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因為有人密報台灣方面正在推動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中國大陸遂做梗使台中市失去明年東亞青運主辦權。消息傳來，引起台灣民眾的憤慨。憤怒主要是朝向咸認出手做梗的中國大陸，以及進行密報的台灣內部人士。

台灣體壇名宿紀政為此憤怒發言，控訴中國大陸，也痛斥台灣內部的密報者。此一事件也再一次凸顯紀政的獨派政治立場，也因此再度觸發我的困惑。我已經看到太多曾經我所仰慕的人或親近的人，成為台獨主張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曾經表示過對中國/中華民國的熱愛。這究竟是怎麼了？

紀政曾經是台灣體壇風雲人物，是早期能在奧運田徑場上奪牌的少數一、二人。當年，她與楊傳廣一同在校園發起“一人一元”運動，希望募集千萬資金以推展台灣體育運動。我也曾經是小額捐款者之一。當時的紀政，不只是台灣的體壇風雲人物，而且形象高大，有著愛國者的形象。

多年以後，紀政與楊傳廣都早已經退出運動選手生涯，紀政並且曾經擔任國民黨立委。但是，再之後卻傳出他們兩人都成為綠營支持者。這不免讓我感到困惑與感慨。

就像作家王丰在媒體上所書，紀政曾經慷慨激昂宣稱“我要永遠做中國人”，用以對照她現在的台獨立場。王丰藉此批評紀政變節。

我和王丰大概同屬泛藍統派，但是，我同時也主張異議者間互相的同情了解。對於統獨議題，我也還是認為應該同情了解台獨主張。然而，恐怕也因此我比較常會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究竟同情可以到什麼程度？民族主義原則又應該堅持到什麼程度？

我不清楚紀政的心路歷程究竟為何。但是，我嘗試同情地去想像她的可能心路歷程。我猜想，她應該是個有強烈榮譽感的人，她非常希望能站上頒獎台，為自己的國人爭光。但是，她卻也因此更容易陷入困惑：誰是我的國人？我究竟是屬於哪一國？我是為誰爭光？

似乎，正是那些極力要為自己的國家爭光的那些人，特別容易感覺到認同上的困惑，也特別想要有個堅確的集體認同對象。

在1936年德國主辦的奧運會中，一位朝鮮人日本國籍選手孫基禎獲得長跑金牌，他卻當眾痛哭，表示他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鮮人。

榮譽感與認同感，顯然有著密切的關聯，兩者背後都涉及個人與團體間的連結。

想要有個堅確的集體認同對象，這並不奇怪，而是人們普遍的追求。可能對於有強烈榮譽感的人來說，這個追求也可能格外強烈。

不過，這裡可以延伸出兩個值得討論的議題。一則，我們尋找並認定的集體認同對象是通過什麼樣的心理機制來確定的？換言之，這個認定恰當嗎？有無不妥之處？對此的質疑則牽連到第二個議題：從現實面來說，所認定的集體認同對象是否真正與我們的自我建構吻合。

紀政說“我要永遠做中國人”，是在1970年。但是，隔年，我們就被迫退出聯合國。從那以後，身在台灣的人很容易陷入國家認同困惑。多數台灣人不願意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意接受中共政權統治，但是，我們自己卻又不再被承認能代表中國。於是，我們只是台灣。中華民國，只是台灣的一種稱呼，而且這種稱呼能使用的場合非常有限，尤其難以用於國際。中華民國不被國際承認，而我們又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這確實是很尷尬，也很痛苦的處境。台獨的傾向因此滋長，實不足怪。對這個議題關注的人，更為敏感、更有想法，恐怕也是很自然的反應。

台灣作為中國的邊陲地區，卻又因為地理位置關鍵而深受國際覬覦，並且屢屢受到強大心理衝擊，以致認同意識變得複雜紛歧，甚至激發出台獨思潮，這樣的結果雖然不免讓人覺得悲哀，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乙未割台也許是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波衝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也許是第二波衝擊。接下來可能是對岸所發生的一些事件，譬如早前的大躍進與文革，以及之後的八九民運。這種衝擊不只是影響型塑現在的綠營認同，其實何嘗沒有影響到國民黨一方。即使是在國民黨裡，在陸續的演變過程中，也不斷出現不同光譜位次的各種拒統派，並從而帶來國民黨的多次分裂，從李登輝及部分集思會成員組成台聯黨、新黨出走、親民黨成立，乃至現在的國民黨內部的不合。雖然分裂可能有複雜的原因，但是，對統獨議題的不同立場，還是最根本的影響因素。

國民黨裡不斷冒出某種形式的台獨思維，這不僅是國民黨所以分裂、弱化的主要成因，其實也是整個台灣走向台獨的縮影。

台灣會走向台獨，原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與中共的負面觀感與對中華民國的失望或絕望；以及美國在其間的操作所起的作用等，這三方面因素應該佔著極大的比重。台灣民眾對美國、西方，乃至對日本的嚮往與依賴心理，和上述因素互為因果，而與當前的台獨趨勢有著密切的關聯。

當然，台灣人裡還有些人懷抱不同程度的中國民族情懷。這份情感逐漸在淡化中，但是並未完全消失。有些人的民族情感較強，足以蓋過對中華民國前途的不確定感，乃至對中共統治的疑懼，所以，這些人變成光譜中最堅定或最急切的統派。他們甚至可能已經對中華民國絕望，卻仍然堅持統一。這種人的立場可能已經由深藍轉紅。

