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滿清崩潰之後，中國拋棄帝制，轉向民治已成定局。雖然有兩次帝制主張者的反撲（洪憲帝制與宣統復辟），但大方向是不變的。可是推翻滿清後，該如何讓所有的有志之士來搞政治，卻是一個大難題。民初最早由眾人所認可的方式，就是有限度的以美為師（非全民普選，但是有個照貓畫虎的議會），而發現此路不通，重搞帝制也失敗後，所有的有志之士，要嘛強不知以為之的玩法統（例如徐世昌），再不來就只能發揮智力，尋找可能的參照標的。在這方面，好學深思的孫文又成為歷史的先驅者，以俄為師就是其智慧的結晶，也引領中國在某段時間的發展道路！

　　孫文極有思辯能力，是一頂尖的政治思想家，也是民初唯一的一位現代人。問題是其人本身有兩個極大的弱點，導致其革命最終無法成功。其一是不知兵，完全沒有武力統一全國的能力；其二是實際施政能力近乎為零（不會比蔡英文好多少），其施政的作為，與一般民眾的需求脫節。最終導致他連母省廣東都無法統一，所以他一輩子也只能作為一個革命先行者，孫列寧是做不成的。

　　但其深刻的思想，則替中國擘畫了一條可行之路，只差俱體的執行人來操作。這條發展道路可用以俄為師四字來概括，至於其關鍵綱領，就是武力統一、一黨專政、耕者有其田、推動工業化這四點。而以俄為師這套思維，發端於孫文，蔣介石繼之，但操作失敗（不聽總理遺教的代價），至毛主席則集其大成。但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旦其操作模式不再受到多數人的認同，自然會改弦易轍！

（一）武力統一

　　衡諸國史，維持中國本土的武力統一於不墜，是每個中國歷代政治家的義務，能夠做到的，得享盛名，不能做到的，難免就無好的歷史定位，此為典型的成王敗寇之理。

　　嚴格講，孫文在民初也是軍閥混戰的參與者之一（此點多為國共兩黨史家在為尊者諱的前提下，有意無意的忽略掉了），問題是其實際的軍事能力實在拙劣，可說是完全不知兵。讓孫文指揮軍隊，基本上是驅市人為戰，是為棄之！例如在六一六事變（國民黨稱之為陳炯明叛變）暴發前，孫文欲率其所蒐羅來的各路附義的雜牌軍北伐，配合奉張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純從軍事上講就是一個敗筆。因為該年由於湖南大旱，以及主政湘省的趙恆惕搞聯省自治之故，無論如何，北伐的失敗都是無待蓍龜的。試問湖南（產量大省）大旱，糧食生產難以自給，孫文糾集而來的北伐雜牌軍要如何解決補給問題？二是湘軍尚有能戰之兵８萬上下，以逸待勞對付入侵鄉土的客軍，尚有餘力，此點只要是有基本軍事常識的人都看得出來，而孫公不知。是以國民黨內尚稱勉強知兵者，如譚延闓和李烈鈞之流，對孫文的北伐也不持贊同態度，只是不若陳炯明一派那麼激烈而已。

　　而蔣公的北伐形勢則好得太多，外有德公率領的八桂子弟（桂軍是天下精兵）的協助，並兼湘軍（趙唐之爭）與北洋系內部均有嚴重分裂（孫、吳兩派被各個擊破後，奉張孤掌難鳴），且得俄援3000萬金盧布的巨款，內則兩廣統一，黃埔子弟其氣方銳，兼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助。情勢大好之下，蔣公的武力統一幾近成功，唯蔣公器量狹隘，好權謀而乏對人推心置腹之能，武漢事變（蔣桂戰爭）後，國府各派都不再對中央政府有充足的信任感，導致國府各派在非屬相同系統間的軍事配合成效極差，這種問題一直延續到抗戰與國共內戰之中，是國府軍事系統的頑疾！本來借助抗戰，蔣介石若能播然悔悟，痛改前非，設法將國府各派系的軍隊量才器使，充分賦予軍事長官全權，讓各派系融為一體（一如韓戰時期毛主席對志願軍的做法），國府當不至於丟掉江山。

