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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4 05:28:47瀏覽633｜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米沃什的《被禁錮的心靈》 〈凱特曼〉能在多層次上進行，這取決於個人所處的位置和他的思想準備。照我的觀點來看，這既是一種精英現象，也是一種大眾現象。在縣級的小城鎮裡，這種「凱特曼」的遊戲儘管不是很複雜，但是在那裡也有人喜歡玩這種遊戲，即：「我心裡知道，但我不說。」然而在上層，「凱特曼」是既與別人，也跟自己玩更高級且精鍊的遊戲，就像我那位已去世的朋友老虎 (譯註：尤留什‧塔杜什‧科龍斯基 [Juliusz Tadeusz Kroński, 1907-1958]，波蘭哲學家、歷史哲學家，學生和朋友稱他老虎。) 那樣。 這本書是悲觀的，但是在描述「凱特曼」時，其中也包含了希望，因為不同的「凱特曼」都展示了內心的自由，簡言之，這意味著極權主義大廈坍塌了。 …… ——米沃什答波萊茨基，〈開船之前的恐懼——關於《被禁錮的心靈》的對話〉 閱讀了一本艱難的書。米沃什的作品總是如此不容易閱讀，但倘若自己選擇不讀，豈不可惜？ 米沃什在這本《被禁錮的心靈》引述了「凱特曼」(Ketman) 一詞，並拆分各種面貌，如民族凱特曼、革命純潔性凱特曼、美學凱特曼、形上學凱特曼……，但不知為何，我第一個聯想到卻是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主角大庭葉藏總是一再偽裝自己。 「凱特曼」的存在是必然還是偶然？而米沃什在問答中提出這是悲觀當中隱含的希望，但我卻是相當懷疑「凱特曼」可能無所不在，我想這應該是真正的悲觀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27749 被禁錮的心靈 Zniewolony umysl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原文作者：Czeslaw Milosz 譯者：烏蘭 出版社：傾向 出版日期：2011/12/15 1930年代至40年代，米沃什歷經波蘭屢受侵略、瓜分，二戰期間，目睹華沙在納粹德國的破壞下變成了廢墟。米沃什關切著斯土斯民的命運，他從反納粹戰爭開始就積極參加了波蘭的抵抗運動，在淪陷的華沙與法西斯德國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二戰結束後，波蘭雖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立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米沃什亦曾任波蘭駐美使館和駐法使館的文化參贊，然而他認為政府當局要求藝術家作品中「革命」服務，侵犯了作家特有的職責。於是米沃什在1951年初要求在法國政治避難，從此自我流放到西方。 米沃什在法國流亡了十年，1960移居美國，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任教。1970年加入美國籍。 1989年後，米沃什結束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波蘭，在古城克拉科夫定居直到2004年8月辭世。儘管米沃什的一生漂泊不定，並精通多種語言，然而他始終堅持用其家族從16世紀起就使用的波蘭語寫作，儘管米沃什過去的出生地已被畫為今天的立陶宛，他仍然把波蘭視為祖國。本書是米沃什政論思想的奠基與成名之作。 作者簡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 波蘭著名詩人和作家，現居美國，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二戰期間，曾積極參加華沙地下抵抗運動，戰爭結束後，曾任波蘭駐美國和法國的文化參贊，1951年流亡巴黎。出版過多部詩集和詩歌翻譯作品。本書是米沃什政論思想的奠基與成名之作。 【Excerpt】 〈凱特曼——偽裝〉 在帝國權力辯證法的壓力下，知識份子的思想充滿矛盾。要抓住這些矛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一種全新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俄羅斯人 (統治民族) 中没有，而在西方 (在那裡不僅存在，而且成了一個群體)，支持新信仰的人們由於無知也不知道。人民民主國家的任何公民面對這些現象既不能寫出來，也不能大聲議論，使得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存在這些矛盾。受到中央控制的國家公民 (特別是知識份子、精英階層的代表們) 的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成為演員。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你很難辨別他們是不是在演戲，或者在什麽地方演戲。因為，人們不是在劇院的舞台上演戲，而是在大街上、辦公室、工廠、會議廳，或他們的起居室裡演戲。