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年前，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以張之洞、袁世凱為首的維新立憲派，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改革政治，使清國富強；而以孫文、黃興為首的革命党，則矢志以流血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因此，革命黨人不僅要與清廷殊死鬥爭，還要與保皇黨、維新派進行鬥爭。

改良與革命

近年來，大陸及臺灣的大批專家、學者，如大陸的袁偉時、臺灣的龍應台等，皆著書立傳認為孫文之革命道路不可取，康梁之溫和改良路線方為王道，革命党的行為是在破壞國家建設、使人民生靈塗炭。這些專家的說辭，很容易博得大眾的認可與支持，因為他們看上去是在「為民請命」，似乎他們所指出的是一條國家良性發展的正確道路。

在任何歷史時期，主張溫和改良總是較容易的，因為他不會直接碰撞權力核心，當權力核心需要專家們粉飾時，專家們往往還會有名利雙收的回報，即使權力核心的風向有變，他們至多是有禁聲、禁言的處罰，不會有牢獄之災、性命之憂。

而選擇走孫文革命的道路，對於一個個體生命來說，是艱難的，因為往往你要隨時犧牲自己的性命，除此之外，不僅朝廷要捕殺你，貌似與你是同路人的改良主義者也在對你進行口誅筆伐。康、梁在生前身後都得享盛名，革命黨人就沒這麼幸運了，不僅可能在革命中途粉身碎骨，死後還要遭到專家學者們的指責。

就清末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革命黨所反對的一為兩千萬滿人統治四萬萬漢人不合理，漢人應成為中華的主人；二為封建帝制無法使中國進步，惟有建立共和之新中國。革命黨的這兩大訴求是否反動，還是正當正義的，其訴求清廷最終會否採納，二十一世紀的改良主義學者卻未給出答案。專家們只是大談清末所施的種種新政，已經在往君主立憲的道路上前進了。

回到1911年的10月，那時的八位內閣大臣中，漢人一人，滿人七人，不要談漢人是華夏之主人，即使是按種族平等的原則，滿人占全國人口的5%而已，內閣大臣漢滿之比7:1才顯合理，焉能1:7，這說明了什麼？此其一。

其二，當代披金戴銀，過著優渥生活的專家們，能否正面回答出，如果10月10日不發生武昌首義，則施行議會政黨政治要到那年才會實現？以當時清廷之許諾是30年，就憑滿族內閣的現實，此言可信否？

筆者很難想像，孫文、黃興、秋瑾、陳天華等為之肝腦塗地的事業，為何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會被人為貶抑的可有可無，甚而成了國家的破壞者。

改良主義在海峽兩岸的盛行，背後都有兩岸政府的影子。大陸官方擔心「六四運動」重現于中華大地，因此支持溫和改良主義的言論，嚴厲打擊革命黨的出現可能；在臺灣，國民黨追求和平、共存共榮，排斥一切革命言論。

改良主義與革命精神孰是孰非，一百年來爭論不息。100年前，若沒有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清帝國最終會走向何方，已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

戰爭與和平

1938年9月，英、法出賣捷克與希特勒簽訂「慕尼克協定」，張伯倫、達拉第揮舞著和約欣喜若狂，向選民吹噓迎來了歐洲未來100年的和平，不到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便全面爆發；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在大批溫和改良主義學者的壓力下，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展開和談，最終落得一敗塗地，潰守臺灣。

70年前，主張和平、共存共榮的汪精衛，是為漢奸、賣國賊；80年前，主張偏安，與北京政府共存共榮的陳炯明，是為叛徒、逆賊。汪、陳之罪行皆已蓋棺論定，然汪、陳之思想是否在當代借屍還魂，老樹新花，又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一千八百年前，漢、魏、吳三國中，蜀漢實力最弱，眾人皆求和平共存，唯諸葛武侯慨然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時期，英雄輩出，又有誰能與諸葛武侯同輝，留千秋萬代之英名？

孫文為何矢志革命，只因漢賊不兩立，大是大非無法共存共榮。今日之華人世界，民主與專制之選擇，大是大非之際而欲求共存共榮者，其心為何，自在人心。

凡高舉溫和改良之旗幟者，外可博開明之名聲，內無震怒天顏之憂，看似憂國憂民，實則全為一己之私、個人進退自如罷了；而革命黨人則有進無退，唯捨生取義而已。

而在大陸，溫和改良主義是否真是一條出路，筆者無以揣測。然向當局進言改革修憲的劉曉波氏，與多位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人士，皆身陷囹圄。溫和改良，路在何方？今日海峽兩岸，關於改良主義與革命精神的論戰，若干年後，也將成為歷史。是非之際，後世之人又將如何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