　　至於毛主席則不負20世紀天下第一兵法大家之名，從三灣改編開始，傾其智勇，不斷與強敵周旋。並藉抗戰結束之機，發動國共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嚴格講，抗戰結束後的中國並未完成統一，所以所有的英雄豪傑都還有奪取天下的機會，毛蔣只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兩雄對立最終也勢必訴諸一戰。貧道個人不同意國民黨傳統史家的論述，視中共為叛亂組織，它應被視為爭天下的群雄之一才合理。原因有二：一是清失其鹿，天下共逐，大家都有機會，但強者為尊，打不過人就該認輸，沒必要在口頭上圖一個嘴快活；二是中共雖有奪權之心，但國民黨卻都搶先動手（早期的四一二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內戰壓迫共軍進行中原突圍），這是抹不去的史實，國府都先動手了，怎能要求中共不反擊？共產黨可沒有坐以待斃的義務。

　　但毛公受限於海空軍建設的問題，其任內至今尚未完成徹底的武力統一，因還有台灣問題這個尾巴，這是以俄為師階段在武力統一問題上的遺憾。至於何時能解決台灣問題，那是中南海老狐群該考慮的問題，貧道只是個旁觀者。也許某日他們滿漢全席吃完了，再想動手也未可知？

（二）一黨專政

　　若論一黨專政，其根本因素在於追求效率。早在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為著反袁與奪取政權，孫文本著樸素的獨裁思想，要求黨員要服從領袖，也要求自己要慎施命令，這可視為國府搞一黨專政的濫觴，但孫文所操作的中華革命黨，僅能視為一黨專政的雛型，距離真正的大功告成，還有很遠的距離。

　　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年，在接受俄援之後（早期孫文背後的金主是日本，日本為著自身的利益，在中國扶植奉張、皖段與孫文三支勢力，但日本對孫文一派很小氣，有時甚至政府不出面，反而替一些投機企業家牽線－例如日本股神是川銀藏就出錢幫過孫文搞革命，結果血本無歸。且日本的軍國主義主流思想，與孫文本身有的泛亞細亞思想，也難以合作，雙方只是互為利用的關係，不能衷誠合作下，分手乃是必然），觀察到俄共組織的嚴密性與高效性，國民黨開始聯共，且替自己注入新血，讓國民黨重新散發出活力，以孫文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只要他活在世上一日，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主張，有可能在黨內善始善終，國民黨內的左右兩派也尚可合作，不至於砍到刀刀見血！

　　而孫文故去後，國民黨內經由政爭與清黨，蔣介石希望將自己的地位定於一尊，從此一呼千諾，無人膽敢違逆背忤。但實際上卻很不成功，在軍事上，中原大戰的各路軍閥雖敗，卻仍然不能心服，在政治上，汪精衛一夥的邊緣政客，也是其專扯後腿的敵手。在這些擋路石頭的妨礙下，國府雖號稱一黨專政，實則是地方各自為政，最糟糕的是國府能完全執政的地方，因諸多因素，共產黨反能生根茁壯。反之與國府暗地作對的各路軍閥的地盤（如兩廣），共產黨最後反難以立足。以上數點在在顯示蔣介石領導下的國府，是一個沒效率的政府。蔣介石政府空有獨裁的惡名，實無獨裁之能，國府的一黨專政是假，地方各自為政是真！

　　但共產黨就不一樣了，它組織嚴密且高效，是其自成立以來就有的DNA，所以它搞的一黨專政，就能符合時代對它的考驗。在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的高效有助於其戰鬥意志的凝聚，以及獲取國府的機密情報。在大陸主政之後，無論為善或做惡（在個人的看法上：三年自然災害就是典型的惡政，文革或八平方事件都還可商榷），這個有著金字塔結構的組織，基本上都能做到：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中央政策則由中南海政治局合議決定，這才是一個有效率的一黨專政。依據逆格雷新法則（良幣逐劣幣），專政而無效的國民黨，被專政有效的共產黨打敗，實為順理成章！

　　此外，一黨專政也是中共搞計畫經濟的必然配套（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都只是經濟資源分配的一種模式，無善惡之分），利於將國家資源進行扭曲操作，達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目標。

