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在任何國家裡都應該是最單純的地方。因此那些有暴力傾向的人受到外界刺激，或有極端訴求的個人或團體，往往特別喜歡以校園喋血來表達其反社會心態，這種案例在美國等槍械普及的國家尤其常見。但在台灣號稱治安良好、軍民一家的戒嚴時代，卻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這些校園連環喋血案的兇手，既不是受不了生活壓力或校園霸凌的精神異常學生，也不是校外的精神病患，更不是有激進政治或宗教偏執的基本教義派，而是原本應該在中小學校園裡保護弱小學生的教員。

　　很多人也許會奇怪？為什麼我這麼不尊師重道，不說是老師，而要用「教員」這個兩蔣時代的封建用語。因為在當權者眼中，這些人不過就是必須兩腳開開，隨時必須應召的「員」。所以西瓜大的字也認識不到一籮筐的軍頭，會被老蔣安插在考試院當銓敘部長，而且連任十多年，為了只是把那些學歷根本不符，卻拿著「中正牌」的退役軍人，「合法」安插到各公務機關、醫院與學校，以及搞些「黨職併公職」年資互相採計等各種見不得光的下流技倆。至於無脊椎生物的教育部，面對虎豹豺狼的國防部與退輔會，強迫安插來的中小學教員，更是只能乖乖地照單全收。

　　槍桿子出政權，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常識。老蔣在內戰潰敗後，來到這孤島「生聚教訓」，當然更相信暴力，這一點從蔣家那幾個沒做成「蔣總統」的紈褲子弟身上就能看出。大少爺在官邸持槍傷了侍衛李之楚，在第一舞廳為爭奪舞女而開槍鬧事，還對不識相而趕來處理的警員咆哮；二少爺為了瑞士來的汪小姐要搭機離台，竟然在松山機場持槍威脅特務頭子王永澍，使該航班飛機立即起飛。三少爺這一家更誇張，都到了二十一世紀，媒體為了追查三一九槍擊案，才驚覺士林永勝大樓的豪宅裡竟然還有槍，證照逾期後還拒絕警方查驗。不過這三位公子的藏槍本領都不及他小叔，一九九一年這位曾與非主流老賊們串聯，要與阿輝選總統的老公子，家裡竟還藏有六十枝步槍，最後竟以女傭李嫂（李宏美）「自殺」而結案。

　　上有所好，下必從之。連台灣這些「待位蔣總統」們，都喜歡擁槍自重，這些為蔣家皇朝抬轎的教員們，當然也就上行下效、有樣學樣了。戒嚴時代最恐怖的校園喋血案，發源地不在台北，也不在高雄，而是在台灣正中央的南投。多年前文經社吳榮斌社長曾提到，他讀南投中學時，九個月裡校內連續發生兩次震驚全台的喋血案。不過這兩起血案都不是發生在上課時間，而是在深夜；地點也都不在教學區，而是在教職員宿舍。尤其第一起造成十一人死亡的超級大案，行兇者還不是教員，而是隔壁明德營區借用校舍而進駐的軍官，所以我只把這兩大案，當作是台灣校園連環喋血案的「開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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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凌晨二時，南投鎮民權街一╳五號的南投中學訓導主任盧懋渠（五十歲，福建林森人）一家，遭一名軍官持兩把卡賓槍闖入，除屋主外，次子盧元生（十四歲，南投中學初二）、次女盧媄媄（十歲，小四）、三子盧台生（七歲，小一）與長女盧木生（二十歲，南投中學畢業）的未婚夫余傳金（三十歲，福建林森人，在國姓鄉經營農場），五人當場遇害；僅有右肺中彈的盧木生，由縣立醫院轉送陸軍六二醫院開刀後倖存。

　　兇手在盧家行兇後，又轉往民權街五十╳號宴堂電器行，將盧木生同學吳素珠全家滅門，屋主吳宴堂（南投人，四十四歲）與妻子張資鳳（三十九歲）、三女吳素蘭（十七歲，台中一中初三）、獨子吳鵬志（十四歲，台中一中初一）當場死亡，長女吳素英（二十三歲）與次女吳素珠（十九歲）重傷送醫。鄰居投中教員馬壽山（江蘇沐陽人，三十五歲）與訓育組長陳文勳的妻子陳周輔平（陝西藍田人，也是教員），勇敢地出面勸阻已殺紅了眼的兇手不要衝動，也遭連累遇害。吳社長還記得兇手李興儒（遼寧人，二十九歲）是現役軍官，平日看來還算和善，與學生們也互動良好。由於的李興儒「人中」特短，舌頭又特長，所以常對學生表演用自己的舌頭舔鼻子。不料去年隨部隊移防金門後，如今舊地重遊，卻在深夜裡大開殺戒。

