的主要生活內容，除了在東京各處散步，就是狎妓。荷風刻意自外於文壇、社會和政治，以隱匿者的姿態，過著「高等遊民」的生活，表面看極為顏廢和消極，但細看他的小說和散文，其實繼承了江戶小民的不羈和率性，也即是對權威和正經事物的漠視和冷眼。 荷風痛恨明治以後新東京的建設。模仿西洋的建築物，架滿電線杆的街道，不倫不類的新潮流，毫不留情的都市重建和擴張，全都令這個「老江戶」心浮氣躁。唯一能做的，便是在這吞噬一切的變化徹底完成之前，盡可能地用雙腳去尋找舊日殘留的蹤跡，用筆墨去留住心底銘刻的印象。他的東京散策文章，雖然充满著地理和風物的資料，但一點也不死板枯燥，相反常常洋溢著對「家鄉」的溫暖感情，和對珍愛事物消逝的嘆息，並且對當下的所謂「文明」的橫蠻，加以辛辣的諷刺。 不過，我個人認為，舊江戶人的血脈，更強烈地在荷風的小說中搏動。他的早期傑作〈隅田川〉（1909），頗有桶口一葉〈比肩〉的痕跡，場景就設在淺草和吉原一帶的風月區，寫的同樣是一對少年男女面對成長的迷惘。自小就是同窗的長吉和阿絲，關係雖然親密，但因為年少而曖昧矇矓，所謂愛情一直沒有宣之於口。阿絲因為家境不好，被安排去當藝妓，長吉因而極為痛苦，無心向學，只想投身演藝界，以求跟成為藝妓之後的阿絲有相當的身分。長吉的舅舅夢月是個放棄繼承家業，當上俳諧師維生的不羈之士，但在妹妹的懇求下，卻勸長吉放棄當演員，好好讀書。長吉對前途感到無望，於冷天下水令自己感染傷寒，謀求自我了斷。舅舅夢月則後悔自己為何不敢站在外甥的一邊，支持他順應內心的追求，背離社會鼓吹的所謂正途。當中人生扶擇的矛盾，想必是荷風自身的體驗。 到了一九三零年代，更為成熟的荷風擺脫了青年期的猶豫，終於毫無保留地「做自己」，混跡於社會底層的妓女之間，完全棄絕「有用」和「有作為」的人生。這時期的小說已無道德的顧慮，放手描寫妓女的生涯和狎妓者的心態。《梅雨時節》寫咖啡店女招待君江的放蕩生活，已完全不是出於生存所需或者被他者脅迫，而是發自天性的欲望。《濹東綺譚》則道出初老的男性對妓女阿雪由邂逅到同情，再而到淡然離去的心境，實現的是古典江戸式「風流」的定義，也即是愛而不痴，欲而不迷。真正的江戶散策，其實是内心的足跡。 在網上找到的永井荷風的照片，無論是為群妓所擁，還是在戶外散步，皆穿一身西服。戶外者確實手持蝙蝠傘和小布袋，但腳上穿的卻是西式皮鞋。我有點懷疑，足踏日和下駄是不是他自我虚構的形象。然而，就算是那又如何？一如作家的文字，「日和下駄」最終只是一個意象，發出的是横街陋巷裡傳出的隔世跫音。 〈時代的噪音〉 有文學常識的讀者都知道，小說是虛構的。但是，某些類型的小說總會令人忍不住追問，當中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這些類型包括歷史小說、傳記小說、自傳體小說，以及日本的私小說。其中傳記小說（biographical novel）的描寫對象往往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所以性質和歷史小說有重疊之處。英國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二零一六年出版的 The Noise of Time，肯定會引起讀者對於內容真假的猜想，因為它涉及主角的政治和藝術人格判斷——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蘇聯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 當被問及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寫蕭斯塔科維奇，巴恩斯說，自己在高中首次接觸俄語，又愛上了古典音樂，蕭斯塔科維奇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蕭氏是二十世紀藝術和權力之間的鬥爭的象徵。他在史達林治下如何受到打壓和限制，以及他如何嘗試保存自己的藝術完整性，甚至不惜向權力低頭和妥協，箇中承受的痛苦，並不是生活在西方自由社會的創作者所能想像的。巴恩斯表示寫作要求作家跨到自己身處的世界的對立面，而現在正好是時候寫這個題材。但他連忙強調說，絕不是因為普京掌權而寫這部小說。 很明顯，巴恩斯拒絕所謂的政治動機，就算是在如此高度政治化的題材上。他甚至令人覺得，他要在當今「泛政治化」的文化藝術氛圍中，替「為藝術而藝術」平反。只要讀到小說互相呼應的開頭和結尾，那個優美得不得了，但又瑣碎得不得了（因而非政治化）的場面，那個超越「時代的噪音」的畫龍點睛的美妙三和弦，我們對小說家抱持的藝術價值便會心領神會。