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向民主化和本土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中，金恆煒先生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所謂指標性，就是在某些方面很具代表性，引人注目。

對我來說，金恆煒的第一次「引人注目」，是二千年大選前夕在英文《台北時報》和他相識。當時我受該報之邀赴台觀選，寫幾篇大選評論。金恆煒給我的第一眼印象，是在打領帶之處，繫了個褐色領巾裝飾結，很「與眾不同」。這可能是他的trademark，因為後來從沒見過他西服領帶。

那天金先生和他夫人張文翊一塊來報社，其夫唱婦隨，配合默契的神態，令人印象深刻。後來在其他場合，也多見他倆成雙結對，形影不離。台灣曾深受中國和日本的大男子主義文化影響，多數情況下是男人們自己為事業交往，女人則守在家中，仍被稱為「內人」，而出雙入對的金恆煒夫婦好像相當「西化」。

後來和金恆煒接觸多了，尤其讀他的文章，更深刻而強烈的印象是，他這個在中國出生、屬於「外省人」的知識分子，卻信奉一種超越地域、血緣、種族的普世價值觀。而正因為這種超越，他才沒有那種絕大多數外省知識分子沉迷的「大中國情結」，而堅定地支持人民的選擇權，為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而奮筆疾書、鼎力呼喊。

在今天台灣藍綠對峙、知識人也由此分野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外省知識分子都傾向國民黨。例如藍營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高層主管，據統計前者近七成、後者八成以上都是外省籍，因此自然成為國民黨的政治啦啦隊，為泛藍的意識形態鳴「報」開道。

聽柏楊這麼說「我起雞皮疙瘩」

有些中國文化人能跨過反專制這一關，但卻無法跨過民族主義的籬障。因為中國歷史悠久，積澱太厚的「大中國」、「大一統」的群體主義瘀泥；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價值，更沒把生命、自由、幸福的權利（美國獨立宣言）作為終極目標，因此中國文化人自然就難以把個人自由（選擇）視為最高原則。在這種文化熏陶下的知識人要想超越「民族主義」，簡直像李白的《蜀道難》所說，「難於上青天」。

例如在台海兩岸都比較知名的文化人李敖和柏楊，都曾反對國民黨，並因此受牢獄之災。同時他們也都曾激烈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推崇「西化」。但最後遇到台獨問題，也就是台灣人的選擇權利時，李敖則像共產黨那樣窮凶極惡地反台獨，甚至跑去北京讚美共產黨創造了中國「盛世」，呼籲學生「擁抱共產黨」，讓它再活一千年。就因為中共「反台獨」，符合他的「大中國」夢想。

柏楊在文化批判上比李敖似乎更激進，提出中國是「醬缸文化」，是幾千年沉澱堆積的腐臭，任誰都無法逃脫被淹沒、吞噬、變成一條蛆、成為《丑陋的中國人》的命運。他在綠島監獄中寫出的近八十萬字《中國人史綱》，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狡詐、刻毒、殘忍、陰險、暴行等，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全書的筆調是同情平民的命運，而非宣揚國家盛世、群體強大。因而在中國被稱為「平民版」史綱。

柏楊當然沒像李敖那樣反台獨，也沒去北京朝拜，但他也卻從來沒有明確地支持台獨，即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反而有時迎合北京的統戰宣傳。例如前年連宋訪中國後不久，北京中央電視台攝制組到台北採訪連戰、宋楚瑜、高金素梅等，也採訪了柏楊。柏楊當時不僅沒替台灣人說一句公道話，還配合北京的統戰調子說什麼「只要能回到家鄉看一看，就心滿意足了，我們還要什麼？」然後又強調「我一生沒有快樂過，我們這種待遇能快樂嗎？我們的境遇能快樂嗎？」然後矯情地說，「我們做不到衣錦還鄉了，能不能平安還鄉？」還一板正經地發誓「我要活到中國的和平統一」。連中共記者回去都說，聽柏楊這麼說，「我起雞皮疙瘩」。

