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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2/19 14:51:52瀏覽345｜回應0｜推薦0 | |
馬英九不要做鄭克塽——讀高格孚《中華鄰邦》
古語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海峽兩岸的政、經、學各界人士，正因為身在局中、缺乏距離感，對兩岸問題的看法往往「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相比之下，反倒是冷靜的旁觀者看得真切、評得到位，比如《中華鄰邦》一書的作者、法國學者高格孚。
 高格孚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台灣認同政治、台灣史以及兩岸地緣政治，以「歷史性比較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切入台灣的歷史與現實，在仔細比較十七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海峽兩岸的狀況之後，得出如下之結論：「（今天中國的）懷柔政策很像清廷與施琅一直到攻擊台灣前夕所進行的政策。」
三百多年前，滿清王朝的實力在康熙一朝臻於頂峰，其擴張能力在東亞大陸所向無敵；統治台灣的鄭氏政權則因內部分裂而陷入風雨飄搖。最終，鄭氏第三代統治者鄭克塽投降清朝，台灣被納入清朝版圖。
而今，中共以驅使數億奴役勞工的代價，創造了讓世界震驚的「中國模式」，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坐二望一；而台灣受全球經濟危機和島內產業外移的影響，經濟不振，民眾憂心忡忡，民主國家公民的自信心隨之滑落。在此困境之下，台灣該以何種方式應對彼岸咄咄逼人的壓力？
高格孚在書中對執政的國民黨發出一系列追問：台灣怎麼可以面對中國崛起或復興的事實？國民黨怎麼樣可以結合保護台灣主權以及利用中國經濟發展帶給台灣各行各業的機會？另一有關的問題是：國民黨怎麼面對台灣政體的民主準則？
是卑躬屈膝，還是前行引導？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施琅率軍在澎湖列島大敗鄭氏艦隊後，給台灣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於是，鄭克塽向施琅派出和談代表，表示願意投降，但希望「三不傷」，即清軍入島「不傷鄭室一人，不傷百官將士一人，不傷台灣黎庶一個」。在得到施琅的允諾後，鄭克塽正式向清廷呈送降表，表示以往的對抗是「稚魯無知」，願意順從天意，「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
在表章中，鄭克塽只提出請求允許繼續居住在福建的條件，因為福建是其家鄉——然而，清廷在受降後拒絕了這一要求。鄭克塽降清後，與家人被軟禁在北京朝陽門外的一條胡同裡，這裡正是當年清廷軟禁其曾祖父鄭芝龍的地方。鄭克塽年僅三十七歲便在軟禁中鬱鬱而終，比其父親鄭經和祖父鄭成功還要短壽。
物換星移，二零零八年，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關係發生重大逆轉。馬政府將中國當作拯救台灣經濟的救星，對中共節節退讓：陸客自由行實現，陸客蜂擁而入，讓台灣業界難以承受重荷；陳雲林等中共高官訪台，台灣當局慇勤備至，戒備森嚴，宛如接待上國使節，警察不惜使用暴力打壓抗議者；已經大陸化的旺旺集團以大手筆併購諸多島內媒體，台灣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拒談「六四」問題，並聲稱這是維護台灣的利益……
那麼，這樣一個無比尖銳的問題便油然而生：馬英九會不會成為當代鄭克塽呢？
高格孚以鄭克塽當年的降表為解讀對象，饒有趣味地分析讀者和作者「心有靈犀」共鳴，這也恰恰正是如今兩岸會談時雙方內心活動的寫照——「雙方皆假裝此突然的轉變是基於共有的信念：不僅是台灣海峽兩岸的權力失衡；不僅是對個人的根之難以名狀的渴求，無論那有多麼理想化；也是瞭解到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非昨日的共產黨，如今它作為永恆的中國的明確的領導者，正引導著一個邁向全球強權的國家的命運。」
這樣，強者一方不吝給出豐厚的獎賞，而弱者一方得以保存幾分顏面，儘管「各懷鬼胎」，卻也「皆大歡喜」。
但是，在高格孚看來，這不是台灣的正確選擇。在政治上，台灣已經實現了總統直選、完成了第二輪政黨輪替、擁有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人權也有了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台灣高度的國際化程度和位於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交接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樞紐地位。因而，台灣不必向中國卑躬屈膝，反而可以充當中國的前行先導。
台灣是「後國家」時代身份認同的「實驗室」 主權問題是兩岸對談中一個無解的死結。由於主權被神聖化，使得兩岸的政府和民眾都難以從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迷藥中自拔。其實，國家主權真有那麼重要嗎？對於中國和台灣來說，民族國家的概念是二十世紀才逐漸被建構出來的。
 圖片來源：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
此前，清廷在甲午戰敗之後，未經台灣民眾的授權和公決，就悍然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的士紳和民眾奮起抗爭，不是忠於清廷，而是打出「台灣民主國」的旗號——雖然這個「台灣民主國」迅速被日本軍隊所撲滅，卻堪稱是亞洲第一個以民主為號的國家，比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整整早了十七年。
