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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2/08 17:46:48瀏覽131｜回應0｜推薦1 | |
金恆煒按：本文原刋於《當代》第二二八期，二○○六年八月號。現略加增益，重新發表於此。此文所探索的戒嚴時期媒體生態，到今天還陰魂不散，甚而變本加厲。港資、中資進入Ｔ台、進入旺中，台灣媒體從藍色時代衍變成紅色時代。
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分析 金恆煒
－－以《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為例
省籍＋黨籍＝黨國媒體
從各種民調來看，台灣人民公認當下的兩個政治性「亂源」，一是國會，一是媒體。根據「改造國會行動聯盟」的〈宣言〉所示：
台灣的國會亂象，每天透過文字、螢幕向國人證明，這樣子惡質的國會已到了癌症末期，再不開刀，將拖著台灣一步一步走向滅亡。根據歷年民調來看，一九九九年不滿意立院的民意已經達到百分之四十六，滿意的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到了政黨輪替之後的二○○一年，民眾對立院不滿的竟超過三分之二，也就是百分之六十五，滿意的只剩百分之十九，數字不只是會說話，數字也做出了批判。（註一）
重要的訊息是，民眾對立院的不信任度，從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到二○○一年躍升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信任度從百分之三十五，直落到百分之十九；國會之不受信任，關鍵就在「政黨輪替」後佔據國會的藍營極杯葛之能事的結果。至於媒體，依政大教授林元輝的文章所提出的台灣各媒體資料，（註二）看出民眾對媒體信任度的大跌。媒體與立院為何會隨政黨輪替而惡質化？正顯示出兩者間的互為唇齒的因果關係。
國會與媒體都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積累下的餘緒，是「黨國體制」下的產物，所以要探究媒體生態，非得溯源黨國體制不可。
「黨國體制」的內在結構，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族群屬性；一是黨籍。國民黨在台灣推動「全國皆黨」運動，以此建立少數外省族群的統治基礎；媒體自不能逃出黨的掌握。但媒體只報導「他者」，絕少進行內部反省，可看到的資料不多。《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一九七八年要參加第六屆省議員選舉，受到「黨內壓力」，當時的老闆余紀忠意圖派她出國來解決問題。陳婉真留下紀錄：
那時，我心存僥倖，以為只要在競選前回國，照樣可參加競選。我告訴採訪主任周天瑞，打算把黨證退還給黨部，因為我對這個黨很失望；而且新聞記者基於公正報導的職責，也不宜有黨派觀念。周先生卻以不要讓黨難堪為由，勸阻了我。（註三）
連採訪主任都身兼黨的代表，可見報社與黨的關係，一如「利之於刀」；甚至可以推測，報社內部也有黨組織，或許也開「小組會議」，於是「為民喉舌」就成為「為黨喉舌」了。採訪主任如此，總編輯當然非黨員不可，「外省＋黨員」成為報社「高幹」的必要條件。《中時》唯一任用過的「黨外」總編輯常勝君，籍屬社民黨，任內發生政治事件，蔣經國找《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去問話，闢頭就問：「他是不是黨員？」當勝君因此下台，鬱鬱而終。
「戒嚴法」下造就「兩大報」的坐大
台灣戒嚴時期只造就「兩大報」，一是《中國時報》，一是《聯合報》。兩報可以說獨步當年媒體界，其關鍵就在「戒嚴法」上。國民黨政府並未正式用「報禁」之名，援引的是〈出版法〉施行細則與〈戰時新聞紙節約辦法〉，以此限制登記，也限制總張的使用。因此，所謂民營報紙的「兩大報」遂而與「黨」成為――說得好聽――「利益共同體」，說得難聽是「共犯結構」；在此形勢下，兩大報的老闆遂而晉身為國民黨中常委，也就不足為奇了。黨掌握了中常委，也就掌握了「兩大報」，「兩大報」因為戒嚴法而享有寡頭壟斷，形成媒體帝國，日進斗金，比做什麼生意都強。故而從媒體生態可看國民黨的媒體政策，推而廣之，就是呈現「黨國體制」的本質。
