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脫離農門跳入城門幾乎什麼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難以逾越的門檻。戶口教育社保、醫療、住房，看似距他們一步之遙，但不知被什麼力量操控，怎麼努力也難以達到。相對收入不如父輩當年 工資「月光」是常有的事。

今年春節後各地出現招工難問題，不少廠家的招工廣告推出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務工者。

6月1日起，富士康對基層員工加薪30%以上，其中普通作業員月工資由900元升至1200元。

6月3日，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透露，中國已基本具備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條件，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應該會」出台；

6月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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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的管星星准備打「退堂鼓」了，父母也同意他去學駕駛，好回老家陝西寶雞開貨車，這比在杭州當流水線工人「強」。

2008年到杭州打工前，管星星在老家中專畢業，學的是「模具與鉗工」。兩年多來，他一直在洗衣機廠做工，工廠效益不錯，收入也穩定，但1500元月薪僅夠花銷，基本沒有盈余。從今年開始，「回老家」的想法不斷地冒出來，「這個行業，工資不可能大幅增加，我總不能兩手空空，到30歲後才考慮這個問題吧？」

初夏的傍晚，太陽的余暉灑進位於下沙的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緯一路398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生活區。剛下班的工人走進園區大門，擦肩而過的是較早下班，已換好便裝准備外出的工人，站在門口等著「拼的」。

他們基本與同住該處的管星星一樣，屬「二代農民工」。與父輩相比，他們更向往城市的現代、繁華，但收入卻高不過城市生活的門檻——正如他們目前所處的位置：有寬闊的道路直通市區，卻處在城市的邊緣。

「並非企業不願意增加工資，但以現有標准為基礎，浙江很多微利企業給工人加100元月薪還能承受，要是加500元，很多就要倒閉。」昨天，浙江省勞動保障科研院院長陳詩達告訴早報記者，相比上一代農民工打工之初，二代農民工的絕對收入倍增，但相對收入卻在減少。

一對父子：汪樹福、汪少林

相對收入不如父輩當年  工資「月光」是常有的事

跟父輩不同，二代農民工屬於發展、享受型，「父輩打工時要是沒地方住，可能就在地上打鋪蓋，二代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48歲的江西上饒人汪樹福感嘆：8年了，兒子的工資已經是自己打工之初的幾倍，可連養活自己都吃力。

2002年，已是兩個孩子父親的汪樹福走出老家的山村，到杭州為承包室內裝修工程的妹夫做木工，希望通過幾年辛苦賺錢回家，把造房子欠的1萬元還了。

汪家有5畝水田，每畝產稻谷約700斤，當年的谷價30元/擔出頭，全家務農年收入1000多元。汪樹福19歲開始學木匠，農閒時給別人做家具、幫忙造房子，還能有1000多元。但憑3000元左右的年收入沒法還債，何況還要負擔子女每學期500多元的學費和其他生活費。

最初，汪樹福在杭州做木工的薪酬是25元/天。大半年後他不干了——活太少，前後只有近80天有活可干，只賺了近2000元，他那間約13平方米的小房子租金就要220元/月。為省錢，很多時候一餐只吃1元的拌面。

2003年春節後，汪樹福通過職介中心找到現在的工作，給一家主營展覽的廣告公司做木匠，35元/天，沒有合同，沒有社保，更沒有保底工資。最初公司業務不多，汪樹福便在家裝公司兼職做木匠，但活也不多，兩份工加起來月收入才500多元，根本不夠開銷，第一個月便向妹妹借了100元，「我年紀大了，生活已經很節儉，但城市生活還是容不得存錢，很多時候根本不知道錢花哪兒了。」之後，公司業務拓展，他成了技術骨干，工資加到現在的120元/天，還有1800元保底工資，家人也陸續來杭州打工、團聚。但他表示，2008年前的6年，一家人還是沒存下錢，只是還了1萬元欠款。

2006年，兒子汪少林初中畢業後也來杭州打工，經過職校學習、車間學徒，2008年夏天在一家家用燃氣表廠找到第一份工作。因為有電路等基礎知識，很快由流水線上的焊接工轉為質檢員，月薪從800多元漲到1100元，每天還有7元餐貼，有合同、社保；第二年又被提拔為小組長，月薪漲到1500元；沒多久又調整到2000元，餐貼提高到20元/天，「但至今也沒存下錢。」

汪少林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到杭州便跟父母住在郊區，每月660元房租、數百元伙食費由父母負擔，家裡還有電腦，不用去網吧花錢。但除了工資向父母上繳一部分，月月還是沒有剩的。若不跟父母同住，就會像同廠其他小伙一樣——這些一線操作工月薪1500元，13平方米的房間每月租金、水電費約400元，每餐7元，還不時到小館子聚餐，每次100-200元。出租房裡除了床和櫃子，一般連電視都沒有，就靠上網聊天、網游度日，而網游一般要付費。如此下來，很多人每月還要家裡接濟。「按這樣的消費，在杭州月薪只有達到2000元才行。」汪少林說。

「二代農民工正在成為制造業勞動力市場的主流，他們工資『月光』是常有的事情。」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人士說。這家公司是大型勞務派遣公司，有勞動力14萬人，僅在其總部——位於下沙的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便有4萬人，其中七成是二代農民工。

