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史學家余英時

　　　　——隨筆·四千五百六十一

　　史學家余英時走了，追思的文章便多了起來。譽爲「史學大師」，我欣賞；譽爲「21世紀中國史學泰鬥」，我也能欣賞。唯譽爲「思想大師」的，我就不敢苟同了。

　　在〈魯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嗎〉一文中，我說過：「若被稱之爲思想家，需在前人的思想經典的叢林中，有自己首創的、獨立的、全新的思想體系之形成」。思想家尚且如此，那思想大師、該有何等的成就存世？

　　窮盡〈思想大師之去〉一文，不過有「師從錢穆」、「對于『宋明理學』殊有研究」、「余英時爲中國的病症，窮幾十年探究藥方，企圖拯救國魂，實爲精深博大，博古通今」等，且皆在史及傳統文化範疇之內，沒有跨界，只怕連思想家也稱不上，又何來思想大師一說呢？

　　記得，有位很有身份的人，從美國歸來、作報告，開口便問「老聃算思想家嗎」。老子不能算思想家，那孔子咋能算呢？而若孔子不能算，那朱熹、王陽明之輩，又如何可以算？同理，朱熹、王陽明不算思想家，研究朱熹、王陽明的余英時，又咋能夠算呢？

　　自然，說老子不能算思想家，是種虛無。然，比虛無更可怕的，則是自「五四」以來（甚至可追溯到反清伊始），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皆被一種左的思潮浸淫著。無論他當時的立場、究竟如何，左、已成爲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凡事、總要推過頭，好像不這樣、就不會寫文章。連追思余英時這樣的一件小事，也都不肯例外與放過。

　　　　　　　　　　　　　　顧曉軍 2021-8-10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