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驚天一跪」算帳

　　作家張曉風向馬英九下跪，有媒體用「驚天一跪」來形容，點出了這一跪確實具備新聞「人咬狗」的要素。張曉風是知名作家，公眾人物用最卑下、最無尊嚴行徑表演，符合「膻色腥」的要求。七十歲的老太太張曉風當眾「跪求」，白髮人的強烈作為，宛如在新聞中摻了味精，絕對適合「重口味」的觀眾。再加上「政治正確」的環保議題，增添了新聞所追求的「意義」；難怪一跪就叫座。
　　然而，張曉風之跪一點也不「驚天」，因為「下跪」是張曉風看家本領，不是臨老入花叢，也不是自今天始。三十五年前張曉風三十五歲，她就以「跪」出名。當年「報禁」時代，她「跪哭」的文章，在僅有的幾家媒體先後發表，最後集結成書，取名《黑紗》；部份文章一度還進入了國小的「教科書」。法國社會學家也是著名的政治經濟評論家雷蒙．阿宏（R. Aron）有名言：「旦夕不成史」，只看到老太太張曉風驚天一跪，不知道張曉風過去的發跡之「跪」，就會誤解、誤判。其實張曉風下跪，一點也不值錢。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逝世，十日：

下了課，我無助地走向「安素堂」，那是我們學校的教堂，我一直走到聖壇前，跪下，多麼傷心的任務，我跪在那裡…。（《黑紗》，頁三）

張曉風跪什麼跪？「學校」、「教堂」、「聖壇」，然後「跪下」；像是眾多教徒的日常禮拜、祈禱，如果如此，一點也成不了氣候，也作不了什麼文章。夭壽的是，學校教堂的聖壇竟然成為蔣介石死亡的祭壇！這裡彰顯雙重的可怕：政治不能進入學園，什麼時候號稱「聖域」的學校淪為弔喪獨裁者的「聖壇」什麼時候為獨裁者之死佩「黑紗」是「神聖悲哀」？（《黑紗》頁九）什麼時候跪拜獨裁者是「光榮的悲痛」？（《黑紗》，頁三十）張曉風連蔣介石都跪得下去，何況馬英九！

肺與心：捧蔣捧馬打李打扁

　　可以跪蔣介石就可以跪馬英九。張曉風為蔣介石所寫的《黑紗》，今天任何人讀了都會做三日嘔；為馬英九寫〈報告總統〉，又有什麼稀奇！「一路走來」，倒是與馬英九一般，「始終如一」。張曉風〈報告總統，我可以有兩片肺葉嗎？〉，明的是為「二○二兵工廠」請命，其實目標在鞭打前後兩位台灣人總統。出賣「二○二兵工廠」的罪魁禍首不是李登輝不是陳水扁總統，而是馬英九、郝龍斌與郭台銘三人的官商合謀。《當代》（二四一期；二○一○年八月號）已經有多篇文章詳述始末，這裡不必多費筆墨，讀者自可檢閱。值得探討的是張曉風的「外省人」心態：

台灣近二十年來，總統一職竟跟強盜成了同行，所以，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敢做，老李當年，看著河道彎彎曲曲不順眼，便著人把一條河「截彎取直」改成直挺挺的，他居然說河改道了，多出來的空地可以做高爾夫球場來打小白球呢！唉，作為一條河，生在老李年代，也真是命苦啊！當然陪著命苦的是台北市民。接著上台的「阿珍的老公」陳代總統（說他是代總統，因為照他說，他行事為人都秉承珍氏夫人之聖旨。）就更變本加厲了。在某次和李遠哲的談話中，他就把這個台北之肺切了一大塊給了他的「廣告代言人」李氏。

