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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6 19:47:54瀏覽810｜回應0｜推薦4 | |
| 〈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輪廓〉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廖進平的三子廖德雄，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和八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二次接受張炎憲、黎澄貴和胡慧玲訪問，並由胡慧玲記錄。當時廖德雄曾詳細述說下列六件大事： (一)、〈（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父親（廖進平）和蔣渭川、張晴川、黃朝生、呂伯雄、王萬德等人，在太平町三丁目（今延平北路二段）的「三民書局」成立「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任總務部長，王萬德任組織部長，黃朝生任財政部長，張晴川仼經濟部長，父親任宣傳部長，其他李仁貴、王添灯、白成枝、陳春金、曾得志、黃旺成、楊元丁等人任理監事。當初申請立案的是「臺灣民眾黨」，但是陳儀不准，說地方政府無權核准，要申請，要去南京內政部。父親透過李翼中（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談條件，才准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名義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半山人士組織「臺灣憲政促進會」，由當時人稱「半山四大金剛」黃朝琴、游彌堅、劉啟光、李萬居等人發起，幕後指揮則是林頂立。〉（《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四頁第9行至第七五頁第1行） (二)、〈大哥、二哥都在日本讀書，我算是臺灣的長子。從學校下課，父親常叫我送信給他的同。我從臺北商業學校一年級，就開始當父親的信差。父親的同志，比方說黃朝生、張晴川、呂伯雄、白成枝等人， 我都很熟。父親如果不參與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我也不會介入政治那麼深。過年時，情況日益惡化，民生問題日益嚴重，有錢買不到米。為此，父親常在龍山寺、永樂座、第一劇場大稻埕城隍廟演講，批評陳儀無能， 治臺無力。這也種下了日後陳儀發布父親為「叛亂首要」之原因。〉（《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五頁第2行至第9行） (三)、〈 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父親說，大陸學生為抗議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被美軍士兵強暴案件和紀念五四運動，將舉行大遊行，我們也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動員人民團體，同步遊行，抗議陳儀的種種不當施政。這是戰後臺灣第一次民間大遊行，由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主導。父親申請遊行，口號是響應沈崇事件，實際上是憂慮臺灣的經濟即將崩潰。遊行後，群眾預定聚集於行政長官公署前，當面向陳儀抗議。父親叫我們學生隊也參加。對此，陳儀非常生氣。他事先就知情，五月三日曾派民政處長周一鶚與長官公署參事張邦傑來找 父親，意圖阻止這項行動。但父親心意已決，不為所動，決定照常舉行。五月三日臺北市學生自治會長開會討論相關事宜。五月四日早上八點，從各學校出發，聯合了開南商工、臺北工業學校、成功中學、泰北中學和臺北商業學校等學生大約六百多人，由我擔任指揮，往行政長官公署出發。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人士率領社會團體和各地角頭組織和獅鼓陣，大約兩千多人，從大稻埕遊行，一隊由大橋頭前進，一隊由龍山寺前進，會集於長官公署。父親擔任總指揮，呂伯雄任副總指揮。抗議遊行順利抵達長官公署，由父親和呂伯雄攜帶抗議書，面呈陳儀，進行談判。