（三）耕者有其田

　　在以俄為師的階段中，耕者有其田是唯一具有中國特色的主張與政策。其代表的是一種國家原有經濟秩序紛亂後的一種財富再分配。這種政策始於呂后，而綿延到民國時期。

　　自清朝滅亡後，民間的土地與實際的生產資材，仍掌握在傳統的官僚地主外加買辦階級手中。這幫人的勢力是非常大的，雖說這群逐利之徒，沒有真正的政治遠見，但憑者手頭的實力，他們靠向何方？都會讓其對手受到龐大的壓力。像清朝的滅亡就是如此，清廷：寧贈外人，不予家奴的混話，以及希望組織皇族內閣的昏招，徹底得罪了這幫人（清廷的潛台詞就是不準備與這些有野心的民間有錢人分享政治權力），所以辛亥革命一有成功的機會，這幫人馬上就集體倒戈。他們的算盤非常清楚，清廷既然不可靠，自身的集體實力又在純粹的革命派之上，那與革命派結盟並在背後透過金融操作的模式，影響革命派，就是非常划算的選擇。

　　這種情況到了北洋政府與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對仕紳官僚地主買辦階級而言，要支持哪位大帥（總司令）關係到自身的投資眼光。對於掌握軍權的軍閥而言，透過與這幫有錢人的合作，能夠迅速搞到非常多的錢，大帥們都不是傻子，沒有錢袋子（經濟基礎）的支撐，軍閥也不是這麼好當的，沒錢要如何發軍餉？購置軍火？甚至是養姨太太？而為了短期利益，多數的軍事集團都選擇與仕紳官僚地主買辦階級合作（唯一的例外就是共產黨），同時，孫總理的扶助工農，就被這幫蛇鼠一窩的傢伙，當成是純粹性的一份歷史文件而數之高閣。最多在共產黨鬧的比較兇，或是閒暇時間才拿出來宣導一下，忽攸百姓而已。換言之，國府的短視政策，客觀上給了共產黨發揮組織高效，動員群眾反政府的空間，他們最具體的操作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中共實力尚弱時，這種相對激進的財富重分配模式，其結局就是遭到帝國主義、國府、仕紳官僚地主買辦階級的聯手打壓。為著彼此的利益兼盟友互助，國府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真正執行耕者有其田的經濟政策。所謂的民生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要點是減低田租，保障農民收入，切實扶植自耕農，使其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種，在國府於大陸主政時期，始終是一紙空文。

　　但到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由於國府與其國內盟友實力的嚴重衰弱（戰爭因素），加上共產黨政策執行與宣傳上的到位。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睡炕頭的言論就極受一般百姓的歡迎，鑒於人數上的差異（國共間的支持者在轉化為兵員後的實際對比約為１：４，共方佔有絕對優勢），國府的軍事失敗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尤其是國府又採取消耗戰的戰略與共軍作戰，對國府實際上更為不利－共產黨的民間動員能力且遠勝於國府）。

　　到了親身執政時，中共在恢復國內生產的前幾年，基本上沒變更自己的政治承諾，分到土地的貧民暴發極大的生產熱情，有助於國內的經濟復甦。自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資本家財產已在1952年和1953年間被新的中國政府所徵收；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運動，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地區的殘餘勢力也已經幾乎完全被消滅，被指反對共產黨統治的人已被整肅。而為了集中力量搞重工業，中共開始搞農業集體化，搞出所謂的人民公社。基本上人民公社能整合多數人的土地，再由政府提供更作效率較高的農業機械，其原始設想是既能讓重工業製造出來的農機有使用的管道，也能提高農民耕作的收穫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人民公社這種農業集體化的搞法，因為地形因素，適合在擁有廣闊平原的東北與華北施行，但在以山間盆地與小平原甚至丘陵為主要地形的華南，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更糟糕還有這個政策將人性想的過於理想化，忽略了有競爭才有進步的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大家一起同住同勞動後，對於懶惰者太有利了，懶惰者一多，政府原有的美意自然會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小民的懶惰事小，官員們看到生產指標無法達成後的故意造假（共產黨為了培養官員的能力，官員是有造福地方的績效壓力），或是藉機盤剝百姓事大－三年自然災害就是這麼弄出來的！客觀的說，共產黨版本的耕者有其田，以善始而未能以善終。

　　而國府方面，於爭天下失敗而遷台後，手頭有槍且沒往日人情世故的壓力，搞起所謂的「三七五減租」以及「耕地放領」到最終的「實施耕者有其田」，就得心應手（敢反對者－提頭來見）。國府規定台籍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我家保留的就是旱田），其餘由政府用徵收補償方法交佃農承租耕種。地主免徵耕地，政府強制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於1953年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放領的地價是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攤還。徵收方面，補償地主70%為政府發行的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均等償付，並加給年息4%；30%為公營事業股票（一次給付臺灣水泥、臺灣紙業、臺灣工礦、臺灣農林的股票－我家都拿來當壁紙了）。實物土地債券分稻穀與甘薯二類，稻穀債券以稻穀償付，甘藷債券依據當年甘藷時價以現金償付。

