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府執政的成績好壞？要看它治下的民生能否長期進步！至於一支軍隊能否經常性的打勝仗？從平時的訓練，到軍事裝備的整補（後勤能力），指揮官的臨戰應變，軍隊士氣以及情報蒐集，都是勝負手！但無論是搞政治還是去帶兵打仗，要贏？個人認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比對手更強的組織動員能力，誰的組織動員能力更強？就有更高的勝算．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注意到這點的謀士，其實是曹操最為倚重的謀臣：郭嘉，郭奉孝在官渡之戰前，為了鼓舞主公的鬥志，對曹操所做的曹勝袁敗的預判式建言（所謂的十勝十敗論），綜合起來就是：曹營雖然在兵力上不如袁營，但曹營組織精良而袁營組織渙散，所以曹操有極大的可能戰勝袁紹，事實也如郭奉孝的預測，烏巢一把火之下（烏巢做為袁軍的糧草基地，地點卻與袁軍的主陣地平行，這是兵家大忌！顯示做為主帥的袁紹不知兵，不懂戰時的補給線即為戰敗時軍隊的逃命線這最為淺顯的道理），袁紹軍隊全軍潰敗．

　　若將這個觀點運用在政治判斷上，道理一樣相同．歐洲國家的資本家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進行內部結盟，用搞議會政治（民主是其簡化版的說法）做為藉口與各國的王室相抗衡，由於歐洲各國都是小國，其專制政權的執政效率遠不及中國，加上歐洲王室經常性的揮霍無度，所以資本家一結盟起來反對王室後，各國王室在鬥爭上經常是輸家（以克倫威爾幹掉查理一世為代表）．而資本家取得政權後，為了資本逐利的天性，開始推動工業化，附帶的其生產效率開始逐步超越農業國家，而在軍事上面，被生產出來的軍火其殺傷和破壞效率遠高過傳統農業帝國，以冷兵器為主的軍隊．想當年，即使清朝擁有號稱全球三分之一的GDP，照樣在鴉片戰爭被英國一支小小的遠征軍打得滿地找牙．根本原因在於工業化後的英軍軍隊，其軍火的戰爭效率與軍隊的組織力遠勝過同時期的清軍．

　　如果鴉片戰爭時因軍事技術不如人，可以做為失敗的理由，那隨後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則更彰顯組織動員能力的重要性．甲午戰爭時，清朝的人口與國土至少在日本十倍以上，財政收入是日本的四倍（僅這點就可看出日本的組織效率比清朝高），武器也並不落後，北洋水師且號稱亞洲第一，結果一打起來，清朝的海陸軍盡皆潰散．所謂的明治維新，實際是將舊式的封建制度（幕藩體制）轉化為適合日本進行侵略擴張，效法歐洲列強搞帝國主義的一次政治組織效能的大躍進，日本的政治組織體制轉換成功了，而清朝的自強運動則只是搞軍火生產的皮毛，無法提升其政治組織的總體效率，所以清朝最終慘敗．

　　後續清朝的有識之士為了進行政治改革，分成兩個派別．一個是康梁主導的君主立憲派，另一個則是孫文主導的革命派．但由於真正於當時主導實際政治的，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老糊塗保守派．論組織效能則是：革命派強於立憲派，立憲派又勝過老糊塗保守派，但那幫糊塗的懶滿（這幫主導清廷政治的昏官，多數是連滿文都不會寫的渾球）手頭的籌碼多過另外兩派，直到武昌起義後，革命派與立憲派合流，懶滿們的手底下又出現袁世凱這個野心家，裡應外合加忽悠之下，最沒效率的清朝終於在歷史上謝幕！

註：郭奉孝的十勝十敗論的原文如下－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為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檢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徳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率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號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此十勝，于以敗紹無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