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史上，有四個世人永誌的廠址，年代從近到遠分別是：福島、車諾比、三浬島及茲威騰村（Zwentendorf）。前三者都因釀成核災而聞名，唯有奧地利茲威騰村是因杜絕核災而永垂不朽：這是全球第一個全民核電公投（1978）的舉辦地，以及全球首座已經完工、但因公民反對而未曾營運的核電廠所在地。幾十年來，從瑞典核電公投（1980）到義大利核電公投（1987、2011），各國公民團體不斷訴說這個「烏合小蝦米力抗體制大鯨魚」的反核奇蹟。

先說一下背景。1970年代奧國主要由第一大黨社民黨（SPÖ）執政（內閣制，亦同時是國會多數黨），當時，奧國猶如西歐各國，正處於戰後經濟蓬勃期，但卻遭遇全球石油危機。由於奧國能源完全仰賴進口，為了確保能源供應不確定年代的電力來源，經濟掛帥的執政黨遂規劃在1985年之前，興建完三座核電廠。70年代是核電蜜月期，先前全球未曾發生重大的核安事故。因此，奧國境內雖有反核聲浪，但原先僅止於零星的「散兵游勇」，如核二廠預定地的聖潘塔里奧（St. Pantaleon），便有地方性的抗爭（猶如我國貢寮民眾的自救行動），但還不足以匯聚成全國性的反核運動。

然而，隨著茲村核一廠的趨近完工，核安的「抽象危險」步步轉為「具體危險」，幾個媽媽率先挺身抗爭。當時，同為德語區的鄰國德國正如火如荼展開反核運動，許多專家也出面質疑核安的假象。但是，奧國執政黨面對與日遽增的民眾疑慮，不但沒有恪盡對等、據實揭露資訊的義務，反而與工商利益團體沆瀣一氣，利用執政優勢展開一波波報喜不報憂的擁核宣傳戰，最後是弄巧成拙。原來零星分佈且政治立場異質性高（從最左派到最右派都有）的反核人士，警覺合縱連橫的必要，一時同仇敵慨、捐棄成見，組成「奧地利反核倡議聯盟」（IÖAG），作為整合全國反核力量的共同組織架構，反將政府一軍。反核成員也快速茁壯，原先僅是以傳統環保人士為主力的反核運動，加入了都會年輕人、大學生及菜籃族等生力軍，而反核重鎮也逐漸從偏鄉僻壤轉移到維也納及各大城。據估計，奧國70年代反核運動最高潮時，成員高達50萬人之多。

政治爭議以公投解決，無寧說是例外。事實上，1978年的核電公投，是二次戰後奧國公投法的啼聲初試，之後30年間也只再辦過一次歐盟公投。更弔詭的是，核電訴諸公投，其實是執政黨畏於負責的結果。原先，公投只是部分反核人士的主張，本來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依照奧國兩大一小的政黨版圖，當時唯有執政的社民黨公開擁核並主張茲村核電廠依計畫營運，第二大黨即奧地利人民黨的立場曖昧，自由黨（小黨）則是偏向反核。由於核電的高風險、高爭議本質，萬一爾後核電營運有任何差錯（誰能保證不會？才隔年就發生三浬島事件），冤有頭、債有主，所有的帳都要算到社民黨的頭上！這個政治風險實在太大了，大到連執政黨都不敢獨力承擔，因此便逆向操作，以反核人士的公投主張來作為政策免責的擋箭牌。執政黨打的如意算盤是：公投預料過關，反核氣焰受挫，而決策責任則由全民分攤。只是人算不如天算，該次公投選民投票率為64.1%，其中贊成營運者49.5%、反對者50.5%，本來勝券在握的執政黨，竟然以1%（約3萬票）的些微差距輸了公投，跌破當時專家的眼鏡。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執政黨主張營運，因此，其推出的核電公投議案，提問方法也是正面表述（是否贊成茲村核電廠營運）。此外，由於奧國公投法同歐洲多數國家的立法例，未設投票率門檻的限制，因此，政黨並沒有動員選民不投票來操縱公投結果的空間。

最後，公投否決之後，耗費140億奧幣的核一廠認賠殺出，核二、三廠胎死腹中，奧國反核政策從此定調，與挪威、丹麥等國並列為西歐非核家園的典範。八年之後的車諾比核災，世人才頓悟奧國小蝦米們的先知先覺。如果等到福島核災之後還不為所動，那豈非不知不覺？

回到文首，最重要的是，我們正在決定：台灣貢寮將以哪種方式走入世界核電史？！（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