多年研究浙江農民工現狀的浙江省就業局辦公室主任任建軍表示，跟父輩不同，二代農民工屬於發展、享受型，「父輩打工時要是沒地方住，可能就在地上打鋪蓋，二代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幾天，汪樹福正在杭州市第二人力資源市場找兼職，想利用最近稍空的工期多賺點錢。他原計劃買輛小三輪賣水果，因家裡太擠、沒地方停作罷。他感嘆，在杭州打工最初幾年沒能存下錢，「不是不節省，城市生活開支實在太大。」他舉例，自己現在日工資120元，是初到杭州時的4倍多，但生活成本也在漲：豬肉從3.5元/斤漲到8.5元/斤，最高時13元；蔬菜價格也漲了好幾倍。10年前，一餐飯只要吃碗1元的拌面，現在每次買菜都要20-30元。

「目前二代農民工的相對收入遠不如父輩打工之初。」浙江省勞動保障科研院院長陳詩達表示，國民收入的主體由居民、企業、政府組成，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這三部分的比例約為56︰18︰24，目前則為37︰30︰33，居民相對收入降低了19%，而國際一般水平是政府、企業所得之和不超過一半。同時，中國制造企業一線操作工的收入增幅又普遍低於GDP增幅、資本利潤率增幅，「即便是杭州這樣操作工薪酬較高的地區，近年普通勞動者收入的增幅也低於GDP增速。」

統計顯示，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在規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況下，一線工人的平均收入現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根本原因在於，一線員工沒有分享到企業發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調節仲裁司司長宋絹說。

一對朋友：黃春紅、譚芳芳

生活向城裡人看齊  月薪上漲反而入不敷出

在杭州幾年後，生活也開始向城裡人看齊，每月花200-300元買衣服，200-300元買化妝品；還不時與工友K歌，算上晚飯錢，一天開銷肯定超過100元。

比起父輩，二代農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希望融入城市。

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現有近600家工廠，近200家的規模在千人以上，是當地制造企業聚集地。去年，光是在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力資源服務中心登記招聘的崗位數就有近17萬個。2006年起，山東姑娘黃春紅便在杭州一家工廠打工，從一線操作工被提拔為組長，但奇怪的是：4年間月薪從1400多元漲到2500元，但每月盈余卻從最初的1000元趨向於零。

她表示，剛到杭州打工時周圍都是陌生人，休息天基本不出門，每餐都在食堂，住宿又是單位安排，每月開支僅400-500元。兩三年後有了朋友圈子，休息時常結伴而出，物質要求也明顯提高：同樣是食堂飯，每餐標准已經從3-4元提高到7-8元；買牛仔褲，最初只選40-50元的，現在一般在100元左右，「在城市生活，大家都這個標准，你就不願穿得太差。」

23歲的譚芳芳也來自山東，也是2006年到下沙打工，至今已在幾家不同企業的流水線間跳過槽，但說起存錢卻有同樣的感受。最初，她的月工資是1500-1600元，扣除房租、餐飲等開支能存600-700元，但去年月薪漲到2100元後反而存不下了。「關鍵是開銷大了。」她說，在杭州幾年後，生活也開始向往城裡人看齊，每月花200-300元買衣服，200-300元買化妝品，還不時與工友K歌，AA制，算上晚飯錢，一天開銷肯定超過100元。

「錦陽人力」在下沙有個生活區，住著公司派遣的7000多名工人，生活配套設施齊全，有食堂、網吧、提款機、超市。據相關負責人周星馳介紹，每月發工資時，提款機前總是排著隊，超市的生意也特別好，但大半個月後，就會出現工人在食堂只買份1.5元的蔬菜下飯甚至吃白米飯的現象，「二代農民工花錢缺少計劃性」。

據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力資源服務中心負責人凌海介紹，以下沙的制造業工人為例，其收入一般由最低工資標准、加班工資、獎金構成，近幾年的年增幅在10%左右，扣除社保等須繳費用後，到手的約1700-1800元。按下沙的普通消費標准，食宿便要佔去一半，而對二代農民工而言，娛樂、物質享受性的消費是大頭。

現在，汪樹福已打定主意：等兒女生了小孩就帶著孫輩回老家。他坦承，自己在杭州8年多，至今沒有1位當地朋友，「本地人看不起我們打工的。」他說，公司有位男業務員，是本地人，工資比他低，但除了交代工作，從不主動跟他和其他農民工說話。更重要的是，杭州的房價令他一輩子不敢奢想安家，「按我們全家的收入，無論如何買不起。」雖然他很清楚，只要買套100萬元以上的房子就能在杭州入戶，即便失業也能像杭州人那樣享受救濟。

但是，他那能報出杭州市區每條馬路路名的兒子汪少林根本沒想過「回家」這個問題。上個月，因為不滿工廠領導「看不起外地操作工」，也為了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他辭了職。雖然也會為下一份工作迷茫，但汪少林從未考慮過回老家，他甚至想過創業，「最高目標」是在杭州買房入戶。

「老家比起下沙來就落後10年，更不用說杭州市區了。」譚芳芳稱，2008年初，她曾在父母催促下短暫辭職回家3個月，經介紹進了一家肉聯廠工作，只干了1天就辭職，「車間都是難聞的雞肉味，工作環境沒法和杭州比。」她也為回家恐懼——在老家，像她24歲的年齡，只能嫁人，然後帶小孩，「可我根本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 不過，由於原先LED芯片廠的工作太累，1天12個小時還要倒班，她也辭了職，正在下沙人力市場找工作。譚芳芳已經有了也在當地打工的男友，夢想是能和男友在杭州買房、安家。

「如果進來的是年輕人，我說的第一句話會是『8小時工作制』；年紀大的，就說『薪酬可觀』。」在杭州下沙人力資源市場，「騰飛職介」的小張告訴早報記者，這是她的「技巧」。目前雖是制造企業招工的小旺季，但人更難招，所以要注重方法。而根據經驗，年輕人注重工作時限，不太願從事太累的工作；年紀大的看重收入，只要收入高，再累也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