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島孤懸於西太平洋之濱，以臺灣海峽和大陸相臨，直到「大航海時代」才開始接觸歷史，展現在世人面前。首開其端是葡萄牙人，繼踵則是荷、西等先民。其進程都是先西後東，由南漸北，只是在掠奪式殖民經濟下，西部可作為通商口岸和貿易轉運，東部則淪為採金客覬覦的地方。荷、西時期臺島並未進入土地開發，開發始於明鄭之後，那時以兵屯為主，生產軍用民需，清領之後西部和北部開墾己見頭緒，至於一山之隔的東部則明顯落後，那時還有「後山」稱呼，一直到光緒初期，這裡仍屬草萊，只有少數原住民在那刀耕火種，多數土地仍屬漁獵區域。

花蓮土地開發相較於台東算晚，在一八七四年的「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始「開山撫番」，東部才有較規模的開發，當時州治設在台東，北縱谷的奇萊（花蓮舊地名）還在台東州治之下。以下文字旨在說明北花蓮開發，置重點在筆者生長過的地方，就是台灣開發史上註記的「吳全城」，這一區域算是北緃谷漢人最早踏勘之處，就位於木瓜溪南岸，筆者想從自己熟悉的土地開展、發現東部土地開發的面貌，藉以說明開發的過程。這過程在東部其它地面多有雷同，可以驗證其它地區的作為。

臺島開發，不管清領、日據或是民國，土地都是經由外來移民才墾殖完成，明鄭、清領時如此，日據也是，至於國民政府應用退除役官兵開發河埔灘地也一樣，那時島上原住民，平埔族和山地人的加總，其人力遠不能支應，臺島土地能有今天的成就，應該算是移民的功勞。

清領時期到東部開發的漢人，因歷史記載諸多闕如，還有「郭公夏五」、「晉書燕說」等遺憾，現在想回溯這段歷史是有難度。有此一說一八一七的嘉慶朝，首先來到木瓜溪南岸的漢人是李享和莊找，他們向七腳川附近的原住民價購木瓜溪南岸到荖溪土地，一八二五年又有吳全、蔡伯玉等人率領二百餘佃民，在李、莊兩人的同意下繼續開墾此一土地，構築石頭堡以防護原民騷擾，名為「吳全城」。不管李、莊還是吳、蔡，他們都來自宜蘭，當年宜蘭廳治主由葛瑪蘭人和漳州籍墾民組成，葛瑪蘭人早在漢人移墾東部前就來到花蓮北埔的「加禮宛」，目前居住在吳全社區的住戶，很多祖籍是宜蘭，就我認識那些漳州和葛瑪蘭人後裔，不知有沒有當年首批來墾的先民後裔？

當然在第一次移民移居前，緃谷就有原住民在那活動，太魯閣人靠山居住，而加禮宛、阿眉和撒奇拉雅人則散居平地之間。原民與漢人生活習慣不同，思想觀念不一，那時原、漢同在一個地域生活，難免會有齟齬，而原民對土地有傳統領域觀念，把這樣的土地圈劃給漢人開墾，當利益糾葛時就會有衝突。結果，吳全的開墾還是遭到撒奇拉雅人的襲擾，再加上瘴癘風行，不久，吳全罹病逝世，佃民無法安心耕作，因此四處逃散，有書記載多年經營的耕地又淪為荒煙蔓草之中。

「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著手東部開發，修建北、中、南三條越嶺步道通往東部，北路在提督羅大春的主導下，「蘇花古道」於一八七五年開通，北從宜蘭蘇澳，南到花蓮水尾（今瑞穗），此路在縱谷北段就經過「吳全城」，利用原有的石頭堡作為驛站。這裡有幾個疑問待解，既然李享、莊找價購此一墾區，為何還會遭到原民騷擾？北路開通沿路駐有兵卒，當時「吳全城」真沒有人煙嗎？當時石頭堡還留有什麼？才作為驛站選址的參考？我想野無人煙應有疑問。只是驛站設立不久又遭廢棄，一八九五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臺、澎割讓，一八九九年就有日人賀田金三郎來此墾殖，在「吳全城」設立農場，成為「賀田組」的基地，自此木瓜溪南岸正式獲得開墾，開始有人居留，新移民在此生息，村北公墓就留有移民遺骨，那包括來墾的日本人。

第一次漢人來墾木瓜溪南岸，開墾出來的田地大都是旱田，那時木瓜溪和花蓮溪並不具灌溉便利，只是來墾時間維持十年左右，我想一定有成效，而後來的日本人就在此一基礎光大，如今雖不見吳全開墾的遺跡，石頭堡早被拆解，社區只見零落棄石，尤其是開拓紀念碑四圍的石堆，有沒有當年石頭堡的遺存，傳說中的古井、地道也在後人不知珍惜下，先後一一毁棄，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那一代人的移墾事業並不會這樣就被完全抺殺。

