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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從美國進步派眾議員 AOC 評估台灣局勢的爭議出發，往往能撕開西方左派長期以來的思想盲區。

以此為起點由淺入深地探討，會發現左派核心假想敵的流變、歷史上反共的糾葛、以及理想化帶來的致命危險。

如果打破西方政治學的傳統框架，引入東方佛法僧團的「六和敬」精神，更能直擊那個困擾人類兩個世紀的終極提問：

為什麼人類追求極致平等的崇高烏托邦，在世俗實踐中總落入深淵？

而左派在紙面上描繪的終極理想，究竟在何處才得以安放？

一、 敵人的流變與時代錯置的「反美路徑依賴」
左派在歷史發展中，對於「反對對象」存在著核心假想敵的「敵意轉移」現象。將其演變梳理開來，主要經歷了三個關鍵階段：

•階級敘事時期（19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核心敵人是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旨在推翻國內的階級壓迫與經濟不平等。

•冷戰與反殖民時期（20 世紀中後葉）：焦點轉向帝國主義與殖民者。由於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抵抗共產陣營擴張，在許多第三世界地區扶持地方獨裁政權，導致西方左派將「美國帝國主義（美帝）」定格為全球系統性壓迫的終極核心。

•當當代進步派時期（21 世紀初期）：轉向反對系統性壓迫與特權結構，如白人至上主義、父權體制與身分認同壓迫。

這種轉變帶來了地緣政治上的認知盲區：許多當代西方左派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

他們習慣了冷戰時期「反美即正義」的簡化公式，導致當今天出現新興威權帝國（如中國、俄羅斯）擴張並威脅弱小民主社會（如台灣、烏克蘭）時，因為美國選擇支持弱者，這群左派便直覺認定台灣與烏克蘭只是美國的戰略棋子。

他們為了反對「昨天的帝國」，在客觀效果上變成了「今天的帝國」的綏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