　　慘遭滅門的盧吳兩家，倖存的兩名少女盧木生與吳素珠，都是南投中學畢業的高材生，而且外貌出眾。盧木生被保送至政工幹效就讀，吳素珠也有富裕的日籍台僑提親，但兩人都因還想考大學而拒絕。據傳盧木生在學期間曾與李興儒交往，李興儒移防金門後，盧木生受家庭壓力而與同鄉余傳金訂婚，李興儒回台後一直想與盧木生重修舊好，但盧木生不肯，又自覺虧欠，就一面提前在九月二十一日結婚，一面又想介紹同學吳素珠與李興儒交往。但吳家是鎮上的豪門，基於省籍與門戶，當然極力反對。不過報載盧吳二女與李興儒仍保持往來，她們在中秋節還送了李興儒一盒月餅，而且有人目擊案發前數日，三人仍在鎮上的戲院一起看電影。然而倖存者吳素珠堅決否認曾與李興儒交往，只是單純的陪同學去勸退李興儒。

　　這件高達十一人死亡的校園喋血案，見報後立即震撼全台。那時離二二八事件還不久，軍方擔心引發軍民衝突與省籍矛盾，立即派代表攜專款五萬元弔唁，而且還先發給了血案女主角盧木生一萬六千元；但這舉動卻觸怒了盧木生在鳳山陸軍官校就讀的哥哥盧松生，報載原本盧松生對妹妹處理感情問題不當，害得全家慘死就很不滿，揚言要去醫院「教訓」妹妹，軍方還在「妥善處理」中。現在又節外生枝，除了兄妹為錢反目外，盧木生雖是苦主，卻也是引來兇手的肇事者，竟分到龐大的慰問金，使得另一家本省籍的真正受害者吳素珠反而領得少，在本來就很脆弱的省籍互信上，軍方的做法顯然是火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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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的鄉民都堅信，南投中學的風水一定大有問題，但校門都還來不及修改，九個月後就發生了真正的教員殺人案。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時，教員馬國順在宿舍裡睡覺時，被窗外狂呼的「殺人呀」求救聲驚醒。但由於不久前這裡才發生血案，出面勸阻的兩位教員都遇害，因此不敢衝動行事，只找了另一名教員黃清柏在遠處觀望。深夜裡根本看不清臉孔，只隱約看到兇手壓在被害者身上，並持利器猛刺；黃清柏撿起石頭，從遠處對兇手丟了三次，兇手才站起來大罵一聲：「他媽的╳」，黃清柏與馬國順立刻聽出，兇手就是該校理化教員俞期傑（三十六歲，浙江籍）。這時職員侯瑞菴也被驚醒，走近兇手試圖勸阻卻遭斥罵，還命令他：「立刻滾回房間裡跪著，等一下我看你沒跪在那裡，下一個該死的就是你。」

　　據吳社長回憶，二年前俞期傑來校擔任代課教員，平日教課很認真，但有點口吃，說話時總會先用濃厚鄉音的口頭禪「接個泥」（這個呢），因此學生都暱稱他「接個泥」。至於遇害的教員，則是高三丙班導師丁鏡湖（五十一歲，江蘇籍），曾獲頒教育部四十六年度和省教育廳四十七年度優良教師。兩位教員都住在該校的單身宿舍，俞住四號，丁住二號。報載俞期傑軍校畢業後，轉戰於東北、華中與華南各地，來台後老蔣裁軍時轉任代課教員，但多次報考中學教員檢定都落榜，以致精神略有失常，總懷疑是丁鏡湖在從中作梗，害他名落孫山。案發前俞期傑曾失蹤多日，失蹤前去了初三某班女生家裡，向家長自誇：「我有一筆很大的存款，繼承權要給你女兒，所以要帶她去台北。」被這位家長痛斥後抱頭鼠竄，第二天起就不敢到校。後來發現醜行在校內未被張揚，才偷偷返校；結果是騙子沒當成，卻先做了兇手。

　　由於兇手與死者都是隻身來台，住在教職員單身宿舍，丁鏡湖只要見到年幼無知的女生，課餘時到俞期傑宿舍「請教」課業，就毫不留情的痛斥，還在自己班上警告女同學要小心「狼」師，也多次勸告俞期傑要了解敏感的台灣民情，異性師生之間如不迴避瓜田李下，輕則個人身敗名裂，重則引發省籍衝突。但俞期傑對丁鏡湖早有夙怨，如今又痛恨他壞其「好事」，因此趁深夜拿了一把修理收音機用的起子亂刺，丁鏡湖多處重傷、無力抵抗後，俞期傑再用繩子勒住項頸，拖到四十公尺外的廁所，企圖將丁鏡湖塞進糞缸。不料糞缸口徑太小，把頭塞進去後，外圍鐵圈夾住了兩肩，俞期傑就棄之而去。重傷的丁鏡湖上半身在糞缸裡，下半身在外，在眾目睽睽卻無人敢「管閒事」下，慘遭糞尿溺斃。

　　俞期傑行兇後，依然手持兇器，大搖大擺地走回四號房間。多位單身宿舍的教員鄰居，雖然目擊耳聞整個行兇過程，但鑒於去年見義勇為的教員都遭殺身之禍，以致既無人敢出面勸架，也無人敢去廁所救人，過了很久教員馬國順才鼓起勇氣，偷跑去事務處打電話報警。俞期傑被捕後，台中地檢處迅速偵結，五天後就以殺人罪嫌提起公訴，並求處死刑；七月十三日台中地院初審判處死刑。俞期傑不服判決，向高院提起上訴；由於俞期傑犯案前精神狀況已不穩，在高院纏訟了一年，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日二審宣判仍是死刑。十月三日下午六時，俞期傑被綁赴台北監獄刑場執行槍決前，才收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定讞判決書，雖不斷揚言要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又胡亂寫了些與案情不相干的文字，但執行檢察官也讓他鬧了一小時後，才驗明正身、三槍斃命。