上述的這種人在台灣應該非常稀罕。但是，即使在國民黨裡，對中華民國仍然抱持堅定信心的人恐怕也不多了。中華民國，可能只是一個殼、一種殘存有限意義的名稱，繼續借殼上市成為一種投機策略或不得已的選擇。等待一種更適當的時機以便兩岸能真正和平統一，可能是藍營統派的主流想法。但是，面對台獨的巨大聲浪，這種無奈的等待心態顯得很悶，更不是年輕人喜歡的選項。

仍然能繼續堅持奉中華民國正朔的堅定統派，其實不單是在全台灣是少數，就是在國民黨內，恐怕都未必能構成多數。在國民黨內，有許多人傾向借殼上市的思維，實質上只是不同形式的獨派。洪秀柱、馬英九、吳敦義三人間，就隱然分列在上述光譜的不同位次，並且屢屢激起摩擦或衝突。

國民黨裡，有些人是否仍然抱持中國民族情懷，其實已經不易確定。即使有，也可能被對中國的疑懼淹沒，而對統一缺乏信心。

重要的是，藍營以外的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人，可能更沒有存留多少中國民族情懷。這可能是西方中心主義思潮下難以避免的心理趨勢。反之，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中國大陸的形象很難討好。揚起自由、民主的大旗，拒絕統一就變得更具有正當性，有限的中國民族情懷很難用來對抗這面大旗。主張台獨，甚至在道德上都能獲得優越感。

基於對上述主張台獨的“合理”理由的理解，使我比較能同情台獨主張者，包括紀政在內。但是，我絕不認為中國民族情懷只是一種荒謬的概念，一種即使真實存在也應該予以拋棄的事物。而我認為，確實有些人是主張有意識地拋棄這種民族情懷。

台灣有人提倡“同心圓”的世界觀，有人則屢屢強調“土著化”的自然性。這些，隱然是用來反駁、消除中國民族情懷的一種有意識努力。但是，正是這樣的努力，反而正足以反映出中國民族情懷的存在。它漸漸淡化，但是，仍然存在，而且有可能在某種機緣下復興。因為，其實那些極力要消除中國民族情懷的人，往往自己身負著這樣、那樣的中國元素，只是卻習而不察。

舉個也許不恰當但卻可能有意思的例子。譬如陳唐山，可算是獨派大佬之一。但是，他的名字卻至少反映了他的父祖對他的某種期望---莫忘唐山。

台南現在可說是獨派的重要基地，但是，台南可能也是全台灣最富有傳統中國元素的地方。台南人驕傲於他們的傳統，卻又朝向切斷這個傳統連結在努力。這是矛盾的事。但是，現階段這種自覺並不明顯。

當然，中國民族情懷與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如果互相背離，究竟應該何者優先？答案卻也不難給出。獨派屢屢提出美國從英國獨立的故事，其實也就是在回應這個問題。不過，顯然，僅僅是這麼說，似乎還不是那麼強有力。所以，獨派還要努力強調：台灣是個民族熔爐，是個新興民族；並且強調台灣原住民是南島語族的源頭。

這些論證努力，其實可能正反映一種內心的不安，一種隱隱然自覺背叛後的不安。

這種不安，部分源於內心深處對中國仍然殘留的情懷，部分卻可能源於對自由、民主的不夠虔誠。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很多時候是出於對特定事物的不滿，欲以自由、民主的高調在道德上來壓制所不滿的事物。某種程度上，自由、民主是個幌子，而不是由衷的真誠追求。從而，用之以否定民族情懷，就會生出不安的感覺。

另外一個隱隱然起作用的心理，卻是更現實的考慮：追求自由、民主，是否要準備有所犧牲，犧牲財產，甚至生命？應該犧牲到什麼程度？

我們個人或許可以自許做烈士，但是，群體呢？我們可以讓某種政治行動帶來一整個群體的財產與生命都被犧牲嗎？如果這麼做的應然性是可疑的，甚至是不應該的，那麼，我們應該在哪裡做調整？或者，轉折點是在哪裡？

這些疑問可能在不少人心中暗暗滋長，但是，還是很少被公開而系統地討論。議題本身恐怕的確是敏感、有些忌諱的。只是，如果不通過系統討論，可能會讓集體的情緒化反應主導事態發展，那樣，問題可能更嚴重。

如果僅從追求自由、民主理想來說，主張台獨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但是，從現實角度考慮，主張台獨很可能會為台灣帶來無法承受的巨大悲劇。失去東亞青運主辦權、不能出席WHA會議，恐怕都只是長期悲劇裡的前期微小環節。

有人在論及統獨議題時提到“以小事大”的處境問題，並認為在這種處境下，台灣方面格外需要智慧。我基本同意這個說法。但是，我同時希望指出，兩岸關係絕不只是以小事大一種特徵，而是恩怨情仇摻雜，特別是包括了台灣作為外侮的歷史傷痕的記憶。中國大陸不只是作為大國而對台灣有覬覦之心，更重要的是將兩岸統一視為其國家完整與尊嚴的象徵。從悲觀角度說，台灣因此幾乎不可能和平獨立。但是，從樂觀角度說，台灣也可能藉台灣對中國的象徵意義獲得額外發展的機會。兩極的機遇，有賴於智慧選擇。

前面問到，同情理解可以到什麼程度，民族主義原則又應該堅持到什麼程度，這意味著兩者間可能存在著矛盾。但是，事實上，同情理解的同情，也可能和對群體命運的同情存在矛盾。最後，抉擇關鍵應該在於責任倫理的理性行動。

我仍然尊重紀政，以及許多基於某種理想而主張台獨的人士，但是，責任倫理的理性行動需要比理想主義更多的智慧與克制。