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鬥士」有難有易──美國的蘇珊‧桑塔格與台灣的賴和〉

2004年的尾聲，被譽為美國才女的蘇珊‧桑塔格病逝。桑塔格為世界所矚目，不僅因為她才華洋溢的文學評論、視野廣闊的文化觀察和犀利的論點與筆觸，同樣重要的，應該是她終生堅持的激進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立場。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彰化行醫，發願「但願世間無疾病，不愁餓死老醫生」。他的作品，不管是小說、舊詩、札記，都充滿深沉的人道主義色彩。他同情農民的困苦，焦慮群眾的愚昧奴性，抗議統治者對小民的欺壓凌辱......

王詩琅稱賴和是「良心的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對照有人稱張我軍為「台灣的胡適」，賴和也常被視為「台灣的魯迅」。事實上，賴和也視魯迅為其最尊敬的作家。文體之外，賴和對抗當道的精神也多少受魯迅影響。然而一個作者，風格影響可能來自他人，本質上的人道關懷和道德勇氣則是自己的。

比諸七0或九0年代桑格塔面對的世界，三0年代的賴和所需要的勇氣更大，而及身看到世界給他回應的機會更少，他的義無反顧，因而更珍貴不易。

                                                 ──摘自黃碧端《月光下，文學的海》

「每一顆星星都閃光，每一朵鮮花都芳香。」﹝冰心的人生觀﹞

「生命從八十歲開始。」﹝七十歲下放湖北，經歷十年文革﹞

「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創造新陸地的，不是洶湧的波濤，是水底的細小砂石、土壤創造了新的大地。」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我們是宇宙大氣中之一息。江流入海，落葉歸根，我們是大生命中之一葉，大生命中之一滴。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動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種子都能成樹，不生長的便成了空殼！」﹝冰心《談生命》﹞

「那個家是一座囚禁的塔，她用一輩子在逃離，卻又戀戀難忘，反覆追憶。」

                                                                                   ──張愛玲

問題五：你最同情什麼？﹝MM提問﹞

無法表達自己──無論是由於貧窮，或是由於不自由，或者單單因為心靈的封閉，而無法表達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為什麼這樣回答？因為我覺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們敢用這種字眼的話，其實就是自由的表達。

這個世界有多麼的邪惡，多到你簡直就不知道誰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飢餓的小孩嗎？某些伊斯蘭世界裡受壓迫的婦女嗎？被邪惡的政權所囚禁的異議份子嗎？而這些人共有一個特徵：他們都無法追求自己的夢想，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無法過自己要過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們表達自我的權利被剝奪了。

對他們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時必須馬上招認：太多的邪惡和太多的災難，使我麻痺。發現自己麻痺的同時，我又有罪惡感。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27封信〈二十一歲的世界觀〉

原來Hip Hop 來自一種抗議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詞，根本就進入了詩的境界。

不是「馬鈴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親是「麵粉麻布袋」的一袋。

品味是什麼？它不就是細緻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獨立個體的呈現嗎？每一件，都正好是貧窮所吝嗇給你的，也是威權政治所剝奪於你的。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26封信〈孩子，你喝哪瓶奶？〉

巴黎的「花神」咖啡館是西蒙波娃逗留的書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劇團夜夜必到，百科全書家逗留的酒館。塞納河畔的Duex magots 和Brasserie Lipp是超現實主義派和存在主義哲學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在倫敦的咖啡館逗留，那是個文學沙龍，幾乎主宰了17世紀的英國文學。羅馬的古希臘咖啡館有過華格納、拜倫、雪來的逗留。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曾經是佛洛依德和托洛斯基逗留的地方。藝術家在蘇黎世伏爾泰酒館的逗留開展了達達藝術，知識份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館逗留而開啟了1830年代政治的啟蒙。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孤獨的沉澱，最細緻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澱、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畫家無法作畫，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丑。閒暇、逗留，安德烈，確實是創造力的有機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勤奮」和「搏殺」精神上。「搏殺」精神就是分秒必爭，效率至上，賺錢第一。安德烈，這是香港的現實。這樣堅硬的土壤，要如何長出經濟效率以外的東西呢？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21封信〈沒有逗留哪來文化？〉