　　同一學年度裡發生兩次震驚全台的校園喋血案，使校長蔡德安的治校作風飽受輿論抨擊。由於丁老師隻身在台，平日教學認真，對學生視如己出，校長擔心送葬的學生太多，又引來記者報導，影響日後仕途，竟在六月二十六日下午，擅自變更治喪委員會決議，將原本公告下午二時公祭與安葬儀式，提前到上午六時。這樣丁老師任教的高三丙班女生，即使知道了時間，在清晨沒公車也無法出席。蔡校長的做法引發學生們的不滿，一九五○年代南投縣家裡有電話的中學生不多，住在南投鎮的女同學，只好騎腳踏車奔走相告，甚至將住在鄉間的同學接來家裡，大家約定清晨五時半在校內自動集合，列隊恭送丁老師最後一程。

　　校方與學生之間，為了丁老師的喪禮，展開了激烈的「諜對諜」；政府為了「大局」著想，避免橫生枝節，只好站在校方這一邊。警察配合學校教官，從清晨五時開始巡視車站與附近道路，看見該校學生，不分男女，全都抓了先關進校園，由校方集中看管，禁止外出。高中部男女同學比較機警，根本不在學校與車站集合，直接就在民族街各巷口內，恭候丁老師的靈柩。校方雖雇用了民間樂隊送葬，結果到了民族街，演奏聲卻被另一組學生樂隊的哀樂蓋過；原來是該在升旗典禮時演奏國歌的樂隊男生，拿了樂器不去操場，卻分頭翻牆「叛逃」，教官人數有限，無法一一攔阻，以致漏網之「生」在此組成了臨時樂隊。當靈柩經過貓羅溪時，女學生們也不畏懼，一個接著一個地徒步涉溪，直到十一時丁老師的靈柩安葬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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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年代台灣的校園連環喋血案，從中部的南投中學開始後，就像瘟疫般的往南往北蔓延。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因為是暑假，省立板橋中學裡根本沒幾個師生，校長汪洋正在校長室裡接見訪客，這時剛接到解聘通知書的公民教員謝明德（四十二歲，雲南人），在門外請求面見校長，女工友陳璧昭請他稍等一下，他也乖乖等候。等客人一走，謝明德就進去詢問汪校長為什麼解聘他？並責問是不是訓導主任孫振聲從中挑撥？汪校長只輕描淡寫地說：「你自己做錯事就該檢討。」說完就走出校長室，謝明德尾隨了十餘步繼續追問，汪校長完全不理，繼續往前。到了教員休息室門前，謝明德忽然抽出一把童軍刀，自汪校長背後連刺二刀，傷及左右臂，汪校長被刺後大喊：「殺人了！」在走廊上奔逃到高三乙班教室前不支跌倒，謝明德追上後又從背後及胸前刺了六刀。

　　汪校長遇刺時，現場只有女工友陳璧昭與另有一個學生目睹，陳璧昭嚇呆了，毫無反應；那名學生喊了一聲：「謝老師！」謝明德立即喝斥：「你不要多管閒事。」兩人分頭逃逸後，謝明德又轉身衝進一百公尺外的訓導處，當時訓導主任孫振聲坐在靠門口的辦公桌旁，與人事室主任謝燦章、幹事陳金璜在談話。謝明德走到孫主任背後，一句話也沒說，就抽出童軍刀往他右背及前胸連刺兩刀，全都刺中要害。行兇後謝明德轉身奪門逃出，孫振聲還站起追趕，但走了十公尺就仆倒。教官陳鼎懷聽到後衝出走廊，發現多處刀傷的汪校長，趕緊一面電話報警，一面到校外叫計程車，將兩名傷者護送至板橋徐外科診所，徐醫師見兩名患者傷勢都太重，請他們再轉送台大醫院。

　　謝明德在行兇後，逃進校內單身宿舍一○九室，將房門反鎖，坐在床上用兇刀自戕，警察獲報趕來破門而入時，發現他腹部插著一把童軍刀，也趕緊護送他去台大醫院急救。結果兇手與兩名傷者在台大急診室又見面了，但孫振聲因流血過多，醫師已宣布死亡；汪洋與謝明德則經急救後脫險，警方將謝明德移送台北地院檢查處，檢方也迅速偵結，以殺人罪起訴。十月十二日台北地院初審宣判，謝明德被判死刑，他收到判決後不服又上訴高院，律師請了台北縣議會議員雷毓清、新莊中學教員于正年與板橋派出所巡官魏境三人出庭作證。雷、于二人向庭上陳述謝明德平時為人正直，服務熱心，前幾年考績也都甲等，卻不知為何被校長解聘？魏境也向庭上說明謝明德行兇後自殺的情形。

