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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 年仲秋，二戰硝煙散去，全台灣的電力系統在盟軍轟炸與物資匱乏下支離破碎，發電量驟降至全盛時期的十分之一。當時，即將遣返的日本技師曾悲觀預言：「台灣將從此陷入長久的黑暗。」這句話，不僅是對技術斷層的憂慮，更是對動盪政局下省籍成見的觀望。然而，這道黑暗最終被守住了，而那座橫跨新舊時代、連接多方人才的隱形橋樑，正是朱江淮。

朱江淮先生（1904-1995）出身台中大甲，身為宋儒朱熹後裔，他捨棄醫學世家的坦途，毅然赴日鑽研當時最前衛的電氣工學，成為第一位取得日本帝大工學士的台灣青年。他的一生是台灣電力發展的縮影：從日治時期的技術骨幹、戰後接管初期不諳國語官員眼中的「活字典」，到引領台電走向科學管理、擘劃大甲溪綜合開發的靈魂人物。

這部傳記的核心，在於朱江淮終身奉行的「捨石精神」。面對早年的差別待遇與中年的政治風暴，他始終銘記恩師的圍棋教誨——甘願做一顆犧牲小我、為大局鋪路的「犧牲棋」。他在二二八事件的狂暴時刻，挺身守護外省籍同僚，將省籍鴻溝轉化為「台電一家」的團結基石；他在物價動盪的艱辛歲月，制定福利制度穩定人心，為台灣經濟奇蹟預埋了最堅實的動力。

透過這部紀錄，我們不只看見一座座發電廠的興起，更看見一位剛直、清廉且充滿信仰情懷的先驅者，如何用長達四十一年的電業生涯，在歷史的洪流中，為家鄉點燃永不熄滅的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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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大甲溪畔的實業長風與電光初啟

鹽館與秀才：奠基於大甲的朱氏家風

朱江淮的生命故事，必須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大甲街頭說起。那是一個傳統與近代化交會的前夕，他的祖父朱應三在清咸豐年間隻身來到臺灣，最初落腳於台南道台衙門任職，退休後選擇遷往台中大甲定居。在那座充滿海風與香火氣息的小鎮，朱家開辦了大甲第一間「鹽館」，這不僅是家族實業的起點，更讓朱家在地方社會建立了深厚的根基。

朱江淮的父親朱麗，生長於這個轉型的時代。朱麗在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成為臺灣最後一屆的秀才，隨即面對的是政權更迭的巨大震盪。然而，這位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並未因此頹喪，反而展現出驚人的適應力與遠見。他成為大甲第一位主動學習日語的士紳，並擔任首任大甲庄長。在朱江淮的幼年記憶裡，父親不只是威嚴的大家長，更是一位奔波於日本神戶與大甲之間的實業家，致力於推廣大甲最具代表性的「帽蓆」產業。這份對鄉里發展的使命感，成為朱家最核心的家學與精神資產。

草帽外交與轉型：父親朱麗的實業遠見

朱麗在1902年集資創辦了「大甲帽蓆株式會社」，這項創舉讓原本屬於家庭手工業的帽蓆製作，轉型為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外銷產業，甚至在當時暢銷全球。朱江淮目睹了家鄉如何透過技術革新與市場開拓，從一個安靜的農村轉變為經濟重鎮。

更重要的是，父親朱麗深刻感受到電力對於近代化發展的關鍵作用。為了提升地方生活品質並推動產業升級，他積極建請政府籌設「后里發電所」。這座臺灣中部第一座水力發電所的成立，不僅是工程上的突破，更是大甲地區文明史的轉捩點。朱江淮在童年時期，看著原本仰賴油燈與燭火的宅邸，被那一盞盞透過細長電線傳遞而來的燈火點亮，那種「無中生有」的神奇感，在年幼的他心中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

暗夜中的神蹟：后里發電所的啟蒙

在那樣一個夜晚，后里發電所的電流穿過荒野，抵達朱家大宅。當電燈開啟的瞬間，那種穩定、明亮且不帶煙燻氣味的光芒，對當時的大甲人而言，無異於一種工業時代的神蹟。對於正在成長、好奇心旺盛的朱江淮來說，這不只是光影的改變，更是一種對未來世界的召喚。

他開始觀察電力的運作，思考那些看不見的能量是如何驅動著世界運轉。雖然他在大甲公學的學業表現極為優異，但他並不滿足於傳統的四書五經或單純的人文知識。在那盞電燈下，他心中萌生了一個大膽的念頭：與其研究前人的文字，不如去掌握這股能夠點亮整座小鎮的神祕力量。這份對「電氣工程」的執著，讓他決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選擇一條與父兄完全不同的道路。

從儒家到工程：捨醫就電的生命定調

在當時的臺灣社會，優等生最主流、最穩定的選擇通常是「學醫」。朱江淮的大哥朱其聰便順應了這股潮流成為一名醫師，在家族與社會期待中，朱江淮本也該步其後塵。然而，朱江淮在十七歲那年，展現了極大的主見與勇氣。他向家人表達了對醫學的冷淡，以及對電氣工程的狂熱。

他認為，醫學救人固然偉大，但工程建設卻能「改變國家的命運」。他對電力的熱忱，源自於對故鄉進步的渴望，以及對那股強大動能的深刻好奇。1920年，帶著家人的祝福與厚望，十七歲的朱江淮告別了大甲溪的浪濤聲，隻身橫渡黑水溝，前往日本京都追求他的工程夢。這一次的出發，不只是一位少年求學的開端，更是臺灣電業史上一顆重要種子被播下的瞬間。他將在京都帝大的寒窗下，把自己鍛造成為日後照亮臺灣的那塊「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