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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0 02:13:58瀏覽22|回應0|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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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維修、清潔和電池更換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而且不只限於戴森產品,對各品牌的產品都有相當的維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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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立HITACHI

4科沃斯ECOV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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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服務地區:太保市、樸子市、大林鎮、布袋鎮、中埔鄉、民雄鄉、溪口鄉、新港鄉、六腳鄉、東石鄉、義竹鄉、鹿草鄉、水上鄉、中埔鄉、竹崎鄉、梅山鄉、番路鄉、大埔鄉、阿里山鄉

雲林服務地區:斗六市、西螺鎮、斗南鎮、北港鎮、虎尾鎮、土庫鎮、林內鄉、古坑鄉、大埤鄉、莿桐鄉、褒忠鄉、二崙鄉、崙背鄉、麥寮鄉、臺西鄉、東勢鄉、元長鄉、四湖鄉、口湖鄉、水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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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花貼月, 遮紅畫藍。 敬神拜佛, 割肉流血。 >>>更多美文:自創詩

去朋友家,在她家陽臺上發現一種植物,葉子毛茸茸的,一碰,手指上居然有類似薄荷的香味。我不明所以,朋友卻笑得淡然:“這花就叫碰碰香,一碰,就香。” 碰碰香,這名字真美,一碰,就發出香味,手留余香,讓人回味無窮。不像害羞的含羞草,一碰,就縮緊身子,還沒有香味。那是第一次知道這世上還有這種花,叫碰碰香。 這之后,去朋友家,總要跑去她家窗臺,拿手去觸碰碰碰香,然后聞自己滿手的香,覺得一聞這花香,所有的煩惱,頓時灰飛煙滅。 朋友見我著實喜歡,她說送給我,我當然樂不可支,寶貝似的抱在懷里。 朋友還說,這花好養,扦插即活。剪幾枝插在花盆里,十天半月,它準能生根發芽,好養得很。我一聽,更加歡喜。回家后,馬上找出瘦弱的幾枝,剪斷,插在空花盆里,擺放在向陽的窗臺上。果真一插就活,好養得很。 我沒事時,就喜歡去陽臺上,碰那碰碰香的葉子,一碰,手上就有濃濃的香味,深嗅,不舍得洗掉。 不知不覺,我家的陽臺上,就有了三盆碰碰香。家里來客,觀賞我養的花,我準會喜滋滋地介紹,這就是碰碰香,一碰就香呢。好奇者,準會拿手去碰,一碰,果真香氣撲鼻。 有時我也分兩三枝給愛這碰碰香的朋友,教她怎么扦插,怎么管理,雖舍不得,但心里想著,別人也會因為這香味,而變得心情愉快,自然而然,心情就美。 有人告訴我,她家的碰碰香,長勢喜人。此時我的心頭,也會涌起一陣快樂和幸福的感覺,這不就是“贈人玫瑰,手留余香”? 碰碰香,成為我陽臺的一景。養一盆碰碰香,其實養的就是一份美好的心情,同時也加深了與愛花朋友間的友誼。 那日,一朋友來訪,看到碰碰香,突然眼前一亮。她說,這碰碰香不僅是觀賞植物,還能泡茶喝,能提神醒腦。我摘了兩片,洗凈,放進杯子里,輕啜一小口,果然香氣撲鼻,讓人神清氣爽。 從此后,我對碰碰香更加喜愛了,養護也更加專心了,那幾盆碰碰香,成了我最愛之物。有時候,看著它們,就想,若是一個人能活得像碰碰香一樣,看似普通平凡,內在卻散發著香味,那該有多好。 >>>更多美文:原創散文

大學教師黃燈與她的農村親人  文/朱詩琦  黃燈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節期間,她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爆輿論。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  在新書《大地上的親人》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寫書有明確的訴求,黃燈說:“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  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的情理困境——但知識界也讓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有所擔當的群體,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  去年春節,黃燈回農村老家時,三個堂弟湊過來,說:“燈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寫出來了,那我們的事你也可以寫寫。”  當地方言中沒有“姐姐”的稱謂,“燈哥”即是燈姐。堂弟們樂意提供自己在廣州打工的經歷,因為文字在親人眼里很神圣。  另一位表弟的狀況則讓黃燈有些拿不準。他吸過毒,坐過幾次牢,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復好關系。她試探地問:“把你吸毒的經歷寫進去,沒關系嗎?”  “寫也沒關系。”