　　高院二審時採納證人意見，改判謝明德無期徒刑，但高檢處檢察官認為減刑不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最高法院撤銷無期徒刑判決，發回高院重審。纏訟到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高院覆判後送最高院三審定讞。法官以被告為人師表，行為失檢，卻不自反省，竟效流氓無賴，於莊嚴之學府公然持刀殺人，手段殘忍，惡性重大，應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十五日晨六時，謝明德被綁赴刑場槍決。在伏法前他留下遺書深表懺悔，除捐贈遺體供台大醫院作解剖研究，並捐獻眼角膜移植其他患者。負責執刑的高檢處檢察官陳慶粹，在看了謝明德的遺書後，也通知台大醫院，了結他捐屍以贖前愆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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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年代教員在校園裡大開殺戒的案例，不只發生在北部都會區的學校，南部鄉下的學校也難逃詛咒；涉案者也不只是中學教員，小學教員也不落人後；而且手段更加兇殘，兇手還不只是持刀一一殺戮，而是使用槍械濫殺無辜。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早上七點五十分，高雄縣沿海的梓官鄉蚵寮國校，即將舉行升旗典禮，全校師生近七百人正往操場移動。校內一位已接到派令，將被調往田寮鄉新興國校的教員袁愷（三十四歲），竟然騎著腳踏車衝進校園，腳踏車前桿上還用一條黃色的美國軍毯，捲著一支露出閃亮槍管的美國製新型獵槍，校工老王看見他把車停在校長室前，而且表情猙獰、眼露兇光，就上前禮貌地詢問，袁愷只冷冷地說：「不必問，等一下你就知道。」說完他就解開毛毯，拿出獵槍衝向校長室，這時男教員張復源（三十歲，住梓官鄉)與女教員張淑姿（二十六歲，住茄萣鄉）站在走廊談話，袁愷開槍射擊該張復源的左腹部，立即重傷倒地，第二槍又擊中張淑姿腦部，當場斃命。

　　連續兩聲槍響，讓走廊上準備去操場集合的師生們尖叫奔逃，全校亂成一片。袁愷槍繼續搜尋校長李當鎰，而李校長一面逃、一面大喊：「快跑！大家快跑！」但這時六年級女學生黃美霜（十三歲）跌倒了，李校長明知袁愷已持槍追來，還是停下來扶起黃美霜，袁愷就趁這時對著李校長的後腦開槍，由於獵槍是散彈槍，李校長與黃美霜後腦同時中彈，應聲倒地斃命。這時教職員和學生們大多跑光了，殺紅了眼的袁愷仍不罷休，一面叫罵，一邊繼續隨意開槍，造成六年級學生鄭深賢、吳清義與吳長三人重傷，送省立高雄醫院急救。由於校園裡不斷傳出槍聲與尖叫聲，蚵子寮附近的居民也被驚動，趕緊向赤崁派出所報案，警員持手槍到現場時，袁愷已跑到校外不遠的稻田藏匿。由於報案的鄉民認不出袁愷拿的是獵槍，只說是長槍，岡山分局分局長張普祥擔心是卡賓槍或軍方的步槍，於是附近部隊與憲兵也帶來了機關槍，準備以火力壓制。袁愷見圍捕者人多火力又強，自知逃逸無望，就以自備的獵刀切腹，憲警發現時已氣絕身亡。

　　偏僻的南台灣鄉間小學，竟出現持槍濫殺的教員，還釀成四死四傷的慘劇，消息見報後全台震驚，軍人出身的省主席黃杰即令軍人出身的教育廳長潘振球，速派專人南下調查。而警方則認為案情很單純，去年九月袁愷奉派到蚵寮國校任教，由於該校早有教職員輪流帶班上學生打掃廁所的規定，而袁愷到任這一天恰好輪到他們班打掃，但他卻認為是李校長故意觸他霉頭，對李校長非常不滿，一年下來兩人結怨日深。暑假期間，因地方選舉引發的派系紛爭，高雄縣要全面調動各校校長。八月下旬，袁愷獲悉自己才剛調來濱海的梓官鄉蚵寮國校一年，又要被調去山地的田寮鄉新興國校，更認定是李校長為排除異己而動了手腳，在校長室外拍桌大罵，揚言要和李校長同歸於盡，嚇得李校長這兩星期來都不敢到校上班。

　　但是袁愷只知自己將被調動，卻不知同時間李校長也將被調去佳城國校。被憤怒衝昏頭的袁愷，八月三十日收到調動令後，九月一日就到台南市玉光獵具行購買獵槍準備尋仇，九月六日起每天都在縣府徘徊，揚言要見教育科長朱樸。由於這次高雄縣的校長與教員調動，只是縣市長大選後當權者解決恩怨的籌碼，朱樸對這些重大爭議也無力解決，只能消極應對。到了九日上午，朱科長無法再躲了，勉強接見時又發現袁愷眼露兇光，不斷追問究竟是校長報調的？還是科長或縣長要調他？朱科長只好含糊推託說：「沒關係，你先回去，我再慢慢想辦法把你調回來，不要再跟校長計較了。」這麼幾句應酬式的官話，就斷送了李校長的生命。

