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跟許多好朋友，尤其是父親是歴史人物的朋友，千萬不要以史學家的立場寫自己父親的歷史，即使自己對於史學有根㡳，也不要寫。原因是，如果是溢美，文章沒有說服力，如果稟筆直書，可能有違孝道。最好的辨法，就是把資料提供出來，交史學家處理，如陳履安先生，把父親陳誠的資料，全部捐出，由國史館出版，對研究蔣介石、陳誠及抗日戰爭史都很有貢獻。但是偏偏有許多人，喜歡以史學家的身份，寫有關自己父親的考據文字，或是誇大父親的貢獻，或為某件歷史問題辯誣。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白先勇先生寫《父親與民國》，書中引用史料偏頗，立論幼稚，但史學界諒解白先勇之一片孝心而不予置評。但是有關二二八的部分，白先勇許多只憑「想像」的說法，反而給綠營提供了歪曲二二八歴史、醜化蔣介石的「證據」。這恐怕不是一生為中華民國奮鬥、一生反對台灣獨立的白崇禧將軍所樂見的。

《父親與民國》有關二二八的部分，把白崇禧描寫成阻止國民政府濫殺，拯救台灣人的活菩薩，但是白對父親的描述大多無據。時任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在二二八事變軍事行動大致結束後，三月十七日奉蔣命赴台宣慰，期間召見多次台灣軍政長官，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並電呈蔣主席報告台灣情況以及提出善後意見，四月一號白崇禧結束在台工作，回京復命。

   根據所有公開檔案資料，無論個案或通案，白崇禧並没有做過任何「拯救」台灣人性命的證據。白先勇的説法或有所本，希望白先勇提出證據。我們根據以下檔案資料可以證明，白崇禧在二二八問題處理的態度是屬於鷹派，證據如下：

一、白對警備司令部參謀總長柯遠芬，向蔣參了一本説柯遇「處事橾切，濫用職權」，「應予撒職處份」，但是對蔣報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獨斷應變，制敵機先」應予獎勵。

二、要求増加基隆、高雄要塞司令部駐軍員額，以免再有變故兵力不足。

三、二二八人犯，原根據戒嚴法第九條交由軍法，審判。後來政府基於寬大處理原則，擬將非軍人身份之百姓轉交司法審判。白崇禧以在戒嚴區域暴動、搶刼、殺人應乃由軍法審判，以維政府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