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就隱約知道「族群隔閡」這玩意兒。我是外省囝仔，第三代的，小學五年級被同班男生叫罵「大陸妹」、「外省豬」，後面一串難聽的形容詞（以及動詞），導因是我不會說台語。

國中有個老師整我，故意在全班面前大驚失色地質問我「立柔妳不會說『母─語─』啊？」高中坐計程車，司機注意到我始終不吭聲，總是由同學以台語應答，立刻發表一段段言語攻擊，大意是「不會說台灣話，就不是台灣人，不管書讀得再好、成就再高都是作人失敗。」

大學有次當亞錦賽的志工，排球協會的大叔從機場送我回途，發現了我不會講台語這個可佈的缺陷，「嘖」了一聲不斷哀痛地搖著頭：「家裡都沒有教！唉！家裡都沒有教！」光聽這段對話，還以為場景是少年監護所，我剛殺完人放完火。

諸如此類的例子數都數不完，我的個性又強，只要我不認為自己有錯，誰欺負我我就要恨他。成長過程裡得到的資訊和知識畢竟有侷限，對事情反應總是很直接，所以現實生活中我恨那些攻擊過我的人，讀新聞報紙更恨那個姓二名二八的幽靈（耳聞大人說過這傢伙是罪魁禍首！），恨人們奠祭它。

態度漸漸柔軟是大學的事了，雖然大一還因為教授一直聊二二八從此蹺掉她所有課，只出現在期末考。然而後來，看了蕭麗紅的《白水湖春夢》，一部角色們與政治受難者有關但並不苦毒的小說，用文學專屬的含蓄，娓娓道來那麼多人曾經受到的苦。我是這樣開始在乎的。

或許受大量社會科學訓練的人瞧不起這樣的淵源，但說真的，文學比數據和只有知識份子才看得懂的一大堆專有名詞的論述，更輕易使大部分的人感動；先同理了義憤，才能開始在乎，諒解那些遷怒到我個人頭上的，我所遭過的殃。之後才慢慢接觸到政治史的書、參觀景美人權文教園區、踩在六張犁亂葬岡親眼瞧瞧那些淒涼的土塚、讀倖存者的口述史等等。

至此，我還是很憤怒，但我的憤怒轉移了對象，投射到了更深層的元兇。尤其當我讀著那麼多莫名其妙被捕禁的老先生老太太的記憶，知道了越來越多詳細的史實，像是家屬領屍體時還得先支付子彈的費用。每天半夜睡不著等著獄卒來領人槍斃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