再次之，義和團運動興起，慈禧太后下詔「對萬國宣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南方各省卻實行「東南互保」的政策。可見，南方的督撫們並不認為國家主權是最高價值，而認為保護治下民眾的生命財產是首要職責。這種觀念，不見得就比舉國玉碎的愛國主義要「落後」和「低級」。
在歐美近兩百年的歷史上，在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上，國家主義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民族國家」是一種普世信仰，國家也確實成為「符合人類基本群體認同需求的重要工具」。但是，國家的定義與地位，並非定於一尊、凝固不動，它必然隨人類文明的演進而不斷變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邁進「後國家時代」。
作為法國人和歐洲人的高格孚，對歐盟的成立與擴展，以及各成員國將部分主權讓渡給歐盟這一超國家的區域共同體，自然有切身之體驗。所以，他指出：「在後國家的世界裡，由於全球化的最新階段，將小於或大於國家的實體或群體視為潛在的認同選項，挑戰着國家作為當代認同核心出處的優越位置。」換言之，至少國家不再是唯一的、共同體成員必須皈依的「最高價值」。
在此時代背景治下，台灣國家地位的不確定性和主權的曖昧性，過去也許是劣勢和弱勢，如今則成為優勢和強勢。台灣學者吳介民指出：「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它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內外之張力讓台灣更具活力。
而高格孚則如此分析台灣的特點：「它傾向於自前國家階段（即在其近代歷史後殖民階段，一個『台灣國』從未正式出現），直接轉移至後國家階段（台灣極度全球化，主權政體甚至是國家地位並未被承認，但卻完全獨立於如何其他國家），而沒有經歷國家階段。」所以，台灣的經驗突出顯示，假若國家仍是必要的，那麼對國家的認同是可以靈活與易變的。
如是，台灣的特殊性也帶來了它的珍貴性和先驅性，它或許為人類的群體認同帶來新的啟發和觸動，正如高格孚指出的那樣：「由於台灣的多元文化、歷史經驗與對世界的關係，台灣也成為認同的實驗室：在文化、國家認同、市民身份、地方認同或學習如何作一個世界公民等方面，台灣均探索了很多新認同的可能方向。」
兩岸關係需要「新思維」
兩岸關係不能繼續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下去。馬政府以來獲得的緩和局面，其實只是沙灘上的城堡而已。
高格孚點出了「房間裡的大象」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在技術上還處於內戰的狀態。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等於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權；也是從台灣法律的角度終止內戰。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沒這麼做，而且還在二零零五年通過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
所以，雖然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關係在表面上舒緩了，但從中國在軍事方面並沒有撤除導彈以及其他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在外交方面也沒有停止對台灣之施壓。除非兩國或兩府簽署和平和約，或北京廢除《反分裂國家法》與放棄使用武力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兩國之間還是會在技術上處於一個內戰狀態。
這種狀況，不是靠台灣單方面的善意或「非武化」就可以改變。但是，台灣卻可以誠實而自信地對彼岸實行「啟蒙教育」。近年來，諸多大陸遊客和大陸學生包括韓寒等名人在台灣的觀感，說明台灣完全有資格向中國輸出「軟實力」。
對此，高格孚語重心長地對中國的統治者說：「一個獨立的台灣不一定會對中國造成威脅。與其繼續延續康熙時期以來的作為，試圖緊密控制台灣的政治以及影響其對於國家認同的辯論，中國不妨嘗試該改變其想法，將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幫助其重回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多元文化盟友國，同時設法藉着在國外擴展華人文化來改變全球化世界裡的主流文化與價值觀。」這就是處理兩岸關係時亟需的「新思維」之一。
不過，高格孚也認識到：「中國政府目前最不支持的模型是聯邦國家，儘管在理論上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也不追求一個由中國與幾個鄰近的華人國家共同組成的國協。」毫無疑問，「這兩個想法在當代的中國政治文化裡是政治不正確的」，這也正是中國當局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關在監獄中，並對倡導聯邦制的《零八憲章》恨之入骨的重要原因。
即便如此，高格孚已然從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群體的身上發現「一些勇敢且高瞻遠矚的中國有識之士們早已擁有類似的想法」。真理固然會讓先知承受苦難，但真理之光終將穿透黑暗的大地。
在高格孚眼中，台灣並不是官員或罪犯的流放之地，而是一個會產生價值觀的地區。他指出：「台灣的多元文化母體的重要部分的確來自於中華文化，同時中華文化並不是其文化的唯一來源。在台灣保存中華文化的同時，台灣政府與社會各界，包括民間團體、企業家、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等參與者，不但會另外發明中華文化的新想法與概念，也會開拓新文化的方向，更會在缺乏國際承認的情況下仍舊探索如何成為全球公民。」
倘若是，馬英九不必步鄭克塽之後塵，台灣民眾也不會充當中國的二等公民。有一天，「全球公民」就將是台灣人頭上榮耀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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