　　袁愷決定殺人的前三天起，就向朋友借了五千多元，在高雄各酒家擺闊裝大爺，豪爽地一次就賞了酒女一千元。到了九月十二日早上，躲了兩星期沒進學校的李當鎰，為了十時舉行的移交典禮，還是必須出席。他七時半到校後，就邀集全校教職員在校長室會報，七時五十分剛結束，距全校朝會還有十分鐘，正準備要在朝會中向全校師生道別，袁愷已來開槍尋仇。報載李校長平時生活清苦，在逃跑時右鞋摔掉，皮鞋上可看到已修補兩次，遺體的右腳上也可看到破了三個大洞的襪子，兩個腳趾還露在外面。堂堂一校之長，清貧到連移交典禮都穿得如此寒酸，讓驚魂甫定的師生們看了更加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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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一九六○年代的台灣校園連環喋血案裡，媒體報導最詳細、傷亡最慘重，也讓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勵行中學教員崔蔭殺人案。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晚間，台視播出的類戲劇《台灣變色龍》，就是以這件血案改編的「魔鬼教練殺人案」。由於製作單位曦康傳播公司未詳查當年報紙與起訴判決書，只憑兇手崔蔭行兇時，留下署名「孟凡一絕筆」的四千多字遺書，就加油添醋、自行「腦補」編造了這集「悲劇英雄」的芭樂劇，另外在加上警政高官晚年時受訪回憶，說還有什麼二千多份家長與學生簽名連署，希望法官開恩減刑，引發了當年受害家屬的不滿與抗議。但《台灣變色龍》製作單位曦康公司也解釋，製播本劇時曾與部分被害人家屬聯絡，但對方拒絕訪談，因此只聯絡上殺人教員崔蔭當年的學生如紀政等人。

　　勵行中學在哪裡？可能年輕一點的永和人都不知道。永和鬧區竹林路上的太平洋、鴻源、中信百貨，現在的風雅頌汽車旅館，就是當年的勵行中學。日治時代這裡就是流氓淵藪，戰後這裡眷村林立，又出現了外省幫派，最有名的就是竹聯幫。在台灣最有暴利的行業，一是開宮廟，二是辦學校。勵行中學的創辦人韓克敬是河北任邱人，一九一○年生，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一九四八年國共戰爭時，華北地區赤化的較快，韓克敬因禍而福，早一年不但能全家來台，還卡住了建國中學訓導主任這一肥缺；比起一年後共軍一渡江，百萬軍民像喪家之犬的逃難來台，家父讀師大國文系時的恩師魯實先，本來是復旦大學的教授，來台初期竟然只能在嘉義中學教書，可見韓克敬是何等的「高瞻遠矚」。

　　在建中擔任訓導主任時，韓克敬就眼光獨具，雖然台北市郊如三重、板橋等本省人居多的城鎮，看來比較繁榮；但他卻看準了外省人居多的永和，韓戰後情勢穩定了，一定更有消費能力，土地增值的潛力也更大。雖然反攻大陸的口號響徹雲霄，外省人也很少有人在台灣購置田產，韓克敬卻以「興學」為名，找了其他有「遠見」的外省人集資，將永和這裡每坪三十元左右的農地一一買下。到了一九五六年，他已擁有四千一百九十坪土地，而永和這裡土地價格也開始暴漲，韓克敬就有了「第一桶金」。由於他在教育界人脈深厚，創辦的正誼補習學校拿到執照後，一九五三年只有二百多個學生，但十年後爆發血案時，勵行中學已是擁有初高中的完整中學，日間部有一千七百多人，夜間部也有一百多人。

　　至於犯案的兇手崔蔭，河北平谷人，一九二一年生，也畢業於北師大。一九五○年代初期，還在浙東沿海打游擊，常深入內地突擊共軍，也是智勇雙全的剽悍軍人。崔蔭來台後，韓克敬的「興學大業」還未穩固，就想到崔蔭這個同鄉學弟武功深厚，又有幫會背景，找他「入股」並負責訓練優秀運動員，對學校的招生必有廣告效果。一九五六年崔蔭來勵行擔任體育組長，一開始非常賣力，不但連得兩屆北縣縣運會團體總錦標，也發掘了紀政、吳錦雲、荊玲等知名國手。但崔蔭個性衝動、恃寵而驕，總認為勵行能有今日，全是自己的功勞，不但沒把其他教職員放在眼裡，連對大老闆韓克敬，也還像剛來時那樣沒大沒小的稱兄道弟。

　　崔蔭平時在校內總以「功臣」自居，不但自己專橫跋扈，連當運動員的學生，在校內也有不上課和不考試的兩大自由；其他教員在課堂上若稍有管教，崔蔭就會代為出頭，使校內有了化外之「生」，引起了其他師生的反感。何況無論運動績效多好，勵行終究只是普通中學，而運動員在台灣最有保障的出路還是教書，但兩蔣時代的師資培訓，不但必須公辦，甚至還要像軍校、警校與師範學校一樣，必須獨立於普通公立中大學之外。所以不管勵行的體育成績再好，依舊不可能改制為體育學校，只能回到私立中學的「本業」，就是重視課業以提高升學率。所以當韓克敬想回歸「本業」時，崔蔭悵然若失，常抱怨韓克敬「不夠朋友」，而且「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一九六〇年崔蔭率領學校籃球隊，到香港比賽時遺失了公款一萬多元，回台後韓克敬不但拒絕崔蔭報賬，還指示會計向崔蔭按月扣繳薪資賠償，兩人為此大吵了一架，仇恨越結越深。

