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新志》卷八曰：其在平湖秋月右，重樓疊閣，玲瓏水次，消夏最宜。惜苑址與湖堤相接，狹長如帶，不能廣栽花木耳。又名‘環瀛小築’。 民國六年（1917）年春，哈同夫婦游杭，就親自勘址，想在杭州修建別墅。他們先後看了嶽墳附近和金沙港兩處，因為不臨西湖，沒有相中。次年，哈同用數百兩銀子賄賂了北洋政府當地官產清理處的官員，要購買今天平湖秋月旁的公共地塊，不想杭州民眾抓住當時“外國人不許在中國境內有不動產的所有權”的法律規定向政府提出抗議，於是，老奸巨滑的哈同立即變換手法，接著，就出現了我們上文所看到的：地契名字變成了中國人羅友良，土地還是到了哈同手 

裏。但是，長不足200尺，寬僅20尺的地塊上如何造的起偌大的莊園呢？自然，我們是不必為這位猶太商人擔心的，隨後，他故伎重演，繼續賄賂地方政府，先後侵佔左邊的蓮花庵、右邊的西湖春茶館，擴大苑址，又借助當時浙江督軍楊善德的勢力，填湖打樁三千根，臨湖的水榭伸出湖面三米多，占了近一畝湖面，在建園造屋同時，還不忘沿馬路樹二丈餘高牆。經過一年多設計施工，建成別墅，哈同以妻羅迦陵之名，取名羅苑。所附的老照片展現給我們的是：“羅苑”遠看青山、近觀綠水，雕欄玉砌、水榭歌台，周圍碧波蕩漾、浮光掠影，可謂美輪美奐。即便是放在今天，都可以感受的到“羅苑”那豪華和秀美的身姿。 正當一切都以為安排停當的時候，這座美麗的莊園的麻煩也接踵而來了。首先就是它高大的圍牆擋住了徐錫麟烈士墳墓（在孤山上）到西湖邊的原有道路，同時又在距離“羅苑”幾公尺外的湖面上打下暗樁數十條，禁止遊船靠近。而當時杭州風景區的傳統習慣，就是不論是公共場所還是私人花園、別墅，遊人都可以遊覽，但唯有 “羅苑”高掛“敬辭遊覽”的牌子。如此行徑，激起杭州市各階層人民的更大憤慨，學界的著名人士為此寫詩作文斥責哈同，有些學生在圍牆上寫標語，徐錫鱗烈士的兒子提出質問，幾十名社會人士也聯名向官府提出抗議，但更大的反抗隊伍是市民和遊客，他們要求政府收回“羅苑”。當時的《浙江日報》、《全浙公報》、上海的《時報》等都曾登載此消息，可是政府卻拖延不理，被激怒了的群眾就堅決鬥爭到底。民國十六年（1927），杭州地方鄉紳以當時政府有明文規定“外國人不得在西湖置產”為由，屢經交涉，迫使國民黨浙江省省務委員會作出“接受民意，收回羅苑”決議（此前已有英國人梅滕更勾結官商，佔據寶石山用作肺病療養院建設，實為經營地產牟利，後受杭州民眾討伐而被迫出讓的先例），由杭州市政府收回移作西湖藝術專科學校（美院前身）教職員工宿舍，抗日戰爭勝利後，又撥給浙江大學，作浙大校舍和教職員工宿舍。1956年杭州市園林文物管理局拆除哈同花園圍牆，並擴建和改造了八角亭、“湖天一碧”樓和四面廳，這些一同組成了今天的平湖秋月景點，使之真正成為人民的財產。人民的力量洗滌了當年西湖邊上的污點，使平湖秋月恢復了“萬頃波平長似鏡，四時月好最宜秋”的美麗面貌。

編輯本段哈同與孫中山孫中山和陳其美、黃興等在愛儷園得到哈同夫婦的盛情款待。午宴後，就由國民交涉總長伍廷芳邀去互商要 

政；下午又到法租界寶昌路寓所接見《民立報》記者，暢談武昌起義後形勢，指出："從前種種困難雖幸破除，而來日大難尤其於昔。"再回到愛儷園召開同盟會領導人會議，哈同夫婦又設宴慶祝，並邀請在滬的革命黨人參加。不料開席不久，一個自稱來自北京的伶人李方行，特地來上海迎接孫中山。姬黨彌帶他進大廳，他剛踏進門，站在李燮和身後的兩位女將--尹氏姊妹早有警惕，這時輕捷飛快地縱身而出，一個去保護孫中山，一個跳到那伶人身前，說一聲"你找錯人了"，一手擊落對方從袖內拔出的手槍，一手將他的手反拗過來，推出廳外。這個驚險的行刺場面，就被兩位女俠以飛速俐落的動作處理結束。孫中山也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仍坦然地與宋教仁爭論體制問題。宴畢，烏目山僧等覺得愛儷園不很安全，就請孫中山去寶昌路408號安宿，住宅內外都由西捕、安南捕站崗、巡邏。

三天之後，傳來各省代表在南京一致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全上海高懸起象徵民族大團結的五色國旗，慶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歡送孫中山離開上海到南京去榮任臨時大總統。上海人民夾道歡呼，哈同夫婦恭敬地直送到愛儷園門口。

哈同在接待孫中山的過程中，目睹這位革命領袖儀態端莊，和藹可親，又聆聽到他胸懷大志、敢負重任的宏論，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太太羅迦陵連連稱讚說："這位孫先生真是你們中國偉大人物!"

哈同的遺囑規定遺產由中國籍妻子（中法混血）羅迦陵繼承，羅迦陵死後養子女、內侄子女每人10萬元，剩餘部分喬治得70%，羅弼得30%。僅羅迦陵繳納的遺產稅就達1800萬元。有2名自稱哈同近親的伊拉克人要求分遺產，被法院駁回。

1941年10月3日，羅迦陵也去世，但其留下的遺囑與哈同遺囑有很大出入：總管家姬覺彌得到400萬元，捐給中國政府950萬元，餘款分給養子女和內侄子女。於是引發曠日持久的哈同遺產案。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霸佔愛儷園，劫走財物3400萬元。後來，喬治和羅弼達成和解契約，承認第一遺囑合法，第二遺囑僅捐獻政府部分有效，並另給羅友三等若干遺產。1947年，上海地方法院根據這一和解契約審理結案，平息了長達16年的遺產糾紛。上海市政府又多次提出征借愛儷園。1949年，喬治逃往香港。新中國成立後收歸國有，在原址上建造中蘇友好大廈（今上海展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