然而，這需要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須戰戰兢兢，時刻處於警覺狀態；說話必須考慮後果，三思而後言。因為，每個在錯誤時刻做出的微笑，每個表錯情的眼神，都會招惹懷疑、指責，帶給自己危險。甚至人們生活的方式、說話的語調或喜歡佩帶的領帶顏色，也都會被解釋為暗示著某種政治傾向。 東方的訪客到了西方後會感到驚訝，因為在與西方人 (無論是與火車站的搬運工或計程車司機) 的接觸中，都不會遇到任何障礙。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輕鬆自在，在這些人當中看不到那種低著頭、不斷轉動著眼珠子、洩露內心緊張的神經質表情。他們可以隨意表達想法，可以開懷大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真的有可能如此單純嗎？ 在日常的生活中演戲與在劇院裡的表演之不同點在於：人人都要在別人面前演戲，而且大家都清楚人人都在逢場作戲；而且，無論怎麽表演都不會被認為演過了頭，只要不被認出他的非正統性。問題在於怎樣把戲演好？如何學會進入角色？只有這樣才能證明，他為自己塑造的角色的人格是多麼真實可信。如果某人發表一個對西方充滿仇恨的演講，口氣中還帶著激憤，這說明，他內心中真正懷有的仇恨，大約是其高聲叫喊的激憤程度的百分之十。如果有人冷漠而節制地譴責西方文化，那麽說明，他實際上對西方文化還有著部分依戀。眾所周知，人類的所作所為都含有相當的表演成分。人所做出的各種反應，甚至各種姿勢，都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來調整的，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常常會受到周圍人的心理狀態所影響。然而，在人民民主國家，人們所看到的是群體有意識的表演，而不是下意識的自然反應。一旦人們長時間進行這種有意識的表演，它就會在人的性格中留下痕跡，使其演技更上層樓。這就像一個擁有健全雙腿的人，經過跑步訓練之後，得以成為跑步健將一樣。人在經過長時間與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磨合之後，就會與該角色緊密地融為一體，以至於後來很難區分哪個是真正的自己，哪個是假扮的，甚至於夫婦倆在床上也得用口號式的話語彼此交談了。人一旦從被迫扮演的角色中獲得安全，他就會暫時放鬆自己時刻緊繃的警戒，在適當的時候，其行為就會變成反射性的自動反應。 這種現象也發生在文學領域，但撰寫宣傳詩歌的詩人至少不會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純理性的公式中。就像一個翻譯工作者會被原著的精神所「感染」，一個詩人也會期待自己所寫的詩歌可以在群眾集會上被集體朗誦，只要在一開始將自己調整至適當的基調後，詩歌就可以成為情感發洩的出口。在劇場，比如一個演員扮演熙德，那麽他在舞台上就是熙德。當然，演員不是只要年輕、體格健壯就能扮演好熙德，而是還需要某種天賦，能夠在自己的扮演中釋放出所屬角色的感情。就像我們迄今所認識的一樣，《熙德》可以說是打破社會常規的個人特質的表現。而新信仰詩歌的定義則是透過貶損個人特質來表現社會常規。因此，那些擁有戲劇天賦的詩人最能適應新的形勢：詩人塑造一個理想的革命詩人的形象，他所寫的詩句就是這個形象的内心獨白。他表現的不是自己，而是代替理想化的公民說話。結果，令人想起進行曲的歌詞，目的都是將行進中的隊伍連繋成一個整體。德國詩人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寫的某些詩句，可以作為這類口號式歌曲的最好例證，他的詩句比其他東方詩人的作品優越得多，因為在布萊希特的詩句中可以看出他的戲劇味道。 雖然遊戲已經與個人思想、特質的認同相去甚遠，但影響仍然相當廣泛，人們應當繼續保持警覺，長時間的偽裝已經令所有人處於一種不堪負荷的氛圍之中，但是也給偽裝者提供了不小的滿足。說某事是白的，而心裡卻想著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卻要表現出一種莊重的熱情；心裡明明憤憤不平，表面上卻一定要表現出某種愛；對身邊的一切要表現得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在欺騙對手 (其實對手也在欺騙我們) 的同時，也在高度評價自己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於是，遊戲的成功就變成了自我滿足的根源。同時要記住，我們頭腦中所隱藏的不能讓外人知曉的東西，對我們來說其實具有十分特殊的價值。因為頭腦中所想的東西都不能用言語清楚地表達出來，而凡是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的東西，往往更具備了單純的、非理性的情感魅力。人把自己隱蔽在内心的至聖所中，為阻止他人進入其中所須付出的代價越高，這至聖所也就越具魅力。 這樣大規模的實踐性群眾表演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常見。