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民主

　　　　——讀顧曉軍《中國新民運》

　　2018年春節前後，我和好朋友C先生有過兩次會面及長談，聽他聊“現代性”的種種，富于趣味，大受啓發。例如某國衛生間，小便時發出悅耳的音樂，以遮擋某種“尴尬”，類似的無微不至的人性化設計不勝枚舉。他經常出國旅遊，見多識廣，例如某地的荒涼和破敗乃出于一種審美和文化自信，國人不解，以爲貧窮。相比之下，我國倒實實在在屬于古稱的“蠻夷”啊，這是我聽君一席話的最大感觸。現代性，假如用近義詞翻譯下，就是“民主”、“理性”和“文明”。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只有民主，才能誕生真正的文明。

　　席間，我們聊到一個話題，因我本人屬自怨自艾型，便引用了一句詩——“我只負責失敗的部分”，由此竟然引來了更大範圍的“失敗”：

　　“原教旨儒家勇于幹預世事，但大都最終不能得志。他們在最終不能得志情況下，通常會作兩種選擇。

　　其一，不可爲而爲之，結果只會遭獲犧牲：……

　　其二，不可爲而退之，結果只會做出蛻變：……

　　原教旨儒家所作出的這兩種選擇，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前者是咬牙蒙難，後者是被迫退卻；因而都可以說是不能實現原初目標的舉措，都是失敗的舉措。

　　……，這兩種選擇都在其失敗的過程中，留下了某些積極的東西。

　　前一選擇在遭遇苦難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彪炳青史的精神。

　　後一選擇在隱忍退卻的過程中，也留下了一些刻諸青史的東西。其間最突出者，當屬苦心孤詣的學術了。”（單少傑〈原教旨儒家論〉，《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3期）

　　然而問題是：爲什麽兩千年來都“失敗”？

　　最近的“失敗”，無疑是“中國民運二十八年一事無成”。顧曉軍《中國新民運》一書則是對老民運一系列失敗的反思與探尋及形成的答案。

　　書中提到喻智官的文章，他揭示了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消費六四的醜陋現象，道出了二十八年來海外民運的現狀”，指出“二十八年來人們看到的海外民運現狀是：搞組織時民運人士甯做雞頭不做鳳尾，使民運組織不斷分子化、原子化、質子化地愈搞愈小，幾個人搞一個組織或一個搞幾個組織，山頭林立，人人是‘民運領袖’，個個是王若望先輩說的‘小毛澤東’”。“在分配資源經費時，民運人士更加斯文掃地你搶我奪；甚至爲一些蠅頭虛名也互不相讓反目爲仇。而且一旦爭鬥起來，互相指稱對方是特務，必欲致對方死地爲後快，那種狠勁早已超過對付中共這個主要敵人了”。

　　個個都是“小毛澤東”，也是筆者對國內民運人士的印象，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不允許任何質疑，脾氣比誰都大，山大王比山頭都多，沈醉在自我不可一世的光環中，幻想中一步登天，實際都是“光杆司令”。他們肯定不是“毛澤東”，遠遠不如“毛澤東”，否則“爲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運二十八年卻一事無成”？顧師此書就挑明了這一點，“中國迄今沒有能夠實現民主，是因爲民運中缺乏毛澤東那樣的精英，缺乏毛澤東那樣的智慧”，這也是我最初最佩服顧師的地方，因爲這樣明確的態度，我是首先從顧師那兒看到的——“與其一味譴責統治者的殘暴，精英們不如多反省自己的無能”（忘記哪篇文章了，大意如此），而精英們的無能，不僅在一味譴責統治者，也在一味譴責老百姓，“素質論”之可惡，就在于“其將中國沒有實現民主的責任，推到了民衆的頭上”，“把自己當精英，卻沒有思想，做不成大事就只好怪張三、怪李四；張三李四不吃這套，就跟魯迅學，怪民衆。給自己的無能，找理由、打掩護、下台階。”“無能”莫過于此。

