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出租子宮? 

　　然而嬰兒並不是商品，代孕媽媽也不僅僅是製造嬰兒的「工人」。

　　殷天亮是內蒙古衛視的一位編導，由於錄製節目原因，她接觸了很多代孕媽媽，她發現：儘管很多代孕媽媽聲稱孩子和她們並沒有關係，但在和她們的交談中，她還是能感受到被有意壓抑的情感。這種感情與代孕媽媽的年齡成反比，如果代孕媽媽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對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難以割捨。身為代孕中介的林青對此並不否認：「通常我們會建議客戶挑選有過生育經歷的代孕媽媽，她們的身體經過考驗，情感也更加理智。」

　　在林青的資料庫裡，記者看到了一些代孕媽媽的資料。她們大部分在30歲左右，七成的人從來沒有過生育經驗。「保密」和「安全」是很多代孕媽媽在報名時反覆強調的兩點要素。她們只想完成使命，拿錢走人，並不想捲入其它爭端之中。

　　「大部分人做代孕媽媽是出於經濟原因。有需要還債的，有想出國的。」林青說。一個代孕媽媽一次代孕收益大約在10-15萬之間，這遠遠超過她們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錢，有的人缺孩子，雙方最終達成了交易。

　　對於「代孕」商業行為本身，中國國內還沒有學術機構或公益組織開展過研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德博拉·斯帕爾(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書《嬰兒生意》，專門探討了輔助生育市場的現狀。在接受《南都週刊》專訪時，她表示，最讓她吃驚的是：在她所接觸過的眾多行業裡，這是第一個很明顯存在買賣雙方，而且有金錢交易，但是卻沒有人承認他們正在從事商業交易的行業。

　　「當人們從事嬰兒交易的行為時，他們內心自然地認為這種商業行為並不讓人舒服。我完全理解他們的不自在，但是事實是，他們之間確實存在一種商業關係。」

　　在AA69代孕網上，「代孕媽媽」的級別被分為A—H級：A級標準最低，初中學歷，容貌一般，待遇4萬，到了H級，要求有本科學歷，容貌較好，待遇可以提到10萬元以上。這讓很多人覺得和在超市裡挑選商品並無二致。

　　「如果經濟上不困難，沒有誰願意做這個。畢竟有10個月你不能見到家人。」一位山東聊城的代孕媽媽告訴記者，她認識的大部分代孕媽媽都出於經濟上的無奈。

　　這是一次身體拿換金錢的冒險。

　　技術的革新總意味著新的產業，代孕的興起和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密不可分。

　　1988年3月10日，中國內地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於北醫三院。此後20年間，試管嬰兒技術迅速普及應用，據衛生部統計，從1988年到2004年，中國大陸約有1萬多例試管嬰兒出生。而目前，全國每個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國家正規資質的試管嬰兒單位138家，他們能夠製造的試管嬰兒總量相當可觀。

　　湖北同濟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該院共開展試管嬰兒手術1300多例，去年有1800多例，預計今年將達到2000例以上，幾乎每年都以40%左右的速度遞增。

　　當年主持中國第一例試管嬰兒生產的北醫三院婦產科主任張麗珠，在1996年又完成了首例代孕試管嬰兒技術。那時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項醫學技術革新，一般人的認識還停留在中國傳統的「借腹生子」，對此根本不瞭解。

　　張麗珠實施的6例代孕試管嬰兒中有5例獲得了成功。當時的代孕媽媽都是在親戚朋友裡找到的，沒有商業的因素摻雜其中。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衛生部出台《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嚴格禁止代孕母親的試管生產，這個新業務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醫學領域的禁區。

　　如今87歲的張麗珠已經退休在家，她沒有預料到的是，在衛生部禁令下達之後，社會上代孕技術並沒有停止，相反，正規醫療機構不能再做的事情由代孕中介和一些違規的私立醫院聯手轉向地下。

　　從2004年開始，一些代孕中介就在互聯網上嶄露頭角，扎根繁衍，一個龐大的秘密商業體系開始構建。到2009年，互聯網上已經存在有數十家代孕機構。這個產業究竟有多大，現在已經很難估算。在林青的QQ郵箱裡，每天至少都會有10多名委託人和代孕媽媽報名，忙碌的時候她甚至來不及把每封信件一一打開。

　　大部分代孕網站與私立醫院有密切聯繫。記者暗訪了多家代孕中介，很多代孕網站負責人原先即在醫院工作，有熟絡的人脈。由於正規醫院審查制度非常嚴格，在北京一般試管嬰兒只能在私立醫院完成。為了打消記者對醫院醫療水平的顧慮，「志願者代孕網」的負責人孫麗保證：可以介紹到一所位於北京海澱區知春路上的醫院，這家醫院是衛生部最早批准的一批具有試管嬰兒資質的醫院中的一家，主治醫生是一位擁有博士學歷的老醫生，成功率非常高。

