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評中國共產黨之黨政權之二 >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前言

按《說文解字》，「黨」意即「尚黑」。「黨」，「黨人」，在漢語中含有貶義。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中註釋為：「相助匿非曰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小集團，往往被稱為「朋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所以會有「狐朋狗黨」這個貶義詞，「結黨」和「營私」往往連在一起。

為甚麼在近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共產黨，並且成了氣候還奪取了政權？中國共產黨不斷給中國人民灌輸：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結黨營私，逼迫中國人民接受？我們只能從歷史中找答案。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

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分表現，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總之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他們中的激進份子，一方面報國無門，一方面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現實世界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找到了歷史發展的機關，對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熱情。

不同的機遇讓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論、學說、路線。終於有一組人，他們碰上了從蘇俄來的共產黨聯絡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列思想迎合了他們的焦躁情緒，符合他們救國救民的願望，一拍即合。他們把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思想，引入了中華。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後來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漢奸，有的脫黨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或機會主義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權時，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還留在中共黨裡。不知這些中共建黨人當時有沒有想到，他們從俄國請來的這個「神靈」卻是一個邪靈，他們找來的這劑強國之藥卻是一付烈性毒藥。

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和陳獨秀等人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6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此，共產主義運動被實驗性的引進中國，黨的生命大於一切、征服一切，開始給中國帶來一場無休止的浩劫。

一、共產黨起家是其積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以此為依據，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份。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與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的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幹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國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由於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時期還是掌握政權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分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劃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份，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語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鬥，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背民族大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陞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二、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國共產黨說自己的歷史是「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的光輝歷史，往自己臉上貼金是為了賦予共產黨政權合法性。事實上，共產黨的發家史一點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終奪取了政權。

（一）中共成立——吸蘇共的奶水長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中共成立之初，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照抄外來非法組織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實行嚴密監視控制。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由共產國際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據的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建黨學說，以蘇共黨綱作為重要依據。中共黨的靈魂是蘇共式的外來品。中共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陳獨秀在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國同志太不努力。

據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統計，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為187,674元，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2萬元左右。中共現在的拉關係、走後門、迎合、買通、甚至威脅等方法在早期已經使用。共產國際主管曾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瞭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瞭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事務性的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佈謠言，說甚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附體挖心，破壞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

實際上，共產黨發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急於奪取政權，反對與國民黨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但是太上皇共產國際推翻決議，指令中共加入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去世以前已經提出領導權問題。如果孫中山沒有去世，中共奪權針對的就不是蔣介石了。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秘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秘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伐軍師部，被北伐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藉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絡式控制，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勳柱，無不摧毀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可倫比，起義過後，樓台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慘酷之禍，古今罕有。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慾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直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裡，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併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令人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國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遊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份與社會關係，（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後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瞭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後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鬥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幹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幹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幹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後大小運動的寫照。

（八）三年內戰——賣國奪權

俄國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沙皇也以國家民族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寧急忙從德國趕回俄國，又搞了一次政變，把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們殺害，搞起共產革命來，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扼殺了。中共和列寧一樣，把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摘取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動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把中國再次推入戰爭災難。

中共以人海戰術著稱。遼沉、平津、淮海戰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戰術。圍困長春的時候，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解放軍奉命不許老百姓出逃。結果打長春兵困兩個月，活生生餓死凍死陣地前城門外逃難的國民近二十萬人而不肯網開一面，事後完全沒有一絲愧疚，說「解放長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並入朝鮮。

三、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一）黨史的特徵——永恆的恐懼感

永恆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徵，維持生存成為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最高利益。這種延續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強力支撐著那變換無窮的皮中之恐懼本質。它像原生癌細胞一樣擴散、滲透了肌體的每一個部位，使其他正常細胞死亡，任由惡性細胞瘋長。在歷史循環中社會解決不了共產黨這個變異的物質，任其擴散，每一層次和範圍都無法消化這種強力的變異因素，眾多社會被污染，更大面積的氾濫著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素。這些東西又不斷的被共產黨加強和利用，從根本上變異了人的道德和社會。

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從它的自我原則為根本，它需要不斷披上不同的外皮。在這個持續危機鎖鏈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蘇共上，附著在國民黨上，附著在國民政府實體上，附著在國民革命上；在它奪取政權以後，中共附著在各種機會主義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會機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機，都作為黨發家的機會，加強其強制手段。

（二）一以貫之的邪惡是起家的「法寶」

共產黨稱革命勝利靠的是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教訓，給共產黨加了兩條：宣傳和使用間諜。黨的各大「法寶」都貫穿著共產黨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