　　

　　韓克敬不但是勵行中學的大老闆，還身兼董事長與校長兩項重職，以致董事會形同虛設。前幾年崔蔭在校內跋扈專橫，但教職員們迫於韓克敬對他的寵悻，全都敢怒不敢言。如今崔蔭失寵了，大家也就不再忍氣吞聲。訓導主任薛定國（浙江嘉興人），原本是建中國文老師與童軍團團長，韓克敬特地將老同事請來整頓校風。薛定國對曠課的運動員照樣登記，不理會崔蔭的關說，兩人因此多次爭吵。教員應瑞昌與庶務組長王本光，在校務會議上更當著韓克敬的面，與意見不合的崔蔭爭吵；韓克敬在會議上雖沒有指責崔蔭，卻也沒像過去那樣袒護，崔蔭認為是韓克敬唆使這些人找他的麻煩，使他在校內無法立足。一九六○年六月，庶務組工友孟凡一，還與崔蔭打了一架，崔蔭憤而向韓克敬提出辭呈，韓克敬雖未批准，但幾星期後學期一結束，暑假時韓克敬就沒續聘崔蔭，這等於是解聘，使崔蔭恨之入骨，當時他已揚言要殺光韓克敬全家，但韓克敬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絲毫不以為意，慘劇因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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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勵行中學舉行五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的期末考，八時二十分升旗典禮結束，學生回到教室考試，校園裡一片寂靜，韓克敬則在二樓校長室內。這時崔蔭帶著領有執照的加拿大九米厘口徑手槍一支、子彈四十五發，硫酸兩瓶，眼露兇光地進了校園，到訓導處找主任薛定國理論，但薛定國還在各試場巡堂，崔蔭撲了個空，就在走廊等候。而薛定國眼光銳利、身手也矯健，遠遠一看崔蔭來意不善，竟轉身翻牆而去；崔蔭追趕不及，就轉往校長室。由於崔蔭自一九六○年九月離開勵行中學後，就應聘到中華體育專科學校籌備處任職，工作了九個月後，張校長也不耐他的跋扈，解聘時又只給了他三個月薪水。崔蔭來台後兩度失業，埋怨韓克敬的新仇舊恨一次爆發，因而又來吵鬧。但這幾個月裡，崔蔭已來此爭吵多次，韓克敬與身邊的教職員工友也見怪不怪，竟然對大禍臨頭毫無警覺。

　　崔蔭叫囂要韓克敬退還他投資在勵行中學的八萬元「股金」，還有他花了五萬元在校內蓋的兩座水泥地籃球場，以及自費購買的體育器材；韓克敬懶得理會，準備起身離去，崔蔭就拿出預藏的硫酸，對著韓克敬面部潑灑，韓克敬忍痛大呼救命，隔壁辦公室的主計主任韓茂棠（五十六歲，河北任邱人，韓克敬姪兒）與文書組長宋紫莊（四十四歲，河北遵化人）跑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崔蔭就拔槍連發多彈，韓克敬頭頸部中三槍，韓茂棠與宋紫莊頭部各中二槍，三人都當場斃命。崔蔭持槍下樓後見到交際股長王鴻綱（三十四歲，河北豐潤人）與事務主任應瑞昌（二十七歲，湖北江陵人），兩人逃避不及，應瑞昌頭部中一彈，當場斃命，王鴻綱左腹第七至第八肋骨間中一彈，送醫後腹腔出血致死。

　　崔蔭從校長室到樓梯間已連殺五人，仍未平息怒氣，又持槍衝到校長宿舍，企圖殺害韓克敬的其他家人。校長的三輪車夫袁殿忠（三十四歲，江蘇人）發現崔蔭來意不善，想掩門阻擋時，崔蔭就對他右側鎖骨開了一槍，使他右肩胛骨折後倒地哀嚎。崔蔭繼續闖入，韓克敬的再婚妻子郭春瀛（四十二歲）見狀況不妙，想從後門逃走，被崔蔭追到後，對著頭部連開三槍，郭春瀛當場慘死路邊。崔蔭這時仍不甘心，又返回校園想追殺訓導主任薛定國，但薛定國早已逃逸無蹤，崔蔭找不到仇人，又轉往初三樸班教室，開槍射擊在場監考的音樂教員何鳳雲（三十五歲，瀋陽人）胸椎一彈，造成胸椎貫通致死。同教室裡的國文教員李榮珍(三十六歲，河北人)與學生劉芳美（十七歲）也遭流彈波及，李榮珍下頷部中一彈，骨骼粉碎；劉芳美下腹部與右大腿各中一彈，分別送往台大醫院及空軍總醫院附設民眾醫院急救。