　　在整個代孕費用中，醫院的費用佔到全部費用的30%以上，其中給醫院醫生個人的介紹費在3-4萬元不等，此外還需支付大約10萬元左右的醫療費。

　　更糟糕的情況是，一些技術並不成熟的醫院也紛紛加入代孕利益的瓜分之中。身為國內醫界泰斗的張麗珠深知這樣做的健康風險：「現在真正的弱勢群體是這些代孕媽媽，懷孕風險很高，一旦出現意外誰來保障她們的權利?」

　　北京的一位代孕中介告訴記者，曾有代孕媽媽在分娩過程中因醫療工作人員的技術失誤而造成輸卵管被切除。但他們沒有辦法，因為她所在代孕中介機構在目前這座千萬級人口的城市裡只有一家合作醫院，這意味著中介、客戶和代孕媽媽都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

　　一切進行下去的動力，源於客戶一個真實而強大的渴望：要有一個孩子。巨額利潤最終將醫院和代孕中介捆綁到同一個產業鏈中。

最後的途徑   

　　在AA69代孕網上，記者見到一份《愛心代孕合作協議》，其中第20條規定：「甲方、代孕方雙方一輩子永遠不得有打探對方的一切關於真實身份資料的行為。」

　　誰才是孩子的母親?這是代孕面臨的諸多倫理質疑中的一個。

　　有的國家規定「分娩者即母親」，有的地方則承認遺傳學上的母親，而代孕嬰兒的母親的認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後者，它更符合一個「契約上的母親」的定義。

　　但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契約都有可能是一紙空文。倫理上的混亂帶來了無盡的爭議。

　　在《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節目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極力反對代孕，他認為這種明碼標價的商業，是女性子宮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業和產業的目的。

　　和時統宇在現場激辯成一團的一位嘉賓是自稱「中國代孕之父」的呂進峰。中國代孕行業之火爆，從這個中年男子在電視上的頻頻露臉就能看出來。從外表看起來，極像一個中國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願意稱自己的中介公司為愛心公益組織，管他的代孕媽媽們叫「志願者」，管她們的行為叫「愛心代孕」。

　　儘管每個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費2萬元左右，攝像機前他還是努力表明：「愛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於收中介費，那只是維持公司的基本運行。」據他自稱，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簽約1586例，成功懷孕及已生養1377例」。按照其網站最低標注的價格——自行安排人工授精19.8萬元計算，2004開始創立的呂進峰代孕機構營業額累計至少達到了2億元。

　　內蒙古衛視《現場》的編導殷天亮也請呂進峰做了一期談話節目，名字叫《一個孩子兩個媽》。當主持人把一份代孕價格表拿出來——其中把代孕媽媽分成從A到H不同等級時，現場的爭論達到高潮，有觀眾在台下高呼「可恥!」

　　嘉賓的反應在殷天亮看起來也十分有趣。「中國代孕之父」經常流露出十分緊張的神情，時常又是滿頭大汗，神情十分尷尬。「你能感覺到他對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也有懷疑，至少在他自己看來，也不像自己所說的那麼高尚和神聖。」殷天亮說。

　　而這些節目後來都成為呂進峰所開辦的中介公司的「免費廣告」。在他網站的最顯眼處寫著：「本站21次面對面新聞專訪」。「他們知道怎麼利用媒體」，殷天亮說。

　　2004年，當時已經退休在家的張麗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給她的聯名信，其中有一段寫道：「現代醫學允許捐肝、捐腎、捐精，為什麼就不允許捐卵和代孕呢?再好的科學技術不造福人類，又有什麼用呢?」對這些家庭來說，無法生育的痛苦始終像塊巨石結結實實地壓在他們胸口。

　　兩年前，在杭州召開的第一屆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上，張麗珠公佈了這封信，引起了會上許多專家的討論。

　　最後由專家組提出的建議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應嚴加限制。在制定好相關法律的同時，可以由衛生部授權個別高水平的醫學院附屬醫院成立代孕小組;實施代孕之前，由倫理委員會審議，並向衛生部指定機構申請。「這樣既可以防止代孕氾濫和倒賣卵子，也可以為那些不幸的患者帶來生活的希望」，張麗珠說：「倫理和人類的幸福都要兼顧。」

　　這一方案提出後至今，沒有得到任何有關部門的反饋。這兩年間，國內代孕中介網站增加了十幾家。

　　殷天亮的那期節目播出後電話幾乎被打爆。她發現收視率一下漲到了0.2%，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後還不斷有人打電話到節目組，咨詢哪裡可以找到代孕媽媽。這時候她才意識到中國人的生育問題有多麼嚴重。

　　2007年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協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已婚者中不孕不育者比例從2000年的10%上升到現在15%-20%左右，個別地區每8個家庭中就有1個家庭無法通過自然方式生育後代。代孕儘管爭議重重，卻是一些家庭最後的途徑。

　　即使開放如好萊塢，電影《代孕媽媽》裡最後也迴避了「代孕」沉重的倫理爭論，編劇讓故事回到了常規：代孕媽媽懷的其實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幾乎不可能懷孕的凱特也奇跡般地產下了小孩。「代孕」在這裡只是喜劇元素和商業噱頭。

　　現實中有悲，也會有喜，但奇跡總是很少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