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即「族群」

　許多人都說台灣是移民國家，所以有「族群」問題；對也不對。先說不對的地方。台灣的定居者，固然是一波一波的移民，最大的移入潮，在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率領兩萬五千官兵，從中國厦門攻台灣，翌年二月打敗荷蘭人；是為明鄭時期。到一六八四年，在台的清國人，即台灣人口，達十五萬，到一九○四年的日治時代已增加到兩百八十萬，依統計，到一九四○年，達六百萬人左右。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着百萬軍民揮軍入台。這百萬中國人，當然是移民，至於六百萬在地的台灣人，定居於此數百年，綿延好幾代了，對他們而言，台灣不是移民社會。把台灣當移民社會看的，是蔣介石的人馬。那麼，要問的是，為什麼一百萬人的少數觀點會被多的六百萬人所習用？難道不是權力座標使然？為什麼過去四、五十年都隱而不顯，相安無事？愈晚近愈激烈？先引幾個說法：

今天的台灣…處於政治變遷的階段，族群問題已經開始發酵，在政治競爭的催化 之下隱然形成區隔的標籤，埋下分裂的種子。（李亦園，二○○四年）

一九九五年夏，…，當時台灣的族群問題正方興未艾，…，台灣愈來愈嚴重的族 群對立情況。(喬健，二○○四年)

從而可知，當時已觀察出族群問題，從「發酵」而「對立」，到後來的「激化」，甚至「撕裂」，都有人宣之於口。尤其泛藍或國親，一再指控民進黨用撕裂族群當競選手段。藍營／國親為了拿回政權，指責民進黨「撕裂」族群，到底符不符合事實？最近連所謂「親綠學者」吳乃德也認為：「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好像操弄族群的是民進黨專利。

　　真的嗎？真的是民進黨動員族群？那麼要問的是，為什麼過四十年來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只有在民主化之後才有？二○○四年大選之後，為什麼族群激化更形尖銳？問題是：第一，誰是真正撕裂族群的罪魁禍首？第二，族群尖銳對立，是不是於今為烈？為什麼？所以，第三，回溯台灣的歷史發展，才能找出族群對立的源頭，也才能還真相於事實。

　　先說答案。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戒嚴統治，就是以「族群統治」為基礎，今天的「族群」對立，不過是被壓制的台灣人終於可以尋求正義、平等與權利。陳定南選省長，喊出「四百年來第一戰」，算不算族群對立？台灣人喊「出頭天」，算不算族群對立？今年(二○○六)六月，台北市政府出錢與德國ＡＰＡ出版集團合作，發行《台北導覽》（Insight City Gaide:Taipe），特別用box標示"WHO AM I"，強調用「台灣人」的稱呼會使「二戰之後來台的中國人感到不舒服」云云。（頁三四）這本由台北市長馬英九特別寫序推薦的導覽，刻意挑出「族群認同」，突顯的是「二戰之後來台的中國人」馬市長的族群心態，從而造成政治風波，但是重點是，這段話正明確勾勒出「台灣族群」對立，不是「四大族群」的衝突，而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兩元對立格局，也才看得出台灣族群「撕裂」的真正因素。當然背後還有更嚴重的「國家認同」，這可以另文分析。 

外省的中國人治台 

　　台灣四百年歷史，是漫長的殖民史，台灣人永遠居於「被統治者」的地位；從荷蘭入台到日本佔台到中國治台。異族統治且先不說。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著軍隊到台灣來，實行的不折不扣是族群政治，少數的外省人跟著軍隊到台灣人，壓制多數的本省人。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已不是總統。當時的總統是李宗仁，蔣只是一介平民，到台灣之後，從蔣一世到蔣二世建構蔣家王朝；蔣介石做到死，父死子繼，蔣經國也做到死，若不是江南案發生，恐怕台灣蔣不完。兩蔣遂行的是「一人獨裁，一黨專制」的白色恐怖。中國國民黨掌控而且絕對壟斷政治權力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黨政軍特媒成為「黨國」的禁臠。只要看所有國家機器／權力機制掌控於外省族群的「一人一黨」之手，族群政治的本色渾不能掩蓋。

