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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防線上的冤魂_轉載自李筱峰教授之序《槍口下的司法天平》
2012/05/27 13:14:25瀏覽116|回應0|推薦0
最後防線上的冤魂
序《槍口下的司法天平》
李筱峰2012/05/27

戰後的台灣,在諸多方面都較中國進步,這是多數學者的共識。中國作家蕭乾甚至說,中國落後台灣五十年。

以司法來看,尤然。以下二例,當可窺知。

中國作家沈從文的自述,有一段這樣的回憶:清末,他家鄉湖南的苗人被懷疑參加革命,官衙為了區辨革命份子,竟然要苗人擲筊來決定,一仰一俯的「常卦」或兩杯筊都仰的「陽卦」,就無罪開釋;如果兩筊都俯的「陰卦」,便砍頭處決。這可能是人類司法史上最荒謬絕倫的事。

大約五年後(一九一五年)的台灣,發生噍吧哖抗日事件,日本當局逮捕許多涉嫌人之後,有三○三人獲不起訴處分。而被起訴的被告,日本司法當局都還幫他們配有公設辯護人,替他們辯護。我初次翻閱此事件的新聞史料時,發現日本是以現代司法的程序,在審判這群傳統農民的「抗日」行動,呀然不已。

從以上兩例對比,不難窺見台海雙邊的司法落差。

日本司法的現代性格,有其歷史背景。早在明治時代,著名的「大津事件」就奠下日本司法獨立的根基。事情發生於一八九一年,俄國皇太子訪問日本時在大津遇刺受傷。日本皇室、政府,以及俄國當局都希望將兇手處死刑,但是當時大審院(最高法院)法官卻堅持根據刑法規定,罪不致死,而只判無期徒刑。法官不受政治力量干預的獨立審判精神,為日本司法獨立奠定根基。

日本治台雖然不平等,但是法治精神貫徹,現代司法也在台灣確立。一九二五年的治警事件,一審的日本法官竟然判蔣渭水、蔡培火等人無罪,令人咋舌!

在日本現代司法教育下,當時台灣已出現了一批具有現代司法觀念的法界菁英。然而,這批法界菁英在戰後儘管熱烈迎接「祖國」的來臨,但是「祖國」的「前近代」文化,卻讓他們適應不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發生震驚全台的「員林事件」—地方派出所的員警,竟然可以將前來拘提通緝犯的法警拘押起來,予以槍殺。如此無法無天,開了台灣人五十年未開之眼界!

台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的日記上這樣寫著:「合議時,張推事全無意見,梁推事又無法律知識,(案件)難辦,感覺不快…。如此無法律智識者不可以為法官也。」這段話,正是戰後台籍法界菁英們的共同心理寫照。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吳鴻麒在他上班的高等法院辦公室內,被穿便服的軍人帶走,慘遭殺害。同樣在事件中遭捕殺的法界菁英,還有林連宗、林桂端、李瑞漢、李瑞峯、王育霖、湯德章、許壬辰、陳金能…。另外還有多人遭拘捕,受盡酷刑。

常言道,「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戰後來自中國的司法,不但扮演不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連司法界的台籍菁英都自身難保。

全國律師公會最近將出版《槍口下的司法天平》,為我們整理出二二八事件受難法界菁英辛酸血淚。看著當年那段無法無天的歷史,想著今日「國民黨開的法院」還可以在訴訟中途將不中意的法官換掉、再想著海峽對岸那個關了許多維權律師的政權,正對台灣虎視眈眈。有朝一日他們跨海而來,我們是否還要面臨一次二二八事件?台灣人能不以史為鑑嗎?

(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李筱峰專欄》唐山客的寶島美感

上週本專欄談到台灣人「愛錢」的根性,有人說我太悲觀了。本週就來談一點光明面吧。談光明面,最好別自吹自擂,聽聽中國客怎麼說。

元旦期間有位中國青年王冉來台旅遊,回去後在網站發表〈善良需要GDP嗎?〉一文,讚揚台灣人的淳樸善良。他說,台北計程車司機不會亂繞路,無論問他們問題,或付錢找錢,都彬彬有禮。王冉表示,在台北不會看到排隊插隊、大聲喧譁、當街吵架、隨地吐痰等現象,這些在中國很常見。王冉的朋友也說,接觸完台灣人再回到中國,「會覺得中國到處都是『刁民』!」(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65bc10100c5j2.html)。

以上這位唐山客的「客觀」反應,立刻引起許多中國網民的撻伐。可想而知,那是嚴密的新聞管制下的制約反應,但王冉則是實地到台灣的觀察比較。

像這種來台觀察比較而對台灣好感的言論,史例俯拾即是:

日本領台第四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從廈門搭船來到基隆,頓覺氣象一新。他說:「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他乘火車南北走一趟後,對台灣人的井然有序讚嘆說「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在參觀台北高等女校後,又讚賞道:「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皆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尚美觀,實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見《台游追紀》

二戰後,許多中國學者、作家,來台參觀後,對台灣的高文化水準一致好評。誠如中國記者江慕雲所說:「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

例如作家蕭乾,從上海到台灣,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感覺是「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蕭乾感性地描寫:「當機翼斜過草山(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蕭乾說:「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

再舉當時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的一段回憶:「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定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以上各引言詳見拙著《唐山看台灣》

類似的言論多不勝舉,在在顯示中國與台灣的文化落差,也說明了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背景。

雖然殷海光曾認為「台灣人敦厚老實淳樸的氣質,被國民黨破壞了!」但較諸中國,我們尚有可觀者焉。不過,一旦馬英九的「終極統一」完成,那就不知將伊于胡底了!(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http://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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