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名利為求真，倜儻風流傲不群。

今日黌宮何得見？偶逢書院夢中聞。 

在一○七七年，宋朝的呂大鈞在關中開創了「鄉約制度」，這是一種市民社會和社區共同體的構想。在一一七六年，朱熹奏請朝廷恢復白鹿洞書院。一五九四年，顧憲成講學於東林書院。一八九○年，康有為講學於萬木草堂。像這種書苑制度和鄉約制度，其實可以在台灣的知識界普遍地發揚、創立。 

傅佩榮教授曾經寫過「四大聖哲」一書，內容寫的是世界的四位聖哲：蘇格拉底、孔子、耶穌和佛陀。這四位哲人都是人類的最可貴資產。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不按國家制約的教育方法，在傳播他們的理念。 

蘇格拉底在街頭演說，以反詰式的方法與人辯論，啟迪年輕人的心智。孔子杏壇講學，有教無類，把貴族所擁有的知識，下放到平民，把祭祠之禮擴展成為國家之禮，激勵年輕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釋迦以一個年輕的王子之尊，在深山大澤苦行，在菩提樹下冥思，把生命的思索，傳授給對生命有疑惑的修行者。耶穌更是深入漁村、山上、市場，傳播他發現的真理和天國。 

這些人的相同特色，都是身後跟隨著一群學子，一群想要追求真理的人。這些人不是為著文憑，不是為著名利，不是為著飯碗而追隨，而為著知識的飢渴和生命的理想而追隨。 

台灣過去有許多鄉紳出錢興建書院，這些書院無須經政府立案，然而造就了台灣無數的士子。迄今這些書院留下來的財產，還形成教育部的學產基金和財團法人台灣省學產基金會。然而自從政府興建學校，學校有著文憑制度，知識變成一種金錢交易，學校變成達成學生名利的進階，士子追求純粹生命真理和理想的渴望卻不見了。 

閒時看由凌波、樂蒂所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黃梅調老電影，這部電影就像西洋老片「屋頂上的提琴手」一樣，是一部高度藝術的音樂劇。在該電影中祝英台為了追求知識，用盡心計，使父母同意她女扮男妝，拔山涉水去求學。在私塾中同學們搖頭晃腦追求生命的典雅和修養，老師與學生間猶如父子。祝英台為了許身，造訪師母代為託付終身，祝英台與師母間感情猶逾母女，令人感動不已。 

台灣何時可以見到在街頭講道的蘇格拉底？或如同孔子、耶穌、佛陀一樣，身後有一群真正追求生命真理的學生？或許體制外的書院差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