然而嘗試描述這種新習俗的變種時，我們卻在近東伊斯蘭文明中發現了與此極其類似的現象，那裡的人不僅善於玩這種遊戲以保護個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已經形成了永久機制，並被冠以「凱特曼」的雅號。 什麼是「凱特曼」？我在康德‧戈比諾 (Comte de Gobineau) 所著的《中亞的宗教與哲學》一書中找到了解釋。戈比諾在波斯待過很多年 (一八五五到一八五八年，他是法國駐波斯公使館的祕書，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三年則任公使)，我們不能否認他天生具有洞察力，即使我們不完全同意這個作家非常危險的結論。凱特曼和新信仰國家之間的習俗如此相似，以至於我允許自己大篇幅地引用它。 東方穆斯林世界的人們認為：「擁有真理的人不應該把個人、私有財產及其名聲暴露給那些上帝容許存在的錯謬、無知、愚蠢甚至邪惡的人。」因此，如果有可能，人們必須對他們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 「然而，」戈比諾說，「有時候沉默不再能因應需要，它或許就會以某種告白出現，那時人們絕不能有絲毫猶豫，不僅要公開否認自己真正的觀點，而且必須採取一切手段和策略來蒙蔽對手。為此，他就得發表一切能取悅自己新信仰的宣言，參加所有自己認為毫無價值的儀式，貶損和扭曲自己的著作，採取盡可能蒙蔽別人的手段，這樣他就能獲得巨大的滿足和成功，他不僅隱藏了自己，也隱藏了自己的親屬，沒有把尊貴的信仰暴露給那些無任何宗教信仰、庸俗不堪的人。最終，透過矇騙後者，並反過來指認後者所犯的錯誤並加以羞辱，指責其罪有應得，使其忍受精神痛苦。」 凱特曼讓實踐它的人感到自豪，因為有了它，信仰它的人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矇騙者之上，並獲得永恆的地位，儘管後者曾為部長或者是有權有勢的國王。對於使用凱特曼的人來說，後者就像是一個可憐的盲人，被剝奪了能行走的唯一道路，卻仍對之深信不疑；而你，儘管衣衫襤褸，即將死於饑餓，卻還有能力矇騙人。你腳下在顫抖，眼睛卻閃閃發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敵人的前面，你愚弄的是一個愚蠢的生命，你解除了危險野獸的武裝。這多麽令人愉快啊！ …… 顯而易見地，實行凱特曼意味著在對某事的反抗中實現自我。實行凱特曼的人由於遇到障礙而痛苦，但是如果這種障礙突然被解除了，他也許會發現自己反而陷入到更加痛苦的虛空之中。人的健康有時也需要由內在的違和來實現，而這常常是幸福的特殊變種。事情能夠隨意說出來的感覺，通常會比得去捍衛自己的至聖所從而產生的情感魔力無趣得多。對多數人來說，一直處於緊張、時時時刻都須提高警覺的生活狀態中，似乎是一種酷刑，但同時也給很多知識份子帶來一種受虐狂般的喜悅。 實行凱特曼的人在撒謊。但反過來說，假如他能說真話，就不那麼虛偽了嗎？一個畫家會竭力把違禁的 (「形上學的」)、對世界之美的陶醉偷偷塞進以集體農莊為題材的畫卷之中，可是一旦給予他充分的自由來作畫，他也許反而感到迷惘。因為，他覺得自己獲得的展示自由越少，所描繪的世界之美就越大。一個詩人幻想，如果他沒有受到政治任務的束縛，那麼他就能盡情寫他所能寫，當然也包括寫出他幻想中的美。然而，當他一旦擺脫政治任務的束縛時，幻想中的美卻隨風飄散、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凱特曼是一種善行，有利於培養人們的幻想，人能從中學會去愛在他周圍豎立的圍牆。豈知，人心中若缺少內核，新信仰就無法成功，也無法展現其莫大的魅魔力。新信仰透過把人置於其壓力下，從而創造出某種內核，或者說無論如何要讓他感覺到這種內核的存在。對自由的恐懼正是對虚空的恐懼。「人的內心一無所有，」我的辯證學家朋友曾這樣對我說，「你從自己身上永遠拿不出任何東西，因為那裡一無所有。你不可能離群索居而獨自在荒野中寫作。你要記住，人是社會力量的從屬現象。任何欲離群索居的人，終將會被毀滅。」這也許有道理。但我懷疑，難道這能超乎我們的時代而被當作是一種法則嗎？假如人真覺得其內心一無所有，那麼但丁就不可能創作出他的《神曲》，蒙田就不可能創作出自己的《隨筆》，夏爾丹也就不可能畫出一幅靜物了。當一個人承認自己內心一無所有時，他就會接受些什麼——即使他知道那是不好的東西；但如今人們所想要接受的，也許就是能與他人在一起，而不是離群索居。只要人相信這一點，那麼他的行為就沒什麼可以指責的了。或許最好能培育出一個發育健全的凱特曼，讓他臣服於壓力之下，因為這種壓力有時能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會冒險去相信過去多少個世紀以來智者們的宣稱——人是上帝的造物——以致慘遭失敗。 假設有人能在沒有壓力、抛開凱特曼的情況下生活，他或許會試圖去挑戰命運，那時他就會說：「就算我輸了，我也不後悔！」如果人能生活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如果人能為自己製造內心的反抗，那麼人的內心一無所有的這個說法就不對了。挑戰命運，也許就是他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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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