他們三人從長官公署二樓正面陽臺出現，陳儀正式向遊行民眾表示，他將依民意改善施政，並將從各地調糧食到臺北市，以解決糧荒問題。父親說，既然如此，陳儀做了承諾，於是宣傳遊行結束。這次五四運動，其實已是二二八事件的前兆。〉（《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五頁第10行） 至第七六頁第12行） (四)、〈父親當時正好也在現場目擊（緝菸意外事件）。（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六點多，父親和白成枝、黃朝生、張晴川、呂伯雄、王萬得等人，正在天馬茶行旁隔壁的「萬里紅酒家」二樓召開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會議，聽到樓下有騷動嘈雜聲，⋯⋯民眾更加憤怒，成群結隊回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希望有個因應方案出來。父親他們在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後的臺灣政治建設協會緊急集會，決定第二天要遊行抗議。當天晚上十一點多，父親回到家。說，第二天遊行抗議之事，社團部分都已安排妥當【註一】，叫我明天帶學生隊參加。上午十一點在長官公署東邊等候。〉（《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八頁第10行） (五)、〈二月二十八日，我連絡了臺北商業學校、成功中學、開南商工、臺北工業學校和泰北中學。十點多要出發時，父親打電話來，⋯父親又打電話來，要我們一點半到達集合地點。⋯⋯我們到達警務處正門時，長官公署樓上已架好機關槍，朝下掃射了，⋯⋯當場中槍倒了好幾個人，學生隊沒有人傷亡。大家於是四散逃去。父親找人來告訴我說，學生隊趕快解散，回學校去。〉（《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九頁第9行） (六)、〈我回學校後，大約兩點半鐘，帶五個學生到達新公園電臺，遠遠看見已經有一百多個開南學生團團圍住電臺，我問領隊說，帶一百多人來，目的何在？他說，要占領電臺。他說，他來時，已有百多民眾包圍電臺了。⋯⋯。沒多久，我看見王添燈帶著蔡子民（原名蔡慶榮，延平學院教師，目前擔任中共臺灣自治聯盟主席，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潘欽信、張玉榮（《人民報導》的採訪主任）也來了。王添灯並且進入電臺，對外廣播。王添灯廣播後，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中將也來了，他也進去廣播，說是陳儀叫他來廣播。柯遠芬一行要離去時，我們十五個學生幹部，當場攔住他，與之談判。⋯我說，⋯⋯臺北市的治安，就交給我們學生隊負責。我說，臺北市有八個分局，每個分局出十支短槍，總共八十支槍，分配八十支槍給我們學生隊。⋯⋯柯遠芬不肯，他說，武器是國家的，不可以發給民間。〉（《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一頁第1行） 從上述六節可知，以蔣渭川、王萬得、黃朝生、張晴川，廖進平、李仁貴、王添灯、白成枝、陳春金、曾得志、黃旺成、楊元丁等人為主要幹部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除了到處「演講，批評陳儀無能， 治臺無力」之外，曾發起「五四運動」，藉以「向陳儀抗議」、嗣又發動228「遊行抗議」活動【註二】，並「團團圍住電臺」，「王添灯並且進入電臺，對外廣播」【註三】鼓吹煽動，蔣渭川「亦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發出籲請中央電：「請勿派兵來臺否則情勢必更嚴」【註四】，同時提出「臺北市的治安，就交給我們學生隊負責」，和「分配八十支槍給我們學生隊」等要求；接著「逐漸取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控制權」後，又「擬定三十二條」【註五】、「計劃以武裝推倒陳儀政府」、「主張武力應戰」並「打算去搶」「六張犂和圓山的海軍倉庫」的武器等，但因「沒有武器，沒有軍糧」，又遭「蔣渭川反對」，乃「決定取消武裝抗爭」，最後聽說「蔣介石已經派兵從上海出發，三月八日將抵達基隆」，「知道事態嚴重」，於是「趕緊解散忠義服務隊」，而「分路逃亡」【註六】： (一)、二月二十八日，長官公署開槍事件之後，大約下午三點，周延壽、李仁貴等幾位臺北市參議員，聚集於中山堂，準備成立私菸查緝調查委員會。