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世界如何應對100歲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慶祝其成立100週年之際，如何應對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核心的、更新換代了的威權價值觀的討論愈演愈烈。

對共產黨來說，這是一個沉浸在群眾熱情稱讚中的時刻，而不是談論新冷戰的時刻。

美國前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也表示認同，他曾於2014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中國的大多數人……不太關心黨內的變化，因為他們更關心自己的生活。」他說。

「過去20年，中國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他們對此非常高興。」

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越來越緊，對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越來越強，還有中國國內政策的嚴厲走向，如何應對這些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的國際政策議題之一。

儘管華盛頓和歐洲存在意見分歧，有些人主張意識形態對抗，有些人（如鮑卡斯）主張繼續戰略接觸，不過在中國這種分歧可能更難收集。

蔡霞是中共中央黨校的退休教授，她一生都在與中國高級官員打交道、培訓他們，直到去年，越來越多的懷疑和批評思維導致她走向了實質性的流亡。

她不認同中國人不想進行政治改革，也不認同與共產黨接觸比其他選擇更好。

「促使中國發生政治上的變化，從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轉型，現在還不是太晚，」她說。

「越早幫助改變目前的政治狀態對整個世界和中國人民都是有極大好處的……習近平講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實際上他已經早就發動了冷戰，而且並沒有停止過。」

北京為黨舉行的派對，包括盛大的儀式、慶典和焰火，將一個以僵硬的列寧主義制度為核心、不斷崛起、更加繁榮的、資本主義的中國的前景清楚展現出來。

問題是，這些慶祝活動是否只是一場戲的一部分，轉移大家對數百萬普通中國人毋庸置疑的個人財富增長、生活方式選擇的豐富等真實故事的注意力。

或者，這會否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提醒：所有這些繁榮和權力都牢牢掌握在一個一黨制國家手中，這個國家想利用它們，不僅針對本國人民，還針對全世界。

馬克斯·鮑卡斯屬於一個在過去幾十年主導中美關係的學派：他相信貿易和接觸本身是一種目的。

這個理論是，中國的日益繁榮和壯大的中產階級為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保證；而且，即使改革進程緩慢而令人痛苦，或者根本沒有改革，經濟一體化至少比對峙要好。

他擔心，這種共識現在似乎正在轉變，一種新的冷戰思維正在華盛頓佔據主導地位。

「我認為華盛頓有太多的集體錯覺，」他說。

「國會議員、總統很容易在政治上抨擊中國。兩黨都這樣，這是個大問題。」

「我們必須與中國合作，」他補充說，「中國人和美國人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關心自己的家庭，關心餐桌上的食物。我認為政策制定者應該牢記這一點。」

她在美國休假期間被開除黨籍，現在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而無法返回中國，她認為關注經濟變化的積極一面而忽視政黨政治是不對的。

「西方的學界和西方的政治家們對於中國體制缺乏一個真實的了解，」她說。

「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它是希望抓住這個時間，利用世界經濟發展的機會來使自己國力增強，出於這樣一個目的，所以會對外顯示出一種比較友好開放的姿態，但實際它的冷戰思維沒有改變。」

她認為，無論是否願意，西方並未意識到自己已陷入了中西的意識形態對抗。

鄧聿文是一份頗有影響力的黨報《學習時報》的前編輯，他是另一名流亡的中共內部人士。他擔心自己發表對中國體制的批評後被逮捕，沒有返回中國。

有觀點認為，中國快速變化的經濟可能為政治改革提供了機會，對此他有些贊同。

他說：「十年前，黨是慢慢退居幕後。」

「這是習近平不滿意的地方，他認為這種策略會讓黨很危險，包括有可能失去統治地位。現在用他自己的話說，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鄧聿文認為，在共產黨新的主導地位下，中國大踏步倒退了。

它在國內變得越來越高壓：在新疆有巨大的再教育營，在香港有大規模的逮捕，同時也愈發凖備好在全球舞台上維護其威權主義價值觀。

「現在中國經濟很強大，它在與全世界做生意，所以其他國家需要照顧中國的情緒和思維方式，」他說。

「這本身就將慢慢地對全世界和西方產生深刻影響。在接受中國的體制和邏輯後，會慢慢改變西方的很多方面，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就是一種危害。」

蔡霞甚至更進一步，她認為，如今這已成為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的一部分，如果全球化力量未能改革共產黨，它會用同樣的力量努力將其價值觀強加給西方。

「中國共產黨反和平演變是怕西方的一些價值觀也進入中國影響民眾，因此它要拼命地阻擋這些想法進入中國，」她說。

「而它自己同時又利用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把它自己的虛假信息、假象輸送到國外去，做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