「二十年來，總統一職竟跟強盜了同行」，指的當然是李登輝總統十二年加上陳水扁的八年；二十年台灣人的總統與張曉風「膜拜」的「偉大英雄」與「偉人」（充斥《黑紗》的字眼）蔣介石相比，到底誰是強盜？美國總統杜魯門接受作家米勒的訪問，直指蔣介石們是「賊」！
　　「他們全部都是賊，他媽的全都是。…我們送給蔣介石的三十八億美元，他們偷了七億五千萬」。（見The Soong Dynasty, Sterliay Seagraue，漢譯《宋家王朝》，頁四六二。沒有出版社，也無譯者名，沒出版年月日；這是地下刊物，怕的是國民黨滅口。依譯者按語：「寫完這本書，怕蹈「江南」覆轍的希格瑞夫避難去了。譯完這本書，譯者也避難去了。」）「他們的全是賊」出於美國總統之口，資訊是由聯邦調查局提供，而且「只是宋家世界冰山一角」。那麼，把總統當成強盜行業的是蔣家王朝的本色。把當強盜的捧成偉人，民選總統則成為「老李」，夠不夠嗆！
　　至於把陳前總統說成「陳代總統」，張曉風刻意用括弧強調「扁行事為人都秉承珍氏夫人之聖旨」，張曉風不是毫無知識，就是明知「蔣宋王朝」而故意為之諱。宋美齡的尊稱是「龍夫人」，「她是中國皇位幕儀，眾所周知的垂簾聽政的人物。」那麼，蔣介石才是不折不扣的「蔣代總統」了，再加上宋美齢的哥哥宋子文一身兼蔣的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財政部長。依張曉風的邏輯，蔣介石不僅是代總統，更像傀儡總統。可恨可惡的是，從「蔣家天下陳家黨」到「一人獨裁一黨專政」，蔣氏學步「法西斯」，凌虐中國與台灣人民至死不休；卻是張曉風供在心廟中膜拜的「英雄」、「偉人」。
　　「逢李必反」、「逢扁必反」也就算了，張曉風還敢公然用手寫紙條示眾，「我們寵壞一個陳水扁，還要再寵壞一個馬英九嗎？」（楷體為筆者所加，張曉風號稱散文家，可以這樣用「一個」？）明顯說謊！「我們」――當然包括張曉風本人在內――「有寵壞陳水扁」？紅衫軍「倒扁」，張曉風有沒有捐錢？捐錢倒扁，如何說「寵壞」？「我們」真正所「寵壞」的是獨夫兩蔣、愚夫馬英九。張曉風恨李恨扁乃及於全世界知名科學家李遠哲。李遠哲不願支持連戰、馬英九，就成為「廣告代言人」！張曉風惡意痛訾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李遠哲：

任何聰明的餐廳老闆都不會因為李遠哲得過諾貝爾獎（你要叫它「軍火商炸藥獎」也可以啦！），…，可是就有那麼豬頭的阿輝教他回來做教育改革。這一切真是鬧劇加悲劇。

李遠哲是目前為止唯一得到諾貝爾獎殊榮的台灣人；加州柏克萊大學為了尊重李遠哲教授，在寸土寸金的校園特地為他留了停車位。李遠哲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士，○七年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李遠哲為「宗座科學院士」，這是諾貝爾獎中的諾貝爾獎，○八年榮膺由一百三十多個國家組成的「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nl Council of Science）的會長，這是全世界最難得的榮譽；李遠哲豈止是諾貝爾獎得主！張曉風為了貶抑李遠哲，刻意貶抑諾貝爾，把諾貝爾獎叫成「軍火商炸藥獎」；李遠哲與炸藥一點也沒關係，倒是張曉風尊之為「自頂至踵的德風」的蔣介石，可是真正使用了諾貝爾發明的炸藥，屠殺了數以千萬計的生靈。根據夏威夷大學教授R. J. Rummel一九九四年出版的Death by Government，引用詳細資料，排比本世紀殺人的屠夫，排名第三的正是蔣介石，殺了一千零二十一萬四千人，比史大林、毛澤東殺得少，比列寧殺得多；重用國際級大學者李遠哲的李登輝成為「豬頭阿輝」，殺人如麻的蔣介石在張曉風筆下卻是「他活著的時候，每一刻都『捨生』，都在『死』，因此當他『死』的時候，他都在別人身上獲得『生』」，〈《黑莎》，頁二三〉明明傷天害理的獨夫蔣介石，用別人的血來澆灌自己權位，「嗝屁」了，張曉風竟然視自己為「丁憂者」，故而「匍匐奔喪」、「稽顙泣血」，這才可耻又可惡！