更離譜的是，當中共記者問到，柏楊的幾個子女春節回家拜年時，「那時候（是不是）特開心？」柏楊的回答卻是「除非中國強我才能開心。」

「台灣就是我的國家」

去年在接受香港鳳凰電視採訪時，柏楊說﹕「我二十九歲才來到台灣，我的思考方式、言行舉止，都脫不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要我完全否定這些，不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中國人史綱》雖痛斥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腐敗，但最後柏楊還是強調﹕「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惟一的立足點。」完全是「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口吻，而沒有一絲一毫的超越種族、文化的「普世價值」。

只從李敖、柏楊這兩位曾激烈（也不乏深刻）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向往西方的知識人身上，就可看出，中國文化人要想跨越民族主義是多麼難。我曾問過彭明敏先生，如果殷海光還活著，他會不會支持台灣人建國的選擇權利？他沉思了半天，好像也無法確定。由此就別說那些一向自視「龍的傳人」的龍應台、余光中們了。正因為是這麼難，才映照出金恆煒超越中國人、中國文化、大中國等概念，信奉「普世價值」的難能可貴和鶴立雞群！

在當今綠營的外省第二代知識分子中，和金恆煒一樣理念堅定而引人注目的還有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前新聞局長謝志偉等。但他倆和金恆煒還有點不同﹕陳師孟因父親在台南糖廠工作，因而在南部長大，會說一口地道台語。謝志偉的台語則能恢諧幽默，甚至妙語連珠。這種對台語的嫻熟掌握，自然就和台灣人有親近感，增加對台灣的認同。而金恆煒的台語可不那麼靈光，我不知道他能聽懂多少，但好像他根本不會說。我自己不會台語，有時參加台灣人的活動，當一個台語幽默引得滿堂大笑時，自己卻一臉嚴肅，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尤其是參加電視節目時的困窘，當來賓都說台語時，就完全處於狀況外，要全神貫注地捕捉、琢磨他們到底在談什麼，才能插話參與討論。語言的隔閡，在相當程度上會產生情感的隔閡；但這點卻完全沒有影響金恆煒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他曾很認真地對我說，「台灣就是我的國家」。金恆煒的認同，不是從血緣、種族，更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從尊重人民選擇權利的普世價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精神。

「恆煒開車才嚇人呢！」

除了理念的因素之外，金恆煒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就是他的率真。中國文化多強調「城府」，要深藏不露，其實就是「算計」或「詭詐」。什麼「話到嘴邊留半句」、「揣摩上意」、「笑不露齒」、「察言觀色」，這種格言警句數不勝數。早在《左傳》就有「道路以目」，意思是兩人路遇，只能以目傳「話」。這個「目」是什麼意思，就要暗自揣摩、心領神會了。在這種文化下，率真、純真、率性、真性情，都被閹割了。於是一部中國文人的歷史，就成為一部「厚黑學」。

而金恆煒所以能堅守「普世價值」，敢在國民黨文化人佔主導的台灣為此大聲疾呼，也可能和他的性格有關。西方研究一個人，很強調character（性格）因素。金恆煒表面像個文弱書生，但實際上很是個性情中人；而且膽子很大，看準了方向，就敢向前沖。例如他駕車，也是「勇猛型」的，有時令旁人驚心動魄，但最後都有驚無險，難怪他夫人文翊也說，「恆煒開車才嚇人呢！」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曾把知識分子分成兩大類﹕狐狸和刺猬。前者能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後者則堅守原則，一貫而終。在中國古訓中，三十六計、七十二變、一百零八將（都是九的倍數）等，都是塑造「狐狸」的指南。因為三十六計，就是百般算計；七十二變是變來變去；而一百零八將，則是靠群體壯膽。狼總是成幫結伙（因而有狼群），而獅子多是特立獨行。從刺猬到獅子，古往今來，人類一直都推崇那種心靈強大、率性秉直的獨膽英雄。而金恆煒就是這種刺猬和獅子型的知識分子，因而其好友、台灣政大社會學教授顧忠華說，「正義感，是金恆煒展現出的最令人欽佩的地方。」