馬列從本質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黨人都不懂馬列。林彪曾說沒有幾個中共黨員真正讀過馬列。瞿秋白被公認為思想家，承認僅僅看過一些馬列皮毛。毛澤東思想是農民造反的山溝馬列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姓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是甚麼也不是的拼湊了。中共不懂馬列，只是從馬列中繼承了邪，又在其邪惡基礎上塞進了它們更邪惡的私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統戰工作，是騙和短期收買的並用。統是為了戰，使共產黨從孤家寡人變成人多勢眾，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有統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敵、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該拉，哪些該打，甚麼時候去拉，甚麼時候去打。上一階段可以化敵為友，下一階段可以化友為敵。比如民主革命時期團結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消滅資產階級。又比如民主黨派領導人章伯鈞、羅隆基等在奪取政權時期中共需要他們幫腔，取得政權後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像、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松時緊，外鬆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鬥，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黨總是這樣把你置於死地，欣賞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慾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你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成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瞭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裡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於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於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黨是最邪惡的

中共絕大多數總書記都曾經被打成為反黨分子。顯然，這個黨有自己的生命，是一個活的獨立的肌體。不一定是黨的領導人決定黨的方向命運，而是黨決定其領導人的命運。江西蘇區面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連生存都成問題，卻一點不妨礙黨以打AB團的名義的把自己人夜裡拉出去槍斃，或者用亂石砸死，要節省子彈。在陝北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夾縫裡生存，卻進行了以延安整風為名的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反覆大屠殺，卻不影響其擴大勢力最終統治中國大陸，把這種自相殘殺模式從當年的小小蘇維埃擴展到全國。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瘋長的過程中，核心壞死了，外圍還在不斷向健康的原生的肌體擴散。原來的肌體部份被滲透後，成長出新的腫瘤。不管一個人好壞，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壞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認真，破壞性越大。毫無疑問，當這個肌體被徹底毀壞時也就是這個腫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腫瘤卻是一定要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文化人，不喜歡暴力，告誡共產黨人，如果強化國民黨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對領導權有濃厚的興趣，必然會導致革命內部的緊張。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寬容之道。他是第一個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

另一位領導人瞿秋白認為共產黨應該親自去戰鬥，去廝殺，去組織暴動，去摧毀任何一級可能摧毀的政權，用極度無序的辦法使中國社會恢復秩序。不料，瞿秋白臨死前坦承，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黨的領導人王明奉命於共產國際，主張聯合抗日，而不是擴大共產黨根據地。在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不能說服他們的同志，他們苦惱無法將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憑一時的衝動把隊伍拉出去拼，中國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在「捨身取義」的傳統文化主導的人文場中，毛澤東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後來被定為先左傾後右傾的機會主義。

胡耀邦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共產黨賺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趙紫陽為挽救共產黨搞改革，最後也沒有好下場。共產黨的各屆新政又能做甚麼呢？真正要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馬上喪失合法性。靠一個機器自己生產出來的力改變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產黨的改革毫無可能成功。

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革命怎麼還能進行並且擴大？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難怪共產黨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就是不能與黨鬥，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黨的一大奇觀。黨的這個錯誤是張國燾的，那個錯誤是四人幫的。毛澤東的三七開，鄧小平的四六開。黨卻從來沒有錯，黨錯了是黨自己糾正的，「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帳」。連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都墮變成社會主義溫飽，連馬列主義都被「三個代表」取締，連自己都可以罵。為了維護其統治，如果人們見到共產黨搞民主，開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間拋棄江澤民，平反法輪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個東西不會改變——那就是黨的集團目標、集團生存、集團權力的宗旨不變，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不變。

共產黨把暴力恐懼和高壓灌注成黨的理論綱領，化成黨性，黨的最高原則，化成領導人的靈魂，化成整個黨的運作機制和所有黨員的行動準則。黨是鋼性的黨，有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全黨黨員的行動必須一致。

結語

是歷史的甚麼力量選擇了共產黨？為甚麼不選擇別的要選擇中共？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兩種勢力，兩種選擇。一種是舊的、邪的勢力，它要進行惡的、負面的選擇。另一種是正的，好的勢力，要進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選擇。共產黨是舊勢力的選擇。之所以選擇共產黨，就是因為它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是邪惡的集中代表。它最會利用並欺負人們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氣候。

共產黨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意味著甚麼？1921年中共建黨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都證明沒有共產黨的血腥和狡詐，就沒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團體，它隨心所慾地解釋馬克思和列寧編造出來的理論，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於冠冕堂皇之中，矇蔽、煽動、或利用一部份群眾，做出強力的解釋，通過每日每時的各種宣傳，將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論的外衣加以實施，以證明其永遠正確。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個集邪惡之大全的過程，毫無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說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強售其奸，靠了其無比邪惡的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把一個外來邪靈強加給了中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