「黨國體制」的真正核心在「外省族群」，黨、政、軍、特、司法與媒體，基本上掌控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的外省人手中。國民黨是「外省族群黨」，可以另文分疏。（註五）做為「意識形態黨國機器」，台灣媒體進用外省人，也不足奇。以「兩大報」而言的媒體成員，率由外省人構成，台灣人――不論閩客――都是少數，即使才華出眾如司馬文武（江春男）在《中國時報》 都不可能受到重用，最後只能被迫離開之一途。財經記者盧世祥是聯經集團的唯一出任總編輯的台灣人，也在解嚴之後的九一年。從解嚴到二○○一年，《聯合報》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八○比二○，《中國時報》則是六五˙六比三四˙四。（註六）更重要的是，兩蔣時代本省人不能染指媒體，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但不能經營媒體。（註七）
「政黨輪替」後媒體改彈「藍調」
了解「黨國體制」的媒體策略，才能夠檢討二○○○年政黨輪替之後，台灣媒體為什麼會成為「亂源」。其實，媒體暴露「黨國」本色，並非在陳水扁當政之後，只是於今為烈。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為總統，同時取得黨主席的位置，經歷了嚴酷的鬥爭，不只在中常會中的黨主席提名上，更是一九九○年「主流」、「非主流」的鬥爭上，這是黨國排除台灣人主席李登輝的慘烈鬥爭，而媒體成為非主流的作戰中心。《聯合報》出身，彼時擔任採訪主任的周玉蔻，事後在《李登輝的一千天》明確揭露出此一內幕。
該報（按，指《聯合報》)政治記者中有人透露，二月政爭，很多報導不是出自他們之手，另有人主寫，當時不少內幕新聞，記者們也都是看了報紙才知道。（註八）
周玉蔻就是當年的採訪主任，所以她是事件當事人，不過藉「政治記者中有人」來還原真相。可見王惕吾把《聯合報》當成非主流的「戰報」，難怪新聞界轟傳王惕吾親口說，就算把《聯合報》辦成只給外省人看的報紙又如可的話，看來不假。
《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戒嚴時期是競爭報，無所不用其極的互相争搶百萬大報的地位，而王惕吾與余紀忠又都是中常委；余紀忠以「自由派」當號召，而王惕吾則屬「保守派」，究其實，不過是國民黨內王昇系與李煥系的兩條路線在媒體的代表。這一段公案，目前少有人着墨，先點出問題，以待來茲。
解嚴後，《聯合》與《中時》優勢不再。面對激烈的競爭，到二○○六年「兩大報」已讓位給《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衰退為「兩小報」，兩報報份不堪聞問了。（註九）有趣的是，過去儼成「敵國」的「兩大報」，現在卻有「聯手」之勢，也就是進行「沒有策略的策略連盟」，互為奧援，共同對抗本土政權。
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中，《聯合》與《中時》結成的「非主流」連線共同「反李」。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聯合報》刊出李總統夫人曾文惠挾帶美金出境，而且連續用「社論」討伐，事後證實這是謝啟大炮製出來的鬥爭奧步，以此抹黑台灣人總統。僅此一端，就足以知道《聯合報》之「反李」已到無所不為的反理性地步。「兩大報」沆瀣一氣，等到政黨輪替，共同推動「罷免案」，不只是放棄媒體「平衡報導」的天職，甚而搖身一變，站在藍營立場，展現「黨的喉舌」之本色，寖寖然回復到戒嚴時期的角色。根據新聞學者的分析：
《中國時報》、《聯合報》與國民黨關係深遠，即使國民黨已下台，兩報對民進黨與陳水扁顯然仍然充滿高度不信任感。（註十一）
陳總統甫上任不到半年，藍營選輸不甘，非要罷免將之拉下台，宋楚瑜陣營甚至喊出「二輪投票」。「兩大報」不惜為藍軍助陣，連自家做的民調都置之不顧，陷入瘋狂的「罷扁」之中：
兩報顯然無法解釋那些刊登在同一時間其他版面，由報社自行進行的民調數字與前述新聞之間的差距。…《中國時報》的民調顯示反對罷免總統的比約為六成，…與兩報輿論氛圍之天差地別明顯可見。（註十二）
二○○○年就要罷免陳總統，未果。到二○○四年大選選完，在一對一競選下，連宋再敗，於是「七日政變」而「兩顆子彈」而「做票總統」，到二○○六年再度提出罷免，「兩大報」與藍營之亦步亦趨，若合符節。國民黨「黨國體制」下建構的「兩大報」，果然不負兩蔣的提拔。
「一個報紙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兩大報」寧願成為藍營的「中央日報」，銷售量直直落，卻不見得能打醒《聯合報》的主事者。《聯合報》的內部刋物《聯合系刊》，在二○○六年二月號刊出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接受社長王文杉的訪問。林懷民闢頭就說：「我希望《聯合報》不要那麼藍！」（註十三）林懷民說：
你做一個藍色機關報的話，大快人心，像俱樂部一樣就算了…，但從頭版一直延伸到三、四版，一個tone（基調）這樣下去，我不必看就知道立場，…一個報紙怎麼會變這樣呢？（註十四）