　　以劉曉波爲例，“六二絕食”，“激化了矛盾、使專制者們無法容忍，導致了‘六四’的發生”，是“英雄”、還是“罪人”？“許有人會說，這是專制者的罪過。沒錯，但既然我們不能左右他們，就必須懂得調整自己。”他的言論，“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畫地爲牢、捆住民衆的手腳”，“是在幫中共玩‘要康有爲不要孫中山’”；而“我沒有敵人”，“領歪了中國民運的路”，“你‘沒有敵人’，搞什麽民主？民主的敵人，就是專制。這難道不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嗎？”至于“三百年殖民地”，“在二戰中，美國參戰而不要求土地，就讓‘殖民主義’漸漸淡出了人們視野。如是，上哪去找殖民中國三百年的主兒呢？”“不僅邏輯不通，且是自作多情”。

　　又如王丹〈習近平的挫敗〉，“也不知王丹是怎麽想、怎麽定義的，你自己有家不能回，而人家習還要再當五年總書記，正是志得意滿時，這究竟是誰的‘挫敗’呢？”又如他在〈一個中國通對“洗腦”的獨特視角〉中說“中國人的反抗意識，確實相對來說不是那麽強烈”，“哎，又在責怪民衆（‘素質論’的翻版）。那‘六四’，可是多少人用性命在幫你們抗爭，這反抗的意識還不強烈嗎？”又如他的〈假如八九民運成功〉，“這不會是做夢吧？這一夢就是二十八年？哪有文章這麽做的？這就真的不用探尋‘中國民運的困境在哪裏？’了。因爲，二十八年前的學生們的熱情（包括北京市民的熱血），竟然是被糊塗蛋領導著。”

　　劉曉波、王丹，兩個“書生”的形象，躍然紙上，一廂情願，異想天開。前者，畢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者，陷入了“夢呓”？

　　正如曹長青〈論民運分子的不接地氣〉中指出的，兩個小標題，一是“民運分子高估自己重要性，不願學習和改變”，一是“深挖民運分子不接地氣的原因”，顧師點評道，“第一點，我同意。居‘功’自傲，自以爲是嘛！這類原因你幫他找到、告訴他，也沒用。不會改了，也改不了啦，直到去見上帝（上帝說了還是改不了）。第二點，我以爲不必‘深挖’，‘不接地氣的原因’是這麽多年一事無成，自然就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到了極點，就是“想當然”，想想就等于做到了，要不還能怎麽樣？恰巧筆者本人也認識許多這樣的“想當然分子”，才明白啥叫“吹牛”，吹一個也是“吹”，吹幾個也是“吹”，那就多吹幾個，往最大裏吹呗，多多益善，直到吹破天，說到等于做到。

　　言歸正傳。劉軍甯在推特上說過：“對實幹家而言，行動是最好的語言；對理論家而言，語言是最好的行動”。但要“講理”，切實可行。正如顧師言，“海外民運，缺的不是清白、良知及勇敢等等，而是講道理的能力，或曰理論的能力。”“老民運思想理論水平差，總出昏招。如‘六四’原本是反‘官倒’，結果成就了‘四君子’；民運也本該是爭民主，結果又出了‘我沒有敵人’；民運當維護十三億人的利益，結果再人造出‘維權明星’……”“‘六四’其實是一場失敗。中國民運之所以沒有長進，原因有很多，而其中一條就是——很多人躺在‘六四’上不思進取。如今是什麽時代？不思進取，哪還有你混的？”“任何變革，都會有人輸；輸者，是輸在思維沒跟上、輸給了時代。而抛棄時代的落伍者，這樣的設計、不算不道德。因，即使你不設計，時代也會前進，也會有人因跟不上而輸。”“‘認理不認人’，一定要成爲中國民運今後認識事物與處理問題的、一條不可動搖的標准。”

　　新時代，新民運。

　　先讓我們認識下“新民運”的系列主張吧，包括：“七大戰法”、“四不理論”、“三個依靠”。 七大戰法： 謀略戰、 反間諜戰、 熱點戰、 理論戰、 反炒戰、 遊戲戰、 票友戰； 四不理論： 不站隊、 不綁架、 不侵權、 不被抓； 三個依靠：遭遇不公的人群、知識分子、普通民衆。