我們在談的這個所謂「咖啡館」，當然不只是一個賣咖啡的地方。它是一個「個人」開的小館，意思是，老闆不是一個你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財團，因此小館裡處處洋溢著小店主人的氣質和個性；它是社區的公共「客廳」，是一個荒涼的大城市裡最溫暖的小據點。來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闆的綽號人人知道。如果因緣際會，來這裡的人多半是創作者──作家、導演、學者、反對運動家......那麼咖啡館就是這個城市的文化舞台。

你還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沒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談一件事情，或是為一個遠來的某人洗塵。目的完成，就散，簡直就像「快閃族」。

香港有那麼長的海岸線，但是它並沒有真正的濱海文化。那樣璀璨的維多利亞海港，沒有一個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著海浪海風吃飯飲酒、唱歌談心、癡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國、西班牙、英國，甚至新加坡都有這樣的海岸。你說，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我說，你沒看見嗎？星光大道是為觀光客設計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讓本地人在那兒生活、流連、生根。

你說香港「沒有文化」，安德烈，如果「文化」做寬的解釋，香港當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業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傳統庶民文化等等，都很豐富活躍，很多方面遠遠超過任何其他華文城市。是當我們對「文化」做狹義的解釋──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關的深層活動，香港的匱乏才顯著起來。

在歐洲，咖啡館是「詩人的寫作間」、「藝術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學堂」。

文化來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靈感的挑逗、能量的爆發；「留」，才有沉澱、累積、醞釀、培養。我們能不能說，沒有逗留空間，就沒有逗留文化；沒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沒有文化？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21封信〈沒有逗留哪來文化？〉

剛來香港的時候，有一天我逛了整個下午的書店。袋子裡的書愈來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個乾淨又安靜的咖啡館坐下來。如果是台北，這樣的地方太多了。鑽進一個寧靜的角落，在咖啡香氣的繚繞裡，也許還有一點舒懶的音樂，你可以把整袋的新書翻完。

那天很熱，我背著很重的書，一條街一條街尋找，以為和台北一樣，轉個彎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沒有。真的沒有。去茶餐廳吧，可是那是一個油膩膩、甜滋滋的地方，匆忙擁擠而喧囂，有人硬是站在你旁邊瞅著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帶著對跨國企業壟斷的不滿，疑懼他們對本土產業的消滅，不情願在那裡消費。而即使坐下來，身邊也總是匆忙的人，端著托盤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館裡瀰漫著一種時間壓迫感。

去大飯店的中庭咖啡座，凱悅、半島、希爾頓、香格里拉？那兒寬敞明亮，可是，無處不是精心製造、雕鑿出來的「高級品位」。自己是旅客時，這種地方給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適，但是，做為「本地人」，你剛剛才穿過人聲鼎沸的街頭市場，剛剛才從兩塊錢的叮噹車下來，剛剛才從狹窄破舊的二樓書店樓梯鑽出來，你來這種趾高氣昂、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諷的地方尋找什麼？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覺得我過度敏感──亞洲的觀光飯店，即使到了21世紀，我覺得還是帶著那麼點兒租借和殖民的氣味，階級味尤其濃重。

那天，我立在街頭許久，不知該到哪裡去。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21封信〈沒逗留哪來文化？〉

我說「文化」，不是指戲劇、舞蹈、音樂演出，藝術展覽等等。我指的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生活情趣。用歐洲做例子來說吧。我享受的事，譬如說，在徒步區的街頭咖啡座和好朋友坐下來，喝一杯義大利咖啡，在一個暖暖的秋天午後，感覺風輕輕吹過房子與房子之間的窄巷。美好的並非只是那個地點，而是籠罩著那個地點的整個情調和氛圍，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的沉澱。

酒吧跟咖啡館，在歐洲，其實就是社區文化。朋友跟街坊鄰居習慣去那裡聊天，跟老闆及侍者也像老友。香港卻顯得很「淺」──不知道這個詞用得對不對。這裡沒有咖啡館，只有連鎖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貴得要死其實根本不值得的大飯店。至於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給觀光客喝個不醒人事的地方。

人與人之間願意花時間交流，坐下來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為了聊天而聊天，再歐洲是生活裡很大的一部份，是很重要的一種生活藝術。香港沒有這樣的生活藝術。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20封信〈在一個沒有咖啡館的城市裡〉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裡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她﹝作者﹞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卻是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變得比較深刻。

......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我很歡喜你心中有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摘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17封信〈你是哪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