　這裡有一些資料，可以說明兩蔣時少數「外省族群」，憑藉「戒嚴法」，遂行白色恐怖，從而盤據所有山頭、要津，厲行族群統治。

　　先看政府的組成。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四任的內閣中，外省籍閣員100％，一九六二年之後，本省籍進入內閣的只佔了二席，到一九八四年還是外省人主控內閣。行政院如此，三個國會尤然。立委外省人中佔78％，而人口數佔80％的本省人只有20％的席次。立院如此，國大與監院基本上相同。

再看看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核心的族群分佈，到七○年代外省權貴高居達85％，此情形到八○年代基本上沒改變。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以副總統接替總統，國民黨內的爭議是，李登輝可以繼任總統（憲法如此規定），但不可以出任黨主席；黨的位階在國上。這一鬥爭，大家耳熟能詳。重點是在「黨國」體制下，「黨」才是核心，黨機器不可以落入本省人手中，即使如陶百川這樣所謂「開明派」，的亦抱持這種心態。

　　「國軍」（國民黨之軍，帽徽是黨花，唱的是「黃埔軍歌」…）、警察更不必說。在軍、警高層，外省人各佔95％及92.7％，將官中，外省人高佔98.7％，即使逐漸下降，也有92.6％、84.1％；無論將官、校官、尉官都是外省人天下，只有士官，本省人比外省人多。

　　蔣經國崛起之初，清理接班隊伍，號召「吹台青」，汲納本省人進入政府；地方/侍從的權力結構開始出現。晚年宣稱「我也是台灣人」，但黨政軍高層人員的族群分佈，外省人遠比本省人多且重要。更不必說調查局等情特機關。

　　媒體亦然，政黨輪替的二○○一年之後，《聯合報》社中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八○比二○，《中國時報》則是六五。六比三四.四，戒嚴時期可知。兩大報老闆爭相競逐中常委，一切以黨國利益為主。《聯合報》在七○年代一度經營不善，尋求王永慶的財務支援，錢下去了，也派人進駐，蔣經國卻阻斷王介入媒體，因為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不可染指媒體，王氶慶只好認賠退出。只此一例，就看出「族群」政治的利害。

　　也就是說「國家機器」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容落入本省人手中，台灣的「族群政治」在每個領域中全都顯現。比如，重榮民權益、輕農工的權益，照顧的不是「外省族群」？再以「教育權」為例，依經濟學者駱明慶根據戶口普查資料，推論出「前教改」的大學入學管制時期，外省男性進入大學的機會是同年齡本省男性的二倍到三倍，台大的差距更大；連入學機會都有省籍差距，何況其他。教育如此，語言與文化政策，更是「外省化」或「中國化」。 

台灣人的悲哀 

　　從以上簡略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族群真正的「對立」與「撕裂」，最嚴重的時候，是在「外來政權」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四、五十年。依容格（C.G. jang）的理論，人類是集體動物，個人受團體的迷思、禁忌和文化規則所控制。故而「黨國體制」不只是權力機制，也是發揮功能的組織，更展示獨特的符號、儀式和規範；台灣政治改變，最難的在此。李登輝執政，提出「本土化」與「民主化」，正是要力矯「少數統治」的野蠻現象，也因此李登輝成為國民黨內外省族群的頭號敵人，終於在二○○年連戰拿回黨權後遂行「逼宮」，被迫下台；國民黨要回復兩蔣路線，號稱「再造黨國」。

　　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二○○四年大選之後，族群對立更轉激烈，原因是，少數外省族群統治基礎喪失，從七成比三成到六成比四成到五五對峙之局，過去強勢的「少數族群」發覺到他們可能統治權不再，過去的被統者翻轉成統治者。別的不說，從來不必示威的族群開始上街了；三一三示威與三二○之後群集凱達格蘭的群眾中，外省人是主導，親民黨立委是主導。

