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希政府對伊戰爭之後，後冷戰時代市場國家體系之間競爭合作的矛盾關係已經全面呈現出來。這個市場國家體系的基本結構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美國這個新帝國繼續其全球擴張的戰略，而其他大國如法、德、俄、中國等逐漸用行動來表明它們對世界多極化的民主訴求。

雖然布希政府與歐洲各國的關係不佳，但若是換成凱瑞上台，結果仍將相同。據凱瑞陣營的消息人士指出，事實上凱瑞陣營也認為大勢已去，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在布希及其政府的決策決定下，如果歐洲計畫建構的全球定位衛星網路遭到諸如中國等敵對強權的使用，美國可能會不惜對它發動攻擊。布希政府長久以來一直對可能與美國「全球定位系統」（ＧＰＳ）競爭的伽利略計畫表達疑慮，擔心伽利略計畫可能會傷害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行動，因為這些行動依賴ＧＰＳ導航與戰鬥定位，而且可能會干擾到美國國防部稱為Ｍ碼的秘密定位系統。伽利略對上ＧＰＳ的尖端科技之爭，將會在國際政壇製造更多的歧見。社論說，伽利略計畫所涉及的科技決策，意味相關國家必須在伊拉克戰爭所致的不同陣營中選邊站：親美或反美。對於美國人而言，其他大國是否會施展縱橫之術，來與超霸美國相競爭甚至對抗，便是一個自然而然要面對的問題。中國領導人最近和法國總統希拉克、俄羅斯總統普欽不斷地會晤，便引得美國大報《華爾街日報》開始尋問“中—法—俄軸心”的可能性)。因此布希政府是主張要攻擊歐洲計畫建構的全球定位衛星網路，並且在伽利略計畫所涉及的科技決策，意味相關國家必須在伊拉克戰爭所致的不同陣營中選邊站：親美或反美框架下，中法俄三國顯然是反美與反布希政府，相對地美國在伽利略計畫所涉及的科技決策，意味相關國家必須在伊拉克戰爭所致的不同陣營中選邊站：親歐或反歐框架下，布希政府在伽利略計畫所涉及的選邊站中顯然是反中法俄與反歐盟的，對凱瑞而言，凱瑞是反對布希在進攻伊拉克的任何決策與計劃，凱瑞表示，如果當選總統，自己將在上任6個月內開始從伊拉克撤軍，4年任期內完成全部撤軍行動，因此凱瑞是反布希政府，因此凱瑞的立場與中法俄立場很接近，因此在布希及其政府的決策決定下，如果歐洲計畫建構的全球定位衛星網路遭到諸如中國等敵對強權的使用，美國可能會不惜對它發動攻擊。布希政府長久以來一直對可能與美國「全球定位系統」（ＧＰＳ）競爭的伽利略計畫表達疑慮而決定要轟下衛星與反歐盟的伽利略計畫，相對地很顯然凱瑞將支持伽利略計畫，他也不主張轟下衛星，同時凱瑞的外交政策是前柯林頓總統的外交團隊，因此凱瑞對中法俄的外交政策會有柯林頓的大影子，因此凱瑞在對中法俄的外交政策也將會更加接近。

根據美國商業週刊2004年10月24日報導，如果歐洲計畫建構的全球定位衛星網路遭到諸如中國等敵對強權的使用，美國可能會不惜對它發動攻擊。

由歐洲聯盟與歐洲太空總署所打造的「伽利略」全球定位衛星計畫，涵蓋三十顆衛星與地面站，預定二○○八年開始運作，以期搶佔全球衛星定位日益擴大的市場。全球定位衛星系統的市場從二○○二年的一百億歐元（約新台幣四千兩百八十億元）增加至二○○三年的兩百億歐元（約新台幣八千五百六十億元），已足足增加一倍。

中國在2004年9 月成為伽利略計畫的一員，此一計畫不僅有助於提供諸如二○○八年北京奧運通訊等服務，也能應用於戰略軍事用途。除中國外，參與國還包括俄羅斯與以色列。分析家指出，美國對伽利略系統的威脅，暴露出全球導航系統的軍事價值。

根據一份撰寫於八月間、由商業週刊取得的美國空軍內部文件，美國空軍次長提茨指出：「十年後，當敵人選擇用或許是伽利略這樣的全球衛星系統對美軍實施精準攻擊，讓美國人生命遭到危險時，我們將怎麼辦？」

這項文件提到這個月歐盟與美國官員在倫敦一場會議上出現歧見，進而導致美國威脅要摧毀這些未來的衛星。據說歐洲代表表示，縱使他們的衛星被用來與美國作戰，他們也不打算關閉或干擾衛星的訊號。一名歐洲高層代表在倫敦會議上表示，美國代表對歐盟的立場反應「平靜」。商業週刊引述這名官員的話說：「他們清楚表明會嘗試其所謂可挽回的行動，但如果有必要，他們也會有無可挽回的作法。」

