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At 2005/06/15 21:55:27, 趙X綱 同學 say:
最後，我們來看看明朝的滅亡，
明朝的滅亡來自於崇禎皇帝的前面所累積的壓力，
過份聽信大臣的饞言而忽略了現實的考量，收稅雖然擴充了軍備，
卻也導致更多的飢民流亡，
最後成了叛軍，軍隊的素質良莠不齊，最後民眾成了

「剿軍不剿匪」，加上許許多多的因素，如同前面所題，
我不再贅述，於是，明朝，從蒙古族手中奪回的江山，
就這樣再次斷送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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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我也寫《潛規則》這本書的讀書心得，
(若對《潛規則》有興趣，可參閱筆者"Books狂想"目錄下的拙作)

而我另一門通識的讀書報告寫的是<<國富論>>，

加上看到同學這段文字，
不知為何就會想起劉季倫老師在課堂上常常提及的：

「歷史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人類計劃的結果」

記得老師當時除了引述Oedipus Effect之外，
還舉了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固有的西方醫學以為人的軀體與人的精神無關，
所有的病症皆來自於人類身體器官之病變。
（以現代的醫學眼光來看是錯的，
早有科學證明人的精神狀態確實影響人的病症、病情）

於是解剖人體，專注研究人體內部之構造，
逐漸發展出一套具有理論基礎的完整醫學體系－解剖學。
而解剖學正是現代醫學之母。

中國人很早便認為人類的精氣神與肉體密不可分，
於是治病總要調氣養神一番，以現代科學驗證之結果，
中國人早期的醫學觀是相當正確的。

但錯誤的醫學觀促使西方醫學找到解剖學，
使現代醫學博大精深、突飛猛進；
相較之下，一開始正確的中國醫術，之後卻未有更大步之長進。

讀完《潛規則》與《國富論》，我有了類似的心得。

我簡單歸納如下：

中國由於土地肥沃，又服用適合小農經濟的儒家思想，
有效強化了中國帝國之穩定程度及富裕程度。
成為雄霸天下二千餘年且具有獨立生命的歷史活動主體，
佔據了歷史舞台的中心，譜寫了人類文明史上的輝煌篇章。

(但也因帝國之無可匹敵，導致了統治集團不受制約的自我膨脹，
及被統治者之過度侵害。)

儒家主張人性本善，藉由倫理之規範，必可使國家強盛。

（這也是趙普敢說：「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自信來源。）

於是著重於倫理治國之研究，未發展出科學研究的思維，
總習慣以道德眼光解釋大自然。

（看看中國人怎麼解釋"格物致知"便可得知)

所以把天災地變與小人作崇、國君昏庸劃上等號的想法，
在古代中國是習以為常。

而國家之所以滅亡，歸咎於小人作崇、國君昏庸所致，更形同是天經地義。

(紀網同學與《潛規則》作者亦認為如此)

恰巧《國富論》的作者Adam Smith似乎對中國的經濟頗有興趣，
時常用中國舉例驗證其說法。

（dam Smith了解的中國正巧是明末清初。
於是我得以用西方人的眼光來思考明朝滅亡另一導因。）

Adam Smith 多次在《國富論》提及當時的中國經濟狀況，
他認為中國雖一向是世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最好、人民最勤奮，
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
但卻長期處於『停滯狀態』。

並說中國忽略甚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隻進入國內一兩個港口，
無法達成西方法律與社會制度下，能夠達成的生意數量。(最大產出）
這樣的國家裡，儘管豪門巨室或大資本主享有不錯的安全保障，
但是平民百姓或小資本主不僅幾乎得不到政府的保護，
甚至隨時受到低級官僚假藉公平的名義肆意掠奪。
如此一來，在這個國家之內，各行各業實際運用的資本，
便永遠達不到行業本身的性質與市場範圍容許的最大資本數量。

簡單來說Adam Smith認為中國早達成帝國體制之下國內最大之產出，
而中國卻採取鎖國政策，導致國內呈現長期停滯狀態。
而我們知道，當社會呈現長期停滯狀態下，必將造成大量失業人口。
（明朝就是毀於這些失業流民之手。）

崇禎皇帝雖稱不上好皇帝，但他也不是明朝最無能的皇帝；
潛規則存在已久，也未必在明朝滅亡時最盛。

我認為潛規則就像寄宿在中國的吸血虫，當國家富有時，
吸血虫對國家生存是不具威脅性的；

而當國家產出停滯，人口卻持續成長，這吸血虫只是加速國家的滅亡，
卻不是國家滅亡之主因。

中國人習以德道來看待國家之興亡，於是沒有發展出經濟學。

(現代我們都不可否認，
一國之經濟狀況對於一個政權的存亡是佔了絕對攸關的地位。)

也難怪《潛規則》作者在後記中會說：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
這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
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
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

反觀西方的發展過程，羅馬帝國不比中國強而有力，
未能成功扺禦游牧民族而導致帝國崩潰。

分裂後的歐洲處於市場之割裂和戰爭的耗損，教會又削弱了國王的權力，
使得歐洲沒有一個國家有中國如此強大的掌控和暴斂能力，
且無法防止資本外流他國，
使得歐洲統治者不能像中國般大程度的壓榨、抑制商人的收益。
雖然商業活動亦被天主教所輕視，
但在歐洲仍無法阻止工商業的逐漸澎蓬勃發達。

一直到喀爾文教派的「預選說」在歐洲興盛，
出其意料之外為歐洲累積了大量資本，形成了歐洲資本主義之開端。
（以上採Max Web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說法)

而之後歐洲正是挾帶此資本主義敲開了中國帝國主義的大門。

可說歐洲亂世之失為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而中國在儒家思想掌控下，
發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制度，
卻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此外，西方經濟學之濫殤為Adam Smith之《國富論》，
其最核心的立論基礎在於『人是自利』的，
人在同情心與自利的相制約下，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
卻也造福了社會利益。
這便是Adam Smith有名的『看不見的手』之力量。

（以上取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的說法）

自利說成就了西方經濟學之發展；
而性善說卻使中國人摸不著國家衰亡的頭緒。

西方天主教認為人帶有原罪，進而萌生幽暗意識。

這種不相信人的態度，使西方發展權力制衡的政治體系，
逐漸形成一健全的法治社會。
最後反倒利用這法治社會充分保障人權。

原罪論促使了民主法治、重人權的公平社會；
性善說的儒家思想，支持了人治的社會，
卻衍生泯滅人心的潛規則，
使大多數的百姓過窮困、不公平的日子。

儒家思想使中國人受到倫理道德眼光之影響，
對於科學、民主法治、經濟學等，
中國人就像走在有隻黑貓的暗室中摸索，
沒有找到黑貓便否認了黑貓之存在。

Oedipus Effect在中、西歷史文化上履試不爽，
不斷驗證了劉季倫老師之言
「歷史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人類計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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