　　外省族群只佔15%，與客家族群相捋，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弱勢」族群。客家族群強力要求成立「客委會」，以外省人為主導的外省族群，從來沒有成立「外委會」的需求，因為軍公教已納入到福利政策之中。更且心目中也以「高人一等」自居。白先勇的《台北人》引用劉禹錫的〈烏衣巷〉當「卷首語」。「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正是最好的寫照。所以外省人，不管是老兵、賣米粉的、舞女大班，全屬「朱雀」、「烏衣」、「王謝」，今天只是委屈的寄托於「尋常百姓家」的台灣。

　　「王謝」優勢盡去，相反的「本土政權」將取而代之，過去外省凌駕本省，勢必翻轉成本省凌駕外省；新黨趙少康的話，最能形容他們的失落；他說，在台灣他們是少數，但把中國納入，他們就成多數。其中透顯的心態，十分值得玩味。從而也可做為「族群―國家認同」議題的參考之資。

　　從二○○○年到二○○四年，陳水扁總統之所以能蟬連，之所以能增長一百五十萬票，主要的因素就是「台灣人意識」，也就是以前黨外高呼的「台灣人出頭天」，這裡形成的「外省」與「本省」的兩元對立，追索其源由，不能不說是國民黨「族群政治」下的對反。

　　民進黨既已執政，當然要解決「族群」問題。其實在李登輝當總統時，就知道問題之所在，他提出「新台灣人」，可惜掩沒在選舉的勝負中，減少了弭平的效應。 

台灣人vs中國人 

　　第一次政黨輪替是民主「轉移」（transition）的第一步，民進黨執政的最大障礙就是外來政權的不承認，因此衍生「合法性」足不足的問題。依法國政治學者Jean-Mac Coicoud說法，「合法性就是對統治勢力的承認」。二○○○年陳總統以百分之三九.四○選票勝出，選完不久，國親發動「罷免案」，要罷免陳總統；二○○四年選後，連宋心懷不甘，高呼「選舉無效」，甚而提出「偽政府」之說，正顯示外來政權不承認「本土政權」，甚至如親民黨立委李桐豪公然說，對陳水扁「人人得而誅之」。最大的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族群意識作崇下所生的國家認同的分歧；宋楚瑜是外省人，而連戰是「半山」，連戰挑釁且示威的公開宣稱他是「純種中國人」。可見族群政治還在發酵；一方以「中國」為正統，一方則以「台灣」來對抗。

　　所以，現在指控「族群撕裂」是「去脈絡化」的斷語，其實台灣「族群政治」已不可能再現，大家透過民主選舉、公平競爭。但是，少數外省人非要拒絕「承認」多數台灣人，一定要「否認」到底，但透過一次、一次的選舉最後勢必邊緣化，這是時間的問題，而且時間不多了。就「本土政權」而言，目前正在跨越黃金交叉的關鍵點，用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本土政權只有全面掌控（比如75％：25％）之後，才有釋放「寬容」的本錢，也才有「包容」的成效。

　　另一方面，外省族群如果堅不放棄「優越感」、「強勢」的包袱，不要說主動伸手去握台灣人的手，連被動也不願意，固守自己目前諸如媒體界或學界的優勢而遂行「不合作主義」，那麼權力全面輪替之後，在媒體與學術界上的外省族群權力也會接著移轉。

　　所以，族群包容需要雙方都有共同有意願，才能達到；如果像《聯合報》黃姓「高層」一樣，動不動祭出「血統論」，威脅外省同胞不可以背叛自己的血液，那麼「撕裂」族群的不是本省人而是外省族群；絕大多數的外省族群，生活在台灣，必須理性的去做策略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族群社會中，以少數族群而取得最大的發展與生活空間。

(原載《當代》229期，二００六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