　　有著槍桿子保駕護航，國府在台推行耕者有其田非常成功，這是當時台灣經濟能夠起飛的關鍵基礎。但國府的這項政策也並非沒有缺失，由於缺乏對附日地主階級的徹底清算（二二八事件時，僅除掉一批政治眼光不足的投機者－以國府的觀點來看），國府在台的耕者有其田一樣以善始未能以善終，可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於任何執政者而言，都是一項困難的工程。因此對於兩黨所交出的成績，身為後輩的我們，實不應後責古人。

（四）推動工業化

　　對中國的以俄為師階段而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完成工業化，北洋政府的諸多大帥都是武夫，能搞出幾個兵工廠就阿彌陀佛了，除了奉張之外，各路好漢對於工業化幾乎沒有任何概念。而國府在大陸主政時期，採取的是優先發展輕工業的錯誤政策。這個政策經過實際操作，有極大的問題。

　　實際上國府的留美高幹與江浙財團眼光與思想都有問題，典型的書讀不通，外加目光短淺，所搞的決策當然會荒腔走板－任何政策是否可行？要衡量當時國家所處環境，因中國資源有限，沒有浪費的空間。

　　別有用心的歐美經濟學者會告訴你：經濟發展的正常規律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而將籌集第一桶金（原始資本積累）與經濟先進國家可對後發國家進行技術封鎖一事故意忽略掉；而僅有逐利天賦的買辦階級與資本家也會告訴你：搞輕工業來錢快，各位大帥（總司令）要與資本家合作，從他們那弄到錢（國府就非常依賴江浙財團對國債的購買與拆借），就該支持他們這樣搞錢－大家都互利共生嘛！在這兩種思維的主導下，所交出的成果就是所謂的中華民國黃金十年。

　　我們來看看所謂黃金十年的成果：自1928年起，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國際標準接軌。當時中國針織、絲織、染織、印染、毛紡織等輕工業發展長足，產生了一批新興行業，如電器用具工業、電機工業、染料工業、酒精工業、酸鹼工業等等。1931年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雖有內憂外患，中國經濟還是得到長足發展，不計東北，全國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社會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1936年，中國工農業產值達近代以來最高水準，其他各項現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雛形。這時期中國電力業年平均增長9.4%；煤礦業為7%；水泥業為9.6%；鋼為40%。1927年至1936年間，交通增8.4%至17.1%，工業增5.6%。但是，造就「黃金十年」，主要是靠機制麵粉業、紡織業、火柴業這三大行業以兩位數水準高速增長，而當時對國家強大更具重大作用的鋼鐵製造業、機械製造業等發展較慢。實際上，當時中國處於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過渡階段，占中國當時GDP很大比重還是靠龐大農業人口進行農業和手工業，中國現代工業僅占GDP一成左右。

　　此外，中國當時雖有些許現代工業，但主要還是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其中日資占很大比重。到1936年時，外國在華工業投資不下29.2億元，加上鐵路和航運業，資本總額約有64.34億元。其中，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投資佔有很大比例，如不計東北，大約為28.43億元。經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大規模投資，外國資本在中國工礦業中已經佔據壟斷地位，大體控制中國生鐵產量95%、鋼產量83%、機械採煤量66%、發電量55%。

　　據統計，1936年全國工礦業（不含東北）中，外國資本高達78.4%， 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家資本僅分占5.4 %和 16.2%。1936年，日本投資和貨款控制之產量，佔鐵礦總產量99.2％、生鐵產量96.8%（包括東北）。日資煤炭產量29％（英資為23％）。而地區差別也更為明顯，工業畸形集中在少數城市，以至在1938年失去武漢後，國統區鋼產量僅為戰前3％，電力14％，水泥5％，化學1％，棉紗1％，麵粉2％。

　　表面上看起來成果很豐碩，且在國府的努力下，利用賺來的錢，國府加速償還自滿清政府時期積欠下來的外債，意圖讓中國早日擺脫債務的壓力，這些都該被列為國府的政績。但從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國府此舉稱之為短視並不為過！