表弟信任她,坦然講出當年為賺取毒資而搶包的種種細節,甚至拿出好些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  在新書《大地上的親人》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她作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莊豐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莊鳳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們共同的身份是農民。農村留不住人,這些親人的經歷,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寫書有明確的訴求,黃燈說:“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節期間,黃燈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爆輿論。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產,哥嫂打工十多年的報酬也因此無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雖然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作為大學教師的他卻無力解決親人的苦難。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她在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任教,說話時還帶著汨羅農村老家的鄉音。“他們過得太艱難了,”黃燈為這種無聲的悲劇感到不平,“去世以后就像一陣風一樣,不會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蹤跡。”  困惑  1999年,黃燈就讀武漢大學中文系研究生。那年全國研究生錄取人數不到8萬,而她報考的中文系僅21個名額。學校里彌漫著精英意識,也有些遠離現實的輕松。她印象很深,同窗們成天談論出國、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識界讓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有所擔當的群體,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  那一年是黃燈思考的起點。她后來對農民親人的關切、底層立場的堅定,源于對知識界的失望。“我一直覺得學術應該解決很多現實問題。讀書并不完全是為了改變命運。”黃燈說,如果是為了好的出路,她不會繼續讀博,而是在碩士畢業時工作。  2012年,已為大學教師的黃燈在文學刊物《天涯》上發表了《知識界的底線何在》一文,批判知識分子喪失學術的良知,放棄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索,而熱衷于交易和利益,為拿課題、發論文賣力奔走。其結果是,知識生產成了概念的空轉,與真實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不再發生聯系。  她知道另一種生活。與學院派知識分子不同,1995年,黃燈從湖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后,被分配到岳陽一家苧麻紡織印染廠工作。  工廠的生活讓她見識了人生的殘酷一面。1997年,國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層當工人,她從機關文秘調到車間做擋車工。在短紡車間,她學會了梳棉和并條兩個工種,每天8個小時工作,三班倒。車間的師傅很同情她,近視眼本不適合在一線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機曾經吞掉一個女孩子的手。在工人們看來,在國企上班意味著一輩子衣食無憂,工資不高福利不少。但變故接著發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機影響,工廠效益變差,連體力活也沒得做。  下崗那一年,黃燈24歲。她切身體驗了什么叫作“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什么叫作“改革陣痛”。那意味著每個月不到80元的工資,一個大學畢業生突然無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著同車間的工人師傅們養不起家了。她耳聞目睹了國企改制下的種種慘劇,她要再一次靠考學改變命運。  一年后她如愿讀研。進入學院系統后,黃燈發覺,過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輕松體面的校園生活常讓她有不真實感,上一刻還灰頭土臉地在工廠,為總也弄不好的滾軸而苦惱,轉眼她已經坐在圖書館,讀書、寫作、聽音樂,那些不堪的過往似乎從未發生。  “那些從來沒有工作過的孩子,他們就是天真很多。”  黃燈說。那時,她在校園里顯得憤世嫉俗,看不慣有學生為了獎學金評比而背后告密,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學術。討論課上,她常常選擇啟蒙話題,“理論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詞。”她不能接受大學同學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們沒什么關系。”導師曾數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夠平和。  黃燈沒有告訴導師她的下崗經歷,除了舍友,同學也不知道她經歷了什么。那時,她覺得這種經歷上不得臺面。