在法西斯時代：有誰知道自己生活在法西斯之下

　　當然，我們可以可憐張曉風，正像德國詩人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詩〈元首〉中所寫的：「在法西斯時代，我未嘗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時代」。《黑紗》一開頭，張曉風寫道：「國喪期間，有一位外籍記者問一個哭號長跽的市民：『你們的攻府付了你多少錢？』」然後張曉風用了一大段沒有章法卻情緒性十足的文字來反駁、反諷，總結一句話：「一個中國人蘊藏的愛是不標價的。」張曉風愛他的「元首」，一如〈元首〉詩中所憐憫的。問題是，外籍記者知道蔣介石是邪惡且無合法性的「僭主」，哈佛大學專研中國史的教授包弼德（Peter Bol）當年在台灣，蔣介石死亡的那一天他故意穿上大紅的襯衫，表示內心的慶典；外籍人士不了解的是，為什麼真有人用「國喪」來跪祭蔣介石？
　　我們來看看專研台灣史的李筱峰教授○四年出版的《台灣人民所認的蔣介石》，〈序〉的題目是「曾經是我心目中的那位『偉人』」，完全呼應張曉風的《黑紗》，序文首行：「四十年前當時我還是一個初級中學一年級的學生，我的書桌上面擺放著一張人像，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這個偶像是誰！…他是我當時心目中『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蔣介石。」張曉風在《黑紗》中：「回想起來，孩童時期整個客廳裡唯一的裝飾便是他［蔣介石］的照片。」「法西斯時代的人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法西斯時代」是多麼深刻的鏤刻了法西斯政權的可怕，重點在，這個「民族」（無論是張曉風一再強調的「中國」、「中國人」，或李筱峰強調的「台灣」、「台灣人」）有沒有反省能力？有沒有以史為鑑，阻止法西斯悲劇繼續發生？李筱峰有，他說「蔣介石的價值觀、意識形態，仍在他殘餘勢力中隱隱作怪，危害台灣」。李筱峰所指的蔣介石「殘餘勢力」是不是馬英九及「馬英九們」如張曉風？我沒有答案，這必須由李筱峰回答！

無知：用潘霍華捧蔣介石

　　張曉風是「虔誠」基督徒，《黑紗》引來「頌聖」的除《聖經》之中沒有別的理論，民主、人權、法治當然沒有，唯二的是「中國」與「信仰」。她的「中國」，下文再談。先說她的信仰。她在文章中把蔣介石拉抬到《聖經》的高度：

聖經只有一本…，但它不是人們經常閱讀的一本。人們真正樂於接觸並用以參照的另一本註釋，不寫在竹簡上，不鏤在石版上，而是用一個偉人的一生刻劃成的。大多數的人所以不自覺的趨向於真理之途，都是因為讀了這種活的詮釋。…蔣中正先生便是這樣一部具體而真實的詮釋信仰的新版本。（《黑紗》頁二十－二十二）

蔣介石受洗成為教徒，固然是贏得美國基督教領袖的歡迎，但也受到很大的質疑，當年美國定期出版的刊物《基督教世紀》在社論中就認為蔣之受洗「一定有立即明顯的利益」，因此表示「不要把蔣的皈依視為中國大步邁向上帝的明確訊息。」（《宋家王朝》，頁二九四）張曉風與她的夫婿林治平，用韋伯說法，是靠宗教為生；《黑紗》中大量引用《聖經》，肉麻不只是當有趣的把蔣比擬做摩西，更直接的用蔣當信仰的見證材料：「蔣中正先生便是這樣一部具體而真實的詮釋信仰的新版本。」是不是因此觸怒真的基督徒我們不知，但在兩蔣血腥統治時代，誰敢多言賈禍？噤若寒蟬下才能任憑張曉風之輩橫行。
最有趣的是，張曉風引用了德國新教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來讚揚蔣介石：

