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鄉的開發過程可以清楚發現「吳全城」的移入人口可分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因應賀田金三郎的號召，開墾土地、成立農場，種植甘蔗、煉製紅糖，據「開拓紀念碑」記戴，當時移入人口主要是「本島人」（漢人）和「高砂族」（原住民），並指定「客佃」。第二階段在二次大戰發生時，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西部地區有人為逃避戰禍而分批到此，這批人很多是家族遷徙；最後就是國民政府時代，退輔會組織待退官兵成立「開發大隊」整治東部河川和開墾河灘。這三股人流分別在不同時間流入「賀田村」，就是當時的「吳全城」，很多人從此定居下來。時間上就有「早來後到」現象，當然出現新、舊移民的問題。

移入人口都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同是天涯淪落人」會有差別嗎？當這些人在這塊土地落籍生根，都自認是本地人，成為當地人口結構。現在「吳全城」有那些人口？最多的是漢人，漢人又有區別，主要是閩南人，次要客家人。在閩南人當中，泉州和漳州籍人數伯仲間，至於客屬廣東則少些，但他們很團結，都以群聚方式生活，幾乎住同一地面；剩下就是外省人，外省人雖不多但省籍紛紜，河南、山東、江西、廣東，四川，還有我們不清楚的，以上這些都稱廣義的漢人，最後就是原住民，除了幾戶葛瑪蘭人，大都是嫁到該地的原住民婦女，她們什麼族都有，幾乎占了花蓮所有的原住民。當時「吳全城」聚集五色人種，真像民族大熔爐。

移民先後會有什麼影響？我想最明顯就在選擇條件，好的位置都叫早到的人選走了，晚到的只能挑剩，「無魚蝦麻好」，最後落得偏居。這可以從他們的居處看出，早到的漢人都住「城底」，就是當年吳全堆累的石堡內，晚到的閩、客人家，就只好散居城外，最集中地域就在公墓西側那塊地面，當時稱「一區」，像這樣的小區，「吳全城」附近有五個，從一區到五區，有的僅住三、五戶人家。另外開墾土地也不同，近城的厚土早被早到的人墾闢，晚來的只好到更遠的河灘地開挖。我們家族晚到，開墾的地面都在木瓜溪南岸，而一些客族努力的方向就近花蓮溪下游。

選擇上的差異，那是無可奈何，移民為了生存，只好低聲下氣，但這些都不算什麼，存在移民間更大的問題是新、舊移民的隔閡和排擠，那種有形無形的作用力才叫人心寒，才是新、舊移民最難的癥結。為什麼會有排擠現象，我想那是人性使然，誰會輕易把好處留給陌生人，哪一個人沒有私心，不把胳膊往內彎。一句話在理，先天處於劣勢的後來者，想扳回頹勢，只有付出更多，主動積極參與社區每一事物。

移民到一個新環境心理多少會有恐慌，誰都想得到奧援，於是就有人結社或加強人際關係。套用電腦程式作家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沒關係找關係，有關係拉關係。」這句話足以形容移墾人家。當時的人想盡辦法拉攏關係，同姓叫「同的」、同年紀則稱「同年」，同名則另有別稱「僑的」，還有認親方式，「客父、客母」，無血緣亦能稱兄道弟，姊妹對待，晚輩見長輩不是伯、就是叔，這樣去拉近彼此關係，形成生活圈。

早期移民相處久了都會有默契，有認同和歸屬感，遇到後到移民，他們會起排斥或提防心理，深怕後來者侵害他們先有的利益，他們不會放棄「先占為贏」的信念，這點可從新舊移民的互動看出。移民初期百廢待舉一定會有人力不足現象，移民間只好相互支援，表現在農事上就是互助「工團」，「城底」的人多，就有好幾個「工團」，而「一區」散居人家也有自己的「工班」，這兩種「助耕團夥」一開始是不容易換工的。

新、舊移民的問題還不止這些，來自各地的人種、省籍也會有問題，但那問題和時下談的「省籍情結」不同，當時的問題都出於自然，時下的問題大都是人為，本質上不同。

來自不同地域的人麕集在一起，遇上語言不同，溝通就有問題。記得外省移民剛到，幾戶娶原住民婦女就住在我家附近，需要用水都到那口打水泵浦取水，他們聽不懂閩南話，遇上家母只會聽、講閩南語，簡單的招呼就形同雞同鴨講，用手比劃個半天，還是滿臉疑惑，當然鬧出許多笑話來。那些外省老兵和原住民媽媽也一樣，一開始溝通靠音階的陰陽頓挫和音量的大小來辨別，不然就搭配肢體語言，我想能懂都是猜的，猜對了就露出愉悅的表情，不然就臉紅脖子粗。當時「吳全城」住那麼多人種，天曉得那裡的人是如何走到「隔籬呼取盡餘杯」的境界？