三月一日，陳儀派了警務處長胡福相、民政處長周一鶚、交通處長任顯群、等四位處長一起開會。正式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市參議員、省參議員、省參政員和國大代表為主體，成員包括黃朝生、李仁貴、陳春金、王添灯、陳逸松、徐春卿、張晴川、陳屋等人。下午委員會連絡學生隊，要我們派三個代表，再加上教師派三個代表，一起參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三名學生代表分別是我、開南商工的高德貴和臺北工業學校的黃守義。教師代表則是延平學院的蔡慶榮（別名蔡子民）等人。〉（《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一頁第15行至第八二頁第6行） (二)、三月一日早上我已經參與中山堂的會議了，父親要我找幾個學生去會場幫忙。⋯⋯當時比較有政治團體力量的，就屬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後者表面上有組織，實則鬆散，前者人數較多，大多是政治運動界出身，所以處理委員會的會議，從頭到尾，都是政治建設協會的人在領導，喊起喊倒。〉（《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二頁第9行） (三)、到了三月二日，人多口雜，處理委員會一直沒有任何決議。三月三日，父親說，這樣下去不行，必須要組織化。三日下午，開會決定處理委員會必須重新組織，陳儀派來的五個人馬反對，並且撤退，抗議處理委員會已由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人控制。⋯⋯。三月一日到三日，發起者是陳逸松、劉明、周延壽和臺北市參議會潘副議長。三日以後就不同了。處委會的舞台，不再是他們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幹部成為主力，不再受陳逸松等人主導，於是他們轉而消極旁觀。三月三日處理委員會改組後，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在政治性的發言有一套，逐漸取得控制權，發言最多的是王添灯和張晴川，議事也大致依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提案在進行。其間並派蔣渭川去和陳儀交涉，兩人先後見了三次面，講妥了八個條件。連絡人是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負責约定雙方幾點見面開會。〉（《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四頁第1行） (四)、擬定三十二條時，也是王添灯、蔡子民、潘欽信和郭玉榮四人草擬的。父親和白成枝、呂伯雄等人曾叫我參考看一看。三十二條拿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討論時，「半山的」叫許許德輝等社會流氓把三十二條再加十條，改為四十二條。當時除了處理委員之外，中山堂還有許多民眾去開會，聽到四十二條，馬上鼓掌通過。〉（《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八頁第13行） (五)、〈三月五日，以戰後歸來之臺灣籍日本兵為主的五千多個年輕人，聚集在太平國小，計劃以武裝推倒陳儀政府。此事的負責人，就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白成枝。最後決定取消武裝抗爭，第一、我們根本沒有武器，沒有軍糧，空手如何武裝起義？第二，蔣渭川反對，他說，我們已經和陳儀談妥條件，不需要武裝革命。⋯⋯因此，聚焦於太平國小的青年，三月六日解散。〉（《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八頁第6行） (六)、〈（三月六日晚上）父親告訴我，張邦傑三月六日下午兩點從上海打電話來到迪化街的巫世傳處，要人傳話給父親，說蔣介石已經派兵從上海出發，三月八日將抵達基隆，叫大家要有所準備。⋯⋯父親一聽此訊，知道事態嚴重，叫我趕緊解散忠義服務隊【註七】，叫學生回家，否則危險。⋯⋯父親並交代，要把學生隊的名册燒了。〉（《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八頁第14行） (七)、〈三月八日早上，我（廖德雄）正式下令學生隊解散。