（這段前言和後語肯定是構虛的：在二戰期間，主角蕭斯塔科維奇和一位不知名的友人，在大後方的火車站月台上，跟一個行乞者碰杯小酌。三個劣質玻璃杯，裝著分量不均的伏特加，輕輕觸碰的時候，發出一下清脆的三和弦。）這就是作者假主角之口（或者根據他所理解的作曲家本人的想法）所說的：“Art is the whisper of history, heard above the noise of time.” 蕭斯塔科維奇絕不是英雄，他甚至可以說是懦夫的典型。他在極權國度多次被整肅，音樂被禁，甚至曾經徘徊於被逮捕和槍斃的邊緣。小說正文的開場，是那個流傳已久的場面。為了避免自己在家人面前被強行拉走，蕭斯塔科維奇連續多個晚上拿著行李，通宵站在家門外的電梯大堂，等待秘密警察的出現。事件源於他的歌劇被史達林親筆在《真理報》上判定為“muddle instead of music”。對一個音樂家來說，那等於宣判了死刑。蕭氏幸運地避過此劫，因為負責他的案件的主管自己先被清算了。 到了戰後，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決定派員參加在紐約舉行的文化及科學界促進世界和平大會。史達林親自打電話給蕭斯塔科維奇，指派他為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因為他在西方擁有很高的知名度。蕭氏在無可選擇下答應了，結果換來的是一趟屈辱之旅。他當眾讀出黨為他準備的講稿，公開否定他心中一直崇敬的同鄉史特拉汶斯基，完成了一場人格自殺。西方世界的支持者在他入住的酒店外呼叫，示意他只要從窗口跳下去，他們便會用救生網把他接住。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不願意遵從人權鬥士的旨意，成為殉道者。 然而恥辱並未停止。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政治融冰，壓迫看似緩和，但蕭斯塔科維奇已經失去了抵抗的意志。他被「邀請」入黨，那個他一直拒絕加入的，殺人的共產黨。可是，為了保存自己的音樂，他最後屈服了。據說入黨之夜他痛哭流涕，之後寫了《弦樂四重奏第八號》以明己志。當然是以隱晦的，諷刺的方式。之後，他簽署過許多惡名昭彰的公開信，譴責過許多忠良的異見者，包括索忍尼辛和沙卡洛夫。蕭氏的後半生，無疑是不光彩的。如果要幫他開脫的話，也只能說他天真地相信，藝術超越政治；作為政治人的他只是一具行屍走肉，但作為藝術家的他，到最後依然奮力保護音樂的純粹。 以今天對正義的要求來說，這樣的理由肯定是不收貨的。連帶寫蕭斯塔科維奇而又不批判他，甚至還同情他的巴恩斯也很有可疑之處。又或者「懦夫」兼「同謀者」蕭氏根本就不值一寫。對於為何以這個人物為小說對象，巴恩斯除了訴諸個人喜好，似乎不願多說。他只是說：“At a certain point I thought now is the time to write about Shostakovich.”我私下認為，他對時下流行的簡單化和兩極化的政治道德思維，是不感認同的。 有評論認為，巴恩斯筆下的蕭斯塔科維奇的性情不夠俄國，太英國了。可是，甚麼才是「夠俄國」呢？我倒以為，這反而是一個英國小說家寫一個俄羅斯音樂家的有趣之處。重點並不在於這部小說夠不夠「真」，而是在於，在這樣的文化落差和處境對立之間，如何產生另一種對於「真」的理解。這不是事實上的真，而是藝術上的真。 巴恩斯的成名作，一九八四年的《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其實也可以算是局部的傳記體小說。二零一一年獲得曼布克獎的《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an Ending），主題卻是記憶（以至歷史）的不可靠。（二零一七年改編電影上映，港譯片名《謎情日記》。）難怪 The Noise of Time 出來的時候，讀者會猜想這次不知會玩些甚麼花樣。巴恩斯誠懇地說：「當你閱讀的時候，我希望你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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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