一八九九年賀田金三郎成立「賀田組」開墾「吳全城」至鳳林一帶土地，種植甘蔗，依照「糖業獎勵規則」創設黑糖廍，生產赤糖運銷日本，當年那片蔗園建有輕便鐡道，不同於一九一三年完工的花東鐡路北段，輕便路從木瓜溪南岸到壽工場，再往南通達豐田移民村。「賀田組」在一九零六年援引日本福島縣及愛媛縣內地人三八五名，提供船費、建屋費用與農具等。該移民村為全臺首座，也是私辦第一先例，並改「吳全城」為賀田村。拓殖期間，「賀田組」指定客家人為佃農，並起用原住民。一九一零年「賀田組」事業由「臺東拓殖合資會社」接手，一九一五年再與「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成「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一九四零年日本人在「賀田村」的會社辦公室前廣場，建立「開拓記念碑」紀念吳全及賀田金三郎開發吳全城的功績。

說句公道話，日本人的開墾較清領時期更具規模，也有計劃作為，這可以從土地格局獲得證實。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一九五八年的「八七水災」肆虐，木瓜溪南岸就是一野平疇，那會是花蓮近郊最美麗的田園風光，只是洪水一過，那裡的阡陌被撕開幾道缺口，成為塊狀畸零地。當年「賀田組」開墾地集中在木瓜溪南岸，就是今天吳全社區、平和村、志學村間的三角地帶，如今都成為東華大學校地。日本人開地種蔗也是「看天田」，早期那裡不見灌溉設施。那片土地都呈長條狀，間有農路通聯。日本整治理土地都賦予番號，數字由西南向東北遞進，只要知道番號，再考量農路層級，就能瞭解土地概略位置，這和日本京都棋盤式街道相似，往北往南就是加減幾條路就明瞭。

當時木瓜溪南岸最集中的地面都屬於糖場，最上等的土地也是糖場用地，一般住家私有地都在外圍，不是靠花蓮溪就是木瓜溪，那種土地良窳不一，土地格局也不整齊。當時「吳全城」有許多農戶都是佃戶，他們向糖場租地耕作。大戰結束日本人投降，一些會社員工就有先佔的利便，他們住大瓦房，擁有最大和最好的田土，而老實巴交的佃農則繼續向糖場租地，不管住或耕，一直到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土地放領才能承購自耕地，成為私有財產，這種土地沿革也可以回溯到土地開發，土地所有權和其它地區很不同。

日據時代，西部地區一直有人移居東部，一開始是當局鼓勵，後期，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很多人是因為逃難，更多流民移往東部，我的祖先就在那一時期遷移到花蓮，孀居的祖母帶領三個礦工兒子從北部平溪移到東部開墾。同期村子也來了許多客族，他們原居桃竹苗地區，部分人是整個家族遷移，當時很多人在糖場打零工，後來才成為佃農，花蓮成為他們孩子的故鄉。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府接收臺澎，四年後，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大轉進，失利的國民黨將中央政府遷播到臺灣，那時號稱民族大遷徙，居間就有六十萬軍民移到臺灣。這一時期就有榮民從事土地開發工作，老兵把東部許多荒埔河灘和山林平台都闢成農、林用地，那次墾殖算是最後一次，也完成花蓮人口結構，「外省人」幾乎把臺灣所有可耕地全部翻遍，在那當下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老兵開墾更讓人肅然起敬。

開發河灘山林全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導，組織「開發總隊」，下轄三個大隊，每大隊分設四個分隊，一個總隊計有千餘名官兵，負責修建河堤和開墾河灘。這樣規模的部隊進駐木瓜溪兩岸應與「八七水災」有關，官兵們束水修堤，馴服桀驁不馴的木瓜溪，將河幅限縮在一公里內，多出來的河岸都闢為農田。當年榮民弟兄不管河岸溝壑多深，河床上有多少卵石，就用最原始的力氣，手揮鍬鎬、肩挑畚箕，將那些土地全部格子化，定格後的土地再填以鬆土或引濁水漫淹澆灌，這樣刻苦去完成每一寸土地，成為糧食和菜蔬的生產地，除了養活老兵，也照顧了當地的居民。

經過河川整治和興修水利，最終使河堤外多出千頃新地，就在一九六三年木瓜溪南北兩岸分別成立忠孝和光華兩個新村，願耕的榮民分取自己分屬的房、地，就在那裡娶妻生子，安家落戶。目前木瓜溪兩岸新闢的土地都有一特色，就是到處都見石頭，原來石頭要比泥土多，石砌的田埂，石累的溝渠，那裡的阡陌都用石頭筆直劃出，才將土地格子化，那樣的田土真是寸土寸金。

村際間那些零散荒埔隙地，退輔會也編組許多農場經營，每組二、三十名成員，分散各地，就近開發周邊土地，因為都是澆薄地面，那裡的石子也不比木瓜溪床少，榮民就用鍬鎬一寸一尺地清除地裡的石子，開挖出那一點點土方，因為都是零散地，所以開墾出來的土地就不比木瓜溪兩岸整齊，畸形怪狀的，田旁棄置許多石子堆。

退除役官兵所屬開發大隊和編組農場不盡相同，開發大隊完成土地開發，願耕的榮民分取自己的土地，多採個體化經營，後來幾乎成家立業。而編組農場住的都是單身榮民，採集體開發、集體耕作，一直過著類部隊生活，等人老故去土地又收歸為國有。

北縱谷屬於花蓮這片土地經過這幾次的土地開發，可以利用的農地大都開發完成，縱谷再無閒置土地。當時，不管誰擁有土地，每個人都能感恩珍惜土地資源，他們在自己的地面努力耕作，克盡職守，為的就是活的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