賠進去一棟房子錢

為了理念，金恆煒不算計個人的物質利益。七十年代他和夫人張文翊都在《中國時報》任職，後來他出任該報副刊主編。在「中時」和「聯合」兩大報主宰的時代，僅做個版面主編，就不僅有豐厚的薪水，還有體面的社會地位。但金恆煒卻因與「中時」老闆理念衝突，八十年代中就和夫人一起離開，然後夫妻倆胼手胝足，創辦《當代》雜誌，引進歐美思潮。顧忠華曾說，金恆煒「是文藝復興的手工業代表，《當代》雜誌則是金跟太太的手工作品」，就是因為他們獨辦雜誌，倍嚐艱辛，更賠進去一棟房子錢。

金恆煒寧損薪水、待遇、發稿權等，也不為「五斗米折腰」。後來在給《自由時報》寫專欄時也是這樣「倔強」﹕二千年大選時，《自由時報》老闆因支持前總統李登輝而支持了連戰，但金恆煒卻力挺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結果他又「固執己見」，放棄了《自由時報》，而去給立場深綠的《台灣日報》寫「專欄」。無論從待遇、稿費，還是影響力，兩報都無法同日而語。後來「台日」關門，金恆煒的稿費都沒錢發。但這就是金恆煒的「脾氣」，更準確說是一種大丈夫的「氣節」。

後來《自由時報》更傾向本土，金恆煒才回來寫專欄，而且是每周兩篇，對強化綠營理念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

金夫人比金先生更綠

理念和性格，可能都是自我造化，屬於「天時」。但金恆煒還有「地利、人和」，那就是他有一位理念默契、志同道合的太太。張文翊也是外省人，而且她父親還是蔣時代司法院的大法官，可想而知自然偏「藍」。張文翊雖是個孝順女兒，但卻絕不把自己的台獨理念打折扣，更有股絕不妥協的勁頭兒。

西方有諺語說，女人一旦認個理，比男人更堅持，更激烈。雖然政大中文系畢業的張文翊給人的第一印象溫柔、文雅、文質彬彬，臉上還總有「招牌微笑」，但其內在則是「認理」氣質。有時聽他們夫婦談台灣政情，感覺金夫人比金先生更綠，因為她對國民黨欺壓台灣人的霸道和惡行，「口誅」不已，他先生則晚上挑燈「筆伐」。常言說「夫唱婦隨」，但他倆有時根本分不清「誰唱誰隨」。

一個男人只要有太太的鼎力支持，就可頂天立地，即使受「天下圍攻」，也無所畏懼。金恆煒竭盡全力為台灣呼喊的一無反顧，和他有個俠骨柔情的強大「後盾」密不可分。

「真金」在人們心中的「份量」

在台灣綠營的寫手中，金恆煒的時事評論獨樹一幟，因他敢說真話，敢把話說滿，講到「頂」，既不畏國民黨權勢，也不怕冒犯那些所謂大師（屍？）的泛藍文化人。他常點名道姓，痛斥那些為舊勢力張目的獐頭鼠腦。有讀者讚譽說，金恆煒的專欄文章，「以獨特見解針砭時事，不改嗆辣本色，常常直搗藍營的痛處。」

金恆煒是「刺猬型」的知識份子，他用理念的「刺」，刺穿國民黨的謊言，戳破共產黨的宣傳，激活被洗腦多年的台灣人神經。他的這本評論集，每一篇都像刺猬身上的尖銳、鋒芒的「探針」，擊中那些虛假的「喉頭」、惡行的「七寸」。因而雖是「時事評論」，卻絕無過時感，讀之如同聽到當今台灣「民主內戰」中「泛綠凍蒜」（台語「當選」，選舉之意）與「國共清算」的對決之聲。文章中洋溢出一種真的精神、活的氣質和凜然的正義，更有啟迪讀者「做人著文」的人格力量！無怪乎台灣人意見領袖之一的羅榮光牧師曾激情地說，「沒有看過金恆煒先生文章的人，就不夠資格當台灣人！」我想這就是「真金」在人們心中的「份量」！

（本文是為金恒煒新書《民主內戰的必要》所寫的序）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