讀研前她的學歷是大專自考本科,這也讓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優越感中選擇沉默。  虛偽的東西  2002年中秋節傍晚,堂弟黃職培敲開了黃燈宿舍的門。他拎來一盒精裝月餅和一箱國產牛奶,要看看這位數年未見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禮物,沒有接受與黃燈一起去食堂吃晚飯的邀請便匆匆趕回工地。  黃燈在中山大學讀博士。而堂弟初中未畢業便南下廣州打工,離鄉時不滿14歲。姐弟倆雖有血緣關系,人生際遇卻大相徑庭。異鄉重逢,黃燈看到,眼前的堂弟“盡管有一張年輕的臉孔,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  早年在武漢讀書時,黃燈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親人在廣州打工。她還聽說,他們當中有人賭博,甚至吸毒,聽起來就像“另一個世界的人”,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會為了毒資找你。即便親戚不來,他的朋友也可能來找我。”黃燈說起她那時的心思。弟弟過節時主動來訪,讓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虛偽的東西被揭開了。  堂弟的來訪成為她重建與親人聯系的起點,也是新書寫作的起點。她很震撼,這個印象中一直很可憐、沒得到什么愛的弟弟,“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依然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在書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被日漸生硬、冰冷的知識稀釋。反觀自己的生存,我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進而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  每逢傳統節日,黃燈跟著堂弟,一次次穿過城中村的街道,見識了什么叫作“一線天”、“握手樓”、“蝸居”,見識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這些地方,黃燈通常是禮遇的對象,接受同鄉們臘魚臘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覺得自己有義務走進這個群體,看看他們怎么生活。  一位親戚住在兩平方米的房間里,沒有窗戶,用5瓦的燈泡,很得意:“用這種燈,電表根本不會轉。”她奉行“賺不到錢就盡量不花錢”的生存原則,在陰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幾年,一心為了湊齊給孩子讀書的學費。而堂弟,在母親早逝、父親不顧家的家庭長大,初中沒畢業就到了廣州,靠打零工混飯吃,15歲時因沒辦暫住證還被關過收容所。  她有一個表弟,有段時間經常吸毒。他父親主動舉報,因為被公安局抓走還可以保住一條命。家里人見他屢教不改,說“不戒毒就拿瓶農藥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面。黃燈在老家休產假那年,表弟送來三百元,他每月靠給人打工掙八百,那三百塊皺巴巴的,五十塊、十塊、五塊湊在一起。  2006年,博士畢業后,黃燈訪談了一批在廣州、東莞打工的親人,打算寫一本書作為記錄。他們將家鄉的人際模式復制到了南方,在異鄉講著家鄉土話、吃著過年帶來的臘味、打著家鄉的麻將和撲克、開著家鄉的玩笑,這些都讓黃燈感到親切。但另一方面,打工的艱難和無奈又刺痛了作為旁觀者的黃燈。她說,那時她看待廣州的“臟亂差”問題都有了新的視角,一想到自己的親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腌臜似乎也變得可以容忍。  黃燈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2003年,她嘗試寫一本書,發現大學讀書的日子幾乎是空白,太輕了,反倒是工廠生活的經驗不斷涌入,“讓我明白了什么樣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確立了自己的底層立場,以及對學院派的反思。下崗經歷不再讓她羞愧,她主動去接近打工的親人們。“所有的轉變都涉及到我對精英的認識。”黃燈說,“以前對精英有價值觀上的認同,現在他沒有精神上的高貴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這個群體的神圣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對我自己了。”  親人  新書完稿后,黃燈的丈夫楊勝剛看了后兩章,內容是妻子家的兩個村莊,而第一章里寫的自家親戚,楊勝剛卻跳了過去,他甚至沒怎么看“鄉村圖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語的楊勝剛簡短解釋道,他不愿意回顧家里的痛苦。作為家中惟一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楊勝剛卻不能改變農村親人在底層掙扎的命運。他熱愛文學,與黃燈是同樣的專業。教書這份職業給了他不少樂趣,但他畢竟是舉家族之力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母親在世時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黃燈說,丈夫覺得喜歡文學是對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沒走出來,我覺得我丈夫都有一點天然的自卑感。”黃燈說。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在城市與農村兩個身份之間糾結。