　　崔蔭持槍造成七死三重傷後，大家紛紛閃避，他卻面不改色，用衣服擦拭手槍，從容地自操場走到後門揚長而去，在永和路上攔了一輛計程車，他怕走中正橋會遭火力強大的軍警埋伏，就令司機由南勢角取道秀朗，經新店溪橋到景美，在景美一家煤炭廠面前停車，下車要找仇人易邦彥「談談」。司機本來要向他索討車資，但一看到崔蔭滿臉殺氣和腰間的手槍，嚇得不敢吭聲，竟猛踩油門而去，讓崔蔭坐了一次霸王車。但崔蔭在煤炭廠也找不到易邦彥，只好走路返回台北，行經羅斯福路四段的正義當舖時，他脫下身上的毛線衣，典當了五十元，然後到台大對面的小館子飽餐一頓，再進台大體育組，想找體育教授齊沛霖「談談」，但齊沛霖早就從收音機廣播裡，聽到崔蔭在永和在永和殺人的新聞，所以遠遠看到崔蔭，也是轉身就跑，經過泰順街周姓親戚家時，請他趕緊去和平東路派出所報案。看來我們還真不能輕看體育與童軍這兩科，逃命時大家就知道什麼老師教的最重要。

　　其實早在崔蔭殺害校長時，教員魏光宇就跑去辦公室報警，但「一一○」那端卻始終沒人接，魏光宇只好跑出校門，路上遇到一名永和分駐的警員，這位警員聞報後立即拔出手槍，衝進校園後卻沒看見崔蔭，又不知崔蔭的火力有多強大，就趕緊打電話請分駐所增援。大批員警趕到學校時，崔蔭已不知去向，只能先將傷者送醫，屍體則送往北市極樂殯儀館待殮。等警務處長郭永、刑事課長馮文堯、刑警大隊長王魯翹與台北縣警察局長袁祖起都趕來後，警員才把在校內看熱鬧的永和居民趕走，並將校門緊閉。但這時消息已傳遍台北縣市，成千上萬的群眾圍在學校門外與圍牆邊看熱鬧，原本就狹隘的竹林路被擠得水洩不通，警車與靈車也無法行進，直到景美那裡傳來計程車司機的報案，以及日落後和平東路派出所證實，崔蔭出現在台大校園，永和鎮這裡圍觀的人群才逐漸散去，有些則繼續轉往大安區收看續集。

　　崔蔭在台大校園，看了一場籃球比賽後，到了六時五十分，才返回寄宿多日的建國南路二四九巷三十五弄二十╳號友人彭壽鶴家中，被埋伏多時的刑警捕獲，並押解到刑警大隊偵辦。在中華體育專科學校籌備處任職的屋主彭壽鶴說：「崔蔭被張校長解聘後，我同情他隻身在台，無處可棲，就讓他在我家暫住，至今三個多月了。我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六子，一家九口擠在這裡，最近學校重新分配宿舍，我分到的那間坪數更小，只好在昨晚告訴他，請他趕緊找房子。當時他也只說好，沒想到今天早上卻幹下這件事。」而承辦本案的台北地檢處檢察官曾壽昌也加速偵查，二月二日下午就提起公訴，請求地院刑庭對從速判處極刑，以遏殺風，用昭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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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兇殺現場目擊者甚多，崔蔭被判死刑並無疑義。但台視類戲劇《台灣變色龍》裡所提到，崔蔭殺人後留在現場的六頁八開白報紙油印遺書，卻不是自己署名，而是「孟凡一絕筆」內容提到「我是一個被有財有勢的勵行中學校長韓克敬的利用者，亦是被害的犧牲者，現我已感人生乏味，同時這個世界也沒有我生存的餘地。因韓克敬他決不容我再活下去了，他曾教唆他前妻之子韓宗棠將我殺掉（有該校職員傳岐鍾，尚道明兩先生為證），其目的希望我與其前妻之子同歸於盡。因我深感其子是一個青年的可憐蟲，不願使他和我同時犧牲，而達成其現在的妻子一石兩鳥之計，所以我要走我的絕路。」

　　另外遺書裡還提到：「我於四十九年（一九六○年）二月間，經舊友王本光介紹至勵行中學充工友，惟附有條件，即該校韓校長與體育主任崔蔭有經濟糾紛，如能將崔幹掉，將來可升職員，我既已至該校工作，與崔無怨無仇，不願下手。曾對韓校長建議將其解聘了事，因而開罪於韓，差點沒把眼睛打瞎。」這些留言讓媒體猜測，莫非血案背後另有教唆者？尤其是讓崔蔭在勵行遞辭呈的導火線，既然是與工友孟凡一打架，為何一年後孟凡一要寫這封遺書？難道孟凡一已不在人世？或是崔蔭想誣陷孟凡一才偽造的？