林懷民一刀見血的點出《聯合報》的問題，同時也點出《中國時報》的問題。尤其《中國時報》，一反過去撻伐國民黨黨產的言論，甚至「買」下國民黨的「五中」，（按，五個以「中國」為名的媒體，包括中視、中影、中廣…等。）卻一毛錢也不付，結果白白拿了「中視」，難怪有人質疑「《中時》白吃「中視」，拿什麼還？」（註十五）只要看看「兩大報」大炒特炒有關陳總統女婿趙建銘的「台開案」，背後的作手竟是自家媒體。
兩大報之一的總編輯親自打電話給記者寫特稿，不管記者如何拒絕和解釋，就要（按，原文如此）強調檢調單位偵辦此案畫有底限，不得已記者勉強交稿，總編輯辦案，再創佳話。（註十六）
此文的作者嚴家同慨乎其言的說：「總編輯甘為老闆意志的執行者，下面的記者就更像一顆顆棋子了。」如嚴家同這樣的記者，用法國社會學家波笛爾（Pierre Bourdieu）的話來形容最貼切了：「一般來說，大家不喜歡被當成對象，被客體化，記者更是如此。」（註十七）波笛爾接著說：「參與〔媒體〕其中的，既是操縱者，也是被操縱者；常常越被人操縱，而且越是無意識於此，反而越能當一個好的操縱者……〔結果〕個人的腐敗會掩蓋結構性的腐敗。」（註十八）波笛爾的警訊，不只是對「過去式有效，何嘗不是對「現在式」與「將來式」有效？
台灣媒體在國民黨操控之下，已成為「結構性的腐敗」。「兩大報」創辦人及其接班人，再加上總編輯、總主筆們，已原形畢露；即使戒嚴時代表現出「自由派」架勢的《中國時報》，更證成是李煥式的「自由派」了；等到「政黨輪替」就產生了「返祖現象」。真要詮釋，或許可以拿美國左派刋物《黨派雜誌》（Partison Review）的現象當例子。《黨派雜誌》創辦人William Phillips等人批判共產黨，而與美國共產黨總部愈走愈遠，最後分道揚鑣。有人說《黨派雜誌》諸君子是先讀了Jefferson，後來才接觸到馬克思，是先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後進入馬克思；一旦思想發生衝突時，就回到原來觀點。這樣的對比，還是從「觀念」／「理念」出發，還沒有討論這些「親中」媒體背後「大中國」與「外省集團」的意識形態與利益的的問題，也沒有是討論是否涉及中資呢。
發掘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問題，才能夠真正把握今天媒體――尤其「兩大報」――為什麼「逢李必反」、「逢扁必反」，為什麼痛恨「本土政黨」、痛恨「本土思惟」，為什麼赤裸裸與國民黨同一陣線的內在因素，也才知道台灣媒體之成為「亂源」的必然性。
（註 一）：〈國會改造宣言〉，《當代》第一七一期，二○○一年十一月一日，頁五六―五
七。
（註 二）：林元輝〈從「舔耳案」看媒體與司法〉(註二)，《當代》第二二八期，二○○六 年八月一日，頁三三。 (註三)：陳婉真，〈記者生涯原是夢〉，收入《一切為中國》，頁三十三，一九 七八年九月出版，無出版公司。
（註 四）：孔行庸，〈台灣的新聞自由〉，香港《明報月刊》第十三卷第三期，
一九八三年三月。(按，這是戒嚴時，本人的化名作品。當時身為《中
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却只能匿名寫作，可見當年文網之可怕。)
（註 五）：金恒煒發言，《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大會實錄》，頁一○三。後寫成
文章〈台灣族群政治探源〉，(按，現在易名為〈台灣族群政治與國家認同〉)披露於
《當代》第二二九期，二○○六年九月號。
（註 六）：《財訊》，轉引自吳祥輝，《選舉學》，頁一三六，遠流出版社。 （註 七）：金恒煒，同（註五）。
（註 八）：周玉蔻，《李登輝的一千天》，頁三二八。麥田出版社。
（註 九）：ACNielsen媒體大調查，調查時間：二○○六年一月―六月。
（註 十）：杜朝《向歷史討個公道》，頁六二，光點文化。
（註十一）：劉昌德／魏玓〈檢視「罷免案」中的台灣媒體操作――《中國時報》
與《聯合報》的假客觀真偏頗〉，《當代》一六○期，頁六四―七○，
二○○○年，十二月一日。
（註十二）：同上(註)。
（註十三）：趙彰杰，〈林懷民：《聯合報》不要那麼藍〉《Taiwan News財經文化
月刊》，頁八五，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註十四）：同上(註)。
（註十五）：金恒煒，〈《中時》白吃「中視」，拿什麼？〉，《台灣日報》二○○六
年五月一日。
（註十六）：嚴家同，〈誰來告訴媒體老闆和總編輯們〉，《目擊者》二○○六年，頁六。
（註十七）：波笛爾／文，林志明／譯，《布赫迪尼論電視》，頁二十，麥田出版
社。
（註十八）：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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