另外，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也會造成障礙，這是人和人相處時必然的現象。只是語言隔閡或觀念對立，只要用時間磨合，當事人多點包容和認同就能化解，這種不便不會生出仇恨。說句玩笑話，每個人的家就是自己的城堡，只要關閉城門就能避免危害，減少衝突發生。前面言及排擠就不同凡響，它可能因猜忌而擴大衝突，埋下地雷若不及時拆解引信，後面一定有危害。「吳全城」那幾批新、舊移民是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境，進而開創出他們的文明進程呢？

同在一塊地面討生活的人，「抬頭不見低頭見」，自劃的鴻溝不能保證日子平靜，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也許是時勢使然，當時移墾農村有許多對應方式，才得以弭平這樣的對立，新、舊移民化解彼此的隔閡，填平人和人間的溝壑，最後才形成良善風俗。只是當年好帖子，拿到今天的時空卻不一定會有作用，時運不同，今天這個競爭社會，很難依樣葫蘆當年的生活模式。

首先出現在移墾人家就是相互幫襯茅蓋翻修，屋頂不漏，底下才能安居樂業。那時候只要有人備好甘蔗葉，到了翻修那天，左鄰右舍都會過來幫忙，如果人手不過，就會有跨區支援，今天你幫我，改天我幫你，誰也不計麻煩，這就像「工團」互助那樣，都習慣用「換工」稱呼，就是一天換一天工，換工必須吃飯，吃飽飯就是作事，誰去計較工作有什麼不同。

義務勞動，那時俗稱「做公工」，還有冬防值夜「顧更」，防止宵小蠢動，作那事都是全村動員，分組分派人力。有關義務勞動這事自有歷史淵源，唐朝租庸調法，裡面的「庸」就是。「做公工」時分組調配，有工的出工，就擕帶鎬鍬畚箕，若需要動用牛車，就有人出牛派車，一直把工作完成為止。當時的人思慮簡單，公眾小事，大家分擔就完成，何必驚動公家，求人不如求己。我就看過派公工搶修花蓮溪河堤，自己也曾參加洪汛期的道路搶修，都是帶便當去「做公工」。

送往迎來也是拉近新、舊移民感情的好機會。不要小看地方紅、白帖所附帶的功能，那絕不是包儀數目而已。那時候鄉下沒有人時興到飯店吃喜酒，更少有人離家到殯儀館辦喪事，大家都習慣在自家搭棚子辦理。這時一家有事全村動員，搭禮堂，扛桌椅，連吃食都是村姑村婦協助，你看過嗎？有人趕赴喜宴，因為會場桌椅不夠，就扛著自家的飯桌過去，等完事再扛回家；另外村子有役男當兵，鄉親也會包個小包給役男去為國爭光，入伍當兵那天，鄰里沿路放鞭泡把伇男送到火車站，才解散回家，像這樣的人情就是鄉里鄉情。

最後來談談村子那尊唯一的土地爺，衪不曾言語，但對於新、舊移民傳承卻盡了心力。村際中心那座土地廟，就是移墾村的主要信仰，衪不在乎誰的宗教信仰，卻福佑土地上每一個人。土地廟前每年都有迎神賽事，農曆三月迎媽祖和十月謝平安算是盛事，每次活動都由輪值爐主負責，當然少不了布袋戲或大戲演出，費用就由全村丁口數攤付，事前爐主會逐戶勸募丁口錢，當然也歡迎大戶樂捐，土地廟前的活動，每個村民都責無旁貸，共襄盛舉，這樣把活動辦得紅紅火火，熱熱鬧鬧起來。

移墾農村就靠這些情感交流，一點一滴地把同村意識建立起來，這就是新、舊移民的融合大概，當然還有其它助益的事，只是這裡只能舉其要，無法一一列舉。至於其它移民聚落，會不會因為競爭而有貼標籤的事，說實在話，我沒有這樣的觀察，如果真有其事，我也會認為那是單一事件，是個人修養問題，不認為那是普遍現象而能成為公論。移民間若有不和就叫人難受，怎可能公開敵對，想要彌合那樣的裂口多不容易，怎可能惹事生非。新舊移民間的糾結需要耐心化解，只要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方法。

離開故鄉那麼多年，至今我仍念念不忘「吳全城」過去的鄉里鄉親，想到那裡的鄉里鄉情就成為我的鄉愁。父親在世時，村子有什麼大小事，他都主動協助，鄰里的紅白事，都可領銜當頭人，地方有辧桌時，那家廚房就有我母親的身影，我們這個晚到的移民經過幾年努力，最後終能和村里的人打成一片，大家和穆相處，就像家人，雖然沒有如膠似漆那種親暱，想起戀愛中的歌，「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移墾人家想的移民情懷跟這相差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