　　二十八日清晨七時，孟凡一（三十四歲，天津市人，現任高雄造船廠技工）以證人身份前往刑警大隊應訊，坦承這封信確實是他所寫。一九六○年三月，他經王本光（三十五歲，河北武清縣人）介紹，進勵行中學做工友。由於校長韓克敬對崔蔭在校內的行徑已忍無可忍，就指示王本光找個人進來，與崔蔭打一架後，再找機會將兩人分別解聘。孟凡一與王本光交情夠好，幾個月前又是透過他的介紹才進勵行工作，當然聽王本光的指示，與本來也就互看不順眼的崔蔭大打出手。崔蔭被韓克敬解聘後，孟凡一也由工友升為幹事，但韓克敬見他已無利用價值，又再唆使王本光與他打架，將他們兩人解雇；但後來他到王本光家中，王本光不在家，他就翻閱王本光的日記，發現王本光離職後，依然每月領薪，以及韓克敬借刀殺人的「治校」手法，都讓他非常不滿，就把這一頁日記撕下來帶走。

　　一九六○年十月，孟凡一失業後生活窘迫，妻子又將臨盆，與韓克敬的糾紛多次鬧至警局，但都討不回公道，憤而想要自盡前，連遺書都寫好了，卻在街上遇到了崔蔭。他向崔蔭道歉後，崔蔭不計前嫌，一聽到他妻子待產，竟大方地把全身所有的二百多元都拿給孟凡一，勸他不必尋短。孟凡一感激涕零，就將原本寫好的遺書及王本光日記裡提到的那一頁交給崔蔭，拿著錢去重獲新生。幾個月後，孟凡一在高雄找到了新工作，也有了兒子，還想專程北上來感謝恩人，沒想到卻是要來法庭當證人。警方傳訊王本光後，他也坦承那一頁日記是他寫的。一九六二年三月四日，台北地方法院初審終結，依崔蔭分三階段殺人的犯罪事實，判處崔蔭三個死刑。

　　崔蔭連殺七人，被判死刑固然沒有爭議；但勵行中學在大老闆韓克敬死後，內鬥更白熱化。也是北師大畢業，原本在師大附中任教，如今在勵行擔任教務主任的徐可昌，與崔蔭第一個想刺殺，來自建中的訓導主任薛定國一樣，都是韓克敬要抵制崔蔭堅持的「體育至上」，讓學校回歸正常教學而引進的名師。由於徐可昌跟薛定國同樣作風，對運動員學科不及格時，該留級就留級，該退學就退學，不理會崔蔭的關說，堅持不更改分數。因此崔蔭在法庭上說，他行兇前已告知徐可昌，但只提到要毀容，沒說要開槍；徐可昌想奪取校內行政大權，就與他約好在永和菜市場對面小巷口貼一紙條，上面若畫有圈圈，就表示韓克敬當天在校，方便他下手行兇。但檢察官傳訊徐可昌後，認為這都是崔蔭誣攀，將徐可昌飭回。不過徐可昌雖逃過了官司，回到校內卻更頭大。

　　原來是大老闆韓克敬猝死後，董事會就請徐可昌代理校長，但龐大的校產引起董事會與韓克敬前妻之子韓宗棠的爭產風波。韓宗棠聯合韓選棠、韓建棠、韓慶棠三個未成年的弟妹主張，勵行中學為韓克敬的私產，應由他們四人繼承，校內土地及房屋等則可由董事會承租。董事會則主張勵行中學只是由韓克敬與各董事們，分別向社會籌資募款興辦的，並非韓家私產；為感念韓故校長慘淡經營之功，校方願撥放撫卹金八十萬元，每月付給付予韓氏四子四千元，迄撫卹金付清為止；另外董事會增聘韓宗棠為董事，支給處主任之待遇。但雙方的主張都不被對方接受，還各請大律師登報警告對方，相互駁斥，演成筆戰。這樣的爭產鬧劇，讓大家看穿了兩蔣時代這些高級外省人經營學店的醜陋心態，加上崔蔭栽培的學生多方陳情營救，社會的氛圍竟出現奇妙轉變，同情崔蔭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了。

　　另一方面崔蔭是殺害多人的死刑犯，台北監獄將他與涉及八德滅門血案與舞女依銘命案的兇手穆萬森關在一起。穆萬森在八德血案裡初審被判死刑，靠著律師公會派來的義務辯護律師梁肅戎積極辯護，二審時竟無罪開釋，後來是因穆萬森出獄後又殺了同居人依銘，才再次被判死刑。崔蔭隻身在台，沒錢聘請律師，可是他到底算不算自首，也成了減刑與否的關鍵。無奈律師公會因穆萬森死裡逃生後又不珍惜，不但拒絕再為穆萬森的殺害依銘案辯護，連崔蔭的申請協助也一起拒絕。司法當局大概也怕崔蔭成了穆萬森第二，為了避免夜長夢多、橫生枝節，七月十九日最高法院三審定讞，二十六日凌晨槍決：穆萬森則是在六月七日槍決。我當兵時遇到的老士官長，酒後常說崔蔭與穆萬森都是幫會中的高人，內功深厚，槍決他們要連開十幾槍，後面幾槍等他氣散了才能傷他，這些無稽之談我也就姑妄記之。至於勵行中學搬去樹林鎮後，改了校名，原來永和鎮上的傷心地，如今高樓大廈已亭亭如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