　　以當日的情況來看，任何的中國主政者，都應有中日之間必有一戰的估計，沒這點眼光，乾脆不要在政壇上混了。但如何應對這險峻形勢，就考驗主政者的能力。像蔣介石的應對方式就不是最好的，他的具體做法是以贛南的鎢礦作抵押，換取60個師的德械，並聘請德國顧問來打造所謂的德械師，作為對內統一，外抗日本的武力基礎。

　　但他以及其幕僚群忽略了在極端情形下，買不如造的道理，表面上基於成本考量，向外國軍火商購置軍火，也許比自己設廠製造更便宜，但中國國力孱弱，幾乎沒有海軍，在戰時一旦被外國海軍搞封鎖，什麼軍火都運不進來（蘇聯軍火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可透過陸路運輸），如果配合中國本身重工業能力的薄弱，必要時中國軍隊就僅能依靠大刀來與倭寇肉搏了，從某方面來說，中國軍隊的悲壯，主因就在於國府對於產業資源分配上的短視。

　　竊以為對國府最為有利的方式，是用贛南的鎢礦與四川的桐油與豬鬃，與德國或俄國（國府對俄關係較差，是次要選擇）談判，換取兩國在輕武器與基礎性的工業技術擴散，只要有效加強軍隊的輕武器火力與部隊的訓練，並將主要的工業基地設在四川地區，作為長期抗日的基礎。透過戰術設法將日軍引導到內陸，再透過輕武器的火力來壓制在列強中火力偏弱的日軍，當不是難事！

　　而共產黨執政則不然，基於資源有限而外敵強悍（美帝遠比日寇強大）的現實，共產黨迅速以鋼為綱，推動全面重工業化，這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一項正確的決策。此外，人民中國由於歷史因素，在向所有列強尋求工業技術擴散時，也只有蘇聯願意協助（這還是在韓戰繳了投名狀的結果），所以參照蘇聯曾經的工業化模式，也成為人民政府的執政藍圖。

　　但蘇聯政府基於地緣戰略考量，再三確定人民中國會走自己的路，而非作為蘇聯的附庸之後，赫禿果斷的撤離了對華的工業技術援助。基於蘇聯的利益，此舉無可厚非，因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尤其睡在旁邊的是20世紀天下第一兵法大家領導下的中國。

　　而喪失蘇聯援助之後，人民中國的工業化雖已打下全面性的基礎，但要持續搞下去，中國人實際上也要「摸著石頭過河」，要經歷非常多的試錯過程，從中找到一條康莊大道。所以在中國重工業化的道路上，人民中國交出的成績單有好也有壞，僅以鋼鐵工業為例：寶鋼與鞍鋼等鋼鐵企業就是成功的例子，而所謂的全民大煉鋼則是失敗的範例。無知者只見全民大煉鋼的失敗，而沒看到若干國企的成功案例，是典型的偏見，渾然不知有成有敗才是工業化推展試錯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同樣的只看到優秀國企的成功，卻不知檢討地方昏官胡鬧性質的全民大煉鋼，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荒謬。

　　相對於共產黨在中國本土搞的重工業化為主的工業化進程，國府在台的以輕工業為主，搞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難度要低上許多，。仔細評價兩者的工業發展模式，可發現共產黨的發展模式類似華山氣宗（但怕岔了氣，鄧黑貓的改開就是在修正練岔了的氣），練到越後面功力越高，福澤綿綿；國府的搞法則類似華山劍宗，速度雖快（賺錢）但搞到後面會氣力不繼。比較可笑的事有部分頭腦頑固，書讀不通的國府秀才，強不知以為知，以台灣自身的發展經驗去度量中國的發展模式，當然會產生誤判！

　　當然「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旦它無法再指導中國人民的發展與進步，它就會被取代。且根據歷史發展的定律，前面時代的政治正確，在後面的時代可能會變成保守和反動的代名詞。而以俄為師的最大弱點就是人亡政息，鑒於國家的長遠發展要匯集所有優秀人才的智力，形成一個合力，而非依靠一位超世之傑的領導，需知仙人打鼓有時錯，沒有人能在做決策時，完全不犯任何一點錯誤。因此在以俄為師於毛澤東時期作到登峰造極後，後面就被官僚集體領導下的改革開放階段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