華府長久以來一直對可能與美國「全球定位系統」（ＧＰＳ）競爭的伽利略計畫表達疑慮，不過在2004年6月間美歐簽署一項協議後，這起泛大西洋的爭端據說已獲平息。

美國官員直言，他們擔心伽利略計畫可能會傷害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行動，因為這些行動依賴ＧＰＳ導航與戰鬥定位，而且可能會干擾到美國國防部稱為Ｍ碼的秘密定位系統。

華府一度表示，既然已有ＧＰＳ，伽利略計畫就沒有必要，因為伽利略計畫只是ＧＰＳ的翻版。先前歐盟官員僅以伽利略計畫的商業利益做為宣傳重點，而歐盟總部也堅稱該計畫將在全歐盟創造十五萬個新工作。

商業週刊在社論中警告說，伽利略對上ＧＰＳ的尖端科技之爭，將會在國際政壇製造更多的歧見。社論說，伽利略計畫所涉及的科技決策，意味相關國家必須在伊拉克戰爭所致的不同陣營中選邊站：親美或反美。商業週刊也警告稱，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最堅強的盟友英國，將再度陷入兩難，而英美聯盟也將悄悄瓦解。

　　對於美國人而言，其他大國是否會施展縱橫之術，來與超霸美國相競爭甚至對抗，便是一個自然而然要面對的問題。中國領導人最近和法國總統希拉克、俄羅斯總統普欽不斷地會晤，便引得美國大報《華爾街日報》開始尋問“中—法—俄軸心”的可能性)。

　　以法德為核心的老歐洲、俄羅斯與中國的交流合作更趨密切，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無論是法國積極推進對華軍售的解禁，還是中俄最終劃定邊界、完成俄羅斯加入WTO的雙邊談判，以及中俄對雙方一些國內難題和解決方式的同情理解，都是三者關係良好發展的表現。這些合作的確深受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的影響，其他大國要在這個格局之下建構全球民主的未來，就必須相對增加相互瞭解和合作交流。

伊拉克戰爭前後，老歐洲如法德基於自身利益的主張，與布希政府的立場開始衝突。而更重要的是東歐一位親美派學者克拉斯蒂夫在美國《民主雜誌》上所提示的彌漫全歐洲的“反美情結”，以及“我們現在進入的時代很可能將被稱為反美的世紀”的警示(見本報今日3版甘陽訪談《新帝國與“反美世紀”》)。其他國家的民眾與美國民眾對於美國的全球行動，往往有著不同的理解，這種與美國獨霸並存的現象值得關注。

　　不過，不能因為這兩種趨勢的並存，就認為其他大國加強合作，乃是要與美國抗衡甚至反對美國。無論法國、俄羅斯與中國之間如何增加合作交流，它們各自與美國的關係都有著無可取代的關鍵地位。而且，在目前的市場國家體系中，還沒有出現劃分陣營的動力與趨勢，其他大國的聯合根本沒有可能。儘管目前法國率先挑戰西方世界猶存的冷戰思維、推進對華軍售的解禁，無疑會影響到美國的全球戰略特別是亞洲戰略的展開，但必須看到，這種突破的訴求並不具備決定意義，也有其合理性。

　　何況，根據美國的全球戰略，它絕不是一個被動者，而是相當積極的主動者。其實它一直在對其他大國之間的重要聯繫施加著強有力的影響。例如，在對華軍售問題上，美國不僅通過影響東歐國家在歐盟中阻撓解禁，而且最近亦直接威脅，如果歐洲對華軍售解禁，將影響美歐軍事合作。在石油問題上，美國通過伊拉克戰爭以及其他重要地區如格魯吉亞的活動，掌握這一全球最重要資源的相當部分控制權，擁有了影響全球市場國家關係的重要手段，其中就覆蓋了中國在中亞、俄羅斯等地擴大石油供應或開發的努力。

　　而且，在確定自己的全球戰略重點和競爭對手方面，美國有自己的難易次序。這種難易次序既與其外交的歷史狀況有關，也與物件國的成長性有關。例如，美國與老歐洲之間更容易修復合作關係，來面對被塑造的共同對手。而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則相對更多受利益競爭和地區力量對比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後冷戰的全球市場國家體系中，強調體制差異問題的作用不只是批判性的，更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努力來改變其他國家的結構安排。例如，俄羅斯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後普欽政府加強中央集權，美國的批評更著意於俄羅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活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