我告訴大家，必須逃亡了，我們沒有武力，也沒有武力的準備，應付不了蔣介石的武裝部隊。〉（《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九二頁第4行） (八)、〈三月八日中午，我到中山堂探察情形，遇見李仁貴、吳春霖、鄧進益、張晴川和王添灯，他們正在那裏吃飯。王添灯說，你父親說有來自上海的電話，消息確實嗎？我說：確實。不是善通人的風聲，是張邦傑的傳說。我再次轉達父親的意思，說：「我們還是先跑路比較好。」李仁貴聽我的話當天下午就躲到助產士那裏去。吳春霖躲了，張晴川躲了。黃朝生也躲了，但阿兵哥去他家逮捕未遂，放話出來，說如果黃朝生不出來就捕，要捉他的家人充數。黃朝生不得不出來就捕。〉（《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九二頁第14行） (九)、三月十一日早上八點，有兩個，「私服」帶著憲兵數人到我家，要抓我父親。⋯⋯許德輝的部下來我家抓人，父親早已逃離，⋯⋯。那時憲兵和私服前腳一離去，大哥廖德政和我隨後就分兩路逃亡了。〉（《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九四頁第9行） (十)、〈當時我們學生隊都是主張武力應戰，海外歸來者和二七部隊也主張如此。我們擁有一些武器，不多，但是我們知道哪裡有武器，六張犂和圓山的海軍倉庫都有，而且看守的兵力很少，我們打算去搶，被父親等長輩阻止。〉（《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〇四頁第6行） 綜合廖德雄所述以上十六節，可知二二八事件完全是當年「臺灣政治建設協會」重要幹部蔣渭川、王萬得、黃朝生、張晴川，廖進平、李仁貴、王添灯、白成枝、呂伯雄、吳國信、張邦傑、吳春霖、鄧進益、蔡子民（蔡𪊴榮）、林日高、潘欽信、郭玉榮、陳春金、陳屋、曾得志、黃旺成、楊元丁等人發起的「遊行抗議」活動，繼而鼓吹煽動，而引發的一場「殺人放火」暴動，有如1992年「洛杉磯暴動」【註八】，是有預謀、有企圖的「違法亂紀」活動，最後政府派兵敉平，恢復社會秩序，乃天經地義之事！此外，臺灣光復後，全省各地所謂「地方士紳」或「社會菁英」紛紛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註九】，「如陳逸松、陳旺成、林碧梧、 陳海成、林培英、許世賢、許傳、楊金虎等，更有左派及台共人士如蘇新、王萬得、潘欽信、石錫勳、林糊、莊守、簡吉、揚逵等人」。「二二八事件時，該團臺北團主任王添燈、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臺南分團主任莊孟侯、高雄分團主任王清佐、屏東分團葉秋木、花蓮分團許錫謙、馬有岳等，都在各縣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後來「王添燈、陳復志、莊孟侯、王清佐或被殺、或被捕。」由此亦可窺見當時所謂臺灣「地方士紳」或「社會菁英」，局部串連和相互支援，並涉入二二八事件之深廣！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註一】：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於1947年5月10日起在《台灣新生報》發表之〈事變十日記〉乙文記述，二月二十八日「午飯後，我命副官處王處長（本省人）前往勸導並請民眾推派代表前來商談解決辦法。不久，王處長偕同七八位代表前來，此時國大代表謝娥女士亦來部，告知事態嚴重要我速謀解決，當時我就請她亦參加商談，希望她能發生些作用。」當時國大代表謝娥女士，也是臺灣省婦女會理事長，於次（28）日下午偕同副理事長李緞女士前往警總密告參謀長柯遠芬，很可能是於接獲「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遊行通知，或獲知「有若干不滿分子昨夜商議將於今天發起抗爭，希望柯氏嚴加防範。」 