這種糾結彌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黃燈在書中寫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松、愉悅。”  2004年,因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廠》,黃燈與同在中山大學讀博的楊勝剛相識。黃燈在文章里敘述了幾位國營工廠師傅下崗后的艱難處境。楊勝剛被其中的真實性打動,“從沒見身邊的人寫過這些。”他給黃燈寫郵件,講起農民的苦難:“極度的貧困使他們只能緊貼著地面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黃燈第一次去楊家,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來十多年,但二樓根本沒裝修,裸露的鋼筋和預制板讓她想起小時候見到的窮人家。“十幾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較精英的人才,不會把經濟狀況作為考量條件,那時房價也便宜,沒有‘鳳凰男’這種說法。”黃燈說。她從小對物質的貧乏沒有什么感知,2007年兩人結婚,家里的事情越來越多,她才體會到丈夫當年郵件中所說的農民的苦難。  在丈夫楊勝剛的家族,由于家中境況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產,無人分擔重任,楊勝剛和黃燈夫婦成了惟一的資源索取對象。黃燈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親戚也在廣州打工,每個月也可以掙兩三千。”但她了解之后就釋然了,哥哥待在農村幾乎沒法掙錢,棉花一塊多一斤,菜籽油十幾塊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卻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來。他們每年兩萬元左右的資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錢。  “很多農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個考出來,大部分都比較弱,說實話大部分人都會幫。”黃燈說,她能理解這種關系,因為父母一直在幫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員。  “這種關系不對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現在的付出是因為他們以前對你付出了,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回報他們當年的付出,比如當年沒讓我老公輟學。”她說。她只希望親戚能體諒自家難處,有時候也會想丈夫為什么沒學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時會對她說,“你孩子小,我們家沒幫你們帶過孩子”,或者“你們在城里買房,也沒錢付首付”。黃燈覺得他們是明白人,并不認為別人的周濟理所當然。春節回鄉,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們回家,那個時候,黃燈說,天然的親情還是會給你安慰。親人之間要講情感,而不要那么講道理,這是父母那邊的大家庭教會她的東西。  黃燈初到廣州的那段時間,曾刻意回避農村親戚,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索取的對象。博士畢業后,受夠了搬家的折騰,黃燈決定在廣州買房,首付二十多萬,她手頭只有五千塊。  她向身邊的同事朋友借錢,結果卻讓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關系很好的朋友,表現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絕,“恰好這段時間沒錢。”“像我這種人,一般是覺得別人會借,我才會開口。”黃燈說。  倒是農村親戚們二話不說地幫了忙。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借了錢,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個孩子的大姐,也借給他們一萬塊。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學、老師的幫助,湊齊了首付。這件事讓她知道了“朋友還是和親人不一樣”。  學者梁鴻有本《中國在梁莊》,寫的是農村現狀。黃燈覺得梁鴻比她冷靜,梁鴻有一個村莊的意象,而在她這里,核心是人。她從親人的角度切入農村困境,挑選了老中青不同時代的親人的經歷,以反映轉型期的中國農民的遭遇。“我的親人是最普通的親人,他們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他們的命運也是最普通的農民的命運。”黃燈說,她相信這種最普通的東西會有代表性。  在黃燈的童年記憶里,鄉村是美好的,然而,對身為留守兒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們回憶自己的童年會是什么感覺呢?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去表達自己的痛苦,但黃燈有。(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為什么說農村的孩子越來越難出人頭地? 博導調查: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我是山里人,來自農村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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