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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4/24 00:54:45瀏覽5｜回應0｜推薦0 | |
去年11月，北市發生酒駕撞死人的事件，在今年起訴後，成為臺北地院第一起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由於酒駕致死，一向為大眾所厭惡，且常被質疑司法輕判，藉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似可讓此等案件註入更多的法感情。惟此案被告以媒體汙染為由，聲請裁定適用通常程序，雖已被駁回，卻也引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是否易受汙染影響、一定會被重判之爭議。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非被告所能決定 從今年開始，只要是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如故意酒駕致人於死，就要由三位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為審理。而因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乃屬強制規定，國民法官法並未賦予被告可以選擇審判模式之權利。 惟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只要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即可由法院裁定不適用國民參與審判，而此條項也列有四款不適宜的情況，如難期公正、國民法官恐受威脅、案件複雜或高度專業、被告承認犯罪事實等。 故此次臺北地院審理的酒駕致死罪，被告就以此案經媒體報導顯會汙染國民法官的心證及已認罪之理由，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似乎有其法律的正當性。  適用國民法官制的案件皆屬重罪案件， 媒體不可能不關註，但即推論國民法官會因此被汙染或受影響，恐過於武斷。示意圖／民報資料照 預斷如何排除 因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者，皆屬重罪案件，在臺灣，要不受媒體關註實屬不可能，因此推論國民法官會受影響，實過於武斷。若真認為會汙染國民法官，改由三位專職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難道就不會受媒體報導之影響？ 以現行制度來說，檢察官起訴時，會將相關卷證一併移送於法院，則在正式審判前，這些多對被告不利，且未經檢驗是否合法取得、是否受汙染的證據，實更易使司法者產生預斷。 反觀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雖然候選的國民法官是隨機產生，卻可藉由選任程序，來排除具有偏見者，同時檢察官起訴時，除起訴狀不能記載可能產生偏見的內容外，亦不能將相關卷證移送法院，即所謂起訴狀一本，以免未審先判；審判期間，更禁止國民法官與媒體接觸，凡此規範，都比現行制度更強調預斷之排除及輿論之影響。 被告認罪可否為不行國民法官法的理由 至於被告若已認罪，就僅剩量刑問題，似乎毋庸動用成本極高的人民參與審判之制度，如在英美陪審制度下，只要被告認罪，即毋庸進入陪審程序，似可為佐證，惟陪審制度，往往以認罪協商為前提，即被告與檢察官已就罪與刑為協商，法院直接以此為基礎來判罪量刑，兩造也不會因此上訴，自可達成訴訟經濟的目的。 在我國，雖有協商制度，卻僅限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輕罪，在國民法官法適用案件皆屬重罪下，就無法為認罪協商；依此而論，於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就算被告認罪，但到底所認為何、是否基於自由意志、有無附條件等等總會有爭執，為免於法官恣意判斷，實更有賴國民法官來參與審判。  國民法官法規定「有罪之認定，必須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2/3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可見國民法官量刑更趨理客觀，並非委於法官的「內在意志」。示意圖／司法院官網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依定會重判嗎 被告希冀依通常程序審理，一個很大的原因，應是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下，可能會傾向於從重量刑。 惟現行制度，雖有科刑辯論，但判刑多寡輕重，仍委之於法官深不可知的內在意志；至於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必須至少六票且包含有法官意見，才能達成量刑評議，若無法達成此門檻，則須將最不利加入次不利，直至過半且含有法官意見止。 如此的過程，勢必得藉由相互討論，才足以達成最終評議，反更能使量刑趨於理性與客觀，而非僅是情緒性的從重或從輕之結果；也因此，國民法官的參與審判，目的不在重判，而在實現公正、公平之審判。 專文屬作者意見，文責歸屬作者，不代表本報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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