【註二】：根據《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二章撰述人黃秀政教授述稱，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各地相繼發生「群眾」、「民眾」、「市民」、「青年和學生」「攻擊警察局、派出所、機關宿舍」、「毆打外省人和軍人」、「衝入縣政府，毆打職員」、「襲擊供應局倉庫」、「搬走軍用物資」、「放火焚燒倉庫」、「供應局物資被搶」、「武器被劫」、「宿舍被搗毀」、「接收縣政府」、「驅趕警局官員」、「呼籲民眾參加起義」、「毆打外省人」、「搗毀外省人經營的商店」，「襲擊派出所、法院、市府機關和官員宿舍 」、「收繳宜蘭機場倉庫及市警察局槍械」、「將外省人悉數集中保護」、「包圍警局丶專賣局臺中分局以及臺中縣縣長劉存忠的住宅」、「毆打警官，搗毀什物」、「要求罷免警察局督察長」、「襲擊區署辦公室和警察局所」、「焚毀物品並接受槍械彈藥」、「編組武裝部隊」、「包圍市長孫志俊公館」、「燒毀市長公舘物品」、「接收警察局、電臺、市府等機關」、「一〇五後方醫院(即陸軍第二總醫院)的獨立團第7連第1排軍隊遭到攻擊」、「欲攻擊憲兵隊」、「市警察局也被群眾包圍」、「警察局長童葆昭的座車遭人焚毀」、「槍械彈藥被接收」、「毆打、搶奪外省人及商店」、「集合在郵電局前抗爭」、「接收警所武器或代為保管」、「包圍佔領地方機關單位」、「毆傷人員」以及「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營軍火庫武器及物資」等情形（第051至065頁）等情形。上述暴力恐怖情形顯然嚴重違犯法律，不僅破壞社會秩序，侵害人民性命財產，更已危及國家安全。 【註三】：二二八事件期間，台灣省參議員王添灯先生被捕失蹤前的作為： （一）、〈（02/28）我回學校後，大約兩點半鐘，帶五個學生到達新公園電臺，遠遠看見已經有一百多個開南學生團團圍住電臺，我問領隊說，帶一百多人來，目的何在？他說，要占領電臺。他說，他來時，已有百多民眾包圍電臺了。⋯。沒多久，我看見王添灯帶著蔡子民（原名蔡慶榮，延平學院教師，目前擔任中共臺灣自治聯盟主席，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潘欽信、張玉榮（《人民報導》的採訪主任）也來了。王添灯並進入電臺，對外廣播。〉（《台北都會二二八》第八一頁第1行） （二）、〈（三月三日）上午被推為代表面見陳儀，訊問當局處理情形。下午處委會開會之後，向全台廣播：「革命先烈的血不會白流的」，說明改革的要求與決心。〉（《王添灯紀念輯》第14頁第11行〈王添灯一二二八的悲劇英雄〉） （三）、〈三月四日王添灯在處委會宣布：「據台中來電話，一切機關業已接管完竣，已組織處理委員會處理一切，請本會向當局勸止出動軍隊，以免發生意外事件。」〉（三月五日《新生報》報導） （四）、〈三月七日，處委會議決王添灯所擬的「三十二條要求」，並推舉全體常務委員向陳儀提出，王添灯為其中代表，但三十二條要求不被陳儀接受。王添灯感到時局緊迫，在絕望之下，仍然向台灣民眾廣播，勉勵大家「今後台灣要有改革的成果，全賴台灣人民的意志。〉（《王添灯紀念輯》第15頁第3頁〈王添灯一二二八的悲劇英雄〉） 【註四】：蔣渭川「亦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發出籲請中央電，⋯請勿派兵來臺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154頁第3行） 【註五】：所稱〈「半山的」叫許許德輝等社會流氓把三十二條再加十條，改為四十二條〉乙節，查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210頁第5行所稱〈3月7日當「二二八事件處委會」討論玉添灯所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之時，有更許多特務人員、特務人員混入會場起閧，白成枝、呂伯雄、吳國信等人等人提出「撤銷警備總部」、「軍隊繳械」、「釋放臺灣人漢奸戰犯」等要求，會議在混亂中增加了十項要求，成為武力鎮壓的罪證〉，顯有相當出入，自應進一步加以考證。 【註六】：當時畏罪逃亡者，計有民國36年4月18日警備總司令陳儀發布「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名册」中的蔣渭川、謝雪紅、張晴川、黃朝生、王添灯、白成枝、呂伯雄、李仁貴、鄧進益、廖進平、陳屋、郭國基、潘渠源、林日高、林樑材、王萬得、潘欽信、蘇新、徐春卿、王名貴、陳旺成、林連宗、駱水源、陳篡地、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廖文毅，廖文奎等三十人，以及廖政德和廖德雄兄弟二人。其中大多數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幹部，由此可見該二團體成員與228事件之密切關連。又謝雪紅、林日高和林樑材是共產黨員，另蔡慶榮（又名蔡子民）、陳旺成（後來返台）、陳逸松、謝雪紅和蘇新等人都在228事件時先後逃亡大陸。 【註七】：〈二二八事件時，我擔任治安組副組長，並没有用真名，用的是假名。〉