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帶了拍攝紀錄片的攝影師跟編劇，一起到緬甸鄉下去拍攝公益計畫的執行現場，希望能做好以後除了燒錄成光碟外，還想放在youtube上面，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所有工作人員默默付出的成果，也知道世界上總還有一撮人，每天都在為這個世界持續在努力做些事情，因為對這短片的期待很高，所以拍攝過程也特別惶恐。

隔幾個星期第一次看初剪的時候，雖然每個場景都很熟悉，畫面也很精緻，卻一直覺得不知哪裡怪怪的，好像找不到感情，看完一遍以後，大家都沒有出聲，似乎找不到洽當的字眼，直到我的同事突然冒出一句話:

『可不可以把旁白裡面的「我」都改成「我們」?』

於是我突然間明白了問題的癥結。

在拍攝的時候，我就一直覺得跟攝影師同行的編劇，雖然很有經驗，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但是實際上作這個公益計畫的紀錄片拍攝，卻總是從一開始就有說不出的隔閡，沿途想不出是哪裡有問題，直到帶子剪出來了，我們都覺得不太滿意，才發覺問題出在這個片子是一個用『我』，也就是編劇自己為中心，作為敘述的觀點，來看這些不幸的人，並沒有跟影片裡其他的人站在一起，所以怎麼樣都只能算『參觀』，而沒有『參加』。

其實習慣當旁觀者，不是編劇的錯，大部分這一代的年輕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都常犯同樣的毛病，這是為什麼動不動就常有大學社團的熱血青年，寫email跟我談他們想要到海外去當義工，希望能夠建議一兩個星期可以去的地方，每次收到這樣的信，我都覺得很感慨，因為相信自己有能力，想去幫助別人就隨時能去，挑磚頭教電腦都沒有關係，這種熱情多麼美好，我實在不忍心澆熄，但是大多數人卻沒有意識到，『幫助』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如果從自我滿足的角度出發，沒有考慮被幫助者的生活場景跟意願，擅自決定要提供什麼援助，常常只圓了義工的夢，受苦的其實是被援助的對象。

這是為什麼南亞海嘯以後，慈善團體轟轟烈烈捐的鐵皮屋，當地人不願意住，並非不懂感激，而是我們忘了將心比心，災難過後，想重建的當然是真正的家，用熟悉的材料，按照自己的需要，蓋成心目中永久的家，而不是冰冷陌生的組合屋，所以無論多麼昂貴多麼現代，都無法吸引真正需要的人。

我記得每次跟來自聯合國發展部門(UNDP)的夥伴在規劃工作的時候，訓練義工跟工作人員的第一堂課，就是讓成員去思索『working for the community』跟

『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這兩個句子，雖只有一字之差，到底有什麼不同，很多人以為當義工或是有錢就可以幫助窮人，但是大多抱著『幫社區服務』的心態，其實是不適合做第一線義工的，因為當一個穿著牛仔褲，帶著礦泉水的外人，出現在世世代代穿沙龍喝井水的貧窮村民面前的那一剎那，不用開口，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結局，無論多麼努力，或是心意多麼美好都毫無用處。

聯合國甄選現場義工，大多都要把訓練的場所，設定在跟支援目的地很類似的地方，兩個星期的時間，適應席地而坐，在衛生條件極差的環境下生活，用髒污的手指抓飯吃，學習當地人的應對進退，只有通過這些考驗還怡然自得的，才適合被選到前線去服務。凡事講求速成的都市人，行善也講效率，往往忘了當一個農人最想要的是一個可以汲水灌溉的幫浦時，去教他說英文或上網，無論多麼有意義，這樣的計畫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美麗隕石，都是沒有辦法落地生根的啊!

『那我去挑水總可以吧?』曾經有人這樣反駁我。

但是那些沒有受過教育，只能幹些粗活的人，少數能靠勞力掙錢的機會，卻就這樣被好心的義工剝奪了。

日本版的NEWSWEEK週刊，最近作了一個WE世代的專題，探討亞洲所謂的新富裕層如何逐漸從ME(我)走到WE(我們)，學習不在乎弄髒雙手、捲起袖管和需要的人一起工作，而不是幫需要的人工作，我看了以後覺得很感動，畢竟這比起把公益活動當作另一種高尚娛樂來說，深刻了一層。

老想著我們能為需要幫助的人做些什麼，是一種熱情，卻也是一種高傲的姿態。

如果我們能夠少一點ME，多一點WE，試著從需要幫助的人的角度，想想我們能一起做些什麼，那麼世界或許變得更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