正如神學家潘霍華所說的：「當基督呼召一個人，他是呼召這個人來效法他的死。」他（按，指蔣介石）是一個基督徒，他選擇了一條艱辛的路，一條任重道遠，而且時時把自己置之於死地的路。人以引刀一死來殉道是難能的，但是，活完八十八年的歲月，每天作為一個活的殉道者而終始不渝是一種更令人心折的節操。〈頁十四〉

張曉風把蔣介石生死的一生，當成潘霍華定義下的「基督召喚」！張曉風不但強奸了基督，也強奸了潘霍華。潘霍華是誰？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位神學家是巴特（Barth）、布特曼（Bultmann）與潘霍華，因為姓氏都以Ｂ開頭，俗稱３Ｂ，一如音樂史上的３Ｂ（巴哈、貝多芬與布拉姆斯）。三人中又以潘霍華最受矚目，因為他抵制「反猶運動」，最後加入謀刺希特勒的秘密組織，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他在廣播節目中，指控德國人民所渴望的領袖（Führer）已經變成「誘惑者」（Verführer），成為誘人盲目崇拜的偶像。一九三二年他被逐出柏林大學。之後暗殺希特勒行動失敗，一九四三年四月潘霍華在家中被捕，四五年四月九日盟軍攻陷德國之前，潘霍華在佛羅森堡集中營絞死，年僅三十九歲。
　　潘霍華何以用牧師身份參與密謀殺人，他的回答很簡單：

假如一個醉漢在熱鬧的街道上開著車子四處亂撞，我以牧師的身份就不能只滿足於埋葬死者，替他們舉行追思禮拜；我應當是奮不顧身的上前制止事情繼續的發生，立即的將醉漢從駕駛座上拉下來。

面對納粹各種瘋狂舉動，潘霍華堅持聽從基督的召喚。潘霍華在反納粹的具體行動中體現出上帝的信仰；反抗暴政和非正義，是基督徒追隨基督赴死的決心。潘霍華的反納粹並不是在民族主義的前提下進行的，相反的，他充份的意識到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都不能成為對弱者加諸暴力的藉口或理由，因此，基於對上帝的正義以及苦難的非合理性，潘霍華反對民族主義、反對國家主義，並極力的論證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的維護自由。以受苦般的方式，面對這個世界的暴虐和不義，甚至以「赴死」的方式參與基督受苦的經歷，以倣效基督分擔這個世界的苦難。（有關潘霍華論述，引自《當代》第二二二期，○六年二月號及第二二三期三月號所做專輯［謀殺希特勒的神學家潘霍華〕，不敢掠美。）
　　如果潘霍華生活在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下，他的「召喚」就是謀殺蔣介石。在《身為門徒的代價》一書中，他強調「教會要成為對抗納粹文化的反文化象徵」，因此，作為門徒就是跟耶穌一起受苦，跟耶穌同釘十字架。潘霍華反對希特勒製造「崇拜」，蔣介石同樣炮製；潘霍華反對納粹歧視猶太族群，蔣介石同樣歧視台灣人；潘霍華反對民族主義做為施暴弱者的藉口，蔣介石一樣是用民族主義壓制台灣人。張曉風用潘霍華的話來裝飾蔣介石說，用褻瀆基督的話說，那是佛頭著糞。