（《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九九頁第14行）。又〈新竹市則於3月2日清晨，有一批從臺北來到新竹的青年和學生，…並呼籲民眾參加起義。〉（《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052頁第6行）以及台北派隊支援台中抗爭，是否與忠義服務隊有關，都有待更進一步查證。 【註八】：〈1992年洛杉磯暴動（英語：1992 Los Angeles riots，又稱1992年洛杉磯內亂），主要指1992年於美國加州南部大城洛杉磯市爆發的一系列動亂，導火線為該年4月29日當地陪審團宣判四名被控「使用過當武力」的警察無罪釋放，導致上千名對此判決不滿的非裔與拉丁裔上街抗議，最終引發一連串暴動，波及包括亞裔（特別是居於城中的韓裔）在內的各社群。 其中牽連許多違法行為，包括搶劫和縱火。這場暴動持續了四日（4月29日－5月2日）並透過媒體震撼了整個世界。在這期間共有53人死亡[4]，財產損失約8~10億美元。大約有600起縱火，以及大約1萬人被逮捕。 除了洛杉磯市警察局之外，大約1萬名加州國民警衛隊和數千名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也被部署鎮壓示威群眾。一些美國城市被這場暴動影響，也發生了小規模的暴動，例如拉斯維加斯、舊金山、紐約、西雅圖、芝加哥和鳳凰城等。〉（摘自維基百科） 【註九】：〈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臺灣〉（摘自悠然〈二二八慘案研究〉(五)台灣人與三民主義青年團〉）：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張士德在基隆登陸，成為第一批來臺的中國官員。他在臺北約見陳逸松，命其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陳逸松）他以「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理由，鼓動士紳加入三青團。王添燈、林日高、連溫卿、潘欽信等人都於此時成為該團團員。各地方組織也被納入旗下，分支機構紛紛成立。 由於三青團是國府各派系中最早來臺發展的，聲勢甚為浩大。台灣的重要頭人大半在這個組織裏面。陳儀對之頗為疑忌，本來想藉口該團「擅自接管房屋、肆無忌憚，近且強接臺灣銀行之金庫」，加以解散，但是被勸阻。（李翼中，p.401）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李友邦返臺，擔任三青團台灣區團主任。以余楊為書記，李妻嚴秀峰為第四科科長，王添燈為臺北分團主任，郭紹宗為新竹分團主任，陳復志為嘉義分團主任。該團當時的成員包括許多臺灣知名人士，如陳逸松、陳旺成、林碧梧、 陳海成、林培英、許世賢、許傳、楊金虎等，更有左派及台共人士如蘇新、王萬得、潘欽信、石錫勳、林糊、莊守、簡吉、揚逵等人。軍統曾多次呈報「臺灣三青團潛伏奸偽份子」，但都被陳誠壓下。（大溪檔案，p.231）軍統局是以殺匪諜當業績的，一直都想對三青團動手。 當時三青團的成員有不少文化界人士，經常在報紙上揭露長官公署的一些黑暗面，也常和CC派控制的省黨部打對台。省黨部組織部長徐白光曾多次企圖派人參加陳逸松的《政經報》，使陳忿而將該報關閉以示抗議。（謝聰敏，p.p.149 -150）因此，無論是陳儀的長官公署，或是國民黨省黨部，都對三青團充滿怨恨！ 二二八事件時，該團臺北團主任王添燈、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臺南分團主任莊孟侯、高雄分團主任王清佐、屏東分團葉秋木、花蓮分團許錫謙、馬有岳等，都在各縣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月初，陳儀曾邀請李友邦出面廣播撫平亂局，為李所拒。（嚴秀峰，p.119）三月十日，李友邦被捕。六月，在陳誠營救下獲釋。然而三青團的團員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王添燈、陳復志、莊孟侯、王清佐或被殺、或被捕。三青團是集結最多台灣頭人的組織，也是被誅戮最慘的組織。 （吉伯特 110/03/12 國父逝世96週年紀念日，寫於淡水紅樹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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