　　“反炒”與“遊戲”，是前所未有過的“戰法”，兩千年來未有。從前的儒家，過于嚴肅和剛正，缺少靈活和變通。“‘反炒’，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戰術武器，也是種新型的戰法”，“還是我們中國民主派的寫手，豐富寫作樣式、增加表現手段的一種很好的途徑”，“是在專制的封殺環境下迸發出的人類新智慧”，“講究借力、借對手之力而形成特效”，“‘反炒’的原始基因，或許就是網絡‘惡搞’”。而“遊戲”，“不僅是文章，還是‘行爲藝術’”，“一般不硬頂”，“與黨玩，要善于進退”，“黨要面子，我們應該‘尊重’黨”，“還要替黨著想”，“特點，就是诙諧、幽默”，“是以積極的人生態度，另類處理所遇之社會不公、環境不堪與生活之痛楚……” 這才是真正的“藝術”，以“藝術”改變“現實”，“我們自己、率先以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起來”，“活著是第一位的”，“盡管在社會資源被壟斷的專制體制下，活得好、活得有質量很難做到，但，我們必須要盡力去做。因爲，活得好、活得有質量，其本身就可支持民主，且也可給普通民衆作榜樣。”

　　而要“活著”、“活得好”，就首先要保證“不被抓”，“被抓了，還怎麽能活得好、活得有質量呢？”“保護好自己才能繼續戰鬥”，“被抓後、很容易被認罪。而‘認罪’，無論真假、都是對民主運動的傷害。不僅‘認罪’傷害了民主運動，‘認罪’又何嘗不是對被抓的人的理想、品質、人格等等的傷害呢？”“被抓了，就是一種失敗”，“‘六四’，有‘民主沙龍’、遊行、天安門廣場集會、‘高自聯’以及‘絕食’等不同的階段；而如果，我們事先有了‘不被抓’理論，則可以將上述任何一個階段、放在‘不被抓’理論之中考量”，是不是，會不同？當然，“不被抓”，不輕易犧牲，適用于自己，也適用于別人，所以，絕不能搞“綁架”，“無論哪種綁架，都是民主的天敵、是自由的天敵”，如仲維光說“反共，是每一個人做人的底線！”但“每個人做人的底線，只能是不殺人、不搶劫、不偷盜、不強奸等等，歸結爲不違法”，“當今很多中國民運中的大咖，其實都是喝著中共的狼奶長大的。因此，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搞各種綁架”，我們自己，何嘗不是？

　　如果古人也懂“反炒”與“遊戲”，“不被抓”、“不綁架”，是不是就不必那麽“迫不得已”、“苦心孤詣”了？不但不成功，還把自己搭進去了？或搭進去了“性命”，或搭進去了“幸福”？

　　“新民運”中的“唐福珍、錢明奇、錢雲會等”，“于當事人而言，則是種不可逆轉的災難，如果把中國民主運動建立在某人之死的誘因上、則是極不道德的”；“我們提倡‘不被抓’理論，但，也絕不反對他人‘以身試法’；只要是適合自己的，任何衝擊專制的方法、都是好方法”；“我不支持暴力革命，但我同時認爲：誰也沒有權利說不許暴力革命”；“在專制社會，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實際上就是放棄推翻專制”。任何理論，不能“落端”，“落端”則“不化”，拘泥、固執。顧師理論，如盤走珠。

　　跟C朋友聊天時，還提到十年前困擾我的一個問題，“積極自由”還是“消極自由”（當然，今天，“積極”的意義肯定是律己而非律人的）。我們都是自由主義者，十年前都受過秦晖、賀衛方、朱學勤等的影響，但我不願做“林昭”那樣的積極自由主義者，也知道不該做錢鍾書那樣的消極自由主義者（惡人幹壞事，不制止即爲幫凶），但不“積極”就是“消極”。這個理論難題，我以爲，在顧師《中國新民運》中也得到了妥善的解決，因爲我可以作爲“票友”“圍觀”啊。“‘業余玩票’，其實是大陸普通人堅持追求民主的一種最可行的方式”，“如果有十億‘民主票友’、或全社會到處都有‘民主票友’自己創造的民主的小環境，那麽，專制體制還能生存下去嗎？”而“圍觀，就是氣氛，更是力量。中國民運，是民衆參與、民衆爲主體的民主運動”，“是一場民衆參與的、戰爭的汪洋大海”，我作爲新民運“三個依靠”中的一員，總算可以“安心”了。我想，“現代性”，首先是種“思維”和“智慧”，吸引並鼓勵人積極向上、開拓進取，那個方向，應該就是“成功”的方向，不論“個人”，還是“民族”。

　　《中國新民運》，正籌劃出版中，我提前看到了電子版，文中引用，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此書。

　　　　　　　　　　　　　　劉麗輝 20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