「殺光他們」：現代的「十字軍」

　　張曉風把蔣介石當成「中國」，因此在《黑紗》的〈序〉開篇寫道：

我愛中國，這件事不可耻。
我愛中國人，這件事也不可耻。
我愛一個把自己給了中國的英雄――我為什麼要隱瞞這種愛？（頁七）

「中國」已成為張曉風的「宗教」――或說「另一種宗教」。蔣介石就是「教主」，是「中國的英雄」。她甚至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字比『中』這個字更美麗更深沉的了。」（《黑紗》，頁十八）〔按：指中國的同時也指蔣中正的「中」］；所以她說：「車過士林，望見遠山樹木栽成『中正』兩個青色大字，總覺得快樂…」。（頁十一）
　　一旦把「中國」當成「宗教」，那麼面對主張「兩國論」、「一邊一國」的李登輝、陳水扁，當然就是「異教徒」；張曉風是現代的「十字軍」，手揮大刀殺異教徒：「殺光他們，上帝會知道誰是他的信徒。」（Kill them all, God will know his own.）
　　「上帝」知不知道？不但知道而且有賞。張曉風三十五年前的文章〈唸你們的名字〉成為中國武漢「中考」的語文試題，張曉風就表示：「這證明兩岸文化的確可以超越政治」。張曉風是真不知這是中國的賞賜？是中共最拿手的統戰手法？最有趣的是張曉風這段話：「蔣介石和李登輝的文告不會出現考題中，但我的文章會，可見文學才是永恒的。」
　　這裡可以探究三點：第一，蔣介石的文告過去不但出現在台灣每一本教科書上，也當然出現在考題；張曉風說謊！第二，這時候她又不把蔣介石看在眼中了，可見她已意識到當年的「中國英雄」，既不是「中國」也非「英雄」；第三，台灣民主化了，政治者的文告都不可能出現在考題中，但中國會！只是，蔣介石是中共「頭號戰犯」，李登輝「分裂祖國」、「人神共憤」，兩人連提都不能提，何況「總統」文告！至於張曉風是因為「文學」而受青睞？應當是高揚的「中國民族主義」合乎中共的「政治正確」。張曉風在自己臉上貼金而不害臊。
　　根據《聯合報》刊出〈唸你們的名字〉的片段，（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八版）短短四百多字，竟然出現十一個「一個」，幾乎每四十個字就有一個「一個」，重點是，每一個「一個」都不是必要的，僅舉最後一句話：「你扮演的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啊！一個真正的醫生，怎麼不是一個聖者。」真要當「考題」，張曉風的此文倒是「文章病房」的最好「範本」，讓學生去改錯。要問的是，中國的「漢語」低落到這麼「一個」程度？還是為了「統戰」，什麼「文學」都不講究？所以，對中共而言，永恒的不是「文學」而是「政治」，對張曉風而言，何嘗不是如此！

余英時：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

　　張曉風「愛中國」、「愛中國人」，那是她的選擇，台灣海峽沒有加蓋，愛中國、愛中國人那就回到「那邊」的「故國」罷！這話是張曉風自己說的：

那一天是清明，我在香港，滿城都是掃墓的人，我卻獨自在勒馬洲憑著一截短欄，面對無限江山，前一步即故國，而我們卻必須勒馬，勒飛馬於危崖也許還不難，但勒不住的是淚，勒不住的是滿腔的故國之思。終於，勒不住的悲哀翻湧而下，一條長流的深圳河，一堵淺淡欲溶的遠山，故國就在那邊――我們列祖列宗的墳塋。〈頁十〉

張曉風的「故國」之思在一九七五年。劉述先的學術自傳《傳統與現代探索》中提到一九七一年他在新亞書院時，余英時剛好來訪；

新亞招我們兩家去落馬洲，眺望大陸，影影綽綽可以看到解放軍的活動。我記得那時英時兄講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我們的心永遠在那一邊！」這道盡了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感受的辛酸。（頁一○○）

劉述先與余英時的「中國」，不是蔣介石的「中國」，這與張曉風不同。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一個「軍火炸藥商獎」得主！）湯馬斯．曼出亡德國，輾轉到了美國。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接受《紐約時報》訪問，他說：「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湯馬斯．曼沒有因為愛德國而接受納粹，余英時也沒有因為愛中國而接受共產黨。
一九八七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問代表團」團長身份，再度踏上中國訪問。這次訪問澈底摧毀了他的「中國」，余英時接受記者訪問：「中國比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更像外國」，「六四」大屠殺後，余英時與中國一分兩斷，揚言一生不再踏入中國，（見《聯合報》○八年六二十五日）甚至包括香港。他最傲人的一句話是：

　　「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與湯斯曼一樣

拿余英時的言行當文章結尾，當然對不起余先生；更可能的是，對張曉風們，這不只是對牛彈琴，更可能是焚琴煮鶴！

〈《當代》242期；二○一○年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